[ 張之峰 ]——(2002-5-22) / 已閱75937次
如何實現國有資產分散化和私有化？1991年7月1日，蘇聯議會《關于企業非國有化和私有化原則法》，即私有化法。此法規定，蘇聯企業的私有化將在5年內分為兩個階段實現。在第一階段結束時（1992年），屬于聯盟所有的企業的固定生產基金的40％至50％將脫離國家直接管理的范圍；到第二階段結束時（1995年），這個比例將上升到60％至70％。根據私有化法，國營企業可以改為租賃企業或集體企業，也可以改造成為股份公司，招標出售或拍賣，主要將由企業職工購買，其他蘇聯公民或外國公民和法人也有權購買。私有化法的通過，標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瓦解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合法性。這是多么令人扼腕嘆息！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蘇聯私有化是在戈爾巴喬夫總統即將去倫敦會晤美國總統布什和其他西方領導人的時候通過的，這里頭窩藏著一樁規模空前的政治交易。
蘇聯為了克服經濟危機，從1990年來已連續制訂過這樣那樣的好幾個經濟改革方案，因方案之爭，鬧得不可開交。1990年5月，雷日科夫總理代表政府在蘇聯議會上提出《關于國家經濟狀況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這個構想一公布，立即引起社會上的激烈爭論。一方面，由于該方案主張通過全面提價的辦法實行價格改革，造成了全國的搶購風潮，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震蕩。另一方面，激進派認為，該方案未脫離經濟困境。6月13日，蘇聯議會通過決議對該方案進行修改 。8月底，根據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共同倡導并委托蘇聯科學院院士牽頭擬定了一個“500天計劃”的激進方案。圍繞沙塔林方案和雷日科夫方案，各派政治力量之間又展開了爭斗。其實，不論是沙塔林方案還是雷日科夫方案，它們這間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經濟上實行國有資產私有化。差別在于，雷日科夫認為企業和財產非國有化是長期的，而且在大多數行業當中至少50％的股票要由國家控制；沙塔林則認為要結束國家對企業的控制，讓私人部門在大多數行業占優勢，公民個人而不是機構，為財產所有者。兩個方案，議會都沒有完全接受。戈爾巴喬夫只得在吸收兩種方案有關內容的基礎上，于10月18日以總統名義重新提出《穩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強調“市場經濟具有活力和效率”，“除了向市場過渡別無選擇”。基本辦法是放開價格和實現私有化。文件虛而不實，僅僅得出改革的基本方針，具體實施的措施和辦法，由各加盟共和國制定。這就避開了爭論的焦點。但從總統方案中提供的數字看，國有資產私有化難度是很大的。目前蘇聯固定資產約3萬億盧布，流動資金8000億盧布，即國有資產共3.8萬億盧布。而目前居民積存的貨幣總金額約4000億盧布。假定用1000億購買股票，再加上其他法人持股購買，其購買能力不會超過5000億盧布，也就是說，僅能將13％的國有資產實現非國有化和私有化。這對于蘇聯經濟改革所要到達的目標來說，是很小的。因此，蘇聯希望大量吸收外資來解決這個問題。到底需要多少外資的援助呢？戈爾巴喬夫間接地表示需要1000億美元。他的助手普里馬科夫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負責人會談時說：“如果蘇聯的新經濟改革計劃要取得成功，在今后五年里每年將需要300億到500億美元的外國貸款。”因此，西方普遍認為，蘇聯的要求是1500到2500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它相當于蘇聯現有外債的（700億美元）的2—3.5倍，相當于美國為實施馬歇爾計劃撥款（131.5億美元）的11—19倍。
蘇聯謀求援助的對象是西方七國集團，即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這七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腦于1991年7月份在倫敦舉行每年一次的例會。戈爾巴喬夫知道，這是他謀取援助的關鍵時機。因此，1991年年初開始，他急不可耐地展開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力圖擠進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圈子。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戈爾巴喬夫還展開了秘密外交活動。一是賦予前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美訪問期間游說美政界領導人的使命。二是由“500天計劃”的起草者，前往美國哈佛大學，與美國專家一起制訂蘇聯與七國集團合作的綱領草案，即“哈佛計劃”。該計劃提出了兩個階段的行動部署。第一階段，蘇將進一步放開價格，開始小規模的私有化，調整盧布匯率以使之能自由兌換；第二階段，盧布將變成完全能夠自由兌換的貨幣，私有化將以更大規模進一步開展，價格控制完全取消。該計劃還指出，西方援助是以蘇保證實行所謂自由選舉和其他民主改革為前提條件的。以此相適應，在蘇聯國內就匆匆地通過了私有化法。目的都是為了使西方相信蘇聯全盤西化改革誠意，以換取西方的大規模援助。戈爾巴喬夫說：“我們的行動需要與七國集團的行動和歐共體的行動同步進行。”蘇聯內閣總理帕夫洛夫表示，如果西方真正地希望蘇聯的經濟改革取得成功，它就不能采取“等著瞧”的態度。他說：“如果兩人在打架，而不僅僅喊到：‘讓我們走！’”因此，“我們要求給一個答復，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么我們只能剎車。”很清楚，蘇聯不僅希望借錢，而且希望同西方一塊制定如何用這筆錢改造蘇聯社會的方案。在這里，任何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屬性的差別都沒有了。國家的主權似乎也無所謂了。這是一樁拿國家主權和社會制度作交易的買賣。
西方國家也看出，這是他們加緊對蘇進行和平演變的關鍵時機。西方七國經過一系列磋商后，同意在首腦會議結束后立即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會晤。7月17日至19日，戈訪問倫敦，向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參加者發表講話，并分別會見七國領導人。西方對援蘇提出了苛刻的條件，明確表示提供的哪怕是技術援助，都必須考慮蘇聯國內情況和它的對外政策。西方的對蘇戰略目標是使蘇聯實現“三化一自”，即經濟私有化，政治制度“民主化”，國家非軍事化和讓各共和國自決。雖然蘇聯已經按這個目標在推進，但西方七國一直恪守“多給指導少給錢”的原則，不“大輸血”。布什明白地說：“西歐各國政府，由于它們本身財政吃緊，它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戈爾巴喬夫的倫敦之行，被禮貌地拒絕了大批經濟援助，得到的只是教訓蘇聯人民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教科書”。外電報道說：戈爾巴喬夫在同七國首腦會談后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神情嚴肅，近乎壓抑，不像經常在國際場合那樣談笑自若，輕松瀟灑。戈說，他要強調的是“理解”兩個字。談到西方的援助時，戈情緒激動，聲調漸高。他加重語氣說：“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困難的時期。不管你們幫助不幫助，我們將找到渡過難關之路，自己擺脫困難。”盡管戈爾巴喬夫仍然唱高調，說什么“堅冰已經開始移動……破冰船已經開航”，但是他明顯地顯得疲倦、失望，他對七國首腦未能理解他的請求的迫切性和蘇聯問題的嚴重性顯然是不滿的。由此可見他屈從、乞討。甘當奴婢的嘴臉。
（五）軍隊建設上搞非黨化、非政治化
軍隊“非黨化”和“非政治化”是戈爾巴喬夫推行全盤西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要害是否定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取消馬列主義對軍隊的指導和灌輸，改變無產階級軍隊的性質，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鋼鐵長城，從而為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打開通道。
蘇聯軍隊搞“非黨化”和“非政治化”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7年至1990年2月，出現反軍亂軍活動，且日益猖獗。1987年曾發生西德青年魯斯特駕機闖進紅場事件。以此為契機，戈爾巴喬夫對軍隊的傳統勢力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并派當時的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利欽去防空軍，對失職人員大張撻伐，罷免了多名軍隊高級將領的職務。這一行動向人們發出了一個信號：軍隊不是不能批評的。從此，以《星火》雜志、《莫斯科新聞》、《二十世紀與和平》、《共青團真理報》等刊物為首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部分輿論工具向軍隊發起了進攻。他們把軍隊說成是“保守勢力的老巢”，是“一切教條主義和反民主的根源”，是“家里的軍國主義者”。“蘇聯同其他國家關系緊張的罪魁”，“蘇軍應對國際緊張局勢負責”。與此同時，這些報刊還特別熱衷于揭露和批評軍內的腐敗現象、軍官特權、軍紀渙散、軍風不正、刑事犯罪嚴重等聳人聽聞的事件，散布軍隊有可能發生政變的消息，把蘇軍描繪成“充滿暴力和侮辱的人間地獄”，在電視屏幕上還出現一些地方焚燒軍人證件和應征入伍通知書的反軍活動場面。他們還把蘇聯經濟衰退的責任推給軍隊，說是“軍隊這中怪獸吸干了國家的血汗”。輿論工具的肆意詆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軍隊的看法，破壞了軍隊的威信，渙散了軍心。跟著而來的是，社會上侵犯及其家屬榮譽和尊嚴的事例越來越多。僅立陶宛1990年一年間就通過了20多個旨在反對蘇聯軍人及其家屬的法律和命令，政治上歧視他們，限制和剝奪他們的選舉權，不允許他們進行政治活動；生活上刁難他們，不給家屬上戶口，得不到配給和生活必需品，不分配住房，甚至在冬季即將來臨之際，以停電、停水、停暖氣相威脅。拉脫維亞的國籍法草案規定，對在蘇軍中服過役的人及在蘇共擔任過職務的人均不給予拉脫維亞國籍。到1990年底，拉脫維亞政府已拒絕讓5000名軍人和1.2萬軍人家屬報戶口，剝奪了他們申請住房、就業、就醫和購物的權利。更為嚴重的是毆打傷害軍人事件層出不窮。1990年全國發生襲擊軍人事件記錄在案的高達3500多起。在襲擊軍人事件中，1989年共有59名軍官被殺害，1990年前三季就有52名軍官被殺。此外，在民族沖突地區，往往軍隊與群眾發生直接磨擦，甚至出現人員傷亡，使群眾對軍隊產生怨恨和抵觸情緒。
第二階段：1990年2月至1991年“8·19”事變前。1990年2月蘇共中央全會決定取消黨的法定領導地位、實行多黨制后，軍隊開始走向“非黨化”、“非政治化”、激進派首先提出，在實行多黨制的情況下，共產黨不能對軍隊實行一黨控制，要求撤銷軍隊黨組織、黨的政治機關，變黨的軍隊、革命的軍隊為國家的軍隊、國民的軍隊。對此，蘇軍領導集團起初是抵制“非黨化”、“非政治化”的。但由于戈爾巴喬夫的妥協退讓，使“非黨化”、“非政治化”在蘇軍中逐步實施。從理論上講，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是多黨制的伴隨物。只要是搞多黨制，軍隊就不可能只聽從一個黨的領導。因此，蘇軍領導集團的抵制也沒有多大作用，蘇軍照樣被進行改造。蘇軍的統帥權隨即由蘇共中央總書記轉到總統手里；蘇軍總政治部也改為“總軍事政治部”，脫離蘇共中央的領導，而隸屬同級軍事首長，不再負責黨務工作。蘇軍中的黨組織已脫離政治機關領導自成體系，其地位和作用明顯下降。部隊教育取消了馬列主義內容。重新頒布的蘇軍軍事委員會（建立在集團軍以上單位）條例只字未提蘇共對軍隊的領導，且為右翼激進勢力參與和監督軍隊事務提供了法律依據。戈爾巴喬夫明確提出：“一切合法的政治組織都毫無例外地有權在軍隊存在”。新《聯盟條約》草案也取消了軍隊的對內職能，不允許使用武裝力量解決國內問題。
同時，各種反共的政治組織和政治勢力已大肆侵入了軍隊，都到軍隊去建立自己的組織。軍內思想出現混亂，對共產黨的信念發生動搖。特別是右翼激進派的頭目葉利欽早已把手伸向軍隊。他在競選俄羅斯總統活動中挑選蘇軍侵略阿富漢戰爭“英雄”亞歷山大·魯茨科伊中校為搭檔，其用意就在于拉軍隊。他所到之處都要視察軍事基地和會見官兵。他還支持“軍內改革派”提出的解散軍中克格勃的主張，許諾向軍隊提供住宅，并把自傳的部分版稅交給軍隊，解決軍隊住房困難。他的這些手法換來了軍隊部分中下級軍官的支持。他在圖拉空降師視察時，該師專門舉行軍事演習對他表示歡迎。中下級軍官稱：“我們多數人支持葉利欽。”果然，在總統選舉中，盡管蘇軍總軍事政治部事先發出指示要俄羅斯聯邦境內駐軍投共產黨候選人的票，但屆時仍有30％以上的軍人投票支持葉利欽，太平洋艦隊有半數以上的人投了葉利欽的票，而不投共產黨候選人的票。可見，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已經到了嚴重的地步。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后不久，發布“非黨化”命令，在國家機關和國營企業推行“非政治化”，這又加深了軍隊的“非黨化”、“非政治化”。
第三階段，“8·19”事變后，戈對蘇軍的高級軍官作了大量的撤換、調整，此時，軍隊已完全進入“非黨化”、“非政治化”時期。葉利欽迫不及待地在8月23日簽署法令宣布：武裝部隊里的蘇聯共產黨組織為非法。并決定在俄羅斯境內的蘇聯武裝力量、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內務部機構與軍事院校中撤銷軍事政治機構，禁止政黨組織機構的存在。接著，戈爾巴喬夫在第二天也發布命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組織在蘇聯軍隊、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鐵道部隊、各軍事單位和國家機關的活動。8月29日，戈爾巴喬夫簽署了撤銷蘇聯武裝力量、蘇聯國有安全委員會部隊、蘇聯內務部隊和鐵道部隊中軍事政治機構的命令。隨著這些命令的實行，蘇軍已經完全走上“非黨化”、“非政治化”了。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國家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支柱。客觀存在既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也是國家的軍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黨領導軍隊與國家領導軍隊是一致的。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搞和平演變、復辟資本主義，把軍隊看成是一個大障礙，因而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目的就是想剝奪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權，解除共產黨的武裝，使共產黨在反共勢力進攻面前放棄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喪失戰斗力。我們要吸取蘇聯以及東歐軍隊演變的嚴重教訓，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二“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蘇聯演變的理論基礎
“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論。它是蘇聯近幾年內外政策和改革的指導思想。這套理論的出籠，曾引起國際社會的轟動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特別在蘇聯國內、黨內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導致了社會主義方向的逆轉。
（一）“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提出是為了“更新”科學社會主義、“根本改造”社會大廈
自從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以來，經過蘇聯70多年的實踐和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40多處的實踐，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概念總體來說是清楚和明確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經扎下深深的根基。但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要“更新”社會主義的理論概念，要“加深和修正社會主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于是，戈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新概念”。這個“新概念”經歷了從“新思維”到“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立論的基本依據有兩點：
一是對當前時代的變化和特點的片面認識。戈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自我發展的可能性估計不足”，“沒有預見到未來的科技革命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源泉”，而列寧其實也“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他的一些“草案”和“看法”在斯大林時期又“被粗暴地扭曲了”。戈認為，現在世界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因此必須根據當前時代的現實確立社會主義“新視角”和“新思維”，對當代世界的新變化、新特點采取“現實主義態度”。從現有資料看，戈提出“新思維”這一概念，始見于1984年12月18日他在英國會議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當我們談到戰爭與和平問題時，同時應當注意到，首先是核武器的性質改變了有關這兩個問題的傳統觀念。……過去的戰爭曾是巨大的災難，但沒有象今天這樣會使人類毀滅。核時代必須要求人們有新的政治思維。”此后，他在許多場合談到“核毀滅”，并形成了他特有的“核時代”觀。戈認為，“隨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出現，國際舞臺上的階級對抗有了客觀的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會出現全部毀滅的威脅。”因此，當代世界“越來越相互依賴”，“人類已進入了大家互相依賴的階段”；世界已經是“一個固定的整體”，形象地說，“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因而應當使自己的舉動不導致翻船”。從這個認識出發，戈認為，應該得出“全人類價值觀占優先地位”、“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的結論。為了“全人類的價值和利益”，應當超越各種差別，達到“利益和平衡”。這里戈完全忽視和否定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存在著原則性差別和矛盾沖突的事實。
二是對蘇聯現實社會主義及其歷史的否定性評價。戈認為，由于十月革命勝利而形成的體制“發生了嚴重變形”，形成了一個“專制官僚體制”。這種體制使人同生產資料、自己的勞動成果、精神財富分離而異化。而經濟中的障礙機制及其帶來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一切后果，導致社會結構的官僚主義化，并使各級官僚階層“不斷繁衍”，使人同社會、國家政權分離，無法充分行使實際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總之，戈認為蘇聯現實社會主義是“變了形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既不是資本主義，又符合社會主義本來原則”的某種“國家社會主義”。因此戈提出，“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建設一個“新質態的社會”。基于這種否定性評價，戈又進出，“應當粉碎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放棄國內業已形成的扭曲了社會、社會主義價值觀并引起了反常現象、嚴重悲劇和損失的”體制，“從專制集中的社會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務于人為社會方向的社會過渡”。
戈爾巴喬夫萌發“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上述兩個基本依據都是錯誤的。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當前的時代確實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當前時代的基本特征并沒有因此而改變。決不會因為有幾件核武器的發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就會消除；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也不會因此而變得人道些，不再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唯利是圖永遠是資本家的本性；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顛覆、滲透與和平演變，也不會因此而罷手，他們從不擔心其舉動會導致翻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理論、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仍然充滿著真理的光芒，決不會因為核武器的發明而過時。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使蘇聯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先進的工業國。雖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體制的弊端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但決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否定斯大林時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新思維”，正是從否定馬列主義對當代的重大指導意義、否定蘇聯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兩個錯誤的基本前提出發，因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并根本改造了蘇聯的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加速向資本主義演變。
（二）“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內容龐雜，提法不一，并隨著戈的政治實踐和蘇聯政局的演變而有所發展和具體化。1987年11月出版的戈的《改革與新思維》論述了改革的起源和實質、對外政策和“新思維”。認為改革的起因是由于“國內形勢已經潛伏著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改革就是堅決克服停滯的過程和打破阻塞機制”，并且“只有通過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同時還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原理，提出“全人類價值觀優先”的論點。這本書標志著“新思維”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1988年6月戈在蘇共第19交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根本改革”政治體制的任務，同進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概念，還論述了其七個特征，即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現實人道主義制度；是有效而活躍的經濟制度；是社會公正的制度；是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是真正的人民政權的制度；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渴望和平的制度。認為蘇聯所要建設的社會嶄新狀態，“正是這種民主的和人道的社會主義面貌”。1989年11月26日戈在《真理報》上發表題為《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革》的長篇理論文章。這篇文章第一次從理論上系統地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本質認識，以及對社會發展進程的真實想法，從深層次上為其理論體系注入了新的內涵。1990年蘇共中央2月全會提出并于同年7月蘇共28大通過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全黨的理想和奮斗目標，并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內涵作了詳盡的闡述。此后，戈又在國內外各種場合以表許多講話，闡述了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和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見，“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是比較廣泛的，既包括國際方面，也包括國內方面。對此，戈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寫道：“的確，新思維最初僅僅是與我們的對外政策相聯系的。然而，它現在已經成為我們這里實行改造的普遍哲學……”， “歷史性的新思維……確實包括了當代全部的主要問題。”其理論體系大致包含如下內容：
在國際方面，戈爾巴喬夫以“核時代”為前提，提出“全人類價值優先”這一國際“新思維”的核心命題，以“人類道德倫理準則”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并對馬克思主義戰爭觀作了根本性修正，提出了兩大社會體系“一體化”的構想。他以核戰爭的毀滅性后果提出了一個“核時代”的問題，進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核時代”觀。在他看來，核武器的威力決定和改變著一切，既決定著人類生存與滅亡的命運，又改變著人類相互關系和思維方式；核時代的主要矛盾是人類生存與滅亡的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否定“舊思維”，確立“新思維”，首先要從理論上否定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原理，承認把“全人類原則作為時代的絕對命令置于優先地位”，“排除現代兩大社會體系的對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學的對立”，擺脫國際舞臺上的階級對抗，否認戰爭與革命的因果關系，推行國際關系的倫理化、人性化、人道主義化，實現兩大社會體系“一體化”的構想。這一“核時代”觀也是形成“新思維”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對此，戈說得很明白：“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作為出發點的原則很簡單：核戰爭不可能是達到任何政治的、經濟的、意識形態的目的手段。”并由此推導出：“歷史上第一次把全人類道德倫理準則作為國際政治的基礎，把國際關系人性化、人道主義化。”
“新思維”滲透和擴展到蘇聯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就成為戈爾巴喬夫推行國內改革的思想理論支柱。1987年，他曾說，“新思維及其人道主義的、全人類的標準和價值正在滲透到各個階層。”如果說，戈在當政的最初三年間，還是以改進和完善社會主義為目的，是針對經濟停滯局面和存在的“阻礙機制”進行改革的話，那么，后來要革除的則是他認為的“業已形成的扭曲了的社會、社會主義價值觀，并且由此引起的反常現象、嚴重悲劇和損失的專制官僚體制。”戈爾巴喬夫說，“這就是改革的出發點。”在國內問題上，“新思維”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把改革看作是從“專制集中的社會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轉折。并且，也正是為了適應“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一終極目標的需要，戈爾巴喬夫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理論觀點：
（1） 主張思維多元化。提出“民主化、分開性和多元化”三大“革命性倡議”，否定馬克思主義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個問題，前面已講到，這里再作些補充。戈爾巴喬夫認為民主化和分開性是改革不可逆轉的基本保證，是符合社會主義概念的實質本身的。戈在《改革與新思維》中宣稱：“民主越多，社會主義就越多”。隨后又提出“民主化是達到改革目的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手段，是符合列寧的社會主義概念的實質本身的。它可以使我們社會實現十月革命所要實現的理想。”他認為，“今天的問題是：要么是民主公，要么是社會因循守舊的保守主義，沒有第三條道路可。”因此，要提倡“完整的和無條件的民主”。又認為，“時代的重要特征是廣泛的公開性”。“沒有公開性，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搞改革”。主張“毫無保留、毫無限制的公開性”。民主化，公開性，必然帶來意見多元性，包括指導思想多元化。戈明確表示：“我贊成搞多元化”，“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對輿論工具進行壟斷”。戈主持制定的蘇共28大《綱領性聲明》說：“我們堅決拋棄對其他觀點與思想意識形態限制、教條主義和不容忍態度”，蘇共“堅決放棄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壟斷主義”。
（2） 主張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前面已講到戈爾巴喬夫主張實行“多黨制”、“三權分立”的情況，這里不再重復。對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戈爾巴喬夫是很反感的。戈曾聲稱：“我堅決反對用暴力的方法解決我們業已成熟的問題。我不能接受下述意見和建議：即我們需要專政，只有專政才能拯救我們。”戈在分析蘇聯社會危機的深刻原因時甚至把它歸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專制”造成的，他認為“發生危機的深刻原因，在于社會主義思想過去被扭曲了，使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國家化，黨和國家上層集團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實行的專制，造成了使人脫離所有制和權力的新形式，導致了專橫和無法無天”。認為實行三權分立和總統制，才是“實行真正的人民政權”。
（3） 提出“改革”黨的建設的一系列理論，否定黨的性質、宗旨、目標。蘇共28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章程》改變了“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的傳統提法，改寫為“它以在國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保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條件為自己的目標。”關于黨的指導思想，過去蘇共黨綱和黨章都寫明“以馬克思列寧理論武裝”。1991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的《蘇共綱領（草案）》通篇只字未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更沒有把馬列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綱領草案明確提出：“蘇共建立在其成員對某種思想價值的忠貞不渝的基礎上。對我們來說，其中主要的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關于黨的性質，戈爾巴喬夫說：“蘇共不再是某個階級的黨，而是全體人民的黨，它代表的不是某個階級的利益，而是蘇聯人的共同利益。”黨“既是先鋒隊，又是議會黨”。對此戈解釋說，“不能把先鋒作用強加給社會，只有通過為勞動者利益積極斗爭，通過實際行動和以自己的整個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才能爭取到先鋒作用”，并說“蘇共將實行自己的政策，將在民主范圍內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機構范圍內爭取保證執政黨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蘇共起著議會黨的作用。關于民主集中制，1991年7月蘇共中央全會通過綱領草案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原則”，只強調“黨的民主化”，認為“黨的深刻民主化是其革新的最重要的方向”，“各共和國的黨具有獨立性”，要“為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和主動精神開辟廣闊的天地”；“蘇共民主化要求靈活的黨的組織結構形式”，“政治辯論、圍繞黨的綱領自由結社、保護少數派的權利將有利于實現民主化的要求”；黨員參加一個黨組織的工作，但可“用另一種方式執行黨的路線”，黨員“可奉行無神論觀點或信教”。這實際上是在把黨變為思想、組織松散的團體。
（4） 主張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否定社會主義道路。戈爾巴喬夫認為，目前國家所有制“壟斷性的獨占性的統治”是造成經濟危機狀況的主要原因和擺脫這種危機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在目前這種所有制的形式下，所有制是行政命令體制的基礎，“這種體制束縛我們整個社會，不打破這種體制，國家根本不可能復興和革新”。因此，戈認為，“主要而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通過財產非國有化，取消壟斷，全面改革所有制關系，實現所有制私有化”，“為了形成自由商品生產者這個市場經濟的最重要因素，需要盡快把大部分企業從國家包辦下解放出來，實行私有化”。
需要指出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其理論基礎是抽象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多年來，戈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新面貌就是社會主義的人的面貌”，“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人”，社會主義理想中主要的東西是“人本身，人的需求、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戈認為，“俄國1917年革命是法國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的回聲，同時也是實際實現這些崇高理想的大膽嘗試”；社會主義所要建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就是要“使人逐漸變成為目的，而不是手段”，要“保證整個社會制度面向人的轉折”。戈認為，這種社會結構的人道主義化“符合博愛的要求或道德至高無上的要求”。過去，“為了虛構的集體主義精神，忽視了人的個性，阻礙了個性的發展，在大眾優于個體的借口下大大縮小了自由的合理界限，閹割了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人道主義的本質。”為此，戈提出要通過改革，“克服人與所有制、與生產資料、與政治進程、與政權、與文化的疏遠（即異化）現象，”而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最充分地提示我們的制度在各個決定性方面，即經濟方面、社會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義性質。”戈提出，“實現改革的主要標準是：全面充實人權，提高蘇聯人的社會積極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作如下歸納：它是一個以“核時代”為前提，以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為“出發點原則”，以“全人類價值觀優先”為核心，以“人道主義”為理論基礎，以“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為理論支撐和先行手段，以“多黨制”、“私有化”為政治、經濟改革的綱領，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和“一體化”世界為目標的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
（三）“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是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
首先，它否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抹煞兩種社會制度的本質區別。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創立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礎上，闡明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發展趨勢。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私有制最終將無法容納其創造的巨大的生產力，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也必然趨于激化，這就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并逐步過渡到消滅一切階級和剝削現象的社會即共產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在科學誰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后宣布：“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然而，“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它否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仍是當今時代的基本趨勢，否定兩種社會制度對立和斗爭的現實。事實上，現代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與發展，并沒有消除其固有的矛盾，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與民主權利在一定程度的擴大，并沒有改變無產階級被剝削被統治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矛盾的提示沒有過時，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趨勢沒有改變。還要看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是在追逐最大利潤這一原則下對待和處理問題的，它決不可能為“全人類利益”放棄剝削。一切有悖于這個資本主義原則的制度和運動，都為資本主義所不容。社會主義打破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威脅它們的利益，對此它們決不會坐視。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消滅社會主義制度，這是資本主義的既定戰略。這些都有說明了，盡管時代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兩種社會制度存在與對立的基本特征并沒有改變，國際間階級斗爭并沒有消失。
第二、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不僅提示了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而且為無產階級實現這一歷史轉變指明了道路。實現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而無產階級要完成這個使命，就必須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政黨的領導。列寧說過，“我們認為革命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毫不妥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唯一保證，是毫不動搖地走向勝利的道路。”因此，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決定了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還是搞民主社會主義。
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界線。列寧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里。”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它總是與專政聯系在一起的。統治階級為了實現自己和民主，就必須對敵對階級或敵對勢力實行專政，而要實現對敵人的專政，就必須在本階級，內部實行民主。所以，民主是有階級性的，與專政是不可分的。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實現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民主。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觀點，“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完全否定的。
第三，否定生產資料公有制占主導地位，主張私有化。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因此，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成了區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標志。民主社會主義完全否定這一最基本的原則。他們認為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礎，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經濟民主”就是“社會主義”。因而主張保護和促進私有制，主張在不消滅私有制的前提下實行各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經濟體制。與此相聯系，主張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完全排斥計劃經濟。“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關于經濟改革的理論與措施，和民主社會主義的這些主張如出一轍。這說明，戈爾巴喬夫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背離了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倒向了民主社會主義。
第四，反對以馬列主義為指導，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馬克思認為，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有怎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社會意識形態。在階級社會中，掌握國家政權和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必然是居于統治地位的思想，其他階級的思想雖然與統治階級的思想共存，卻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競爭的關系。因此，在兩種對立的社會制度并存的前提下，必然有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和不同的意識形態。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因為馬列主義作為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完整的理論體系，提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反映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為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業即社會主義事業提供了指南。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我們完全以馬克思的理論為依據，因為它第一次指導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給這個科學奠定了鞏固的基礎，指出了繼續發展和詳細研究這個科學所應遵循的道路。”“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又一要害，恰恰是無視兩種思想體系和兩種意識形態并存與對立的現實，抹煞二者的本質區別。因而大搞思想多元化與自由化，否定以馬列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基礎，放棄馬列主義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在兩種思想體系并存和對立的情況下，放棄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就必然讓位于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搞意識形態多元化，實際上就是為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創造條件，用資產階級思想取代無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中的統治地位。只要資產階級思想占領了意識形態陣地，那么最終必然要葬送社會主義。這個嚴酷的事實，已被“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蘇聯造成的嚴重后果完全證實了。
“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并不是什么新東西。它實際上是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表現，是赫魯曉夫“三和兩全”思想在今天的繼續。
19世紀90年代末以后，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第二國際內部機會主義思潮隨之滋生和泛濫起來，成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體系。機會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面修正”，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否認階級斗爭，鼓吹階級合作，反對暴力革命，宣揚“純粹”民主，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其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形成經濟災難并正在消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沒有越來越貧困，相反，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壟斷組織的出現表明資本主義適應能力正在增強；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主義因素取代資本主義因素的過程。因此，他主張走議會道路，用民主和改良的辦法，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本世紀50年代后期，赫魯曉夫又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哪個好，哪個制度先進，未來屬于哪個制度，這將由歷史來裁決，即通過和平的經濟競賽來解決。這實際上包含了否定社會主義是高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思想。他還認為，由于世界舞臺的根本變化，各個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在一些具有長期民主傳統的國家里，無產階級可以不通過暴力革命的道路取得政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議會共和國可以成為工人階級專政的形式。這就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關于時代特征，赫魯曉夫認為，現時代是核時代，核戰爭的巨大毀滅性，使未來戰爭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界限，使世界文明共同毀滅。因此，核武器決定著人類的生死存亡，在未來戰爭中將沒有勝利者，人類的唯一出路是和平共處，“你活，讓別人也活”。這等于說，在現時代，兩種制度的對立與斗爭已失去意義，人類共同的命運和利益把人們綁在一起了。與這些觀點相聯系，在國內問題上，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并對國內社會發展階段作了過高估計，認為蘇聯已不存在階級對抗與階級斗爭，要建立“全民黨”和“全民國家”。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關于“核時代”、“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路線，既與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到人的思想一脈相承，又是赫魯曉夫“三和兩全”思想的繼續。
由上述可見，“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企圖借助于民主社會主義那一套東西來指導“改革”，“”社會主義，以此來擺脫國內的困境和種種危機，奶導致資本主義。獨立于科學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潮，過去存在，今天存在，今后還會存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過去沒有，今天和今后也不會有。“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蘇聯、東歐的實踐結果，正好證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破產。
三、國際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蘇聯演變的外因
蘇聯局勢的劇變，既有國內根源，也有重要的外部原因。它既是蘇聯國內各種矛盾的積累、非馬克思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因素發展的結果，又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長期對蘇聯搞和平演變得手的表現。
（一）顛覆蘇聯是國際敵對勢力長期以來的主要戰略目標
社會主義制度在人類歷史上的出現，打破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這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從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建立之日起，國際壟斷資本主義便對社會主義進行了聯合剿殺，以圖從地球上根本消滅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由于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面旗幟，在它的影響和鼓舞下，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建立；又由于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在社會主義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的抗衡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東西方兩大社會陣營的對抗中起著核心的作用，所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敵對勢力，便把顛覆蘇聯作為消滅社會主義的主要的戰略目標，對蘇聯進行了長期的軍事的和非軍事的顛覆活動。
從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到20世紀40年代中，蘇俄和蘇聯兩次挫敗了帝國主義的大規模武裝干涉和入侵，社會主義蘇聯沒有在武力下被壓垮，反而變得更加強大起來。而且，在二戰以后，社會主義力量在全球迅速發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勝利，形成了地跨歐亞的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恐懼不安，認識到單靠武力是無法顛覆蘇聯、阻遏蘇聯影響的擴大和社會主義力量在全球發展的，必須同時使用非軍事的手段達到這個目標。于是，“和平演變”的戰略便被提了出來。1946年2月，美國國務院致電美駐蘇聯大使館，征詢對蘇聯內政外交行動的意見。主持使館工作的代辦喬治·凱南向美國發回8000字的著名“長電”，對戰后蘇聯的理論、意圖、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國應采取的對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議。在凱南分析和建議的基礎上，美國總統杜魯門于1947年3月正式提出了對蘇聯和共產主義進行“遏制”的“杜魯門”主義。他宣稱，世界已經分為兩個敵對的營壘，美國政府“決心承擔無限制的責任”來援助“自由世界”，并在全球范圍內對“極權主義國家”發動一場意識形態“冷戰”，抵制“蘇聯共產主義的擴張”。凱南參與了制定“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他對“遏制”的理解不僅僅限于阻遏蘇聯影響的擴大，而且還明顯地包含了對蘇聯搞和平演變的思想。他提出，如果使蘇聯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那么，蘇聯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一個最弱的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增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采取比它近年來所表現出來的遠為克制和謹慎的態度，并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向于軟化。這種軟化趨勢出現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個新的俄羅斯，它將容許俄國早日建立西方所熟悉的那種與私人企業相類似的制度。可見，凱南對蘇政策的戰略目標，就是要促使蘇聯和平演變，復辟資本主義。他首先提出的和平演變的構想，為美國政府的和平演變戰略提供了理論基礎。
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國國會的作證中第一次把和平演變作為一種戰略提了出來。他認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遏制政策只是消極被動的“單純防御政策”，應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更主動的“和平解放”戰略，用和平方法解放“鐵幕衛星國”，即通過政治戰、心理戰和宣傳戰等一切手段，促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把東歐人民從共產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杜勒斯的和平演變戰略的目標主要是針對蘇聯。搞掉東歐，是要在“鐵幕”上撕開裂縫，瓦解社會主義陣營，最終搞掉蘇聯。盡管在這段時間美國打破“鐵幕”的“和平解放”戰略無多大建樹，但以和平演變手段顛覆蘇聯作為美國的既定戰略，卻從此確定焉，在以后的各屆政府中不斷具體化、系統化、成為美國國策，付諸實施。
1960年，肯尼迪政府在總結了對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搞“遏制”、“圍堵”無助于“和平演變”的教訓以后，提出了通過接觸促進變革的“和平戰略”。美國參議院的研究報告《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批出，西方應同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最廣泛的接觸，竭力發展同共產黨陣營內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同中上層政界人物的廣泛接觸，以便影響他們的思想信仰。“為了促進蘇聯的制度和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演變，我們應當提倡與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最廣泛的接觸。”肯尼迪在一次講話中強調必須立刻動手，有步驟地、慎重地制訂計劃，從出現在鐵幕上的任何裂縫中培養自由的種子，關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以及資金和技術來實現和平演變的戰略目標。到了70年代，美國和其他家逐漸放棄了僵硬的外交政策，打開了與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開始了東西方之間的廣泛接觸。國際關系的緩和，使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代替戰爭與革命成為世界的兩大主題。這給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國際不幸和條件，同時，也使社會主義國家被和平演變的危險大大增加了。
從70年代末開始，東歐國家相繼搞改革開放。1980年，波蘭政局發生動蕩。美國等西方國家認為等待已久的歷史機會已經到來，向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起了強大的和平演變攻勢。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從此目標更明確，措施更具體，步驟更快，因而進攻性更強，下的賭注更大。美國政界要人著書立說，大力鼓吹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80年、1982年、1984年和1988年分別寫有《真正的戰爭》、《領導人》、《真正的和平》、《1999：不戰而勝》等書。前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也于1987年寫了《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一書以及系列專題論文。他們在這些專著和文章中，大力鼓吹要推行和平演變的戰略。尼克松在書中談到，要“鼓勵社會主義國家本身內部的和平演變”，要“不怕進行宣傳戰”，要“不戰而勝”。他把共產主義誣蔑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淋巴腺鼠疫”，鼓吹必須用和平演變去搞垮共產主義。布熱津斯基則大肆宣揚共產主義已經失敗，正在崩潰，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綜合性危機”。在他的煽動下，一時間，關于共產主義大崩潰的說法，迅速在全世界蔓延開來，“要抓住等待已久的歷史性機會”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叫嚷甚囂塵上。1982年，里根在英國發表了一篇反映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關于鼓勵“自由十字軍”出征的演講，公開號召在全世界范圍內發動一場對共產主義國家的“自由十字軍”征討，掀起一場“把馬克思主義掃進歷史垃圾堆”的運動。他表示，在東西方的較量中，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原子彈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較量。因此，要與蘇聯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通過思想和信息的傳播來影響蘇聯和東歐人民，最終促使蘇聯、東歐實現西方模式的“民主化”。這就是里根所謂的“民主工程”。
1989年，東歐一些國家開始搞政治多元化改革。4月，波蘭團結工會合法化。美國政府斷定東歐出現了和平演變的不可比擬的時機，進一步調整對蘇聯、東歐的政策，選擇波蘭、匈牙利作為突破口，力圖在社會主義這塊大鐵板上打開缺口，促使東歐脫離蘇聯控制，實行“芬蘭化”、“中立化”，并過渡到非共產黨政權，從而促進蘇聯的演變。為此，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新戰略，即不只是遏制蘇聯擴張，而是要把蘇聯融入國際大家庭，把東西方融合成完整的自由的歐洲。他提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公開性方針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利益，西方的政策必須鼓勵蘇聯朝著開放社會演變；要在堅持足夠的軍事實力和加強美歐日三邊聯盟的基礎上同蘇聯繼續進行對話與合作；在以往遏制取得成功的基礎上，通過經濟、文化、書刊和思想自由交流等途徑，努力謀求把蘇聯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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