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軍偉 ]——(2005-11-3) / 已閱19963次
試論職業法官思維的構成及特性
Try talking about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professional judge's thinking
● 王軍偉
內容提要：現代司法理念對職業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要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其工作成果要有極強的信服力，其辦的每一件案件都要求做到公平、公正。這種職業特點要求法官要具有科學的思維方式。但何為法官的科學思維方式？本文作者根據自身的體會以及中國法官隊伍的現狀，通過對法官思維與法律思維及法律人思維三者含義的界定、法官思維的基本構成、法官思維的主要特性三方面進行一定程度的論述，以展現作者理想中職業法官思維的應然形態，并意圖達到為培育現代法官職業思維方式提供某些參考的目的。文章分三部分：一、作者通過對當前我國學術界關于法律思維、法律職業者思維與法官思維有關論述的分析，對認為“法律思維是法律人的思維”以及“法律思維包含法官思維”的觀點提出質疑和批判，并進一步提出了作者的觀點：即認為應將法律思維理解為“一切涉及法律知識領域的思維”(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非特指“法律人的思維”(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維是指作為法官這一特殊法律職業群體所具有的思維，它與法律思維之間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不能相互包含。通過這樣對法律思維、法律人思維與法官思維三個定義的界定，為全文的論述作了鋪墊。二、提出了“法官思維由法律邏輯方面的思維（即法律思維）、案件事實方面的思維以及法官形象方面的思維構成”的觀點，并對三構成分別進行了分析。三、將職業法官思維的特性進行了概括，認為職業法官的思維應具有周密性、確定性、敏捷性、獨立性、專業性、程序性六個特性，并分別進行了論述。（正文字數：9200）
關鍵詞：法律思維 法律人思維 法官思維
法官隊伍職業化建設，就是讓法官成為一個具有特殊而鮮明的專業特征的職業。該職業的一個特殊性表現，就是要求職業者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其工作成果具有極強的信服力。嚴格而言，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官，其所辦的每一件案件均不能出差錯，都必須給民眾以一種“公平的”、“正義的”、“應該這樣判決”的感覺。否則，法官的威信就很難建立，法院的公信力也就難以提高。然無法否認，法官亦是活生生的人，其所作的每一次裁判都是其思維活動直接作用的結果，或者說，法官的思維對案件的處理結果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要提高法官的威信，法官思維的科學性就顯得非常之重要，對職業法官思維的研究也就非常之有意義。
一、法律思維、法律人思維與法官思維之區別：質疑“法律思維”的一種傳統理解
“思維”一詞,在英語中為thinking,它來源于拉丁語tongere，是指運用智能尋求問題答案或尋求達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腦的活動 。
由于思維活動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和高度抽象性，在不同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對“思維”這一概念有著不同角度的理解。甚至在同一領域，也常常存在著認識不統一的現象。例如對“法律思維”的認識，當前學術界的觀點就很不統一。王澤鑒先生認為,法律思維是指（法律人）“依循法律邏輯，以價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論證，解釋適用法律” 。何勤華教授認為法律思維包括兩個涵義，一個是站在立法、司法、執法和守法的立場上來思考和評價周邊存在的一切人和事；第二個是在說一件事、想一件事或做一件事的時候都沒有忘記法律的要素，都會自覺不自覺的和法律相聯系 。鄭成良教授則認為，法律思維就是在公共決策和私人決策的過程中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或稱思考的方式 。還有學者從思維的主體出發，認為法律思維“是指法律理論、實踐工作者，運用法學原理、法律原則和規范對法律事物、現象進行認知、思考、評價和闡述的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種特有思維方式” ；“法律思維方式是職業法律群體（法官、檢察官、律師）根據法律的品性對人的思維走向進行規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種思維定勢，是受法律意識和法律技術影響的一種認識社會現象的思維方法。” ；“法律思維是法律人的思維” 等等。
從上述一些觀點中，我們不難發現，許多學者將“法律思維”與“法律人思維”等同起來，認為法律思維就是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職業者（或稱法律人）的思維。筆者以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因本文論述將涉及“法律思維”與“法官思維”兩個術語，故需在此先作一翻界定。
任何被當作概念使用的術語，都是人們為方便思想的闡述而創造出來的語言表達工具，因而在使用一個概念術語時，自然應遵循便于表述、符合人類使用習慣的原則。正如著名法學家凱爾森所言：“我們對自己智力工作中想當作工具的那些術語，可以隨意界定，唯一的問題是它們是否將符合我們打算達到的理論目的，一個在范圍上大體和習慣用法相符合的法律概念，在其他情況相同時，比一個只能適用于很狹窄現象的概念顯然要好些” 。將法律思維僅僅界定為法律職業者（法律人）的思維，至少有兩方面缺陷：其一，與普通的社會民眾對其字面上的理解不符。對于一個未接受過系統法學教育的人而言，似乎更容易將“法律思維”一詞理解為涉及法律知識領域的思維（即有關“法律”的思維）(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很少會理解為特指法律人的思維(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其二，會造成概念資源的浪費。就方便表達的角度而言，“法律思維”與“法律人思維”兩個術語不差上下，而用這兩個術語去指稱同一思想內容（即法律職業者的思維），不僅無實質性意義，而且會染上論述不統一之嫌。更何況當我們要對“一切涉及法律知識領域的思維”用一個簡便的術語進行表達時，我們又將很難找到一個比“法律思維”更切當、更直觀的字眼。因此，與其將兩個概念術語用于表達同一內容造成概念資源的浪費，還不如解放出一個容易使人誤解的概念，去表達一個更符合其直觀意思的思想內容。即用“法律人思維”去表達法律職業者、法律理論工作者的思維(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而將“法律思維”定義為“一切涉及法律知識領域的思維”(Thinking about the law)，這樣不僅容易讓人理解并接受，也更符合概念的效用。
從以上理解層面出發，筆者更傾向于將“法律思維”理解為一種運用法律的邏輯，按照法律規定的要求和價值取向來反映、認識、指導、評價事實、行為和現象的人腦抽象活動，他僅僅是指一種思考問題的思想活動過程（或方式），這種思想活動并非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職業群體（或稱法律人）所專有，而是每一位普通民眾都可以享用。例如某人在與他人簽訂合同時，根據有關法律規定對合同條款進行仔細斟酌，思考哪些條款符合法律規定，哪些不符合法律規定、可能會導致法律上的無效，進而作出了篩選，這里他就運用了法律思維，我們不能因其非法律職業者而否認這一點。而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者等法律職業者、法律理論工作者的思維可稱之為“法律人思維”(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維(The judge's thinking)是指“法官”這一特殊法律職業群體（即法律人之一）的思維，是“法律人思維”中的一種，但與“法律思維”之間卻無相互包含關系，而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本文對于法官思維的論述正是基于這一前提而展開的，這與當前學術界某些認為法律思維是指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職業者（法律人）的思維的觀點并不一致。
二、法官思維的構成：法律思維、事實思維及職業形象思維
思維作為人類的一種特有本能，是人與生俱來的。法官首先是一個人，所以普通人最基本的思維能力法官同樣具備。出于篇幅及文章主題考慮，本文不對法官作為一名普通的社會個體所具有的思維進行論述，而將探討的重心放在作為一名職業法官所應有的一種更高層次的思維能力上。這種更高層次的思維能力是對法官這一職業群體所獨特要求，超越了其作為一個普通人所具有的本能思維能力。
在法治社會，法官是民眾心目中正義的化身，是大量糾紛爭端的終極裁決者。因此，圍繞公正解決社會糾紛的一般程式來研究法官思維，是非常可行的思路。從依法裁判社會糾紛（或稱斷案）的一般規律來看，法官審判一件案件，至少涉及法律邏輯方面的思維和案件事實方面的思維，而從公正斷案的角度考慮，又必然涉及裁判者形象方面的思維，這三者實際上就成了法官思維最重要的構成 。
1、法官的法律思維
法官的法律思維（這里僅指本文前述所界定筆者所理解的“法律思維”），即法官之法律邏輯方面的思維，是指法官在處理案件過程中，通過邏輯推理，正確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和法律規定，切實領會有關法律規定的價值取向、精神實質和立法目的，并在此基礎上正確適用法律，處理社會糾紛的能力。用文字表述的法律規定往往是抽象的，特別是有關法律原則、立法精神的規定。不同的人，對同一法律規定會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在適用同一法律條文時，由于思維方式的不同，可能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這是由于語言文字表達本身所固有的無法克服的缺陷，以及人腦的思維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復雜性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法官是法律職業中最重要的活動主體,是法律得以運轉的主要操縱者,在法律適用領域，法官對法律的理解應該具有最權威性。易言之，法官對法律規定的理解應為社會民眾（至少是大多數人）所認可和信服，只有這樣，法官才能成為最權威的裁判者。而對于法律規定的理解和適用，又必須依靠思維來完成，如何使法律規定從抽象化過渡到具體化，實現個案具體公正的處理，是法官法律思維要完成的任務。
筆者認為，法官在具體辦案過程中的法律思維可分兩部分：
（1）、對案件涉及之法律規定表層含義進行的思維。首先，法官在接到案件后，要初步明確案件可能涉及哪些法律問題，目前有關這些問題的法律規定（包括訴訟法）現狀如何；其次，根據法律規定的內外在要求以及有關權利義務之規定，結合案件具體實際，分析本案已符合哪些法律要件，欠缺哪些法律要件，欠缺的要件對法律適用或依法處理的結果可能造成哪些影響；第三，由于思維本身是一個腦力運動的動態過程，因此，隨著訴訟程序的進行、案件事實的不斷明確化，法官的個案法律思維也必須要不斷有所變化，要與訴訟進程、逐步查清的法律事實形成互動，同時，在訴訟進行過程中，法官還要時刻思考如何確保審判的程序公正，如何更好的貫徹訴訟程序方面的法律規定；最后，在適用法律時，法官還要通過法律思維找出解決有關法律條款相互矛盾的辦法，解釋適用此條、排棄彼條規定之充分理由，以及可用于準確表達案件事實及裁判結論的文字和語言。
（2）、除上述對法律規定表層含義進行思維外，法官還要具備更深層次的法律思維，即能通過思維從更深的層面去把握法律規定背后的法學原理、法律原則、立法目的以及涉及的本國法律文化等，特別是在法律規定不明確，或尚無相關的法律作出規定的情況下，這一思維更顯得重要。從某種程度講，這一思維也更能體現出法官的價值，因為他要求法官要有深厚的法學理論功底。博登海默在《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一書中例舉過“海因斯訴紐約中央鐵路公司”一案。 該案中，一個16歲小男孩在河岸一處鐵路線上伸出的跳板準備跳水時，被鐵路公司所有的電線桿上掉下的高壓線電死并被擊入河中。在孩子母親所提出的損害賠償訴訟中，雙方提出了兩種相互抵觸的比喻。鐵路方律師將事故發生時男孩的地位比為非法入侵私有土地者，因而主張該土地所有人對他不承擔應有注意的責任。原告律師則爭辯說，跳板以上或以下的空間是屬于國家的，因而該男孩應被視為類似于公路上的行人。下級法院采納了被告方提出的那種比喻并駁回了原告方的起訴。然而上級法院則接受了相反的觀點，撤消了原判，撰寫此判決理由的卡竇佐法官指出，雙方各自的比喻類推從邏輯上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正義和理性要求被告承擔賠償的法律責任。這一案件中上級法院的法官就運用了比下級法院法官更深層次的法律思維。在法律規定不明確的情況下，法官根據“正義”與“理性”這些深層次法律理念對案件作出了判決，無疑更令人信服。
2、法官的事實思維
法官事實思維，簡單而言，是指法官在審查案件事實方面應具有的基本思維能力。法官斷案必須“以事實為依據”，否則就不可能正確處理糾紛，其所作出的裁判結果也不可能有公正性與權威性可言。但是，法官所面臨的案件事實都已經“成為過去”，不能再現。這一事實只有親歷者和目擊者知曉。而親歷者和目擊者作為一個有情感的人，由于受各種利害關系以及自身表達能力等方面的影響，往往不能如實地、客觀地陳述已經發生了的事實，甚至出于某種利益考慮，會對這些事實進行違心陳述或故意歪曲。因此，法官如果缺乏縝密的事實思維能力，就容易被歪曲的事實所迷惑，進而作出錯誤的裁判。可見，事實思維對法官而言同樣至關重要。
法官事實思維要完成的任務是：運用基本的因果關系、辨證關系、邏輯推理等哲學方法，以及法官自身的社會經驗，對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提供的靜態的、凌亂的、孤立的和不完整的證據，按照事物發展一般規律以及基本的邏輯推理規律進行綜合裁剪，并根據內心確認為有效的證據,進行頭腦思維加工,建構一個“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定邏輯發展軌跡的動態的“電影畫面”——法律真實，而且盡最大可能使這一構建出來的法律真實為社會公眾所認可和接受。
對于過去發生的事實，任何人都能通過一定的思維活動，形成自己的一個判斷，只是由于思維方式的不同，不同的人對同一事實的判斷趨近客觀真實的程度會存在差異。法官由于職業的特殊性，其對案件事實方面的思維當然要比其他人要求更高。表現在：（1）、法官對事實的判斷應該是“最佳”的、最具權威的，能吸收或反駁其他一切人的判斷。（2）、他人的判斷可能是片面的、或只涉及了一些事實片段，而法官對事實的判斷必須是全面的、能形成一個事實體系。例如在一起殺人案件中，有如下一些證據：死者a的尸體、一把沾有a血跡的匕首、犯罪嫌疑人b留下的指紋、目擊者的證言。據此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判斷，如有人會說a被殺了，有人會說a被人用刀殺了，也有人會說b殺人了，或著b殺了a了，等等。這些判斷能反映事實的某個側面或者一個片段，但對于法官而言，這還遠遠不夠。法官首先要對上述證據材料之真偽及相互聯系進行分析、確認，并以這些證據材料為根據，加之必要的假設和推理，形成如下完整的事實體系： b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在何種主觀意識指引下，怎樣殺害a，并導致a死亡的后果，同時，憑現有證據，合情合理地排除了a自殺或被b以外的人所殺或因其他意外事故死亡的一切可能。這些其實就是靠法官事實思維得到的成果。
當然，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復雜多變的活動體，法官所要處理的社會糾紛帶有普遍的復雜性，有些還可能涉及一些技術性問題。法官并非是萬能的，有些技術性的問題需要由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協助解決（如技術鑒定），這不僅需要，而且是必要的，此不屬本文論述范圍。
3、法官對自身職業形象方面的思維
法律思維與事實思維對于法官辦案固然重要，只有通過這兩方面思維，法官才能做到查清事實、依法斷案。但法官要樹立權威，讓自己作出的裁判為社會公眾所信服，使公眾認可法官在依法公正斷案，還應具備對自身形象方面的基本思維。
“公正不僅要得到實現，而且還要以讓人看得見的方式實現”。讓人看得見的方式很多，包括審判公開、程序公正等，而法官形象方面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恐怕還沒有一個職業對于從業者的形象要求象法官職業這樣高，因為從一定意義上說，法官就是正義的化身，法官個人的行為不檢點或品質惡劣，都會使公眾對其實現法律正義的能力產生合理的懷疑。態度冷漠粗暴、輕易表達容易引起他人誤解的言語、在審判中對一方當事人表現親密等，都會影響到公眾對法官司法公正的內心感受。
某當事人曾向筆者指稱某法官素質很差，當筆者問其何以見得時，其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這名法官曾處理過他起訴的一件案件，還沒開庭審理，該法官就對他說這個案子他肯定要輸。“還沒對事實進行過調查，怎么就這么肯定自己會輸呢”，他開始懷疑這名法官是不是與對方當事人有關系，想籍此威懾其撤訴。所以在接到法官的判決書后，他根本未仔細斟酌過判決的理由，就以裁判不公為由向上級法院提出了上訴。雖然二審法院的認定與一審法官原來的認定并無區別，事后他也得知該法官與對方并無任何關系，但在他心目中，已對這名法官留下了“素質很差”的印象。我們且不論這名法官的業務素質如何，其法律思維與對案件事實方面的思維是否合格，但至少從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這名法官對自身形象方面的思維是有欠缺的，而恰恰是這一思維不到位，輕易講了一句不該講的話，影響了其在當事人心目中的形象，使自己的裁判不能很好地為當事人所接受。當法官在沒作出裁判之前就已給了當事人一種不公正的印象時，如何能夠使他們相信裁判的公正呢？所以時刻對自身行為是否有利于保持中立、公正形象進行思維，對法官而言同樣至關重要。
法官對自身形象方面進行思維的內容可以非常之廣，包括正確理解評價法官形象之標準，理性思考哪些言語、舉止、儀表、社交會對法官形象產生影響等。就思維的目的而言，法官要通過對自身形象的思維，正確選擇合適的言語、舉止、儀表、社交，并通過這些看得見的途徑，使自己表現出公正形象。具體而言，在言語舉止方面：法官應通過思維，能判斷何種言語對自身公正形象會產生影響，如何表達才能使當事人對自己的中立形象不產生合理懷疑，在特定場合對同樣的意思應該如何去表達，如何避免自己的某些細微行為給當事人帶來不公正的印象等；在儀表方面，法官應當能考慮到怎樣的穿戴，保持何種氣質、態度，才能使自己表現出平和、冷靜、穩重、持中，使當事人對自己更加尊重和信任；在社交方面，法官應善于思考跟何種人交往不會影響法官形象，進出哪些場合不會損害自身法官形象等等。
三、法官思維的應有特性：培育法官思維的一些具體標準
對于法官思維構成的研究，僅僅是使我們在對法官思維進行分析時，將更具科學性和條理性，而對于培育法官思維的最終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法官思維所要達到的具體標準，實際上這一標準就是通過職業法官思維所應有的特性體現出來的。在重視法治的社會，民眾對作為社會糾紛終極裁決者的法官往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法官被看作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為了能明辯錯綜復雜的社會是非，匡扶社會正義，法官必須要有超越常人的智慧和過人的本領，而這些智慧和本領又必須通過思維來獲得，因此，法官的思維應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性。筆者認為，職業法官思維的特性至少應包含以下六個方面：
1、周密性。法官的任務是要解決社會中已經發生過了的糾紛（即 “已過去的事”）,社會中的糾紛形態各異，案情有殊，其復雜性往往是書本上、理論中難以找到的。法官要查清案件事實，并在浩瀚的、原則性很強的法律規定中尋找到解決糾紛的法律依據，離不開周密的思維。這一特性要求法官在思維過程中要做到全面、嚴密，不放過任何一個與案情有關的小細節，要窮盡案情發生的一切可能，梳理清所有證據、所有細節之間的矛盾和相互聯系，并最終理清案件事實發展的來龍去脈，形成最接近客觀真實的法律事實，使依此作出的裁判更具說服力。國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例：法院在一次審理某信號兵失職指控時，由于信號兵堅持說自己在事故發生期間一直揮舞著信號燈（在履行職責），且有證人證明了這一事實。最終法官認定該信號兵未失職，作出無罪判決。退庭后信號兵卻承認，盡管自己當時確實一直揮舞著信號燈，但事實上信號燈并沒有亮著！而對于這一重要事實，法官在庭審過程中卻沒有注意，也并未去查明，致使這名失職的信號兵逍遙法外。法官在這一案例中的思維就缺乏周密性，在他看來，只要揮舞著燈，燈就一定亮著，這在常人的思維中也許是很正常的，但對于法官而言，卻不應忽略一個盡管可能很少發生的情況，即拿著一盞不亮的燈在揮舞，本案也恰恰是因法官忽略了這一細節，才導致裁判錯誤。
2、確定性。法官思維的確定性，是指法官在斷案過程中，其思維要有追求確定性的傾向，這是實現法律的確定性這一司法功能要求的必然結果。法官擁有著平息紛爭、生殺予奪的權力，必須小心翼翼地行使，不能草率而為。訴訟的性質是將社會糾紛盡量按照法律的普遍性和形式性的規則和程序使之轉化為明確的權利義務關系來加以調整，而訴訟過程中法官的職責就是在較短的時間內公正地審結案件，使法律調整的動態利益關系及時明確化、公正化、穩定化，決不能在案件事實尚模糊不清、是非混淆的情況下，就草率作出裁判。法官的確定性思維要求法官的判斷結論總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無可妥協，只能斷然決定，即要么是a，要么非a，而不能是介于這兩者之間。即便是調解，也必須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根據雙方的意愿進行，并在形成確定的調解方案后，才能結案。否則，不僅不可能做到公正處理糾紛，還可能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錯案，這對于法律的權威、法官的威信、法治社會的建設都將是非常危險的。可以說，未達到內心確定，法官的思維就不可能結束，案件就談不上辦結。
3、敏捷性。法官思維的敏捷性要求對任何時候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都要靈活、快速的作出思考和反應，這不僅是當前我國法院系統十分重視的審判效率的要求，更是法官職業特點和訴訟性質的需要。訴訟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從訴訟開始啟動到最終終結（甚至延伸到終結之后），隨時隨刻都有可能出現新情況、新證據、新問題、新疑點，而這些又可能會對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帶來影響，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且有些情況一旦消失，就不會再次出現，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因此，法官必須要具備敏捷的思維能力，要善于捕捉隨時可能出現、又隨時可能消失的各種對案件審理有影響的新情況、新證據、新問題、新疑點，以及與案情有關的每一個小細節，并及時利用這些細節重新審視、驗證案情，使案件裁判出差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
4、獨立性。法官思維的獨立性，是指法官的思維要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獨立展開，不受任何他人的影響和干擾，包括獨立于本法院的院長、庭長、其他法官、上級法院法官，以及其它機關、組織、媒體和個人的影響和干擾，不能人云亦云，要獨立思考，并獨立地對案件作出裁判。因為相對于親自參與案件審理全過程的法官而言，其他任何人對案件經過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其依片面的了解對案件作出的論斷也不可能做到客觀、公正。法官如果不具備獨立的思維能力，就容易被他人的言論所左右，無法保持中立，這樣也就很難做到公正裁判。
5、專業性。司法活動是一種專業化程度極高的專門性活動，法官代表國家依法承擔定紛止爭、實現社會正義、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職責，必須掌握專門的法律知識和技能。因此，法官不是一種大眾化職業，而是一種專業很強的職業，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擔任法官。這正是國外許多法治發達國家強調嚴格法官遴選程序的原因之所在，也是當前我國推行司法資格考試的一個重要因素。法官在思維活動中，要充分體現出這一特性。不管是復雜的社會問題，還是日常生活中雞毛小事，法官都能通過專業性思維，用合適的、規范的、專業化的語言文字進行表達，將現實生活抽象為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用專業的眼光去看待，憑專業的理論去處理。
6、程序性。法官思維的程序性可以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訴訟是一個嚴格依法定程序進行的過程，法官的思維也要嚴格按照這一進程逐步推進，在不同的訴訟階段，要表現出不同的思維側重點。如在查明事實階段，要側重于事實方面的思維，不能為了適用法律而去查明事實；在事實查明后，為了依法作出裁判，又必須將思維側重點放在法律思維上，思考如何正確適用法律。另一方面，法官思維要圍繞追求程序上的真而展開，將追求如何在程序上表現出法官在依事實、依法律進行公正裁判作為思維的一大重任。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一個重要目標，正如前述，法官處理的案件事實都已成為過去，沒有人能讓這些已消失的事實原原本本地再現，法官只能根據事實發生時留下的痕跡（證據），經過科學思維，形成一個法律意義上的真實推斷，并依法對此進行裁判。盡管這一嚴格依程序推斷出來的真實仍可能與現實中的真相不相吻合，甚至相差甚遠，但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最大可能地接近現實真相，而公眾看得見的，據以對法官是否依法查清了事實進行評價的，也僅僅是這一程序意義上的法律真實。拉德布魯赫曾講過：“如果將法律理解為社會生活的形式，那么作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則是這種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桿頂尖，對船身最輕微的運動也會作出強烈的擺動。” 可見程序對司法活動的重要性。因此，嚴格依程序查清法律事實是法官在訴訟中的主要任務，也是唯一能完成的任務，法官思維所追求的事實真相也只能是程序意義上的真相。這就要求法官在辦案過程中，要緊緊圍繞如何在程序上表現出公正進行思維，即法官思維要體現出程序性。
以上是筆者對作為一名職業法官所應具備的一些思維特性進行的簡單概括，筆者僅希望能通過本文的論述粗略展現筆者理想中法官思維應然的形態。當然，對于當前我國法官隊伍現狀而言，有些觀點可能還停留在理想化層面，但對于已明確將“依法治國”作為長遠的治國方略的國家來說，根據法治社會高標準來逐步培育法官職業思維，進而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職業法官隊伍，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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