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2-8-27) / 已閱14614次
從醉駕判決之正義性思考談司法公開的目的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關于醉酒駕駛，保險公司是否要承擔交強險賠償責任，理論上頗有爭議，但總結起來無外乎承擔與不承擔兩種觀點，從本質上說，兩種方案的沖突實際上是“人權”與“秩序”的沖突，兩種觀點都不完全符合正義的根本要求。從立法精神出發(fā)，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承擔墊付責任，墊付后可向醉駕者、無證駕駛者追償才更為合乎正義的要求。
關鍵詞：
醉駕、人權本位、秩序本位、正義、看得見的正義
引言：
從來沒有單純的司法公開，公開必有其目的，泛泛而談難見說服力，故筆者試圖從醉駕判決的正義性思考出發(fā)，來探討司法公開的目的。
關于醉駕、無證駕駛致人傷亡，保險公司是否要承擔交強險范圍內的賠償責任、如何承擔的問題，打開互聯(lián)網(wǎng)，可發(fā)現(xiàn)一搜一大把，賠與不賠都成為了新聞媒體爭相報道的新聞，各地法院的判決也是五花八門。司法實踐中這種參差不齊不判決方案，極大地損害了司法的嚴肅性，使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作為基層法院第一線的審判人員，因為手上剛好也碰到一個醉駕的案件，所以也不得不加入這一爭論的行列，從而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 當今的司法現(xiàn)狀
各地法院對于醉酒駕駛、無證駕駛致人傷亡時，保險公司是否要承擔交強險范圍內的賠償責任的處理，無外乎兩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認為，交強險是保險公司對被保險機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車人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傷亡、財產損失在責任限額內予以賠償?shù)膹娭菩员ｋU。它相當于是車主為社會不特定的公眾購買的保險，從合同法原理上說相當于是車主與保險公司為第三人約定了權益，具有約定性；而這種權益是一國或地區(qū)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為維護社會大眾利益，以法律形式強制推行的，從而使這種權益又具有法定性；并且，其立法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獲得基本的賠償，以維護人民的生命健康權，還具有社會公益性。因此，這種理論認為，交強險是排斥合同相對性原理的，否則，依照合同的相對性原理，受害者是沒有權利起訴保險公司的，故即便車主與保險公司在保險合同中約定醉駕、無證駕駛免賠，亦不能免除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之規(guī)定，交強險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只要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保險公司均應在責任限額內賠償受害人的人身傷亡損失和財產損失，而不論投保機動車一方是否有過錯或過錯的大小。因此，在這種方案中，法官將人民的生命健康權放在第一位，認為在當今和平的大環(huán)境下，該價值在所有法律所保護和追求的價值位階中的最高價值，處于價值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價值與之相沖突時均讓位之。故醉駕和無證駕駛時，保險公司一律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承擔賠償責任，不足部分再由肇事雙方根據(jù)過錯來劃分責任。
第二種方案認為，交強險是為了體現(xiàn)以人為本的理念，也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但這種利益的保護是在肇事者按照交通安全法的規(guī)定正常行車的情況下發(fā)生交通事故時的保護，而醉酒駕駛或無證駕駛之情形中，肇事者本身就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guī)定，故由此造成的損害不應由保險公司來承擔，只應由肇事者自行承擔，這樣才符合公正、公平的原則。《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以下簡稱交強險條例）第二十二條規(guī)定保險公司應墊付搶救費用，目的是為了保障受害者能及時得到治療，體現(xiàn)的是人文關懷。并且，按照一般常理，受害者起訴時已經(jīng)治療完畢，其生命健康權已基本得到了保障，已不再具有人身危險的緊迫性，故起訴的標的實質上已經(jīng)變成了一種債權。如果無證駕駛或醉酒駕駛肇事后，保險公司都要承擔交強險賠償責任，那勢必在社會上造成有證無證一樣、清醒醉酒一樣，反正都有保險公司買單的結果，對社會造成更大的混亂。這無疑是對醉駕和無證駕駛的放縱，與刑法修正案八醉駕入刑的立法精神相違背。因此，在這種方案中，保險公司不承擔交強險的賠償責任。
這兩種方案均能自圓其說，并且都有一定的道理，以至于全國各地的法院按這兩種方案判決的都有。為了力排眾議、定紛止爭，最高院2009年10月20日在對安徽省高院的批復時明確認為交強險條例第二十二條的財產損失包括“人身傷亡產生的各項經(jīng)濟損失，如傷殘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故認為保險公司不承擔賠償責任。但事與愿違，該批復未能實現(xiàn)預期的效果，全國各地的法官并未因此停止對正義的思考與追求，判決保險公司承擔責任的案例仍不斷涌現(xiàn)，從而使該批復陷入各大報刊、雜志、網(wǎng)絡等各種輿論聲討的驚濤駭浪中。
筆者認為，這兩種方案的沖突，說到底是人權與秩序的沖突，兩者都是法律所要保護和追求的利益，都不可偏廢。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tài)的法律中，兩者的主次地位和側重點各有不同。
二、 秩序本位
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國家和法學家優(yōu)先追求的都是秩序，要求國家應能進行有效的控制，主張穩(wěn)定是壓倒一切的大局。“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普遍不高的大環(huán)境下，人們的勞動所能創(chuàng)造的剩余產品本就十分有限，處于金字塔上層的統(tǒng)治者們?yōu)榱四軌蛴凶銐虻奈镔|資料供其享受驕縱奢華的生活，免不了要對內實行嚴重的剝削，對外實行殘忍的掠奪。這使人民隨時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屈原說“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2]”，白居易更為深刻“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3]”，這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4]”的統(tǒng)治，必然激起本國民眾的反抗和遭遇他國民眾的抗爭與侵略，故古今中外的各國家、各政權，無不隨時處于內憂外患之中。魯迅就曾深刻地指出，中國人民的歷史無非是兩種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5]”。在這種“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6]”的理念下，秩序，當然毫無疑問地成為了法律所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
三、 人權本位的興起
國家政權的統(tǒng)治者們過分地追求秩序而忽略了對人權的保護，加上統(tǒng)治階級的種種特權，如“八議[7]”制度、“官當[8]”制度的出現(xiàn)，激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在“王侯將相寧有種乎？[9]”的理念下，農民起義、奴隸起義此起彼伏。于是，統(tǒng)治們在追求秩序的同時，開始注重人心向背，進而出現(xiàn)了“得民心者得天下[10]”、“水能載舟，亦能覆舟[11]”的較為開明的理念。但封建專政的、忽視人權保障的黑暗統(tǒng)治并未根本改變，因為這種變化本身是為更好地維護階級統(tǒng)治秩序服務的。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尊重和保障人權首先在西方國家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和發(fā)展，在“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論”、“人民主權論”等理論的影響下，1776年托馬斯·杰斐遜在其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中明確地指出“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jīng)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緊隨其后，法國在1789年8月26日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簡稱《人權宣言》）第二條中明確規(guī)定“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于保護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此后，類似的規(guī)定在西方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出現(xiàn)。聯(lián)合國大會1966年12月16日第２２００Ａ（ＸＸＩ）號決議通過并開放給各國簽字、批準和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從此，世界各國在人權保障方面達成了普遍共識，人權保障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將秩序與人權保障這兩者的主次關系倒了個位，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權，也就成為了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標。
在我國，其實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主張“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2]”。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第五條也曾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權”。但遺憾的是，受傳統(tǒng)思想的影響，我國一直提倡集體主義，將國家、集體和公共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從而忽略了對個人權益的保護，甚至提倡在個人利益與這些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讓位之。但這種思想逐步在轉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提出了黨要“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人為本”，2004年修憲時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明確寫入了憲法，胡錦濤2007年更進一步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盡管何謂“人權”仍然模糊不清，盡管我國人民至今仍不享有“沉默權”，盡管我國仍未象美國憲法一樣賦予民眾武裝反抗并推翻暴力政府的權利，但至少標志著我國也基本實現(xiàn)了人權本位的法律思想的轉變。
四、 人權與秩序的辯證關系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13]”。“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里，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人也同樣有這種權利[14]”。這些話是非常深刻的，沒有秩序，就談不上自由，更談不上保障人權，所以秩序是保障人權的基礎，但“法律的目的，不是為了限制自由，而是為了保護和擴大自由[15]”，故維護秩序，又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人權。從醉駕入刑的立法目的來看，就是為了創(chuàng)造更好的公共交通環(huán)境，從而保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人權。
這真是一個令人糾結的問題，涉及到個人人權與公眾人權、眼前人權與長遠人權的激烈沖突——保險公司如承擔交強險賠償責任，雖然保障了個人人權、維護了眼前人權，但從長遠看，卻放縱了醉駕和無證駕駛，可能使公眾人權受到更大損害；如不承擔交強險賠償責任，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今后發(fā)生的每一次交通事故，都可能成為今天的正在審理的個人人權和眼前人權，而“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16]”，故何時才算是保障了長遠的、公眾的人權？最終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不承擔賠償責任，不保障眼前的每一個個人人權，“尊重和保障人權”終將成為一句空話！
因此，筆者得出這樣的結論：賠償是不正義的，不賠償也是不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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