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孫滿 ]——(2004-11-9) / 已閱46040次
關于犯罪行為的分析
傅孫滿
對犯罪行為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對犯罪的解釋，即人為什么會犯罪。每個人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力圖構思一種合理的犯罪解釋，據白建軍教授的統計，關于犯罪原因的理論已達130多種。這一龐大的理論體系雖則豐富了對犯罪學的研究，卻也意味著在犯罪原因研究上的困境，即沒有一種理論能更合理有效地解釋犯罪現象，這在現實中可以得到驗證。一直以來，犯罪的總量在不斷地增長。即便如此，任何一個要研究犯罪原因的人仍無法回避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解釋犯罪原因，必然涉及對犯罪的定義。對犯罪的定義，關系到犯罪觀的確立，以及據此所提出的犯罪調控對策，必須對此進行討論。很多學科都對犯罪進行了定義，但由于各學科視角的不同，對犯罪的定義就各具特色。馬克思主義認為是：“孤立的個人及對統治階級的行為”。波蘭學者布魯倫、霍維斯特認為是：“在一定地區，一定時期內所發生的為法律所禁止并將受到法律制裁的一切現象的總和”。貝卡利亞認為：犯罪是一種對社會的損害，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反映。邊沁認為：犯罪是人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的結果，是對社會造成危害，應受處罰的行為。黑格爾認為：犯罪是不法中的一種，是故意進行的、丟掉了法的名義或假象的不法，是公然對法的根本否定。 薩瑟蘭和克雷西提出：“犯罪行為是違反刑事法律的行為……除非為刑事法律所禁止，否則不為犯罪。而刑事法律則是由官方機構所發布有關于人類行為的一套集體規范。它應毫無判別地引用至社會各階層，而由國家對違反者施以懲罰。”以上種種定義，或因把握上的沒有信心而用相對性的詞語進行表達，或是以“犯罪-刑罰”構架來解釋而囿于該構架，或是純粹的政治學角度的定義，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這些都是一些傳統的認識，更新的犯罪學觀把犯罪原因直接歸之于社會。比利時統計學家阿道夫·凱特勒提出：社會制造犯罪，犯罪人僅僅是社會制造犯罪的工具。他把犯罪學的研究擴展到法定犯罪以外的領域，開闊了犯罪學研究的視野，也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在我認為，犯罪學意義上的犯罪，從來不應認為是法定犯罪，而應是一切具有社會違害性的行為，因為這正是犯罪行為的本質。從法律的角度而不是從犯罪行為本質性的事物去認識犯罪，是很難靠近真理的。每個社會、每個時期對犯罪的法律定義是不同的，但它們都有共同的一點，就是確認了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這是犯罪的本質。因此，我認為，應該從這個角度來對犯罪進行定義，以達到探尋犯罪原因的努力。
先輩們從人的生物性、社會性等許多角度深入細致地探討了犯罪本源的問題。我認為，問題就出現在這里。因為這樣的探討過于微觀，使我們陷入了“瞎子摸象”的境地，大家都從人的某一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自是走不出自己設定的圈子。對此的反思，要求我們退一步從更廣泛更全面意義上的“人”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國刑法認為，犯罪行為由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方面四個基本要素構成。從犯罪學角度認識犯罪行為，也要從這四方面來加以闡述。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犯罪是人的行為表現方式，它體現了人與社會的一種關系，因此，把犯罪問題放在社會學的層面上加以探討應該是合理的。本文側重從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兩個要素對犯罪行為加以分析研究，以圖取得對犯罪原因的新的認識。
一、犯罪行為的主觀方面
我們知道，在法律上，犯罪是這樣一個過程：行為人產生犯罪意識，把犯罪意識付諸行動，并被法律認為犯罪。我簡要地把它概括成三個基本點、兩個環節，即人形成犯罪意識并實施犯罪，這里包含了形成犯罪意識和實施環境兩個環節。所以，犯罪行為的主觀方面指的就是犯罪意識。問題是：犯罪意識從哪里來？是什么使人形成了犯罪意識？本文認為，人的犯罪意識的形成是復雜的，犯罪意識反映了社會客觀環境對人的主觀世界的影響，是人憑借自身條件對社會客觀環境所形成的認識。
（一）犯罪意識的初次形成：先天性差異的結果。犯罪應該是有犯罪意識的行為，我們要懲罰的應是行為人具有惡性的行為而不是過失行為。沒有犯罪意識就沒有犯罪。把犯罪放在社會中加以考察，我們發現，正常的行為總是與倫理道德、社會規范相一致的，他把思想和行為放在正常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規范中思考、進行。而犯罪則是違反倫理道德，沖破社會規范的行為，在現有的倫理道德、社會規范框架內行為人無法實現自己的目的，但是他又想達到目的，因此采取了犯罪的方式來實現。這表明，犯罪是行為人思想與現實條件框架不一致或沖突的結果，是行為人欲求的期望值與現實滿足度之間的差異造成的，正是這種差異催生了犯罪意識的形成。但是，犯罪畢竟是占少數的，更多的人是在遵循著現有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規范，為什么一些人會出現差異？
一個社會中，由于社會或個人的原因，每個人所具有的社會地位、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人有文化，有的人沒文化，有的人收入高，有的人收入低，有的人身體壯，有的人身體弱，有的人愛藝術，有的人愛體育等等，由此構成社會的多姿多彩。人的欲求是無止境的，這一多姿多彩現象背后的實質是個人需求廣泛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一個人這方面的需求滿足了，可能還有其他方面的需求尚未滿足，越多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意味著越多的沖突概率和沖突思想的形成。
那么廣泛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又是從哪里來？我認為，一方面是先天的，另一方面是學習來的。所謂先天的是指人的未經教化的原始情感、原始需求和遺傳因素，比如出生時家庭經濟條件的不同、身體條件的不同、智力發展的不同，等等，是人的自然屬性范疇。一個未經教化的人，其所出發的思想和行為，是基于天然的欲望而形成的，是本能對社會的反應，這是一個人在他未成熟未融入社會時所無法左右的狀況。而本能對社會的反應就體現在基本需要的滿足上，包括物質上、生理的、心理的，而尤以物質方面為基礎和首要。先天性的差異使人們思想和行動具有先天傾向性的差距。那么，就一個人而言，有哪些方面可以產生認知差距呢？
1、物質方面。這是最普遍最大量的。需要是一種不滿足感或對某種對象的必要感，它是推動人們以一定方式向前運動的直接力量，通常也是一個人犯罪的直接原因。作為生物，人首先要謀求生存，生存是人的第一要義，如果不能生存下去，那么人就不能作為人而存在的。因此，物質因素對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現實生活中，由于社會環境、知身條件和其他方面因素的差異，人在求生存方面所具備的條件各不相同，這就造成了同一個社會中因生活條件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階層，使社會因財富的差距而發生分裂，即有錢人階層和無產或貧民階層。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掌握生產生活資料多的人將進一步增加優勢，他們甚至可以過上不勞而獲的富裕生活，而缺乏生產生活資料的人的生活狀況將進一步惡化，他們將不斷地論為窮人和無產者，進而將危及他們的生存。因此，物質方面的差距是根本的、基礎性的。它所引起的認識差距對一個社會來說也是致命的，因為當人不能再作為一種生物存在時，任何的社會約束將不復存在，人就將淪為簡單的生物而不是社會意義的人共同相處，調整人與人的關系也將變成調整生物的自然規則。所以，任何一個社會都應該高度重視保障人的生存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在實現了共產主義后，人們的物質需求高度滿足時，所有的違法犯罪行為都將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犯罪已經不存在，作為定義犯罪的法律也已經不存在了，那時的沖突，都是程度顯著輕微并且可以通過沖突雙方在平等協商中解決。因此，作為犯罪學研究意義上的物質這因素，是指在物質條件不能充分滿足勞動仍為人們謀生手段的條件下而言，一個人在犯罪時，他會考慮滿足自己物質要求的標準，同時會選擇適應自己物質水平的方式去實施犯罪。
2、生理方面。生理的滿足包括對正常生理的滿足和對疾病的治療，上面所講的物質是一方面，這里的生理也是一方面。生理的滿足是指在人保證生存的前提下，身體器官健康和需求的滿足，在人類之初，本能即只存在的，這種滿足，包括自存和存他兩方面，都是圍繞快樂原則進行的，因此，這種滿足，體現的人是人的動物性，比如性的滿足、力量或美麗的展示，是人性自然的一種宣示，一個符合人性化要求的社會在生理的滿足方面會是合理的，在合理的社會下，人的動物性得到適當的宣泄又受到了社會屬性的制約，現實社會中，對人的生理要求的過度自由或過度嚴格化導致了生理滿足上的兩極化，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性壓抑和性自由，性自由按照人的自然屬性要求，認為順其自然的事物是最美好的，高度重視對人的個性化的確認和保護，固然的，他體現了人作為人的特殊意義，但有失對人的引導，特別是對先天性缺乏教育或接受這種教育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性自由的價值體現是“我就是我，不是別的”。而性壓抑按照人的社會屬性要求，認為規范有序的事物才是美好的，生理的滿足是要在社會大局中加以解決，為了社會的規范有序，生理的滿足可能要受到抑制，因此，性壓抑的價值體現是“人是在社會中的”。這種事實，不是人的認識造成的，而是政治造成的，因此是可以也應該加以解決的，那就是在社會中實現人的自我，使每個人成其為個性化的人，問題是，在這一過程中，由于進程的過快或過慢，造成了生理滿足的異化。一方面，或者是自然屬性沖破了社會屬性的要求，盡顯其原始、野蠻的一面，即人性向獸性的復歸，這是人自身的去社會化，這時人會做出種種踐踏社會基本準則的行為，性自由、嬉皮士等一系列的運動和思潮正是這種去社會化的體現。在這種條件下，人的自然屬性被過分的強調和發揮，并最終超越了人作為社會意義的人的范疇，因此是應受否定的。另一方面，或者是社會屬性壓抑了自然屬性的正常滿足，使作為生理意義上的人陷入無法正常生活的困境，進而出現壓抑的、變態的生理和心理反應。因此，作為力量顯示的社會，有責任為生理的滿足創造必要的、正常的社會條件，以消除在生理方面引起的犯意。作為生理方面的優勢選擇，行為人會選擇與自己趣向相同的對象或者選擇遠遠比自己弱小的對象交往，以確保生理得到滿足。
3、心理方面。人的需要是多樣性的，美國犯罪學家馬洛斯認為人的各種需要不是并列和并重的，而是按階梯排列。一般來說，首先滿足生物性需要，包括吃、住、穿、用、繁衍后代等物質和生理的需要。生物性需要被逐個滿足后，才開始追求社會性需要，包括在社會群體交往中被人承認。
人作為生物上的人，有著與生俱來的原始本能和遺傳因素所構成的本質。這種本質，在沒有融入社會中是不具有傾向性的，只到了他加入一個社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主體后才具有社會性，從而在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形成有個人特色的觀念、意識、行為方式等，人也就成其為他本人。由于每個人在經歷、體質、生活條件等各方面的差異，就形成了社會的多樣性、復雜性。同樣的，也意味著矛盾和沖突發生的機會的增多。因為，出于角度、動機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每個人在審視自己與社會的關系時，都有不同的認識，這種不同的認識就構成了不同的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與社會之間的隔閡，在許多人看來，他要與他人、與一個社會融合在一起的過程中，存在許多需要克服的因素，才能達到與他愿望一致的現實。對這種情況，我引入一個詞語來表達：交往成本。也就是說，由于認知上的不同，每個人進行社會交往的成本的各不相同。實際生活中，每個人都必須考慮他的交往成本，從而較準確地確定自己的社交位置，逐漸地形成他的交往圈，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合”，這樣子，就首先在社會中形成一個個不同人群的社交圈。在這個交往圈子里，他的交往成本是最低的、可預見的、相對穩定的，也必然是他的交往首選。由于交往圈所形成的生活、行為、思維習慣進一步強化了在這一交往圈中的人的習慣定向，從而一方面在圈內形成同化機制，另一方面的在交往圈外形成異化機制。這時，圈內人在交往中沖突機會降低，而圈內外的人在交往中的沖突機會增加，從而引起社會對之進行調整解決的必要。這就要求社會就這些沖突給出一種普遍的、中性的標準，以供人們衡量自己的言行表現。于是，人們之間的各種沖突，實質上就演變為人們的習慣與基本的社會準則的沖突，即與法律法規的沖突。
（二）犯罪意識的第二次形成：教育異化的結果。第二種差異則是人們通過接受教育所形成的差異和不平衡。薩瑟蘭稱之為學習或模仿范式。這種學習的差異和不平衡，一部分由先天性因素造成的，如因經濟困難無法獲得高等教育甚至是基本教育的機會，這將他與別人在認識上的差距拉大。其他的則與先天性因素無關。這部分差異，更多表現出個體化的特征。教育狀況在這里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對因學習而來的犯罪意識應該負責任的是社會而不是行為人本身。社會在確定它的秩序規范時，是以絕大多數人所認同的模式作為標準，然而個體間的差異意味著，必然有一些人與這些秩序規范存在不一致或沖突。因此，社會在確定它的秩序規范時就已經預先知道這種不一致或沖突的存在，并且把這部分人排除在秩序規范之外。因此，社會就有責任防范和減少這種不一致或沖突，使盡可能多的人處在規范秩序中，享受規范所帶來的好處。
前面講到，這學習來的犯罪意識主要通過教育而來，因此，深入分析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1、學校教育。長期以來，廣大教師獻身于人民教育事業，忠于職守，辛勤工作，為我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做出了重大貢獻，然則當前我國學校教育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是教師素質問題。教師作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學生增長知識和思想進步的導師，教師的一言一行無不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有的甚至影響學生一輩子。因此，教師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質上、學識學風上，全面以身作則，自覺率先垂范，教好書，育好人，真正為人師表。但是，當前教師隊伍中也有相當一些人素質較低，無論在師德或是教學水平上都不符合要求。有的教師公然在課堂上宣揚違背四項基本、違背黨和國家政策的言論，造成了學生思想認識上的困惑；一些教師對學生缺乏愛心，不尊重學生的人格，諷刺、挖苦學生，歧視學習困難的學生，有的甚至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這在中小學校當中較多存在。諸多的新聞報道也印證了這一點，其中有些行為簡直到變態的地步。這些行為，把教師自己的定格從導師的地位推向與學生平等的對立面，降低了教育的效果，成為引發師生沖突的主要原因；有的對學生出現的一些問題不善于教育引導，而是在家長會上責怪或訓斥學生家長，借家長的力量向學生施加壓力，沒有把教育的責任承擔過來，把家長對教育孩子的期望推回給家長，未能起到“傳道授業解惑”的天職作用；一些教師在課堂上不認真講課，卻熱衷于有償補課和家教，不務正業，功利主義太重（當然，這里包含著他們的待遇低，要求改善生活狀況的信息）。學生通過學習和模仿，就自然而然地帶有教師所表現出的劣性。因此，教師本身存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教育的問題。對此問題的進一步思考是，問題更大的是出在教育機制上。由于生活的壓力和我國教育中不合理不科學的評價體系，教師根本無法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質上、學識學風上作出表率。相反的，為了教會學生適應這個社會，他們是以自己對社會的認識和體會來教導學生的，這就使理想的教育模式轉變為現實的教育模式。
其次是教育內容和方式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教學內容陳舊，方式僵硬，年年的教學內容都一樣，教師可以憑借他們那或許已經模糊發黃的教學筆記就完全可以勝任這種樣板式教育，這一狀況，不僅降低了學生學習的興趣，也降低了教師做好教育的熱情。因為中國實行的是應試教育，對學生負責任最好的表現方式不是教師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拓展學生的視野，而是教會學生認識這種教育目的，適應這種教育模式。最近幾年提出了素質教育的口號并付諸實施，在教材方面也作了多次的調整，然而在我與眾多教師的交流中知道，素質教育盡管喊得響，它在實踐中只能也只是一個口號，很多教師認為實踐中與以前的教育模式相比，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首先是根本沒有人知道什么是素質教育。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這是由國家提出的一個教育規劃，理應由國家級機關給予它統一的內涵，統一的要求和統一的實施規則，但事實上這些都不存在，大家根據各自的理解來開展素質教育，最終的，它必然異化了素質教育而使它形同虛設，比如講，法制教育算不算素質教育的內容？我也不知道。但作為依法治國環境下的公民，是有權利也有義務懂法的，但在學生們學習活動的必要項目中，是看不到法制教育的影子的。其次是教師還是那些教師，他們并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素質教育知識的培訓，這就使素質教育成了無米之炊，執行者缺乏執行需要的知識。仍以法制教育為例，其未能贏得學校教育的一席之地，關鍵就在于執行素質教育的老師們頭腦中沒法制教育這根弦，他們自身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并非清晰，自然不會對孩子們進行法制教育，這種情形是不堪設想的。而可悲的是，他們中的不少人還是社會上知名的教育專家。最后是在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學習后，絕大多數的學生仍然接著讀高中，爭取考大學。這一階段的模式仍是應試的，因此，從長遠的講，從教師、家長到學生，沒有一方會接受所謂的素質教育，因為這是一種斷層的教育概念，它和后面更高階段的教育目標是不銜接的。因此，在素質教育或整個教育理念中事實上存在著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東西。
還有就是教育方式問題。迄今為止，我們的教育方式仍是以僵硬化、形式主義為顯著特點，所謂僵硬化是指形式的呆板，無法激起人的興趣，這不僅體現在課本教育上，也體現在課外教育上，課本教育的僵硬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填鴨式”教學，整個課堂完全沒有生機，教師在上面上課，學生在下面聽，整個過程體現老師的思想認識水平，學生的自主思維能力沒能被充分挖掘，其拓展思路和視野的可能受到了限制。而形式主義就是表現為實質的虛無，我們建設了大量的青少年宮、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科技館、體育館等等，這些設施本應成為群眾性的活動場所，然而由于場所作用被置換使用或實行收費，它們的大門等于是只開了一道縫隙，把絕大多數的人拒之于門外。又如我們經常舉行、經常看見的緬懷先烈或學習先進的活動，我尚沒有對這種活動的效果進行過測驗評估，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這些來學習的人對被緬懷或學習的對象一無所知或毫無熱情，他們并不清楚這些對象有哪些地方值得他們學習，因此根本無法引起他們的共鳴和反響，這可以從大量組織這種參觀學習后所寫出來的觀后感之類的文章所透露出來的信息中體現。事實證明，只有足夠量的信息刺激才能引起人的共鳴，虛化的、僵硬化的教育方式本身是教育事業的一個桎錮，是難以實現我們的教育目標的。在美國，有大量的青年志愿者和社區志愿者組織，在志愿者服務管理局的管理下，這些組織每年組織了大量的活動，為社會貢獻數以千萬小時的義工，特別是當他們把這些活動與青少年聯系在一起時，對青少年的正面影響是顯著的，而志愿者對此也有極大的興趣。與此相反，我們的共青團組織也在做著類似的努力，但事實證明他們的思路是存在問題，他們熱衷于搞諸如“青年文明號”、“青少年維權崗”之類的很花哨但實踐起來是形式主義的東西，其運行機制是以行政機關為模式的，體現不出志愿的意味。據一份調查，現在美國青少年被捕率下降了、吸毒率下降了、輟學率下降了、十幾歲少女懷孕率也下降了，而他們接觸消極文化的機會遠大于前幾代的青少年。這說明，絕大多數的孩子在行之有效的教育引導下，能夠成功地對付這些困難。有人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功于青少年生活中對他們引導有方的成年人。
2、家庭教育。另一個與學校教育息息相關的教育是家庭教育。中國人歷來是重視家庭教育，古云：“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母之過”，又告訴我們一個孟母三遷的故事。在這種重視教育、家風和倫理的風氣下，中國古代社會也確實走過了一段令人羨慕的民風純樸時代。每個時代，都成就了很高的藝術文化成就，從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到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極大展示了中華文化藝術的成就。清末以來，隨著我國的衰落和外國的不斷入侵，“師夷長技以制夷”之風漸盛，又興起了一股重視學習之風，這次是向外學習，然而這并不影響中國家庭對教育的重視，重教的傳統得到了繼承，直至今天，重視教育乃是中國人很強的觀念之一。問題是，我們進行教育的條件和環境變了，就家庭教育而言，一是家庭結構的轉變問題，二是生活條件的改變問題，三是教育方式方法的問題。
首先是生活條件的改變。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女權的興起以及民主的進步使得人們受到巨大的壓力，人們都必須努力從事工作以謀求生活的穩定和改善，婦女也在民主與女權的發展中解放出來，取得與男子一樣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她們的經濟狀況也大大改善。在這種新條件下的家庭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以家庭為單位的模式代替了以家族為單位的模式。家庭結構的嬗變改變了維系傳統農業社會的基本觀念，包括男主外女主內模式、重視子女綱常教育、重視家庭倫理教育等等，父母教育子女的權威逐漸沒落。這種模式發掘了人們更多的潛能，更有力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形成了良性的循環，在這一互動過程中，勞動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之必需，也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之必需。為了保障生活和確保個人的獨立性，人們被更多的卷入到社會活動當中而減少了以家庭為基礎的活動。還有無業、待業、下崗等問題都給每個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這種生活方式和生活條件的改變顯然極大地影響到家庭教育。
其次是家庭結構的轉變。與傳統的大家族、大家庭相比，現在的家庭日趨小型化。在城市，三代合居的家庭已屬少見，甚至有些夫妻都已不要孩子，只想過兩人世界。在農村，三代同居的現象也逐漸減少，特別是青壯年父母的外出勞務，也使農村實際上處于祖孫兩代同居的情形，這是當前中國家庭所存在的普遍現象。與此相適應的是，家庭的穩定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由于經濟差距的縮小，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正趨于平等。這使得雙方在追求獨立性方面有了經濟基礎作保障，離婚不再成為已婚男女引以為懼的東西，而事實也證明，現在的離婚率正處于居高不下的境況，或者由于人們外出流動的增加，使得原有的夫妻關系處在脆弱的維系之中，外出后視野的開闊以及孤獨和生理的需要使這些外出的青壯的男女變得大膽和放肆，婚前性關系和同居以及婚外戀，婚外性關系大量地發生，原有的家庭關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家庭暴力和“問題家庭”不斷增多，造成家庭成員特別是青少年產生恐懼、焦慮、孤僻、無助和缺乏歸屬感，增強了他們的反社會性，削弱了他們的責任感，給家庭成員的學習、工作、生活留下了許多后遺癥。而更為糟糕的是，人們對這些現象正因其具有普遍性而變得麻木和寬容，因此，家庭結構轉變極大影響著家庭教育的狀況。
最后是家庭教育方式方法問題。在工業化的條件下，社會新生事物的更新頻率大大高于以前，人們真正生活在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整個社會沒有一成不變的規矩可循，學習成了這一時代的基本要求，但是，作為家庭，對這一形勢的適應力極差，傳統的并不合理科學的教育觀念占據了大多數家庭，人們發現，不分年齡、性別、信仰、教育程度的人都不大懂得如何處理家庭事務、家庭問題，人們生活在各自熟悉的領域里，很多夫妻感到交流困難，很多父母子女感到交流困難，于是他們以過分溺愛或過于嚴厲兩個極端來回避自己的不適應狀態，這很容易地使家庭成員生活于一種脫離現實的、虛置的環境。這種狀況，影響了家庭權威系統的確立，虛化了家庭負責成員初級社會化的職能，造成了家庭教育的空洞化。
（三）犯罪意識的第三個來源：社會化偏向的結果。接觸社會是形成犯罪意識的另一個重要來源。在犯罪學意義上，我所說的人與社會的接觸是指人對社會上消極性文化的接觸、認識和吸收情況。由接觸社會所形成的知識，是指在融入社會過程中對社會各種事物的接觸、認識和吸收，這事實上指的是人的社會化。這與學習教育的區別在于，這種知識是自學而來的，是在沒有外界壓力的情況下憑借自己的學識、興趣等自身素質因素得來，而學習教育是外加式的，是不管你要不要、會不會都要教給你的。這種內在式的學習充分體現了人的自主性。每個人先天素質和先期接受學習教育程度的不同，就影響到以后的社會化。這時候，我們看到了先期學習教育的重要性，它構成了人內在自在自為的調節器，成為人的思維言行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人們進行社會化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每個人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觀念、分析判斷的方式，使每個人突顯出各自的特點而成其為有個性的人，從而完成自己的社會化。因此，行為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是犯罪原因分析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顯然的，隨著生產力的極大發展，社會環境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人們在享受更多物質文化的同時，也在享受著不斷提高的精神文明，人類社會的整體生活質量在不斷地提高，社會給予人們的自由度也不斷增加，政治文明有了明顯的進步。然而，正是在這種更為寬松和條件更為優越的環境里，出于滿足人的沒有進化的生活的、生理的、心理的需求，社會環境也發展了它消極的一面，并且隨著社會不斷發展和交流的日益廣泛，社會環境的消極性具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而社會的開放性加劇了這一狀況。下面只就新興的一些事物作點分析。
1、電腦。現在電腦成了很普及的東西了，從工作到娛樂，只要追求高效率，都離不開電腦。電腦正以無可替代的作用不斷滲透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各個領域。在生產領域，它成了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機器。隨著電腦性能的日益提高，它在生產領域已構成了對人類勞動的威脅，電腦太高的工作效率已是龐大人口群解決就業的重要難題，而在生活領域，電腦正在它獨特的方式形成一種全方位的電腦文化、從目前電腦開發水平看，電腦在以下幾個方面發生著作用。
一是辦公領域。現在凡是辦公領域的事幾乎都可以由電腦完成，所在人們提出了辦公自動化、無紙化的口號和實踐。電腦越來越廣泛地應用正深刻地改變著辦公的方式，通過電腦，人們可以更準確、更便利、更迅速地編輯各種資料，通過預先設定程序，電腦可以實現超前工作安排。通過因特網，人們可以實現跨時空的作業、辦公、電腦這些先進性能使人們更多地選擇使用電腦而放棄了對傳統辦公方式的堅持。
二是資訊領域。有人形容，因特網技術的開發應用使整個地球縮小成一個村——地球村，這話雖然夸張但道理是顯而易懂的，因特網有大豐富了人們的資訊需求，因特網每天提供著上千萬條的更新信息，這一數字，是無法用過去那種書面資料來比較的，而且因特網是無國界的，一個信息上了因特網后就會迅速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因此極大方便了人們查閱和發布信息。但是，由于因特網是一個沒有警察、沒有法律、沒有國界的虛假網絡空間，網絡上所提供的信息資源是難以控制的，這就為通過網絡發布虛假信息，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埋下了禍根，當前在因特網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危害信息安全問題。電腦和因特網技術的應用的優越性使越來越多的部門和單位普及使用電腦，包括政府、軍事、金融、交通、科教文衛等諸多領域，由于電腦本身的極限和安全防范存在的缺陷，在信息處理過程中，一些不想為人所知道的機密或重要信息會受到主動或被動的攻擊，可能出現信息被泄漏、竊取、篡改、刪除，甚至被運用計算機病毒進行無法恢復的破壞，大量的、嚴重的通過計算機的違法犯罪隨之而來，因為對于掌握這些破壞技能的人來講，你的一切對他都是開放的、沒有保留地開放。
垃圾信息問題。因特網上的信息，是數以百億計的天文數字，在這當中，有著大量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或是一些無聊、惡作劇的垃圾虛假信息，通過發布這些信息，一些人達到了某種目的，一些人情緒得到了發泄。
網絡色情問題。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據英國牛津大學1995年的一項調查表明：牛津大學的學生使用因特網觀看黃色錄像的時間多于利用網絡進行學術討論的時間。這樣下去，不但影響學生的學習成績，而且會導致一些學生意志消沉，甚至會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王康、吳中福《論internet的負面影響》、《重慶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7年9月第20卷第5期）。盡管當前關于色情物品對人的影響的研究尚不夠深入，但色情物品具有負面影響力卻是可以肯定的，特別是對那些意志薄弱者和青少年.所有涉色情的東西都可以在網上進行、完成。除了固定的色情網站外，因特網也正日益在為淫媒網絡，一些賣淫團伙和賣淫者正把因特網開辟成他們發布賣淫信息，進行交易談判的新天地，整個因特網充滿了色情的誘惑。
三是娛樂休閑領域。除了需要現場氣氛和現場感受外，其他休閑娛樂方式都可以由電腦來完成，電腦網絡正創造著不斷翻新的休閑娛樂方式。而最具特色的則是聊天和游戲，現在全國有上千萬的人通過網絡這個虛假世界進行交友聊天，而聊天、e-mail的使用使網上交流變得更加生動、快捷、省錢，一些人為此狂熱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由此而引發的違法犯罪行為正在逐漸增加。游戲正在為不分年齡的人們所共享，一些人因此患上電腦游戲綜合癥。
2、傳播媒介。傳播媒介的范疇是廣泛的，包括影視、音像、書刊等以圖象、聲音、文字或實物或其組合進行展示、宣傳、介紹的各種社會事業，在經濟和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傳播媒介迅速傳遞著無限多樣的信息，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為社會傳播和推行占主導地位的人生觀、價值觀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使人們的社會化過程提前、加快。與此同時，其中的不良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到人們的精神生活當中，并對人們的社會化產生不良影響，突出地表現為大眾傳播過程中的異化。大眾傳播的異化，就是指大眾傳播作為引導和監督人們思想行為的工具，本應起到推動主流思想確立的積極作用，然而由于其他原因，大眾傳播偏離了自己應有的作用和方向，給人類帶來的文化環境的日益惡化和社會墮落的可能性。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一方面來自于媒介的媚眾，另一方面來自于政府的放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媒介不管往哪個方向發展，都必須首先考慮自己的生存，只有生存才可能發展。市場是媒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關節。這無可非議。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媒介，由于操作者工作水平和思維觀念的局限，很少產生出可圈可點的優秀作品，絕大多數的媒介，都在毫無意義（但卻可以營利）地重復著對成功作品的復制，看看今日中國的電影、電視、文學、典藝，一會兒是“帝王熱”，一會兒是“格格熱”，一會兒是“反腐熱”，多無病呻吟之造作，一片靡靡之音，光怪陸離。甚至有些竟置社會效益于不顧，千方百計迎合一些社會成員的不健康心理。更有甚者，更是故意制造一些奇談怪論、色情淫穢、兇殺暴力、迷信邪說等具有強烈刺激性的信息來招攬受眾，極力消解人們正常的、理性的心理、觀念和精神，誤導社會，使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混亂，嚴重偏離了正確的方向。而這一切的造成，又來自于另一個原因——大眾傳播異化的根本原因：政府的放縱。
應該肯定，媒介的主旋律作用在今天仍無可爭議。國家對社會文化環境也保持著高度的警覺，特別是對那些非法的文化運作采取了嚴厲的打擊清理措施，但我們應該承認，政府在對待傳播媒介上存在著不正確的、曖昧的態度和作為。基于穩定和統治的需要，任何政權都對媒介進行控制，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的。問題是，我們應該控制的范圍程度是什么，應該有多大？顯然目前我們尚沒有統一的、明確的標準，這一缺陷構成媒介把關權力濫用或不用的可能性，而在實際中，已造成巨大的損害。以文化分級為例（一般人們談的是影視分級，我認為不充分，應把所有文化進行分級才好），人們一討論到這一問題就把分級與允許色情（我不知道為什么會這樣）劃了等號，并進一步把這一問題提高到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違背的高度進行爭議（當然，如果問題真到這一高度是沒有探討余地的），使這一問題擱置。毫無疑問，社會主義不容色情淫穢、兇殺暴力、迷信邪說的東西存在（而事實上，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這些東西卻一樣不少地存在）。但是，社會文化不只是這些灰暗面，主流的、正面的文化仍然有分級的必要。比如充斥熒屏的美目、豐胸、提臀等廣告和四處開花的性保健用品商店，無不極盡煽動和誘惑，實為兒童及青少年之不宜，早該進行分級和規劃管理，然則沒有見到哪個政府部門出來說不妥并加以修改。再比如對宗教的研究，一般的公眾或一般的信徒如果只是把它當作心靈的寄托也就罷了。如對宗教進行深入的研究，則可能因為對宗教教理理解不來而產生混亂，陷入走火入魔境地，這就產生了社會危害性。但是宗教信仰又是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不能因可能產生社會危害性就禁止了它，那怎么辦？顯然正確引導是非常需要的，怎么引導？可以進行分級，把對宗教的深入研究方面的事宜和媒介設立為限制級或輔導級，這樣，當人們想對宗教進行深入研究時，就會明白那是需要輔導的或有限制的，就可以起到正確引導人們的作用。又比如公益廣告，以禁毒宣傳為例，其中可能出現一些吸毒者毒癮發作的圖面，這種圖面效果會更震憾，但是是不適宜兒童和青少年觀看理解的，就應設為輔導級，由家長在旁邊予以講解，等等。這些說明，一些問題在深入思考后會發現，是不能簡單地用倡導或排斥來加以選擇的，這種態度和做法是不正確的。政府在面對各種文化思潮、文化形式時，一定要在科學嚴謹、慎之又慎地進行評估論證后給予明確的、及時的態度，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標準，以利于積極文化的傳播和消極文化的控制，否則就會造成對媒介的失控。
而基于對媒介生存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在對媒介的把關上又呈現了另一種態度——曖昧。所有上述有政府把關而在社會上存在的不良文化及其趨勢，都向我們反饋著一個信息——政府的曖昧。當人們用越來越多的時間來看電視、談報紙，足不出戶便可以通過種種傳播工具了解社會一切信息時，人們自然地選擇了媒介而放棄進入現實世界獲取第一手資料的機會，并且很少再對其內容真偽進行追究，這樣媒介就把現實和信息的聯系隔裂開，它控制著對信息的傳播而左右著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和判斷。這時政府保持正確的態度和做法就顯得極為重要。當然，這也是政府的重要責任，曖昧意味著對人們的不尊重和不負責任，也意味著對不良文化的放縱。
以上所講的都是在政府控制管理下的社會文化。它表明，即使在政府管控下發展起來的文化，也會良莠不齊。下面，再談一談游離于政府管控之外的文化——地下媒介。地下媒介在我國主要有兩類：政治性媒介和色情媒介。地下政治性媒介的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其作用的范圍和對象是特定的，在犯罪學上進行研究的意義不大，這里不準備討論它。而只著重談談色情媒介。
色情媒介，包括色情書刊、音像、影視和上面提及的網絡色情。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管理體系和管理模式的不明確、不合理，大量的色情媒介從各種途徑流入境內，隨后則是國內的商家、作家自產自銷國產色情媒介。這一股黃潮，極大沖擊污染了我國的文化市場，也充斥污濁了我國的文化娛樂場所。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雖然我國文化市場主管部門不少，卻管理職責不明，多在大搞部門主義，有利可圖則大家熙熙而來爭著管，無利可圖則千呼萬喚而不往。在管理方式上，往往忽略了常規性、持續性。就拿“掃黃打非”來講，活動年年搞，卻多是來時一陣風，去時無影蹤，形式主義太甚。這種寬嚴不定、軟硬不一的管理方式，導致了文化市場管而不嚴、治而無恒、懲而不力、罰而不狠，使違法犯罪者難受震懾，有恃無恐；使守法者難得肯定，社會責任感下降。于是乎，西方腐朽的色情媒介照進不誤，惡拙的色情文學照寫不輟，黃潮陣陣，濤聲依舊。
那么色情媒介究竟是怎樣危害社會而引起犯罪的呢？目前而言，沒有充分的證據能夠表明色情媒介能對成年人造成較大的刺激以致有大范圍的成年人因色情媒介的影響而違法犯罪。就我所知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成年人都接觸過色情媒介，但這些色情媒介并沒有形成足夠的刺激以致可以激發我們去犯性方面的罪錯。有兩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一方面是成年人的利益和理智判斷控制了他們的行為，即使他們因此引起沖動，但理性使他們選擇了遠離性罪錯。另一個合理的解釋是，成年人可以在正常的性生活中解決性需求問題，色情媒介所引起的沖動可以在合法的性關系中得到消化。反面的印證是只有極少量的成年人因性需求無法得到解決而走上了性罪錯的路。
但是，色情媒介對青少年的影響是深遠而巨大的。尤其在中國，當前我們正經歷著一場性意識的危機。中國社會傳統的觀念對性方面是諱莫如深的。因此，中國人在進行性教育時所采取的態度是愚昧之，企圖以此來推遲青少年的性喚醒，所以即使在中學開設了生理衛生知識一課，卻是形同虛設。這一遮遮掩掩、欲說還羞的姿態，同青少年正常的生理發育和心理需求產生了不協調，形成了一個空檔。而色情媒介正好填補了這一空檔，利用它過份的或不當的性刺激，左右了青少年的性意識，引導青少年在性方面走上扭曲、腐化的道路。大量的數據表明，色情媒介與青少年的性罪錯有著直接的關系。
3、公共娛樂。公共娛樂場所正日益成為社會不良文化的代名詞。包括迪吧、酒吧、歌廳、舞廳、夜總會、酒樓、桑拿、推拿在內的公共娛樂場所，正在淪為吃、喝、嫖、賭、抽五毒俱全的集散和交易場所，并由此引發其他犯罪違法行為。
首先是吃喝問題。現在的中國，以國家機關為主力，以社會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為骨干，以手中握有一定行政權力的人為基礎，整個社會吃喝成風，據說單國家機關每年公費吃喝的數字就在3000億左右。中央和中紀委的三令五申、年年反復強調反對吃喝問題，所發的通知、規定等有一本10萬字的書本大，但從這種不厭其煩中我們能解讀的是他們對整治吃喝問題的無奈。然而這種風氣帶壞了整個社會，現在人們辦什么事都要先吃喝一下，對被請吃的而言，這可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對請吃者而言，一次請吃可能就是他一個月甚至半年的收入。毫無疑問，這種風氣在社會形成積怨。
其次是色情活動。與吃喝緊密相隨的，還有一樣事物，那就是嫖娼。在這中間，有一個過渡媒介——營利性陪侍。即俗稱的“三陪”。與色情媒介不同的是，“三陪”是以人的實際陪侍和表演而不是其錄音錄像為特征，相比較而言，“三陪”具有公開化的特征，因為“三陪”必須以公共娛樂場所為媒介。
在當前中國的娛樂領域，色情業早已泛濫成災，經過職業公開化、社會化、職業化，絕大多數的“三陪”人員已完成了從陪喝、陪玩到陪睡的過渡，即完成了妓女的塑造（這是用較一般的說法，現在已有男妓的出現，但只是性別多了，其余沒有質上的區別，故仍統稱為妓女）。與外國相比，我國妓女的放縱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其經營的無規范、行為的無秩序以及開放的無禁忌則更是令人瞠目結舌。妓女和賣淫，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開來。有的妓女還兼有其他惡行，偷竊、吸毒、組織暴力犯罪等無所不參與。妓女的職業化、公開化意味著賣淫嫖娼活動的嚴重性，在公共娛樂場所，無乎所有的“三陪”人員都兼有妓女身份，而在桑拿場所，據說其“三陪”人員100%是妓女身份。相關的數據也佐證了賣淫的嚴重性。據楊煥寧先生的調查，1986年~1999年，全國強奸案件基本在4萬~5萬起之間浮動，而同期的賣淫嫖娼案件則呈逐年上升趨勢，從1986年的12520起上升到1999年215128起。而這些賣淫嫖娼的主體，正是涉足娛樂場所之人和在娛樂場所從事營利性陪侍的“三陪”人員，以基于金錢的自愿性行為代替強奸，雖則強奸罪案的數量得到了緩解，但性需求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從這里我們應該得到另一個啟示是，性需求量是穩定存在的，是無法壓抑的，因此沒有科學合理的性需求疏導，非法的、不正常的性關系必然大量存在。而“三陪”的高收益、低成本、低代價在社會上起了示范作用，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男男女女特別是一些貧苦家庭的孩子加入這一行業，從事“三陪”的人員日呈年輕化，因為除了相貌，年齡成了最好的資本。研究還顯示，妓女群體還在向幫派勢力發展或者受到幫派勢力的控制，幫派勢力的介入表明賣淫活動的組織化、暴力化程度提高，這是值得注意的發展傾向。
縱觀賣淫活動的迅猛發展過程，有兩點值得重視：一個是公眾性觀念的開放。事實上，隨著西方社會休閑娛樂觀念和思潮的擁進，中國人的休閑娛樂方式和觀念正與西方趨于同步，人們對新的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的接受能力和容忍程度普遍增多，社會上婚外情、早戀、婚前性行為大量出現，甚至對同性戀等也采取寬容態度，這使得人們對金錢和性的關系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從“萬惡淫為首”的視角轉而認為“笑貧不笑娼”。于是社會的寬容和性觀念的開放使得中國出現了比任何國家都開放無序的賣淫市場。二是賣淫成因的認識。現在一種觀念認為賣淫都已由過去的“生活逼迫型”轉為“貪逸自愿型”，即賣淫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但正如皮藝軍教授所指出的：“需要重申的是，當前賣淫婦女的行為主要是出于經濟目的，而不是道德問題。此次調查的賣淫婦女中有62%來自農村，79%為農民和無業人員，已經說明了她們的經濟地位和從事這一行業的牟利動機。好逸惡勞、虛榮、向往奢侈的生活方式，并不是這些婦女的主要品質，也不是她們落入風塵的主要動因。不論她們如何做到一夜暴富，這一行業仍然是世上所有行業中最不屈辱最卑微的行業”。
最后是毒品的泛濫。毒品在社會的泛濫，尤其是在公共娛樂場所的泛濫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自80年代初國門打開以后，毒品犯罪甚囂塵上，愈演愈烈，成為困擾我國政府的一道重頭難題。目前，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與毒品有關的違法犯罪活動，中國已由毒品過境受害國轉變為毒品過境與消費并存的受害國，2000年的《中國禁毒》白皮書記載：1999年，全國共查獲毒品犯罪案件6.5萬起，繳獲海洛因5.364噸，鴉片1.193噸，甲基苯丙胺（俗稱“冰毒”）16.059噸，以及部分可卡因、搖頭丸、大麻等，破案數和繳獲毒品總量分別比1998年增加2.4%和33.6%。中國公安部門登記在冊的吸毒人數，1991年為14.8萬，1995年約52萬，1999年為68.1萬。現有吸毒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0.54%，吸毒人數中，吸食海洛因的占71.5%，年齡在35歲以下的占79.2%。截至1999年底，全國累計報告的1731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因靜脈注射毒品感染的占72.4%。”按國際刑警通行的慣例計算，一個吸毒者周圍有隱性吸毒者5至10名，則我國的隱性吸毒人數則可能達到340萬至680萬之多。從白皮書揭示的數據看，我國正處于一個更為嚴重的吸毒爆發時期。一方面是71.5%的吸毒者吸食海洛因這種傳統毒品，表明我國尚未進入吸食毒品泛濫時期，吸食毒品泛濫時期的表現是冰毒、搖頭丸等新型毒品的大范圍、大量吸食。而從繳獲的毒品看，則是以冰毒等新型毒品居多。這種矛盾狀況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新型毒品在吸食前被我公安機關及時查繳。一種是還有大量的吸食新型毒品的人員游離于政府監管之外，政府掌握的數據失實。但不管如何，這一矛盾狀況已顯示我國將進入吸毒高峰期，對此不可掉以輕心。馬克思講過，如果有300%的利潤，就是殺頭的生意也有人做。毒品的高利潤有可能使我國的毒品違法犯罪蔓延成災。毒品制作成本的降低和毒品交易利潤的畸高，使得制販毒品近乎瘋狂。毒販們敢于拿生命作賭注，聲稱“冒險一次，享受一生，殺了我一個，幸福幾代人”，用武裝到牙齒的態勢與國家司法機關對抗。然而更讓人感到擔憂的是，從我們的政府機關到公眾，都存在著以毒品危害性認識不足的問題。在國門剛開之際，很多地區的政法機關領導還覺得毒品問題主要在西南邊陲與西北邊區，自己腳下的土地基本無毒，未先期采取有力措施進行積極預防，而是隨著毒品犯罪愈演愈烈才逐步重視的，因而缺少一種先期控制的能力。基本同樣的認識，一段時期內，我國對毒品危害的宣傳較少，全社會未能大張旗鼓地展開禁吸戒毒的宣傳教育，未能使公眾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吸販毒的危害。許多無知者不懂得染上毒癮后的惡果，對毒品易成癮難戒斷，最終將走向死亡的生理心理機制缺乏認識，由于各種原因陷入了毒品的沼澤。而人一旦染上毒癮，就不再是人而是魔鬼，毒品易成癮難戒斷的特性，使得戒毒者不僅反復復吸，還因為為了維持吸毒而成為毒品擴散的幫兇，并進而引發其他違法犯罪。加上毒品犯罪的隱蔽性，使得打擊毒品犯罪的效能降低。
4、不良政治。不良政治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對違法犯罪所起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對犯罪的錯誤反應是未能有效預防犯罪的原因之一。
不良政治對犯罪的錯誤反應就是指公共政策對犯罪的錯誤反應。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或政黨就社會公共事務或社會問題所采取的方針、策略、法令、措施等等。從犯罪學的角度說，公共政策就是作為決策者的政府在對付犯罪方面能夠做什么和選擇做什么。好的公共政策就是好的犯罪對策。犯罪經濟學的興起促使人們重視公共政策與犯罪之間的聯系，提醒人們要運用公共政策來對付和解決犯罪問題。然而，迄今為止，在犯罪預防的理論和實踐中，公共政策的作用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得到充分的發揮，具體表現在公共政策與犯罪對策之間缺乏應有的協調配套，仍舊是兩張皮，各自運轉，沒有針對性；犯罪對策仍然是被視為與公共政策不相搭界的一套獨立的措施體系；對付犯罪仍然被視為僅僅是警察和司法機關的事情；刑罰仍然被當作控制犯罪首先的和主要的手段。這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國也不例外。雖然我國很早就提出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這是非常有創意的、正確的舉措。但在實踐上，由于認識上的原因和工作上的不科學，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方針沒顯示出它應有的效果。首先是認識上的原因，我們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界定為在各級黨委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各部門協調一致，齊抓共管，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政治、經濟、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各種手段，整治社會治安，打擊和預防犯罪，保障社會穩定。并提出“打擊、防范、教育、管理、建設、改造”六個方面的工作范疇，強調打擊綜治的首要環節，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91年通過關于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然而我們至今不知道實行綜治是黨委、政府的一項政策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一項法律。各級黨委、政府都在例行公文中稱貫徹“兩個決定”，然則法律的實施和政策的貫徹顯然是不同的。而把打擊作為綜治的首要環節更直接導致了多年來“嚴打”不斷，“嚴打”經常化，現在甚至提出要考慮“嚴打”制度化的問題。這些都是錯誤的認識。“嚴打”的性質必然內在地要求它是針對某一區域、某一時期或某一問題的特殊治理手段。把“嚴打”工作經常化和把日常工作“嚴打”化是一樣的，必然要導致實施者長期處于一種非正常的工作狀態，結果是會反過來影響了實施者的積極性和“嚴打”的效應。實踐表明，盡管“嚴打”聲勢有助于提高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和增強安全感，但從重從快打擊違法犯罪分子并不能起到有效遏制違法犯罪的作用。我們的政府看到了前一個優點而持之不放，情有獨鐘，但這顯然是認識上的一種偏差。其次是我們工作方法上的不科學。綜治的口號提出來了，但在實施中，綜治首先被理解為就是“嚴打”，然后在打不勝打的情況下，又提出了“打防并舉，預防為主”的策略，實施了一階段后出現了打不勝打、防不勝防的局面，現在又提出了“打防并舉，多管齊下，綜合治理”的口號。這個過程說起來是一個認識過程，而實際上是指導思想、工作方法上的問題。因為在提出綜治這一概念的時候，所有的東西已經是定好了，只是我們沒有去組織實施好。但是這已不在我們進一步討論的范疇了。
不良政治的另一方面是指不良政治給違法犯罪的示范作用，即腐敗問題。腐敗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貫穿于人類社會很長時期普遍存在的，不同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腐敗，而在轉型期國家表現尤甚。我國作為處于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國家，這方面也頗有表現。目前，我國以貪污受賄為代表的職權型違法犯罪行為嚴重污染社會風氣，從遠華走私案、到慕馬案、再到陳希同、成克杰、胡長青、李嘉廷等高官案件，級別之高，范圍之廣，數額之大，件件令人震驚，遠遠超出普通百姓可以理解的范圍。美國法官布蘭迪斯提出，“政府是一個感染力極強的以身示教的教師，不論教好教壞，它總是以自己的楷模行為引導整個民族。”也如亨利·斯蒂爾康門杰所指出的，“政府官員的越軌行為，可以為其他形式的越軌樹立榜樣。”（美）道格拉斯《越軌社會學》，河北人民出版社87年版。這類罪行，不僅使國家和公眾利益受損，而且破壞既有制度和各種規則并導致社會運行狀況的惡化。對于公職人員而言，周圍的環境既是給他啟示，也是給他壓力，使他們陷于不能自拔的境地，于是在公職圈內造成了惡性循環。對于普通百姓來說，公職人員的腐敗行為的大量出現，使他們對政府和各種政策的信任和遵從度下降，不僅各種政策受到人們的懷疑以至不滿，社會賴以存在的健康的社會心理基礎也受到侵害，道德滑坡、公民意識淡漠和責任感缺乏等現象普遍形成，各種反社會行為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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