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曉輝 ]——(2003-8-13) / 已閱23293次
論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偏重性
●王曉輝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我國刑法中的基礎性原則，有學者甚至將其稱之為支撐我國刑法理論的“阿基米德支點”。 傳統刑法理論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即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刑事責任原則，它的基本含義是：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 但在司法實踐中它并不意味著在犯罪和刑罰方面要求面面俱到和平均主義，而是有偏重性的。主客觀相統一的偏重性是在犯罪和刑罰方面要求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報應和預防相統一的基礎上的進一步追問。認為在犯罪問題上，行為及其實害（客觀方面）起決定作用，強調社會危害性的本質特征；在刑罰的問題上，行為人及其人身危險性（主觀方面）起決定作用，強調預防的正當性。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立論和理論基礎
正確理解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在我國刑法理論中的合理性和以及在司法實踐中的正確運用，必須先了解其理論和立論基礎。刑法關于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以及司法上關于犯罪的認定與刑罰的適用，是應該重視行為還是行為人，舊派（刑事古典學派）和新派形成了行為刑法與行為人刑法的對立。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分別是舊派和新派在犯罪領域的基本立場。客觀主義認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表現在外部的犯罪人的行為及其實害，或者說犯罪概念的基礎，可罰性及其刑罰量的根據是客觀行為及其實害。主觀主義認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犯罪人的危險性格即反復實施犯罪行為的危險性，或者說犯罪概念的基礎，可罰性及其刑罰量的根據是危險性格。但是，客觀主義不是客觀定罪，主觀主義也不是主觀定罪。 他們并沒有在強調一面而否認另一面，只是將另一面絕對化或依附于一面而存在。只不過，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論預設，在今天看來，他們的缺陷也正是在于其理論預設。客觀主義將自由絕對化，認為人都是理性的自由人，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由意志；而主觀主義則以行為決定論（意思決定論）為基礎，至于行為只不過是行為人危險性的征表而已，不具有基礎的意義，而行為的實害就更不具有實際的意義了。從中可以看出，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均有潛在的出發點構成其理論預設，這種“預設性選擇，從積極的意義上講，不僅決定其理論的可能性，而且決定其局限性和脆弱性”。 而正是主、客觀主義理論的局限性，使得主客觀主義相統一和理論應運而生。但是，我國刑法與刑法理論堅持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并不是將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理論中的“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統合起來的簡單折衷。
那么我國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立論基礎究竟何在呢？正如有學者指出，“主客觀統一原則立論的基礎，主要不是為了避免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在解決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時只強調主觀或客觀一個方面而否定另一個方面的方法論錯誤，而是為了避免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在對待犯罪的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相互關系上的認識論錯誤。犯罪的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既可以相互依存而統一于一體，又可以相互分離而單獨存在。但是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在解決主觀和客觀的關系時只看到了二者的相互關系中的一個方面既相互依存，而忽視了二者相互分離、單獨存在的狀態，以為認定其中一個方面就必定意味著另一個方面的存在，而事實上這兩個方面并非不可分割地必然聯系在一起。主客觀統一原則，基于犯罪的主觀因素與客觀的因素可能相互分離而單獨存在的客觀真實，強調在解決人的刑事責任問題時必須同時考慮犯罪的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并注意二者是否統一于犯罪行為之中，是否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這樣就防止了在犯罪的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相分離的狀態下只根據其中一個方面追究刑事責任的錯誤，使刑事責任的實際追究更趨合理。” 可見，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價值優點在于克服和糾正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都沒有正確地理解和把握主客觀因素在刑事責任中的辨證關系。
馬克思主義辨證唯物論是我國刑法中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和理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辨證唯物論認為，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人的認識并不是完全被動的，人的意識具有主觀能動性。人可以根據對客觀世界的規律的認識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活動，不斷的改造世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 犯罪行為也不外乎是一種實踐活動，是在一定的意識和意志支配下進行的，即是一定的客觀危害行為和主觀罪過的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人的犯罪活動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反社會的實踐活動，認識和判斷犯罪的司法活動也是一種主客觀相統一的社會實踐活動，考察犯罪是否具有再次犯罪的人身危險性仍然是主客觀相統一的司法實踐活動，所以，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在我國的刑事立法、司法中起指導作用，無疑應該成為我國刑法中的一項基本原則。
而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片面性在于對主客觀的辯證關系的理解上。客觀主義以意志自由為理論預設，將人的意志無一例外的平等化和絕對化。而實際上，自龍勃羅梭以來的犯罪人類學派和社會學派的研究表明，隱藏在行為表面意志自由之下恰恰是意志的不自由，生理、心理和社會等等因素如航海中的暗礁般深深地制約著行為人的意識和意志。相反，主觀主義則以行為決定論為基礎，以犯罪征表說將犯罪行為與行為人的反社會性格同一化，忽視犯罪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可能相互分離而單獨存在的另一面。而事實上，不表現于外在行為的危險性格或雖有“犯罪”行為的表現但缺乏人身危險性的情況也的確存在。因此，要克服主、客觀主義的片面性，還必須進一步弄清人的意志自由與外在客觀因素的關系。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在自由和必然的關系上，認為客觀必然性是人們獲得自由的前提。自由的程度取決于對客觀必然性認識的程度，不能超越客觀必然性所允許的范圍。同時承認和強調人的自由不單是對必然的認識，不只是思想的自由，而且是行動自由。人們對必然的認識，獲得支配自然和社會的自由，并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馬克思主義關于意志自由和客觀必然性的辨證關系表明：人的意志既有自由的一面，又有受客觀必然性支配和制約的不自由的一面，即人的自由是相對的。這一論斷是理解主、客觀主義理論片面性的鑰匙。在客觀主義那里，無論是前期古典學派所謂的絕對的人人平等的意志自由，還是后期古典學派的無原因的意志自由事實上只是一種幻想。主觀主義把對犯罪行為起決定作用的人類學、社會學等因素看成是絕對的唯一的因素，從而斷然否定人的意志自由，則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只有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相對自由意志論，才能克服主、客觀主義理論在主客觀方面認識上的片面性。正如日本學者大塚仁教授認為，犯罪人并不具有古典學派所主張的那種完全的自由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正象近代學派所指出的，犯罪行為是由行為人的遺傳性素質和其所處的環境的影響所決定的。但是，又不能說常常是完全被決定的。即，很多犯罪人即使在被限定的范圍內，也具有相應的自由，有對生來的素質、后天的環境進行改良、予以規制的一面。今日的刑法學一般采取相對自由意思論的立場，認為作為其對象的人即犯罪人，是被決定的同時也是自我決定的，是相對自由的主體。
犯罪現象是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人的內在的主觀意識與其客觀外部犯罪活動過程的統一。堅持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符合犯罪發生的事實過程，也是符合認定犯罪的認識過程。我國刑法理論中的主客觀相統一正是在揚棄主、客觀主義理論，合理吸收其“片面的深刻”的閃光點的基礎上構建而成的。
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在犯罪和刑罰方面的偏重性
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是舊派和新派在犯罪領域的基本立場。主客觀相統一原則作為我國刑法理論的一項基本原則，貫穿于我國刑事立法和司法的全過程，是我國刑法關于犯罪和刑罰問題的科學指導思想。有學者從傳統理論對該原則的具體使用中分析其不足之處，認為以辯證法精神為內核的馬克思主義所指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共時性（靜止性）與歷史性（運動性、過程性）、整體與層次結構性、同一性與對立差異性、有機聯系性與中介性（分裂性）的對立統一。（11）
客觀主義、主觀主義和主客觀相統一的區別不在于主客觀因素的有無的問題上，而是在于對主客觀因素更重視哪一方面。主客觀相統一實質上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這對矛盾體得以存在的場所與前提，在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對立中達到一種相對的動態的主客觀相統一。但這種統一并非面面俱到，而是一種以具體條件或不同領域為轉移，有所偏重的統一。正如張明楷教授所指：中國的主客觀相統一究竟是重視客觀要素、還是主觀要素呢？能夠做到完全同等重視嗎？這種主客觀相統一是應以客觀因素為基礎，還是以主觀因素為基礎，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12）有學者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就像一個鐘擺因客觀依據或條件的改變從主觀主義轉向客觀主義或從客觀主義轉向主觀主義而達到動態的平衡。（13）在此，M••E•邁耶的“分配理論”值得借鑒，即在理論上所說的各種各樣的刑罰目的應根據不同的階段（立法機關所確定的法定刑是經過刑的警告、量刑、行刑這三個階段來實現的）而進行分配。筆者以為，在從定罪、量刑到行刑的過程中，主客觀相統一的作用和表現形式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行為及其實害應受重視的程度呈遞減的趨勢；相應地，人身危險性受重視的程度則不斷地加強。這是由犯罪的本質及刑罰的目的和功能決定的。
在認定犯罪的時候應該偏重于關注行為及其實害，這是由犯罪的本質——社會危害性決定的，盡管社會危害性也是主觀惡性和危害行為的統一，但危害行為在決定犯罪與否或犯罪性質的問題上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并不否定主觀罪過在此方面的作用，只是主觀罪過同本文所討論的人身危險性或危險性格有本質的不同，這里的行為和實害是相對于人身危險性而言。）“處于犯罪概念基底的，首先是行為。是直視其現實意義來把握行為，還是認為行為具有行為人性格的征表意義，暫且不論，古典學派，近代學派從來都賦予行為在確定犯罪概念上以重要意義。在今日的刑法中，無疑也必須以行為觀念為核心來確定犯罪概念。上述的犯罪定義中以‘符合構成要件的違法而且有責的行為’為犯罪，刑罰法規規定的各犯罪都由一定的行為來賦予特征。” 而且，“關于作為犯罪概念基底的行為，其中，特別應該作為問題的對待的是作為界限要素的機能。它不外乎是刑法評價為犯罪的前提，是作為刑法評價對象的行為。”（14）犯罪行為及其被侵害法益以及行為的樣態決定犯罪的性質及犯罪形態，判斷犯罪以相當構成要件之客觀事實如何為標準，且刑法的目的在于保護法益，因此對其產生侵害的危害行為成為犯罪與否及為何犯罪所關注的重點自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在認定犯罪的前提下，處以刑罰以及處以多少刑罰則應側重于考慮行為人及其由行為所表現出的人身危險性。刑罰的本質特征在于其是一種嚴厲的懲罰性和痛苦性的制裁措施。但是在尋求刑罰正當化的根據的問題上，則有報應和預防的爭議，這是舊派和新派在刑罰領域的對立的表現。單純的報應刑遭到了預防論者的抨擊，其無視對犯罪的控制、預防和保護社會秩序的需要，報應刑論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保守主義潛質。正如美國學者苯所言，“總之，尤其是就刑罰的司法形式而言，也許確實是，報應基本是保守的”。（15）現在的通說，一方面盡力按照作為者的責任來量定刑罰，另一方面也在這個范圍中考慮刑事政策的目的。總之，可以說現在在量刑論中，理論上對立的重點已從‘責任還是危險’、‘報應還是預防’移向了在承認刑罰以責任為前提（責任主義）的基礎上討論如何將此與預防的目的結合起來的問題。具體而言，存在著兩種觀點的對立。一種是主張有責任必科以與此相應的刑罰，預防目的的認可應以此作為限度的觀點（積極的責任主義）；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責任具有的僅僅是畫出刑罰上限的功能，從預防的角度來看，科以的刑罰在責任程度之下也是可以的（消極的責任主義）。（16）我國刑法理論采取了并合主義的立場，認為刑罰的正當化根據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報應的正義要求，同時也必須是防止犯罪所必需且有效的，應當在報應刑的范圍內實現預防的目的。這實際上是主客觀相統一在刑罰領域的反映。但是，并合主義并非折衷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如何處理報應和預防在量刑方面孰輕孰重的問題，則是不得不面對的。“如果說刑罰的強制性是對犯罪造成客觀危害的一種強力阻止和預防，刑罰的正義性就是對犯罪人邪惡心靈的一種譴責和感召。僅僅具有強制性還不足以使刑罰有效的遏止犯罪。歷史經驗反復的證明了這一點：只依靠嚴酷的處罰并不能真正實現刑罰目的，而且結果往往相反。”“正義性揭示出刑罰的意義不僅在于給犯罪人造成痛苦，更重要的是通過對犯罪行為的譴責呼喚人類理性的復歸。刑罰的作用，無論是強制的手段給犯罪人造成痛苦，以及對已然犯罪之罪的懲罰，或是通過教育改造，消除行為人性格中的危險傾向，以達到對犯罪的預防的目的，都體現著刑罰的正義性。”（17）廣義上刑罰的量定包括刑種的選擇和刑罰數量的確定。筆者以為，在犯罪性質及行為實害確定提下，依法律的規定，選擇適當的刑種和相應的刑罰幅度并非難事，關鍵是在相應的刑罰幅度內宣告科以特定的刑罰。而刑種的選擇及相應的法定刑正是基于犯罪行為的性質及其實害的嚴重程度而確定的，體現了相應的犯罪行為需要予以相對應的刑罰的報應要求；至于在法定刑幅度內作出裁量則主要基于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等因素予以適用。而這正是刑罰裁量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因此，刑罰的對象應以行為人的意思為基礎，其可罰對象并不限于非人格之外部行為，而更側重行為人的人格或性格。即刑罰的裁量不在于相當構成要件事實之客觀的事實及被侵害法益的結果，而在于主觀的表現行為人之反社會的性格，至于行為人反社會性格則應以行為人主觀的意思為基礎加以考量。
在刑罰執行階段，由于個別化的刑罪關系已經確定，社會危害性已被凝固在確定的刑罪關系中，因此，一般引起該關系的變更的重要因素就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以人身危險性為主導，突出對再次犯罪預防作用的刑罰制度——減刑和假釋，較為明顯地反映出刑罪關系在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減刑和假釋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發生變化即具有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等足以證明人身危險性的顯著變化。當然，刑法根據原判刑罰為標準，限定變更的幅度，也表明在這一階段并非完全無視已然之罪的嚴重程度而任意變更刑罪關系。已然之罪的社會危害性雖不能主動引起刑罪關系的變化，但卻對刑罪關系的變化起著限定作用，制約著刑罰變更的速度，幅度和范圍，這實際上劃定了人身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在刑罪關系中各自的地位關系。罪犯人身危險性的變化決定刑罪關系的變化，而且，這種影響是積極主動的。在通過刑罰對犯罪遏制卓有成效，人身危險性轉變較為徹底，再犯可能性近于低值，從而由于人身危險性的消除或化解而解除刑罪關系。可見，在刑罰執行階段，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成為關注的焦點，在反映已然之罪的性質和危害程度的刑罰限度內決定刑罰的執行方式，甚至引起刑罰關系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