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亞海 ]——(2006-9-30) / 已閱32537次
論人格權的發展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羅亞海
摘要：人格權一直是我國民法典制定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對于民法典是否應該將人格權的內容納入，人格權是否應該獨立成篇，法人的人格權是否予以承認等問題，法學界一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文在考察人格權的發展歷史基礎認為人格權不僅要寫進民法典，而且要獨立成篇，法人人格權亦應該為民法典的重要內容。
關鍵詞：人格權 歷史演變 民法典
引言
人格權制度是有關對生命健康、名譽、肖像、隱私等人格利益加以確認并保護的法律制度。作為上個世紀初特別是二戰以來形成發展的一項新型民事法律制度，人格權制度在法國民法典與德國民法典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一百多年的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法治的進步，人格權的重要意義日益凸現，其類型與具體內容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在我國當前制定民法典的情況下，如何正確地認識人格權制度在民法典中的位置引起學者極大的爭論。[王利明《人格權制度獨立成編的必要性》中國民商法律網。] 2004年9月，北京宣武法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對劉某于5月因在北京二環封閉道路上因剎車不及將違章穿行的曹某一案做出了判決。被告人賠償曹某家屬各項損失共計13.19萬余元，曹某家屬業要賠償劉某修車費664元。據說這是我國北京的首例“撞了不白撞”的宣判。雖然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這樣規定由不同的看法，但是從先前諸多的地方規章規定的“撞了白撞”發展到今天的“撞了不白撞”卻可以看作是我國人格權的重大發展，《道路交通安全法》給了我國生命權以更深層次的保護。也把人們將注意力再次吸引到人格權的發展這一重要課題上面。從古希臘的人格權意識到古羅馬人格權的形成，從中世紀人格權的成長到現在人格權的壯大，人格權已經成為民事權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民法典將要制定的重要時刻，民法人格權研究愈顯重要。本文在考察了人格權發展歷史的基礎上，立足人格權現狀問題，對我國民法典制定從人格權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觀點。
人格權的界定
人格權的概念
由于今天的民法理論賦予了人格概念太多的內涵，所以為了在歷史的考察中梳理人格概念之下各個范疇之間的關系，我們先從人格的第一層含義，即法律人格的概念入手。對于法律的人格權是否可以作為一個民法范疇的詞卻有不同的見解：有的學者認為“人格權是調整人格關系的規范的總稱，是我國民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王利明 楊立新 姚輝《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5頁。]由此可以看出,該種觀點講人格權看作民法學的范疇。另外，還有的學者卻認為“嚴格的說，法學中的人格權是一個法學的范疇，而不是民法學的范疇[李錫鶴《民法哲學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2頁。]。民法學中對應的應該是民事人格權。雖然從這里能看到兩者在人格權在是否屬于民法的范疇上存在分歧，但是，兩者在分歧中卻表現出共同點，既是人格權應該由民法來研究。關于人格權的起源，現在比共較一致的觀點是人格權起源于古羅馬時代。在古羅馬，為適應當時經濟發展狀態的需要，人們之間需要有一個相對獨立的處境和立場，以便能夠以獨立的主體進行相關的經濟行為，后來，這種相對獨立的處境和狀態被羅馬的法學家抽象為人格權。對于人格權的詞源的認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古羅馬，自然人被稱作homo,這個單詞又被分化成兩個部分，caput和persona。其中，persona為表示各種人的含義，如家長、官吏、監護人等。堅持認為人格權來源于caput的學者堅持這樣的觀點：caput表示權利資格只有比權利資格和人的資格結合起來，才能表示為一個完整意義的人。而認為人格權來源于persona的學者這樣認為：persona最早在古希臘表示的是面具的意思，而后來被古羅馬的演員所使用，后來被用來表示人格這一層含義，被作為理性與個別的同意解釋。仔細的分析來看，不論是從最早表示面具的persona還是caput從最初的“頭顱”的意思引申來得人格權的含義，都表達出了確定一個人的身份，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區別的這種意念，出現了對人格權含義界定上的殊途同歸。
由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人格權應該含有以下幾層含義：一、人格權應該包含人與人之間相互獨立的地位這一含義。按照現在人格權的觀點，人格權應該包含自然人人格權與法人人格權，雖然現在也存在著“法人人格否定說”這一種觀點，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法人也能夠以自己的名義進行各種各樣的民事活動，并能夠以自己的名義承擔責任，因此，承認法人的人格權是對現實生活的承認。二、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的資格。這一說法，也即是作為民事主體所必須具有的民事權利能力。[ 高瑞全等著《人格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人格權的特征分析及其與人權辨析
人格權作為體現公民人格利益的一項權利，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表現為專屬性，以人格利益為載體的人格權具有同主體密切聯系的特點，不同于財產權，一旦同主體相分離，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其次是絕對性，人格權同主體的人格密切聯系，必須以不特定主體為義務人才能夠不借助他人的積極行為，就能保護自己的人格利益，因此人格權必須為對世權，具有絕對性。三，人格權還必須為支配權人格權的權利人有權就其人格利益（如姓名、肖像、名譽等）直接支配，并有權禁止他人妨礙其人格權利益的實現。[ 王利明 楊立新 姚輝《人格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8頁。]四、人格權同財產權相聯系。人格權以人格利益為客體，不具有財產的性質，但是人格權卻同財產權密切相連。對人格權的侵害，特別是對法人人格權的侵害會給權利主體帶來很大損失，人格權表現出同財產權的相關聯性。
人權（human right）是每個人應當享有的、須臾不可離開的權利。[ 同上，第14頁。]人權同人格權不是一個可以混同的概念。人權是一個包含人格權卻又同人格權的權利體系，人格權同人權的關系可表述為：人格權是人權的一部分，人權除了人格權，還應該包含憲法、法律所規定的政治權利以及公民的勞動權、休息權和教育權等。從法理的的角度來說人格權都為實際受到保護的權利，而人權還包含應該受到保護的權利，不僅包含實際已經存在的，還應該包括以法哲學之思維而應該受到保護的權利。
人格權的“應然”內涵[ 本部分根基王利明 楊立新 姚輝《人格權法》和梁彗星《民法總論》關于人格權的闡述進行界定。]
人格權具有多種分類，在對人格權的內涵進行界定的最重要的分類是一般人格權與特別人格權。一般人格權是關于人的存在價值與尊嚴的權利，特別人格權法律就特定人格利益所規定的權利。人格權的應然內涵應該包括一般人格權與特別人格權，具體的可以歸納為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人格尊嚴權、自由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和貞操權。
人格權的發展歷史
（一）、人格權在西方國家的發展
1、《圣經》中關于人格權的論述
作為起源于奴隸階層的猶太教的教規教義的《圣經·舊約》與《圣經·新約》都包含著對人格權的渴望。在《舊約·創世紀》第1章第27行中猶太人就提出了人格尊嚴的命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奴隸階級在長期的屈辱中提出人格尊嚴的要求，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他們在《舊約·創世紀》中這樣寫道：“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所以，人生而就是有尊嚴的。
同時，在《舊約》中還發出人人在政治上平等，法律上平等，反對政府濫用權力壓迫猶太人的“的呼聲。在《舊約·申命記》第16章19行中，摩西強調說審判官和各官長“必須按照公益的審判來判斷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賄，因為受賄被叫做智慧的人的眼瞎了，又能顛倒人的話。”在《舊約·利未記》中，耶和華曉喻以色列人，無論當地人犯法，或是外地人犯法，都要一視同仁，加以治罪。他們要求“至公、至義”。[ Rabbi Daniel Polish: Judaism and human Rights,(NY,1982),P.43.]
2、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人格權發展
根據現在主流的觀點，人格權的起源主要是在古羅馬時代。但在偉大的古希臘時代，也有可貴的人格權思想的存在。雖然亞力士多德不關心積極的人格權但它所極力鼓吹的“人人有權制定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論和“將奴隸堪稱有生命的財產”與“有生命的工具”等思想卻包含了人的平等權、生命權等可貴的內容，古希臘盛極一時的民主制度也是誕生人格權的溫床。
在古羅馬，偉大的思想家西塞羅強調：自然法代表理性與正義和神的意志是普遍適用的。他的這種思想被斯多葛派發展為“平等正義”與“行善”的原則和“人類皆兄弟”的思想。代表平民階層斗爭結果的《12銅表法》以公平為指導思想，強調在宣判中要有證明與證據，要公正，不允許收受賄賂等行為。
3、中世紀“自然法”及自由大憲章對人格權的促進
中世紀雖然被稱作“黑暗的時代”，但這時期的人格權仍獲得較大的發展。這是一個“自然法”同“人”應該享有“尊嚴”的時代。無論是圣奧古斯丁對《圣經新約》種“人像上帝一樣，享有尊嚴的承認”，還是阿奎那鼓吹個人有最高價值的思想，都富含人格權因素。阿奎那的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的劃分中關于人法的規定，是對其思想中人格權因素最有力的證明。
由于約翰王的專橫引起的由貴族、騎士與平民參加的反對國王的斗爭，促進了“英國大憲章”的誕生。大憲章第一條規定“英國教會享有自由權，妻子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這次斗爭雖然在表面上看來是限制了王權，保留了教會的自由權利。但大憲章也要求傾聽人民的呼聲，要求人身的自由。《大憲章》第39條規定，非經法庭的合法審判，或者定罪，國王不能逮捕、關押與扣押任何自由人，不能宣布自由不受法律保護，也不能有任何方式毀滅自由人。
4、文藝復興、新教改革時期的人格權發展
從1350年到1600年的歐洲文藝復興，極大促進了西方人格權的發展。這種發展不僅表現在古希臘于古羅馬時期人權的復興，也表現在歐洲新教改革與反新教改革運動對人格權的促進上。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可以說是一個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人文主義思想時期。這種思想又是以個人意志、欲望和利益作為評價一切的標準。拂羅倫薩著名詩人但丁·阿里格里（1625-1321）高歌自由，宣傳意志自由與“為自己生存”的理由。意大利的皮科德薩米蘭多拉（1463-1494）寫了，《論人的尊嚴的發現》一書，對人格權尊嚴作了充分的論證。米蘭多拉認為人類從上帝那里得到生命，因而是有尊嚴的，才能成為生物中最幸運與最值得羨慕的一類。因此，人類享受“尊嚴”一權。
在宗教改革時期，人格權的發展是在神學的“”煙幕中進行的，從神學的觀點來看神學的異端是叛逆，但從人格權的角度來看，人格權的斗爭是要恢復到最基本教義中的人格權。代表農民的神學異端分子公開提出了爭取平等權的要求。他們認為禍害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原因是財富的不平等和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只有平等才是治愈社會的良藥，也只有平等才能確保人的尊嚴與自由。
4、啟蒙時期人格權的發展
古希臘、古羅馬、基督教、文藝復興時期與宗教改革時期的人格權發展為啟蒙時期的人格權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孕育著人格權大發展時期的到來。啟蒙時代的荷蘭有一位著名的法學家雨果·各老秀斯（1813-1645），他作為自然法學論者，強調自然法給人帶來各種各樣的權利，在其著作《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強調“權利是一種道德性質，他們隸屬于人。他公開聲明人享有兩種權利：一種對別人的權利即財產權，另外一種是對自己的權利即自由權。同一時期的思想家斯賓諾沙提出了“天賦人權”的觀點。強調人有思想自由權。
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人格權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清教思想，輝格黨思想和蘇格蘭啟蒙主義之中。這些思想為后來人格權在美國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清教思想家彌而頓在《圣樂》中發出了“爭取自由”的號召，極力反對英國的書刊制度，在他寫作的《出版自由》一文中，批判了英國這項制度，指責他“壟斷”真理，強烈要求出版自由。輝格黨人的理論基礎是自由與平等，這種以經濟平等為出發點的理論認為：“追求個人利益與尋求發展的機會是人們的常識。”因而自由貿易與發展被看成個人的自由。輝格黨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自然權利說、契約說、天賦人權說等思想以及他理論中的關于生命、自由與財產的部分論述，后來極大的促進美國人格權的發展。總體的進行評價，洛克思想的核心內容可以說是“政府不能剝奪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蘇格蘭啟蒙主義的“常識派”認為：“人有自然權利與自由是常識，他們反對神的啟示與權威”，以“天賦人權”為武器，反對舊傳統，以革命爭取自由。[李世安 《美國人權政策的歷史考察》河北人民出版社,第32頁。]在常識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亞當·拂格森。在他的《認真考慮的舞臺的劇本的道德問題》和《道德哲學的基本原理》這兩本著作中，系統的論述了人的自然權利，1776年，其所寫的《評論》一文，重點強調了公民的自由是天賦的人權。
在法國，關于人格權的論述主要存在于孟德斯鳩（1689-1755）、伏爾泰（1694-1778）、和盧梭三人的思想當中。孟德斯鳩十分崇拜洛克，因此他的思想也是以洛克的思想為基礎發展起來，認為自然法保證了人權的存在，強調政府應該保護個人的自由。伏爾泰強調個人自由與宗教自由。他亦強調言論自由，他認為： “如果有誰因為意見不同而迫害他人，他就是一個惡人。” 1762年，盧梭發表了社會契約論。對國家、人民公民的關系作了深刻的論述，在社會契約創造了政府，是在平等的基礎上，是在在每個社會成員的共同意志之上成立政府，而不是在平等人與低等人之間成立政府。德國啟蒙主義時期的最大貢獻者為康德（1724-1804）他首先肯定了天賦人權的思想“天賦人權是我們與生懼來的自由”。天賦人權是根據自然法而享有的權利，他不依賴于經驗中的一切法律條例中。
5、人格權在現代各國
1789年《人權宣言》、1791年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決議與命令的內容歷經反復、但最終為法國社會所認可，最終成為1804年拿破侖法典的重要內容，平等、自由與安全等觀念深入到民法典當中。德國民法典在第一編“人法”中，規定了所有法國公民公平、平等的享有民事權利能力。其所體現的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等觀念是十九世紀一切進步民法的精神與靈魂。同時，在法國民法典的最初的規定當中，并沒有關于法人人格權的規定，在后來的民法典的修改當中，又將合伙、法人、聯合組織及其國家納入到民法主體的范疇，法人人格權在法國的民法體系中誕生。
以《學說匯編》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德國民法典》在第一編總則中規定了自然人與法人制度，并且于歷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法人”這個概念，法典規定，因故意和過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與其他權利者，負賠償責任。在單獨的“法人編”中，詳細的規定了法人制度，承認法人為民事主體，依法享有權利與承擔義務。規定社團登記制度與法人成立、消滅與法人組織機構等。時至今日，德國民法典歷經數次修改，但修改的內容主要在身份、婚姻與契約方面，侵權行為方面，由此略見德國民法典在法典制定具有了較高的水平。1898年，《日本民法典》經歷了1947年以來的多次修改，將夫妻關系由過去不平等關系改為雙方具有平等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父母子女之間的關系也由過去的支配關系改為父母要尊重子女的人格、對子女監護與教育子女的關系。在日本的1946年的憲法對公民的人格權作了很大的擴充，占該部分的將近1/3條款的國民基本權利與自由部分，很詳細的規定了基本的人權、平等權，自由權等，這些東西都體現日本人格權的發展。
在英國，人格權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對侵犯人身權的行為規定上：（1）毆打與恐嚇，（2）非法拘禁。規定在車內、屋內、監獄內、城市與街道都可以實現對人的拘禁。而且規定，這種拘禁既可以是物質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3）詆毀與誹謗。通過這一規定，對公民的名譽、身體、生命健康進行了保護。
（二）人格權在我國的發展
人格權的內容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的變化與豐富，對人格權的保障也是在歷史的進步中發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通過對我國人格權歷史的認識、現狀的把握來探求未來我國人格權發展的方向。
1、諸法合體，義務本位的封建社會
古代中國，歷經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專制時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和完備的專制權力體系極大地壓縮了中國人格權的生存空間，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充斥著皇權、君權和特權，只有星星點點的人權與人格權思想的火花與原始、樸素的人格權意識。也只有在秦朝的名籍制度中對姓名權作了規定，這好象是我國古代的法律法規的第一次關于人格權作出的規定。這些原始而樸素的人權思想與人權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封建專制權力的恣意擴張，減弱了封建專制權力的殘酷性，在客觀上給予了勞動人民以一定的人性關懷，維護了勞動人民的利益。
體現人本主義色彩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者，人也”，主張“仁愛”，強調“愛人”。儒家的經典著作《論語》就有162處講“人”，48處講“民”，加上“民人”，二字連用，有多達211處講到“人”和“民”。《論語。鄉黨》記述了一個故事，有一次孔子在朝供職，聽說家里馬廄失火，便匆忙退朝，而回到家里，開口的第一句話是問：“傷人乎？”，“不問馬。”可見孔子是關心人、尊重人的，表示對人的生命的尊敬，“人命關天”，把人的性命看得比金錢、財富更重要，對人的命運與生活的關心甚至超過了對神的關心，對鬼神孔子是敬而遠之的，認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提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已及人，平等待人。對待奴隸，西方的柏拉圖把他們當成“會說話的工具”而孔子主張對他們“齊之以禮”，把他們當人看待。因此，在這種“仁愛”思想的指導下，儒家反反復復地告誡、勸說帝王君主們要“克已”、“修身養性”，要“修己以安百姓”。不厭其煩地要帝王君主們明白“君輕民重”的道理，在人民、社會與君王三者之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盡心下》]（），所以帝王君主們要想天下太平，長期統治下去，就要愛民、利民、親民，“以民為天”，“天子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荀子·大略》]，“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
然爾，儒家的“仁愛”是有差別的“愛”，主張“愛有差等”，承認封建特權的合理性，肯定一部分人享有剝削、壓迫另一部分人的特權的合理性。認為事有大小，人有高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滕文公上》）要求所有的人要“克已復禮”，“克已復禮為仁”。同時，儒家的“仁愛”是作為一種義務來要求，而不是作為一種權利來規定的。如父慈、子孝、君明、臣忠，這些都是對父、子、君、臣的義務規定。在這里，兒子得到父親的關懷不能作為兒子的權利而是作為父親的職責規定下來，“仁愛”的目的不是個人的發展，不是去保持和促進個人自由，而是保持社會等級秩序的和諧與穩定。和諧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正義無非就是和諧所要求的東西和有助于和諧的東西。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是以義務為主導的禮法政治，而不是以權利為主導的約法政治，導致漠視人格權，扼殺人性的封建專制主義延續了數千年之久，樸素的人格權思想的嫩芽被長期禁錮在封建專制權力的巨壓之下，難以成長壯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歷時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難以形成獨立的人格權體系，人格權的保障運動也不能得到有效的發展。 2、一波三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在封建社會末期，特別是在嚴復將《社會契約論》傳入中國后，“天賦人權”的理念、傳統的“仁愛”思想及被壓迫階級對“平等”的渴望，激勵了中國的有識之士對傳統的“君主專制觀念”、“封建綱常”等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提出了“廢君權，興民權”的口號。人格權觀念開始在中國逐漸散播開來。自由權、參政權、平等權、等廣為流傳，并促使統治階級展開了一場改良運動。改良派人士不僅極力鼓吹人權理念，而且還著手探索人權保障的途徑。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原則為指導的社會制度，人權保障開始從理論轉化為現實。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后，孫中山提出了系統的民權思想，將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愛作為立國的基本原則，《臨時約法》也首次將人格權的內容寫進法律。人格權內容主要體現在如下的的法律和法令當中： 1912年3月，發布了“禁止買賣人口令”（即《大總統令內務部禁止買賣人口文》）、“禁止販賣華工及保護華僑令”、“權利平等令”等。在“權利平等令”中嚴肅申明：凡蛋戶、惰民、義民、丐戶、剃發者、優倡、隸卒，“對于國家之一切權利，公權若選舉、參政等，私權若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之自由等，均許一體享有，毋稍歧異，以重人權而彰公理”。同時廢止刑訊逼供和體罰制度，《大總統令內務司法兩部通飭所屬禁止刑訊文》規定：“不論行政司法官署及任何案件，一概不準刑訊。鞫獄當視證據之充實與否，不當偏重口供。其從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毀。”《大總統令內務司法部通飭所屬禁止體罰文》規定：“不論司法、行政各官署，審理及判決民刑案件，不準再用答杖、枷號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當答杖、枷號者，悉改科罰金、拘留。” 然而，人格權在中國的發展卻也不是一帆風順，在辛亥革命后不久，隨著袁世凱復辟帝制、毀棄共和，人格權的發展再遇波折。值得慶幸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也籍此而覺醒，要求保障人格權，實行民主，尋求平等、自由之呼聲日益高漲，并由此而引發新文化運動和五四啟蒙運動。 這期間雖然有陳獨秀等人率先舉起了“人權”和“科學”兩大旗幟，向封建專制制度提出了挑戰，并以此為口號，開始了一系列爭取人格權的運動。后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國民革命，對外大肆出賣國家主權，以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對內實行一黨專政的法西斯統治，對爭取民主的民眾進行血腥屠殺，使千百萬人倒在血泊之中，人民在國民革命中爭得的自由和權利，被剝奪得干干凈凈公民之人格權蕩然無存。 3、革命戰爭時期的人格權 中國共產黨自從誕生后，就擔當起領導中國人民爭取和保障人格權的歷史重任。1922年，中國共產黨在其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中，鮮明地提出了取消列強在華特權，消滅軍閥統治的反帝反封建主張，對外爭取獨立的國家主權，對內實行無限制普選制度，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自由權，堅決廢除肉刑，承認婦女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也進一步提出了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實現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打倒軍閥，統一中國，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綱領，強調實現這一政治綱領的必要條件是保障人民享有無限制的選舉權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自由等各項權利，號召全國人民“為自由而戰，為獨立而戰”。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特別關注占人中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的權利保障問題，提出要切實保障勞工的勞動權與生存權，并積極領導工人展開爭人權的運動：1922年，在安源煤礦工人罷工中喊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口號；1923年，黨領導的著名的“二。七”大罷工把 “爭自由，爭人權”作為自己鮮明的旗幟；1926年9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廣大農村創建了革命根據地，在根據地內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頒布了一系列保障人民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法令。廣大工農群眾尤其是農民的民主權利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保障。1934年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一次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確認了中國人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它宣布：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一切勞苦大眾，不分男女、種族、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等自由和其他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維護婦女和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等等。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不渝地維護民族和人民的權利，為爭取民族的獨立權、人民基本的生存權、發展權和自由權為己第一要務。毛澤東在其選集中一再強調“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頁。]在中共七大，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了保障人權的重要性，他說：“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 4、新中國人格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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