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春暉 ]——(2003-7-4) / 已閱15960次
第二界中國律師論壇論文評比一等獎
中國律師應打造信用品牌
王春暉 博士
引言：
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實質上是一種信用經濟。市場化程度越高，客觀上對社會信用體系的發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我國市場經濟的建立主要賴于兩大支柱的建立，一為法治，二為信用。1999年3月15日，憲法第三次修正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寫入了《憲法》。從此，法治成為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如果從西方法治傳入之始的19世紀中葉算起，法治由西方溶入中國法文化耗了150年。然而，我們在跨入21世紀的前夜，才把法治寫入了母法，這是一個多世紀啊！目前，社會對法治的重要性已經比較清楚的認識，法治觀念已深入人心；然而，社會對信用的認識還遠遠不足對法治的認識，甚至完全忽視了整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信用。當前，我國個人、企業的失信行為觸目驚心，合同欺詐、逃廢債務、偷稅漏稅、走私騙匯、虛假報表、黑幕交易、價格陷阱、偽裝上市等等，我們的信用大廈正受到嚴重沖擊。因此，信用也成為我國最為稀缺的資源。
中國律師制度是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律師制度的高度發展是現代法治得以產生與維持的重要基石，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標志。在美國有這樣的說法：沒有總統，社會生活可以照常進行，如果沒有律師社會生活就無法進行。中國律師能否得到社會的普遍重視，這不僅僅是律師作為社會中介組織的執業人員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重要的是這種執業人員是否具有良好的信用。良好的信用是中國律師執業的必備條件。中國律師只有具備良好的信譽品質，才能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和社會的重視，才能成為公民、法人的保護神，也才能成為對抗強權、保護弱者的正義之神。近來發生的安然（Enron）事件和世通（WorldCom）事件，暴露的幾乎是同樣的問題——失信。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起震驚世界的假賬丑聞案竟然都涉及到一個全球位于前五位的著名會計師事務所——安達信會計事務所。美聯邦陪審團已于2002年6月15日裁定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在銷毀安然公司文件一案中的妨礙司法罪成立，使這家世界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從此倒閉。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整個社會對中介資信機構的公信力產生了懷疑。律師，作為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如何從安達信事件中吸取教訓，造就律師的社會信用品牌，是當前中國律師執業活動中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一、建立信用法律服務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基礎
信用是最根本的社會關系，是整個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講信用，社會就無法維系；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沒有信用，就沒有交換、沒有市場，經濟活動就難以健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存在。隨著經濟全球化過程的加快，面對我國加入WTO后的形勢，如果法律服務市場環境不良，律師信用低下，就會嚴重制約我國律師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正如司法部長張福森同志所講的，律師工作的本質和律師服務的特點，決定了它必須以誠信為本。一方面，律師本身就是誠信制度的維護者。無論是律師的訴訟業務，還是非訴訟業務，其本質都是對信用制度的維護；另一方面，律師應該是信用的實踐者，如果作為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都失去了信用，那么，整個社會將是雞毛一地。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盡管已經加入WTO，但是我們仍然處在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社會生活中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都會逐漸地暴露出來，但是最集中的應該是社會的信用問題。作為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律師，必須成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信用使者。眾所周知，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一種建立在對私人權利的保護和對國家權利限制的基礎上的機制；律師作為法律工作者，其接受當事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活動就是為了維護“私權”。目前，保護市場經濟中“私權”的中國民法的理論觀念也正在變革，變革的主要特點是：否定了不承認私法，認為公法就是一切的理論觀念，樹立了嚴格區分公法與私法以及私法優位的理論觀念。實際上，區分公法與私法，是兩類不同社會關系的客觀反映，這不僅僅是現代法治的要求，更是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建立的要求。因此，中國律師的性質也應隨之變革，應該主要為“私權”提供法律服務。然而，為“私權”提供法律服務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律師必須樹立保護弱者，維護社會正義的理念，這種理念成立的首要條件，就是誠信。
二、律師執業必須以誠信為天職
當事人委托律師為自己提供法律服務，表明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事項存在困難，需要得到法律服務。當事人按照與律師事務所簽訂的法律服務合同，所付出的不僅是金錢，更多是對律師事務所和律師的信任。在市場經濟的進行中，法律服務也是一種貿易，也必須是以等價交換和誠實信用為前提。我們可以隨便看幾份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法律服務格式條款，你會發現律師事務所對當事人的義務性條款的規定含糊不清，經常含有免除其責任，加重當事人責任的內容；即使有的法律服務合同詳細地表述了律師應盡的義務，但是在履行時，敷衍了事、玩忽懈怠，千方百計收費，千方百計開脫；有的律師為了取得當事人的代理費，故意作虛假承諾等。下面我借助一個著名的Mooran問題加以說明。該問題設問：“根據我所訂的協議，我有義務做A，但是我是否真的有義務去做A嗎？”。我們都會認為，提出這樣問題的人精神上肯定有問題，或者象這樣的問題是不會有人提出的。道理很簡單，根據我和他人簽訂的合同，我有義務做A，那么我就應該去做A，這一點是再清楚不過了。但是，Mooran的問題是：“我真的有義務去做A嗎？”請大家試想，這種想法為什么可以成立？舉一個例子：甲、乙、丙三人出國考察一項目，三人約定：甲負責三人去往目的地的機票費用；乙負責三人回程的機票費用；丙負責目的地三人的住宿費用。結果甲、乙按照三人的約定，分別購買了三人的往返機票，結果到了目的地，丙卻沒有為三人預訂住宿。甲和乙于是就質問丙，為什么沒有預訂住宿。出于甲、乙兩人的意料，丙竟然反問甲、乙“為什么我要預訂住宿？”這時，甲、乙聽了以后大怒：“我們三人有約定，預訂住宿是你的義務，你必須給我們訂住宿，并承擔費用”。丙聽了他們兩人的話，笑了。他不動聲色地說：“即使我答應過，但是這并不對我構成義務”。在這例子中，我們都會認為丙嚴重地違反了三方的約定。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當作一個哲學問題提出的時候，我們會感到丙發現了一個真正的問題，當進一步追問這個問題時，似乎很少有人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協議簽訂后，如果一方不去實踐協議的承諾，那這份協議就是廢紙一張；問題是為什么一個人必須去遵守他的承諾呢？”我認為，這不是協議本身和法律可以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跳出協議本身去尋找一個協議可以成立的依據，那就是誠信。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遵守承諾不是合同義務，而是一種道德義務。
Mooran問題告訴我們，如果不建立誠信的市場環境，商品及服務的交換就無法正常運行，市場秩序將一片混亂。在國外，企業界非常推崇一種“船長精神”。據說在早期的航運業有個規矩，如果船在海上遇難，船長必須與貨物共存亡，以證實自己盡職盡責，這條規矩看上去似乎不盡人情，但是它卻體現了一種對契約及承諾的無條件遵守的精神。由此，船長精神也被視作企業家應有的品質之一。究竟什么是信用？《辭海》的解釋是：誠實不欺；遵守諾言；《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能夠履行跟人約定的事情而取得的信任”。那么，對一名律師來講，信用就是一種向當事人信守承諾的責任感；信用就是對自己提供的法律服務之后果負責的道德感。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人們會把律師視作一種神圣的職業，賦予律師維護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的職責。如日本《律師道德》第二條規定：“律師應注重名譽、維護信用，努力培養高尚的品德和精深的修養”。我國的《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五條規定：“律師應當誠實守信，勤勉盡責，盡職盡責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事實上，無論是律師本人還是律師事務所，要生存，要發展，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誠實守信，信用是律師最重要的資本。在此，我建議：我國律師界應向全社會推出“信用中國律師”。
三、完善產權制度是建立律師信用制度的前提
根據《律師法》的規定，律師事務所的設立有三種形式，即：國家出資設立的律師事務所，合作律師事務所以及合伙律師事務所。目前，大多數的國辦所和合作所均改制為合伙制律師事務所。合伙律師事務所的特點是：由律師根據合伙協議，經司法行政機關批準設立，律師一律辭去公職，開辦費由個人籌集，風險由合伙人共同承擔。合伙人對律師事務所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和連帶責任。因此，從本質上講，合伙律師事務所屬非公有經濟的范疇。那么，其法律地位又是如何呢？我們看一下《憲法》第六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樣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涵是極為明確的；但是有關非公有經濟，《憲法》修正案第十六條規定：“在法律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憲法中沒有定義。根據《憲法》的這兩條規定，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公有經濟屬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范疇；非公有經濟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范疇。這樣，兩種經濟制度下的產權就大不一樣了。我們可以簡單地討論一下這兩種經濟的產權制度：首先，產權制度的基礎是產權清晰。從國際慣例講，產權清晰主要指兩方面的清晰，其一是產權在法律上的清晰；其二是產權在經濟上的清晰。當然，這里所講的產權在法律上的清晰，不僅僅是它在法律上的所有權問題，而是指：一項產權是否有完整的法律地位以及這項產權是否得到法律的真正保護。從產權是否清晰的法律標準看，我國的國有產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因為《憲法》第六條已給出了明確、完整的法律地位；《憲法》第十二條又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樣一來，我國的公有經濟的產權無論在法律地位上還是在法律的保護上都滿足了產權在法律上的清晰。產權清晰的另一個標準是產權在經濟上的清晰，產權在經濟上清晰的主要指標是指產權的所有者對產權是否具有極強的約束力。我國合伙律師事務所的財產歸合伙人共同所有，各合伙人在律師事務所的財產中所占的份額，在合伙關系存續期間，由律師事務所統一管理，未經合伙人會議同意，不得擅自分割。對于非合伙人來講，他們在律師事務所的收益權基本上是通過按照固定的比例從收費中提成的辦法去實現的。由此可見，合伙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對其產權并不具有極強的約束力；至于非合伙律師就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在這樣的產權制度下，律師事務所的經營活動就有可能處在一種短期的、不穩定的狀態；律師也就不會期待一種長期、預期的回報。因此，誠信執業就可能成為一種口號。
四、建立“信用中國律師”的幾點建議
信用自古即為修身治國之本。孔子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誠信最原始的、表層的意思是對人講信用，但是其成熟的、根本的意義則是指人的誠信，是指外不欺人與內不欺己的有機統一，是相信自己和相信他人的統一。美國學者福山認為，當代社會分為高信任社會和低信任社會。高信任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和諧、相互信任，有強烈的社會合作意識和公益精神，信用度高，社會交易成本低；而低信任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緊張、相互提防、相互間在培養信任關系方面有較大的難度和風險，社會交往的成本很高。那么，中國的律師究竟處在那一種社會之中呢？請看以下案例：2002年6月23日、24日，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連續播放了一件奇事，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和憤慨。事情大概是這樣的：山東某地發生了一起海難，一外地船只肇事，15名漁民遇難。該漁業公司稱肇事船只沒有找到，因此，14名死難者家屬一直未獲得分文賠償。而事實的真相是：該漁業公司已聘請一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經過法院訴訟已判決獲賠償200余萬元，其中有140萬元是給死難者家屬的補償費。在執行中又由該所律師出面將賠償數目由200多萬元降到了120多萬元。在實際獲得了120多萬元的補償費中，除了9萬元作為律師代理費，一名知其內情的死難者家屬，通過單獨起訴獲得11萬元外，其余補償費，14名死難者的家屬分文未得。在這起賠償訴訟中，法院使用的另一法院的宣告死亡的法律文書竟然死者的姓名全部是編造的假名，在整個訴訟中律師根本沒有見過這14名死難者家屬中的任何一位。就是這樣一個案子，我們的“民事訴訟代理人”不僅把官司打“贏”了，而且還將14名死難者家屬的補償費得到了“執行”。人們不禁要問，追索死難者家屬補償費的代理律師根本就沒有接受過這14名死難者家屬的任何委托，究竟是誰的代理人？這種代理又是怎樣成立的？這一事件不得不使人們對律師的社會公信度產生懷疑。試想，如果律師的社會公信度喪失，那么律師這個職業所依托的社會基礎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事實。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法律服務中的信用危機是中國律師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此，我呼吁：應盡快建立“中國法律服務信用制度”。為此，現提出如下建議：
1．建立良好的產權制度，加強以守信為核心的職業道德教育，強化全體執業律師的信用意識。
首先，沒有完善產權的經濟是一個不講信用的經濟。因為產權制度就是使人們有一個穩定的、長期的、預期的制度。我國很多的合伙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并沒有把其他非合伙人視為是一個團隊的伙伴，僅僅把他們看作是一種聘用關系。這就使得聘用律師的預期極不穩定，結果導致他們產生一種奇怪的積極性去追求短期利益，今天他違反了誠信原則，向當事人做了虛假承諾，他并不擔心明天能不能再見到這個當事人。有的合伙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人手一本發票，在分攤了房租、水電費后全部裝入個人腰包，偷逃稅收的現象極為普遍。讓我們用一個鄉村的故事說明這一點：在一個古老的鄉村，張三向李四借了50元錢，他們之間沒有協議也沒有借據。但是李四一點都不擔心張三會賴賬，如果張三一旦賴賬不還錢，李四就會把這件事情張揚給全村，這樣張三從此就無法再借到錢了。張三要在這個村莊生活下去，還要與其他鄉親進行無數次的交易，他不僅關心自己的未來，也要關心自己后代的生存。因此，張三是不會為了短期的利益而損害自己和后代的聲譽。因此，張三一定要講信譽，這就是產權制度的作用。所以，只有在完善產權制度條件下的經濟，才是一個講信用的經濟。
其次，應加強以守信為核心內容的律師職業道德教育，強化每個執業律師的信用意識。只要你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執業，每一個律師的行為準則首先是講信用；一定要塑造一種“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行為風尚。為此，我建議：每一個申領律師執業證書的律師，除依照《律師法》的有關規定提交法定的文件外，還必須提交一份《執業律師信用宣誓書》，并把這項制度法律化。我們的執業律師培訓，應開設一門必修課——“信用學”，對信用觀念、信用意識、信用道德的教育應貫穿始終。
2．盡快制訂“律師信用管理制度”
律師信用的基礎，盡管要靠市場經濟下的律師執業道德規范來維持，但是在道德規范不足以調整律師的失信行為時，就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去約束律師的信用行為。我認為，應建立一種“律師失信懲罰制度”，對于那些嚴重失信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要加大其失信的成本，使其不敢失信；在建立律師失信懲罰制度的同時，也應考慮建立“律師守信激勵機制”，使那些信用好的律師和信用等級較高的律師事務所，因守信而獲得更大的利益。
3．建立統一的律師信用數據庫
建立律師信用制度，信用數據是基礎。有關部門能否考慮利用“中國律師網”（www.chineselawyer.com.cn）現有的技術平臺，建立一個技術先進、功能完善、運用靈活的“執業律師信用網”。凡是涉及律師在執業中的信用數據都可按照有關規定納入“執業律師信用網”數據庫，逐步建立“失信律師公示制度”。當然，建立律師失信公示制度，一定要研究界定律師及律師事務所信用數據公開的范圍、程序和時限等；同時還要認真研究界定律師的個人隱私和律師事務所的商業秘密的范圍，在公布信用數據的時候不能侵犯律師的個人隱私和律師事務所的商業秘密。除此之外，還應設置有關制度，嚴懲提供虛假信息和數據的行為人。
4．律師收費一定要明碼標價
目前，使當事人最感疑惑的是同一官司各律師事務所的收費為何差別如此之大，究竟律師收費有無標準？特別是有些律師事務所漫天要價，在收取了當事人的代理費用后，仍向當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所謂“活動費”，嚴重地損害了律師的聲譽。當然，律師通過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為社會提供的法律服務是有償的，但是費用如何收取，標準又如何確定，至今無法可依。1990年司法部、財政部、國家物價局頒發了《律師業務收費管理辦法》和《律師業務收費標準》。但是90年代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加之物價也有所上漲。如果仍然按照原來標準，代理民事案件，不涉及財產關系的，每件僅收70元至140元；代理刑事案件，每件僅收30元至130元的話，就會嚴重地限制律師從業的積極性。為此，1997年國家計委、司法部又聯合印發了一個《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這個收費辦法最大的特點是沒有規定統一的律師業務收費標準，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法律服務的收費標準，即：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提出方案報國務院價格部門審批。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價格部門可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在國務院價格部門規定的價格幅度內確定本地區實際標準，并報國務院價格部門備案。雖然1997年的《辦法》確定了“律師可以和當事人協商收費”的原則，但是這一原則僅限于非訴業務。因此，我國律師的收費標準一直為空白，這不僅使法律服務的消費者糊涂，就連律師也感到困惑。根據零點市場調查公司所做的一次調查顯示，律師業收費不透明已成為法律服務的消費者對律師不信任的重要原因。沒有價格標準的服務，是一種沒有規則的服務，沒有規則的服務，是一種不透明的服務，一種不透明的服務，是一種不講信用的服務。
2001年11月，上海率先在全國出臺了律師收費標準。根據《上海市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試行）》的規定，律師服務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收費方式分為計時和計件兩種；同時出臺的《上海市律師服務收費政府指導價標準（暫定）》對計時和計件收費都做了封頂性規定，這個標準是否科學、合理，還有待于市場的檢驗。但是起碼可以肯定，上海律師的收費進入了“明碼標價”時代，很值得全國借鑒。我認為，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是否考慮制定一部《法律服務明碼標價暫行規定》。這不僅對于規范法律服務明確標價行為，維護法律服務市場價格秩序，促進公平競爭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于保護法律服務的消費者和法律服務的提供者的合法權益也會起到重大的意義；律師事務所可以根據其法律服務的特點，采取以下方式明碼標價，如公告、公示欄、價目表、互聯網查詢等；律師事務所應當在其營業場所的醒目位置標示法律服務消費者經常使用的法律服務價格；律師事務所不得在明碼標價之外收取任何未予標明的費用，不得利用虛假的或者使人誤解的標價內容及標價方式進行價格欺詐。至于采取何種定價方式，我認為應該根據法律服務所需的時間、工作量、涉及問題的難度、新奇性、所需的技能以及律師的經驗、聲譽、能力或者提供法律服務律師的人數，實行市場調節價和政府指導價相結合的原則。對于市場競爭充分的法律服務項目，應實行市場調節價，必要時有關單位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來確定法律服務的價格。
5．政府對律師及律師事務所準入性的審批應采取市場化原則
按照《律師法》的規定，申請成立律師事務所的條件有三個，即：有己的名稱、住所和章程；有十萬元以上人民幣的財產；符合《律師法》規定的律師。目前，我國頒發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主要是采取審批制，即由申請人提出申請，由省級司法行政部門審批；對于律師準入也應滿足三個條件，即：具有律師資格；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
品行良好。然而，隨著中國加入WTO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頒發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應考慮引入招標機制，讓所有品行良好、誠實守信、精通業務，擬申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參加投標，使他們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取得執業證書。
期望以上建議能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并能夠予以采納。我可以肯定地講：這是來自社會的呼聲，人們都在期待著，讓誠信意識盡快普及。最后，我呼吁：讓全國的律師同仁都攜起手來，共同關注律師的信用問題，共同努力打造中國律師的信用品牌。讓失信者成為過街老鼠；讓誠信成為每個律師心中的太陽。
原載《中國律師》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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