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健 ]——(2004-6-17) / 已閱24086次
農村青少年犯罪：社會無法承受之痛
近日，臨邑縣檢察院對2000年至2003年所辦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進行了統計調研，發現農村未成年人犯罪現象令人擔憂，其犯罪行為觸目驚心，加強預防挽救工作刻不容緩。2000年至 2003年，臨邑縣檢察院批準逮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0件38人，起訴28件33人。歷年來，未成年人犯罪以每年10%的平均速度遞增，尤其是2003年辦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歷年總數的60%。其中，農民身份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占全部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97%。
特點——觸目驚心
一是侵財型、暴力型犯罪突出。罪名涉及盜竊14人，占所有涉嫌罪名的42%；搶劫11人，占所有涉嫌罪名的33%；侵財型、暴力型犯罪，分別占犯罪類型總數的94%、48%。 如李某、張某自2002年1月至12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共同搶劫作案9次（1次未遂），打傷2人，搶得手機7部，現金2550元。二人搶劫作案肆無忌憚，近乎瘋狂，表現出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瘋狂與殘忍。有三次搶劫作案就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時甚至一天連搶兩次。二被告人在搶劫王峰時，在受害人奮力反抗的情況下，仍不放棄犯罪，直至用亂棍把被害人的胳膊打成骨折，將摩托車搶走。2002年10月3日中午11時30分許 ，二被告人在臨邑縣臨盤鎮小趙家村附近欲搶被害人孫清自行車筐中的皮包，在被害人棄車持包跑進棉花地以后，周圍群眾聞訊而來之機，張某仍緊追不舍，持扳手將被害人頭部打傷（在醫院縫了八針），劫取手機2部，現金1200元及身份證、單據等物，跨上摩托車揚長而去。當晚22時許，二被告人又采取用腳踹、用木棍毆打等手段劫取被害人馮懷貴上衣一件及女式皮鞋一雙。
二是犯罪組織形式具有團伙性，貪利特點明顯。共同犯罪案件22件，占犯罪案件總數的66%；其中全部由3人以上未成年人糾結組成的交叉結伙作案3起，占共同犯罪案件的14%；年齡為17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成員占絕大多數，為90%；團伙作案涉嫌的罪名全部為盜竊和搶劫罪，動機皆為侵財；通常采用撬門破鎖、揭瓦入室、順手牽羊等手段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或持械使用暴力及以暴力威脅為手段非法劫取他人財物。如被告人趙某、徐某、周某等人自2003年3月31日至5月交叉結伙作案，利用卡鉗、撬棍等作案工具，采取撬門破鎖、揭瓦入室等手段，在臨邑縣仿古街、迎賓路、城建委家屬院等地，連續作案17起，盜竊總價值30489元。他們在臨邑縣城租房同住，晝伏夜出，平均每隔3、4天便作案一次，有時一晚連續作兩次案，一次竟然竊走建委家屬樓的3輛摩托車。贓物包括摩托車、彩電、電腦、VCD、煙酒、工藝品、銅線、鋁材等等，總之見什么偷什么，表現出對財物近乎病態的貪婪，已經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
三是不同犯罪團伙的作案地點相對固定。盜竊犯罪大多發生在居民樓下及居民樓儲藏室、沿街商鋪等城區及油田廠礦等；搶劫犯罪大多發生在縣鄉級公路及城鄉結合部。作案地點發生在城區的占42%，發生在農村及城鄉結合部的占33%。如被告人蔣某等3人自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13日，攜帶斷線鉗、騎腳踏三輪車，利用夜幕做掩護，采取翻墻入院、撬門斷鎖、揭瓦入室等手段，分別盜竊鋁合金廠、臨盤采油四礦、維修大隊、供電大隊材料庫等，竊得鋁合金門窗、鋁線、鐵管、鐵塊等物，價值33291元，以極低的價格銷贓并揮霍一空。如 被告人李某、張某的搶劫作案地點大多選擇縣鄉級公路及交叉路口，采用預先放置障礙物等手段，專門搶劫過往行人；被告人宋某等四人犯罪團伙，大多選擇臨盤采油廠附近的女性作為搶劫作案對象，作案得手以后，騎摩托車沿鄉村小路逃之夭夭。
原因——不一而足
一、司法機關繼續加大“嚴打”整治力度，連續破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犯罪未成年人法律意識淡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學歷33人，文盲1人，占總數的90%。學校除課程設置的法律教育內容外，基本沒有其他普法宣傳措施，他們在校期間接受的法制教育相當有限；輟學回家后，農村的法制宣傳教育幾乎為空白。
三、家庭因素影響。違法犯罪的農村未成年人家庭總體呈現病、窮、家長性格軟弱、管教不力等特點。犯罪青少年家庭中父母不和、單親的占21%。被告人孔名（因詐騙被判一緩三）、楊振（因搶劫被判處緩刑），兩人都有相似的經歷：犯罪時16歲，母親已去世，和繼母相處不融洽，父親在外打工，生活沒有著落后就去搶、騙。兩名未成年人自暴自棄，自以為看破紅塵，對生活失去信心。
四、社會不良環境的影響。由于受暴力音像制品的影響及周圍有不良行為的所謂“朋友”的慫恿，一些青少年便會萌發嘗試、模仿、尋求新鮮感、刺激感的欲望。如被告人周某（2002年11月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郭某（2002年11月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在被判處緩刑三個月后，即伙同其所謂“哥門兒”范某（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等四人，攜帶匕首等作案工具，以暴力、脅迫手段搶劫作案5起，劫得現金、摩托車等物價值三千多元。
五、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調查顯示，犯罪未成年人的年齡為16-18歲的為37人占98%；侵財性犯罪占93%。這說明一部分農村未成年人接受完九年制義務教育以后，沒有條件繼續接受高中以上教育或職業技能教育。當地農村風俗，翻蓋房屋、定親下聘恰集中于此年齡段，這類支出在當地農村將會使絕大多數家庭四處借貸，其家庭及本人將背上沉重的經濟包袱。社會上客觀存在的貧富差距，使剛剛步入社會的未成年人容易產生盲目攀比心理，駕駛摩托車、佩帶手機、出入酒店歌舞廳成為很多未成年人的夢想。在得不到正確引導的情況下，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或以暴力、暴力相威脅的手段非法劫取財物，成為滿足一部分未成年人夢想的所謂“捷徑”。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上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農村未成年人輟學在家，既不甘于沿襲父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又缺乏謀生致富的一技之長，對社會上吃喝享樂、燈紅酒綠的不良現象盲目攀比。如果未成年人自制力薄弱，加之缺乏有效的約束，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就不足為奇了。
預防——刻不容緩
違法犯罪是一把雙刃劍，違法犯罪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有多大，行為人自己承擔的刑事責任就有多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情節有多重，其受害的程度就有多深。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棵小樹長歪了，簡單伐掉就行，而一個未成年人的人生軌跡出現了偏差，就會影響他的一生。面對可能出現的問題，學校、家庭、社會應切實引起高度重視，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使未成年人得以健康成長。
一、全面開展面向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一是各級各類學校應切實完成教學大綱所要求的各類法制教育課程，充分發揮“法制副校長”的作用，積極和公、檢、法等司法機關聯手，開展經常性和制度性的刑事法律宣傳教育，通過警官、法官、檢察官以案說法，利用生動形象的影象、圖片展覽，使在校的未成年人牢固樹立遵紀守法觀念。二是針對當前農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家長對孩子的教育認知水平不高，教育方法或簡單粗暴，或放任自流的實際，加大農村法制宣傳力度，“綠化”農村法制宣傳“荒漠”。可選擇在農閑時節，采取司法機關聯動、“送法下鄉”的形式，使每一位未成年人及其家長每年接受一到兩次直觀形象的刑事法律教育，培養農村未成年人及其家長的法制觀念。若形成良性循環，可影響農村幾代人。三是利用農村基層組織的組成人員人地兩熟、在農村具有一定威望、比較了解本村未成年人狀況的有利條件，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與其簽定責任狀，及時報告本村未成年人的不良動向，以便將違法犯罪的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
二、采取多種措施，保障未成年人有健康成長的外部環境。在繼續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凈化治安環境的同時，進一步整治學校周圍環境，有關部門嚴格管理“網吧”和電子游戲經營場所，堅決取締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黑網吧”和地下錄象廳，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暴力、淫穢及低級趣味的文字、影象制品的泛濫。司法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認真貫徹執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政策，充分利用庭審教育，引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深挖犯罪根源，震撼他們的道德良心，促使其認罪服法，浪子回頭。
三、健全農村未成年人職業技能培訓網絡，拓寬農村青少年就業渠道。針對農村青年數量多，職業教育較為薄弱，就業、致富缺乏一技之長的現狀，籌建新型職業培訓學校，大力開展適合農村未成年人的職業教育，對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未成年人轉入職業學校，不收或少收學費。政府扶持專門的職業介紹機構，為具備一定職業技能、16周歲以上的農村青年免費提供就業信息，免費開展職業介紹工作；建立就業跟蹤回訪機制，發放貼息小額創業啟動資金，確保符合條件的農村青年每人都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使他們成為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生力軍。（文中未成年人均為化名）
山東省臨邑縣檢察院 王健 劉宗勝
（0534）3011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