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1-1-24) / 已閱63764次
今天，在臺灣已淪為在野的國民黨負責人，正力圖洗刷執政時期（1950-2000）的一個名詞：“外來政權”。這當然與臺灣近年來“民主化”、“本土化”的氣勢有關，更可能與長時期戒嚴，抹不去的黨國體制有關。
1949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國民黨輸掉中國大陸的政權，與中共隔海對峙。臺灣沒有被“解放”，既拜東西冷戰之賜，也與蔣介石和他領導的黨，抱著“毋忘在莒”精神，企圖重整大業，雪恥“復國”的努力有關。[46]法理上，1947年國民政府行憲后，黨國體制不再，但有幾個因素使遷臺的國民黨政權，仍擺脫不掉大陸時期的“遺產”：一、遷臺的中華民國政府延續了大陸時期的法統。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總統職，形式上宣布繼續實行憲政，中央政制五院、國民大會均不改變，地方推行地方自治并進行省市民意代表的選舉。不過，由于情況特殊，總統由蔣介石長期擔任近30年，黨、政、軍大權在握，也不能免除個人崇拜。最高民意機構，以國民黨籍占絕對多數的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長期留任達四十四年，被稱為“萬年國會”的“老賊”。這樣以國民黨一黨獨大的體制，實與政黨政治有很大落差。二、撤退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有中共的“解放”叫囂、地下活動（匪諜）的文攻武嚇，復有臺獨勢力、臺灣地位未定論者的威脅。為此，除了維持憲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外，更于1949年5月20日起實施戒嚴達三十八年之久。戒嚴體制下的民主，徒具形式，人民的言論、思想、行動、組黨等自由，深受限制。三民主義加上反共抗俄的國策，形成牢固的意識形態，軍、特、警權力超越法治范圍，形成白色恐怖，臺灣一時未能去除黨國體制的陰影。三、這時期的權力中樞是國民黨，由于抗共失敗，國幾不國，黨幾不黨，乃有黨務的“改造”。1950年8月5日，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國民黨反而向中共吸取嚴密組織經驗，重拾列寧式的治理原則，自命為“革命民主政黨”。民主一旦加上革命，政黨一旦具革命性，離民主就遙遠了。[47]
198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的巨變，也直接沖擊國、共兩黨。1976年毛澤東過世，1978年鄧小平時代登場。鄧雖堅持毛思想的正統和共黨專政，但在理論上已背離“不斷革命”論，以“改革”、“開放”作號召，要求黨、政分開，開始擺脫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枷鎖。在追求民族國家的利益、改善老百姓的物質生活基礎上，不造神、不搞階級斗爭、不玩群眾運動，恢復市場經濟，實行政、企分離，引入外資企業，私有財產空間愈來愈大，民間自主活動領域也見擴張；“新中產階級”出現，有無可能形成西方推動民主的中產階級，仍待觀察。不過這些經濟發展策略，與世界經濟體系接軌，顯然對中共黨國體制帶來不小的沖擊。顯著的事實是，至今中國大陸各級“單位”的控制力大大減弱、群眾運動停歇、“告別革命”之聲四起。從中央到地方黨組織力也有削弱之勢，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政治大見消退。雖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招牌仍高高掛起，畢竟此時“黨國”，已非彼時“黨國”。
在臺灣，蔣介石時代（1950-1975）施政目標是建設臺灣、光復大陸，偏重穩定發展、厚積國力，政權開放的程度有限。蔣經國時代（1978-1988），由于經濟繁榮，政治參與呼聲高，逐步開放政權。1986年9月，最大的反對黨民進黨成立；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令；1988年1月，正式開放黨禁、解除報禁。人民獲得組黨、集會、出版、言論、思想的充分自由。蔣經國更揚棄個人崇拜，走向民眾，他逐步施行民主，給臺灣帶來的不啻為一場“寧靜的革命”。李登輝時代（1988-2000），以臺灣人出任總統，強調民主化、本土化，1991年5月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廢除憲法臨時條款及增修條文，1992年國民大會、立法、監察委員全面改選完成。1993年8月，國民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修訂黨章，明確定位為“民主政黨”。至此，不論在口號上、實質上，國民黨都揚棄了百余年來的革命魔咒。[48]于是從中央到地方，民主化的結果，使臺灣真正告別了黨國體制。2000年，民進黨的陳水扁贏得了總統選舉，更大的意義是在中華民國執政近七十二年的國民黨淪為在野黨，“政黨輪替”，臺灣正式宣告進入“政黨政治”的新時代。
五、結論
2005年6月16日，在臺灣的中國國民黨進行黨員直選黨主席，結果馬英九當選。這是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在2000年政黨輪替變身為在野黨，化革命政黨、支配型政黨為普通政黨、民主政黨后，再寫民國政黨史的新頁。其意義是見證二十一世紀民主潮流，也為國民黨帶來生機和中興的希望。[49]更重要的意涵是：只有黨內民主，才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政黨，才可保證民主政治的落實。
如果說2000年臺灣的政黨輪替是中華民國走向民主政治的里程碑，那么回顧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由帝制轉型到民主，至少有三次重大的轉折（附圖三）：
1911年辛亥革命是政治轉型第一階段。此前是傳統帝制，此后是西方政黨政治的移植與試行期。民初幾可成真的民主政治，被具有現代性的集權主義者袁世凱擊垮，[50]接著南北分裂，文人、武人各挾國會、黨派作政治權力分贓的纏斗，民主淪為政爭手段，最后由蔣介石率黨軍收拾殘局。這是西方政黨政治移植的第一次挫折，也是由帝制轉型為民主政治的首次失敗。要解中國政治困局的仙丹妙藥，國民黨、共產黨都找上了蘇聯。
1920年代，國、共兩黨均向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取經，都得到列寧式政黨組織的秘方。政治動員型的革命會導致黨治國家（party-state）的興起，[51]在蘇聯如此，在中國亦然。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1928年國民政府宣布實行訓政，中國政治轉入了“黨國”體制，這是近代中國政治由政黨政治轉型的第二階段。國民黨具有中國特色的“黨治”是什么樣子？長期主持國民黨黨務的陳果夫有切身經驗的描述：“黨的宣傳為民主自由，黨的訓練為軍事化，黨的組織外表為學蘇聯，內部是中國的。如此東拼西湊，不成一套，如何是好？”[52]與同一時期學習蘇聯模式的中共比較，中共模仿列寧式革命政黨是形神俱似，而國民黨則是貌似而神異。[53]即使到抗日時期的黨國戰時體制，國民黨也還說不上是組織完好、具高度動員性與滲透力的革命政黨。此其中實含有一種內在的矛盾：黨治（訓政）實乃對清末、民初（五四）民主憲政要求的否定；其次“訓政”是予人民以行民主憲政的“政治教育”的意義，根本上是過渡的，階段性就不宜維持太久。結果國民黨二十年的訓政政治，既非民主，又以民主憲政為目標；有求專政之實，又不能在理論上作此主張。于是，明倡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合一的中共，終打垮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
1950年代，因為國共斗爭的結果，造成了兩個黨國。一如前述，中共自20年代自蘇聯移植列寧式的黨組織，從江西到延安，它具備了對手國民黨政黨體制的所有特色，包括民主集中制、一黨專政、領袖崇拜等，更有超越之處，例如有更堅實的底層，更具魅力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掌權后，40年代起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這一革命政黨尤具動員群眾的能力和滲透力的基層組織，最后終能贏得政權。50年代之后近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一個以黨國消融社會，“以黨代政”真正的黨國確在中國出現。相對的，實行憲政的國民黨政府，局處臺灣，在東西冷戰、內外威脅下，一時還難脫黨國政治的陰影。不過，到了80年代，世局巨變，中共的黨國體制漸見動搖，臺灣則在1987年解嚴之后，民主政治大幅邁進，1980年代終究走上第三階段，完成由黨國體制演變為民主政治的轉型。
從1920年代黨國體制逐漸成型，逐步蛻變到民主政治，前后將近八十年的歷史看來，黨國體制或許可稱為一種“革命式的現代化”的政治體制。它的確提供近代國家組織形態，講求高度動員和效率，也促使國家走上工業化、軍事化，正與高漲的民族主義合拍。不過，同樣也可以造成政權的專制化、恐怖化，但畢竟不能達到民主化。[54]由傳統帝制到現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從黨國體制走到政黨政治，當然需要一點時間：英國1640年爆發革命，推倒專制國王，到1688年光榮革命，推翻復辟王朝，建立現代政治體制，前后48年；法國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通過憲法成立第三共和，為時86年。中國辛亥革命，帝制傾覆，到1980年代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實行政黨政治，費時近八十年，實行民主政治的時機理應成熟。其次，實行政黨政治也需要環境的配合，過去的經驗顯示當權者的態度相當重要：執政的政黨如能勇于放棄革命屬性，走向民主；如能體認多黨競爭勝于一黨政治，如能以自由市場經濟取代國家控制的經濟，如能讓人民日常生活浸潤在民主的氛圍中。那么，真正民主化時機的到來，就不會遠了。
注釋：
[1]“革命式的現代化”一詞是借用陳明明的說法，本是形容1950年代后共產中國現代化的模式，但如果就突顯“黨”在治國中的角色言，也可用在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轉型過程。參見陳明明，〈在革命與現代之間〉，《復旦政治學評論》，第一輯，2002年10月，頁227-261。
[2]相關代表性的著作，如王世杰、錢端升合著，《比較憲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民國政制史》（重慶：商務印書館，1939）；陳之邁，《中國政府》（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平心，《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上海：進化書局，1946）；董霖，《戰前之中國憲政制度》（臺北：世界書局，1968）；羅志淵，《中國憲法與政府》（臺北：正中書局，1976）；陳端云，《現代中國政府》（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史遠芹等，《中國近代政治體制的演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徐矛，《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王兆剛，《國民黨訓政體制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4）。國外的研究，例如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g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Robert .E. Bedeski, State-Building in Modern China: The Kuomintang in the Prewar Peri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日文較新的著作，例如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日文本2002年；中文本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田中仁，《1930年代中國政治史研究：中國共產黨の危機と再生》（東京：勁草書房，2002）；西村成雄，《20世紀中國の政治走向：中華民族的“國民國家”の凝集力》（東京：青木書店，2004）；石島紀之、久保亨，《重慶國民政府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等。
[3]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卷2。蔣貴麟編，《康南海先生遺著叢刊》，冊10（臺北：宏業書局，1976），頁43-82。
[4]晚清議會制度的引介與移植問題，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5章，頁277-295。
[5]這一方面的討論，可參考茅家琦，〈中華民國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4年期1，頁65-73。
[6]1912年胡漢民、李烈鈞二督都不贊成中央集權，其中當然有權力的斗爭因素，也有外國的經驗。例如1905年俄國會之覆轍，有“在上者稍存野心，將復返帝制”之慮。胡后來主張采“有限制的集權說”，以調和爭執。見胡漢民通電，上海《民立報》，1912年6月8-9日。
[7]嚴復，〈辟韓〉，王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1，頁34-35。
[8]孫中山，〈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1912年4月1日在南京同盟會會員餞別會演講，《國父全集》，冊2（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頁214。
[9]有關民初政黨移植的討論，參閱張玉法，《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10]費孝通，《鄉土重建》（臺北：文俠出版社，1973），頁163。
[11]費孝通的分析，參見前引書，頁160-162。中國紳士的傳統社會角色，可參見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12]梁啟超，〈論湖南應辦之事〉，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冊2，頁43。
[13]這方面，鄭觀應的《盛世微言》，何啟、胡禮垣的《新政真詮》，陳虬的《治平通議》等均有所發揮，參見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306-315。
[14]多半的研究者，認為晚清以后地方紳士流向都市，新知識分子脫離與鄉村的血脈關系，地方權力真空，反為社會邊緣人物所掌控。參見費孝通，《皇權與紳權》，頁140-147；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第3章，頁117-146；許紀霖，〈近代中國變遷中的社會群體〉，《社會科學研究》，1992年期3，頁84-87；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5]參見林尚立，〈集權與分權：黨、國家與社會權力關系及其變化〉，陳明明主編，《革命后社會的政治與現代化》（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頁152-154。
[16]所謂黨國體制，依照政治學者Giovanni Satori的歸納，可指涉20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及法西斯思想的一種統治類型。黨在理念上確認自己與國家是緊密而不可分離。黨掌控官僚、軍警等國家公職系統。國家內部不存在獨立次級系統的多元競爭與自治力量，成為一個封閉系統。見Giovanni Sa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2-47.
[17]參考費約翰的分析，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5. 中文譯本，見李霞等譯，《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北京：三聯書局，2004），第5章。
[18]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前引書，頁276-277、298-299。列寧式政黨的特質：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模式、一黨專政，對國家及社會均具支配地位、領袖崇拜、有明顯的意識形態、以暴力奪取政權、有功能及地域性的組織方式。政治學者鄭敦仁認為國民黨是“準列寧式政黨”（quasi-Leninist party），社會學者金耀基認為國民黨外型為列寧式政黨，但具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方得萬(Hans J. van de Ven)認為國民黨堪稱為中國第一個列寧式政黨。見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July, 1989), pp.471-499; Ambrose Y. C. King, “A Non-paradigmatic Search for Democracy in a Post-Confucian Culture: The Case of Taiwan, R.O.C”,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4), p.135;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56.
[19]胡漢民，〈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胡漢民先生文集》，第3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頁43。有關中央政治會議職權的討論，還可參考陳之邁，〈國民黨的政治委員會〉，《社會科學》，卷1期4，1937；關志鋼，〈1927-1937年國民黨“中政會”雛議〉，《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4，頁138-153；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2003），頁152-155；王兆剛，《國民黨訓政體制研究》，第2章，頁66-83。
[20]語出林桂圃，〈中國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會議〉，《國衡》半月刊，卷1期12，1936年10月。
[21]俄蘇維埃政權初建，布爾什維克黨與政權的執行和決策機構是中央委員會，后因人數膨漲，中央全會變成泛泛的政治討論會。故從1919年俄共（布）八大始建政治局，使決策權移到人數較少的政治局，其成員最初包括人民委員會正副主席、共產國際主席、陸海軍人民委員、真理報主編、俄共中委會書記處書記等。這個機構大小事都管，成為真正意義的最高政府權力機構，即列寧所講的“寡頭政治”。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寧選集》，卷4（濟南：人民出版社，1972），頁203。
[22]胡漢民說：“黨部斷斷不能干預行政，因為干預行政，政府、黨部就變成了雙重衙門。黨部的責任，只在深入民間，去指示人民，領導人民，以輔助政府之所不及！”胡漢民，〈推行地方自治是建設國家的礎石〉，1930年1月24日講，《胡漢民先生全集》，第3冊，頁609。蔣介石也主張：“黨員如對行政不以為然，則當就其意思而忠告之；忠告之不聽，則呈其意見于上級黨部，而彈劾之；彈劾之無效，則用中央職權而改組之；而其最要之標準，則黨員黨部絕不能直接加以干涉，或處置政治。”見〈中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會議紀錄〉，鉛印本，頁163。
[23]胡漢民，〈黨部在訓政時期的責任〉，1930年3月3日在立法院講，《胡漢民先生全集》，第3冊，頁185-186。
[24]參見張超，〈國民黨虛領下的南京蔣介石政權，1927-1937〉，《武漢大學學報》，卷58期3，2005年5月，頁319-325。
[25]胡漢民，〈黨治的政府〉，1928年12月1日講，《胡漢民先生文集》，第3冊，頁400-401。
[26]地方黨組織，1931年省市黨部7處，1935年13省市有黨部；基層更差，河南1937年有四分之一的縣沒有縣黨部，湖南1934年12月只有半數的縣有縣黨部。下層黨部進行“教”的工作，變成唱高調、喊口號、貼標語的衙門，見〈對于以前各縣黨務工作的觀感〉，《江蘇黨務周刊》，期6，1934年5月。1937年國民黨中央派張道藩、李庸之等赴貴州發展黨務時，為省長周西成逮捕入獄； 云南龍云把持黨、政、軍、經各方面的權力，人所周知；山西閻錫山于1931年借故施行查封省黨部達七年之久，1939年恢復后，仍受嚴格控制。見張超，〈國民黨虛領下的南京蔣介石政權〉；陳明仙，〈我所知道的貴州黨務〉，《貴州文史數據選輯》，15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頁137-144；孫代興，〈滇軍軍閥始末簡述〉，《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1輯（重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63-69。
[27]〈蔣介石日記〉，1938年4月3日，影印本。同年4月1日〈日記〉中說：“本晚大會推余為總裁，惶恐慚愧，明知責任重大，然不敢謙辭也。對總裁責任應當仁不辭，以救國與對外之道已無他法，此為最后一著，實與抗戰增加實力不少，而且確定黨國重心，無異與敵精神與其策略上一大打擊也。”
[28]戰前軍委會非常重要，享有與五院平等的地位，但其職能與機構是很有限度的，只有為執行其正常軍事職責參議所需的機構。而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和軍事參議院等雖受它監督，卻是單獨組織，不受其直接轄制，軍政部則為行政院的一個部門。但抗戰后，軍事委員會之下組織了幾大行政部門，不僅有軍令部、政訓部、政治部，而且還有新聞檢查局、運輸部和重、輕工業部，其機構較之國民政府其它直屬機關都龐大。這表明軍事委員會已包攬部分行政部門的基本權力，并且，軍政部成為一個雙重組織，既是軍事委員會的一個部門，又是行政院的一個部門。同時軍事委員會還有若干直屬單位。這樣，政府的行政權力受到了軍事委員會的剝離，促成了國家權力的逐步集中，尤其是蔣介石個人權力的集中。見劉會軍、鄭禮麗，〈抗戰時期國民黨統治權力的核心結構：黨政軍一體化〉，《中國現代史》（影印資料），2003年2期，頁35-39。
[29]王贛愚認為中國在抗戰時期黨政軍三大系統之外，加上一個國防最高委員會，卻不能扮演“行政總樞”的角色，原因是參加會議人數過多，議案常涉瑣務，發令不能統御全局，見〈關于我們的戰時行政〉，《大公報》，副刊，戰國15期，1942年3月11日。陳之邁，《中國政府》，第1冊，及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均指出國防最高委員會常會常成聯系調和場所而已。據劉維開的研究，國防最高委員會常會1939-1947年間通過1073件決議案，其中以行政方面為多，軍事議案很少，黨務幾乎沒有。同時會議的效力反而不如蔣介石自己在官邸主持的非正式黨務會談、黨務干部會談、軍事會談等。見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收入石島紀之主編，《重慶國民政府の研究》，頁21-36。
[30]1936年蔣任行政院長兼軍委會委員長時，政府的真正實權所在，始終是圍繞著蔣委員長轉的。何廉曾指出，蔣委員長不僅是行政院的頭，軍事委員會的頭，黨的頭，如果化成實權來說，他是“萬物之首”。見何廉口述，《何廉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8年），頁115。
[31]〈蔣介石日記〉，1938年4月27日，復印件。該日的記載說：“最后決定權不可常用，非萬不得已或有多數反對意見時而一用之，若平時共同一致時更不必用矣。領袖處事未定之事應先洽商下問，既定之事則可授意或通告，使之明了意圖也。”
[32]〈改進黨務并調整黨政關系案〉，1938年4月1日，收入林泉編輯，《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1），頁261-262。
[33]吳鐵城語，轉引自王賢知，〈抗戰期間國民黨組織建設與組織發展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期2，頁245-246；省級以下的黨政關系在實際運作上的問題，可參考《王子壯日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冊8，1943-44年部分。黨的下層困境的分析，參閱王奇生，前引書，頁284-316。
[34]William C. Kirby, “The Nationalist Regime and the Chinese Party-state, 1928-1958”, in Merle Goldman and Andrew Gordon ed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11-237.
[35]戴季陶語，見時希圣編，《戴季陶言行錄》（上海：廣益書局，1929），頁183。
[36]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邀請中共周恩來出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出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航業巨子盧作孚任交通部次長，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任安徽省糧食廳長均為例子。
[37]中共七參政員，〈我們對于參政會的意見〉，《新華日報》（漢口），1938年7月5日；陳啟天意見轉引自徐彥，《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186；有關國民參政會之運作，見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論》（臺北：東華書局，1988），頁223-226。
[38]參見榮曉燕，〈國民黨抗戰時期政治體制述評〉，《山東大學學報》，2000年期4，頁31-35。省市以下戰時民意機關的研究仍待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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