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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祥律師代理案例：
原審法院審理查明：佛北一組、佛北二組與方XX于2004年5月31日簽訂了《承包土地合同》，合同的主要內容為：佛北一組、佛北二組把位于西沖道園承包給方XX種植農作物，承包期限為三十年即從2004年5月31日至2034年5月31日止。土地租金為每畝65元，30年的土地租金為89700元，第一次一次性付完10年的租金，第二次付完20年的土地租金。雙方已按合同的約定履行各自的權利義務，方XX支付過10年的土地租金，并對承包地進行了經營管理。方XX對承包地經營至2014年時，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以承包期限為10年，期限已屆滿，要求方XX歸還承包地，排除妨礙，清除地上的一切障礙物。方XX以承包期限為30年，不接受佛北一組、佛北二組的要求而發生糾紛，經佛北村民委員會調解，但未有結果。
佛北一組、佛北二組遂向原審法院起訴，要求：方XX停止侵權，排除妨礙，清除方XX種植在承包地上的農作物及一切障礙物，把46畝土地歸還給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使用。
原審法院認為：本案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是，雙方于2004年5月31日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的承包期限是10年還是30年；佛北一組、佛北二組的訴訟請求是否支持。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以雙方于2004年5月31日所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的期限是10年，方XX持有的2004年5月31日所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系偽造的合同。雙方簽訂合同，佛北一組、佛北二組應持有原合同，但他們未向法院提供合同原件。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主張方XX持有的2004年5月31日所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是偽造成的，又沒有提供有效的相關證據來證明其主張，因此，佛北一組、佛北二組的這一主張不予采納。雙方于2004年5月31日所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是有效的合同，雙方應按合同約定的條款繼續履行合同。合同約定的承包期限為30年即2004年5月31日至2034年5月31日止，合同期限未屆滿，佛北一組、佛北二組請求方XX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把承包地返還，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其請求不予支持，應予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判決：駁回佛羅鎮佛北村民委員會第一、二村民小組的訟請求。案件受理費400元由佛羅鎮佛北村民委員會第一、二村民小組負擔。
上訴人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原一審判決程序違法。（一）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本案錯誤。本案涉及的爭議事實是土地承包期限和上訴人兩個村民小組全體村民的重大財產權益。案情復雜，顯然不屬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二）對上訴人關鍵的申請鑒定事項不予委托申請鑒定。上訴人先后向一審法院提出三次司法鑒定申請書。內容涉及對被上訴人方XX提供的承包合同書上下頁的字體是否相同和方XX在該兩頁碼的合同書所捺騎縫處指印的時間，及其該合同落款處所有村民的按捺指印是否為村民所捺按進行鑒定。然而，一審法院的對外委托申請書卻故意遺漏了上訴人關于合同第1、第2頁字體的鑒定申請，只把上訴人關于騎縫處方XX所捺指印上下頁的時間和合同上所有人員的捺指印真偽向中院申請鑒定。致使在方XX對合同原件進行過塑時造成相關鑒定機構認為不能進行筆跡形成時間鑒定，而直接導致了海南省第二中院作出終結委托的通知書，從而使上訴人申請鑒定的目的落空。一審法院故意遺漏上訴人的重要鑒定申請事項，導致了被上訴人變造、偽造合同書的事實無法查明，是嚴重的偏袒對方，程序違法。二、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一）對上訴人提交的《聯營土地合同書》不予認定是錯誤的。上訴人提供的該份合同是雙方當事人簽署的約定將西沖園土地承包給方XX的合同。這份合同具有明確的合同各方主體、合同標的和承包期限、上訴人的全體農戶與方XX雙方簽名、捺印等合同的主要內容。盡管它的其它權利義務不在合同上詳細表述，但并不表明該合同是無法履行的。因為根據這個主合同，當事人可以在履行中對不明確的權利義務通過簽訂補充合同加以明確，不存在不能履行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村民小組全體西沖園土地上耕作的農戶的同意，上訴人就不能擅自發包農戶承包的土地，也就不可能有上訴人與方XX的合同關系，這份簡明的合同書是上訴人農戶同意發包給方XX的基礎合同。從農戶個人與方XX的基礎合同到村民小組與方XX的權利義務完整的合同，這一過程是雙方合同完善的過程，前后兩個合同是相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故一審對聯營土地合同書不予認定是錯誤的。同時也是造成一審法院錯誤認定合同期限不是十年的原因。（二）一審認定合同期限為30年是錯誤的。上訴人與方XX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限為10年，并且實行一次性付款方式。基于這一主張，上訴人向法庭提交了全體村民農戶簽名捺手印的《聯營土地承包合同書》和同一塊西沖園地上的其他相鄰農戶轉包給方XX的簡易合同為證。該聯營土地合同書上載明，上訴人一、二經聯社社員同意把西沖園與方XX聯營拾年。方XX與全體村民均在合同上簽字捺印，這份簡易合同載明的承包期限就是全體農戶賦予上訴人與方XX簽訂的合同的承包期限。因為經村民小組的全體農戶確定的承包時間是不由任何人左右和篡改的。因此，上訴人承包給方XX的合同時間就是全體村民農戶確定的10年期限。方XX在知道上訴人對原合同保存不善遺失后，為了獲取更長的承包時間和更多的承包利益，把合同的第一頁重新打印，變造了承包期限為30年的假合同，其證據應予以否決。（三）一審認定合同有效應當繼續履行是錯誤的。在本案中，雙方簽訂的十年期的合同當然有效，而且已經履行完畢，合同自動終止，不存在繼續履行問題。方XX變造，偽造成30年的合同，是依法應予撤銷的合同，自無繼續履行之理。在這里，方XX除了有變造合同第1頁內容的證據外，無法找出第2個證據來對抗上訴人全體農戶與方XX簽名確認的西沖園承包十年期的合同事實，更何況我們從方XX變造的合同中可以看出，該合同的第五條載明的文字是無法與第2頁的第六條相連貫的。因為該地五條規定的是違約條款及合同生效條款，這表明到這里合同已進入結尾，不可能再在后面的第六條款中規定權利義務了，可是，在該變造的合同中，第2頁第六條卻規定的是乙方的義務。這也是變造合同第1頁與第2頁不能銜接的地方。另外，合同上下頁的文字同為仿宋字體，但字號的大小，筆劃的粗細不一樣。作為同一個文件，同一個打字機同時打印出來的文本，是不可能出現這些差距的。綜上所述，一審判決在程序嚴重違法，而且認定事實錯誤，請求二審法院：一、撤銷原判，發回重審；二、確認雙方簽訂的土地承包合同已履行完畢；三、判令方XX停止侵權、排除妨害，歸還土地。
被上訴人方XX辯稱：一、上訴人在二審增加訴訟請求，即第二項：“確認上訴人與被上訴人的土地承包合同已履行完畢。”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328條第1款之規定，“在第二審程序中，原審原告增加獨立的訴訟請求或者原審被告提出反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就新增加的訴訟請求或者反訴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那么，方XX不同意與上訴人就該訴訟請求進行調解，貴院應當告知上訴人就該訴訟請求另行起訴。二、原審判決程序合法。首先，本案主要涉及雙方簽訂合同期限是否屆滿問題，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系明確，原審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符合法律規定，有利于節約審判資源。另一方面，本案不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57條所規定的不適用簡易程序的情形。其次，原審法院就上訴人提出的鑒定申請，已按程序向貴院提請對外委托鑒定機構進行鑒定，但由于客觀原因，導致鑒定無法進行，原審法院并不存在程序上的不合法。三、原審認定事實清楚。（一）《聯營土地合同書》與本案無關。上訴人主張與方XX的承包期限為10年，僅憑借《聯營土地合同書》，但該合同書存在以下問題：1、沒有明確的權利義務內容；2、沒有明確的承包金約定；3、沒有明確的承包起止日期；4、沒有簽訂的日期，完全不符合民間立契約的慣例。事實情況是，該合同書是佛羅鎮佛北村一隊與同在西沖園土地的另一人之間發生爭議時，為方便進行訴訟而簽署的一份合同書，與本案之間不存在任何的關聯。（二）承包期限為30年，《承包土地合同》應繼續履行。上訴人提交雙方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約定的內容系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是雙方權利義務的來源和依據。上訴人并沒有提供證據證實該合同系偽造的，那么，《承包土地合同》作為有效的合同，就應當得到雙方的共同遵守，繼續依約履行。綜上所述，上訴人的上訴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期間，佛北一組、佛北二組提供如下證據：一、鑒定申請書、對外委托申請書、不予立案通知書、終結委托通知書，證明一審遺漏上訴人要求鑒定合同文字的申請；二、承包土地合同二份，證明方XX持有全部合同文本并變造了合同第一頁內容。方XX認為，證據一不是新證據，不予質證。證據二不屬于新證據，且方XX作為承包方不可能擁有全部合同的原件，是上訴人不愿提交原件，其只有一份合同。本院認為，上訴人提交的證據一中的鑒定申請書，系其自行制作，是否全部提交一審法院無法確認。對外委托申請書、不予立案通知書、終結委托通知書是一審法院制作，本院確認其真實性。對于證據二，由于上訴人未提交原件，本院對其真實性不予確認。且合同所蓋章位置的不同并不能證明該合同系偽造、變造或履行期就是十年。故本院對其證明力不予認可。
本院查明的事實與一審查明的事實基本一致，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佛北一組、佛北二組與方XX于2004年5月31日簽訂的《承包土地合同書》，出于雙方自愿，且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效力性規定，應為有效。
本案中雙方的爭議焦點是《承包土地合同書》的履行期限的問題。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主張合同的履行期限是10年，但并未提供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其鑒定申請也因客觀原因無法進行。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主張根據《聯營土地合同書》可判定雙方的承包合同期限是10年，但方XX予以否認，認為該合同是佛北一組、佛北二組與另一個村的村民訴訟，才叫其簽名配合。本院認為，本案聯營合同與承包合同是不同的法律關系，且主體不同，聯營合同的主體是相關村民，而承包合同的主體是佛北一組、佛北二組，該聯營合同的期限并不能證明承包合同的期限是10年，也不能否定或推翻承包合同的期限。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佛北一組、佛北二組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相反，方XX提供的承包合同證明雙方合同的履行期限是30年。此外，佛北一組、佛北二組作為合同的相對方，他們應各自持有一份承包合同原件，但他們均稱沒有承包合同原件，與常理不符。故對佛北一組、佛北二組關于承包期限是10年的主張不予采信。對其要求方XX停止侵權、排除妨害，歸還土地的訴請不予支持。
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處理結果適當，予以維持。上訴人佛北一組、佛北二組的上訴請求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應予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800元，由上訴人佛北一組、佛北二組負擔。
鐘祥律師事務所代理案例二：
原告張XX、符XX訴稱,原告系東漢村民小組的村民，第三人王XX是原告的兒子張萬寧的妻子，張萬寧已過世，第三人張甲、張甲、張丙、張乙分別是原告的孫子、孫女。位于東漢村民小組的“秧園、柏寒、村后、井臺、田秘、椰樹頭”等六塊土地原來由原告開荒耕種，該地上的橡膠樹系原告種植。1997年1月1日，經那大鎮人民政府鑒證，東漢村民小組將“村后”地塊發包給原告承包經營。1998年7月5日，儋州市政府給原告頒發《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確認“村后”地塊由原告承包經營。事實上，原告開荒種植的土地不限于“村后”及“秧同、柏寒、井臺、田秘、椰樹頭”等地塊，還有另外的地塊沒有登記。2005年，被告在沒有征得原告同意的情況下將原告經營的土地登記發包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原告是“村后”承包地的承包人，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上沒有原告的姓名，這是錯誤的。第三人王XX等五人雖分別是原告的兒媳婦、孫子、孫女，但是原告年邁多病，第三人王XX等五人沒有盡贍養義務。2014年，原告將第三人王XX等五人訴至法院，要求其支付贍養費，儋州市人民法院已判令第三人王XX等五人支付贍養費，但是第三人王XX等五人沒有履行法院的生效判決。原告現在的生活沒有任何保障，為保護原告的合法權益，原告請求法院依法撤銷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的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原告張XX、符XX在法定期限內向本院提交以下證據：1.身份證件、戶口簿，證明原告的身份;2.海南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登記表，證明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事實;3.《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聯產承包責任制合同書》，證明爭議地原來由原告承包經營;4.（2014）儋民初字第1491號《民事判決書》，證明第三人王XX等五人對原告沒有盡贍養義務。
被告儋州市政府辯稱，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是依據第三人王XX等五人的申請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作出的行政行為，該證的頒發行為符合相關的法律法規，頒證行為認定事實清楚，頒證程序合法、有效。原告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被告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內提供了以下證據：1.海南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登記表，證明儋州市政府在依法進行審核后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事實；2.家庭承包方式農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表，證明第三人王XX等五人依法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并由被告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管理機構進行信息登記備案，被訴頒證行為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事實；3.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書，證明第三人王XX等五人在政府相關部門指導下依法完善了該涉案土地的承包相關手續，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第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行政行為合法；4.土地發包方案，證明東漢村民小組在政府相關部門指導下完善了涉案土地在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前未完成的手續，也證明了第三人王XX等五人依法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經營權，被訴頒證行為認定事實清楚。
第三人王XX等五人述稱，原告持有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合同書》（頒發時間為1997年1月1日）及《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頒發時間為1998年7月5日）是我國實行農村土地承包聯產責任制一級管理時（第一輪土地承包時）頒發的。原告因年老體弱、喪失勞力，其已將爭議地分給兒子張萬寧耕作。1989年6月,原告的兒子張萬寧病逝后，由張萬寧的妻子攜帶四個子女繼承承包耕作爭議地，原告對此無異議。2003年3月1日，《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施行后，農村土地承包實行三級管理，被告依據瓊府辦(2005)48號《全省農村土地承包經權證新證發放工作方案》給第三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該頒證行為程序合法、依法有據、并無不當，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被告現己征用地名為“井臺”的7.05畝承包地，第三人王XX等五人所得到補償款中，張甲已給付原告5萬元，且王XX在取得橡膠開割收入時也履行給付公公、婆婆的贍養費，故原告訴稱兒媳、孫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的說法與事實不符。綜上所述，原告的訴訟請求依法無據，屬無理訴訟，請求人民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起訴。
第三人王XX等五人在法定期限內提供了以下證據：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證明被告于2005年9月30日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換發新證，原告持有的舊證隨即廢止。
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述稱，其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的意見基本一致。東漢村民小組還認為，第三人王XX等五人的新證換發后，原告持有的舊證隨即廢止。原告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的贍養費問題是其家庭內部的事情，應由民事法律調整，不應由行政法律調整，請求人民法院依法定奪。
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未向本院提交證據。
經庭審質證，當事人對上述證據的質證意見如下：
關于原告張XX、符XX提交的證據。被告質證稱，對證據1、2無異議；對證據3的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對其關聯性有異議，該證記載的面積是1.3畝，被訴承包證記載的面積是10.87畝，該證與本案無關聯性；對證據4的真實性、合法性無異議，對其關聯性有異議，該證據與本案無關聯。第三人王XX等五人、東漢村民小組的質證意見與被告的質證意見一致。
關于被告儋州市政府提交的證據。原告質證稱，對證據1的真實性無異議，但該證據不能證明第三人王XX等五人對爭議地享有承包經營權，不能證明被訴頒證行為是合法的；對證據2、3、4的真實性無異議，但是該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證是合法的。第三人王XX等五人、東漢村民小組對被告提供的證據無異議。
關于第三人王XX等五人提交的證據。原告質證稱，對其真實性無異議，但是被告頒發的被訴承包證是錯誤的，請求撤銷該證。被告、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對該證據無異議。
本院對上述證據認證如下：
關于原告張XX、符XX提交的證據。本院認為，原告提供的證據符合證據的形式要件，與本案的事實有直接的關聯性，本院對其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及其證明效力予以確認。
關于被告儋州市政府提交的證據。本院認為，被告提供的證據具有真實性，但被告提供的證據1是被訴行政行為的客體，該證據不屬于被告作出被訴頒證行為時的證據、依據，不能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合法；證據2、3、4均是被告于2011年補辦的，該證據均不屬于被告作出被訴頒證行為時的證據、依據，被訴承包證是被告于2005年頒發的，在第三人王XX等五人未提交申請材料的情況下，被告先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證、后讓其補交登記申請材料，屬于頒證行為依據的主要證據不足，嚴重違反法定程序。被告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合法，故本院對被告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內容不予采信。
關于第三人王XX等五人提交的證據。本院認為，第三人王XX等五人提交的證據是被訴行政行為的客體，該證據不屬于被告作出被訴頒證行為時的證據、依據，該證據不能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合法。
經審理查明，本案的爭議地屬于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所有，地名為“村后園”或“村后”，面積約為1畝。原儋州市那大鎮王桐村委會東漢經濟合作社與原告張XX于1997年簽訂了《聯產承包責任制合同書》，其將爭議地發包給了原告的家庭。1998年7月5日，被告儋州市政府向原告張XX頒發《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確認原告的家庭對爭議地享有承包經營權。在原告未自愿放棄對爭議地的承包經營權的情況下，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未履行組織召開村民會議選舉產生承包工作小組、擬訂并公布承包方案、討論通過并組織實施承包方案等法定程序討論決定爭議地的重新發包問題。在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與王XX等五人均未提供承包方案、承包合同等材料的情況下，被告也未在法定時間內要求東漢村民小組與王XX等五人補交承包合同等申請材料，被告儋州市政府于2005年9月30日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011年4月18日，第三人王XX等五人與東漢村民小組就爭議地補簽了《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書》。2011年5月19日，儋州市那大鎮人民政府的相關部門為第三人王XX等五人補辦了《家庭承包方式農村土地承包管理信息表》，將爭議地登記在第三人王XX等五人的名下。
另查明，原告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在分家析產時，雙方并未書面明確約定爭議地的承包經營權的歸屬。原儋州縣那大鎮王桐村委會東漢經濟合作社現已更名為儋州市那大鎮王桐村委會東漢村民小組。原告的兒子張萬寧于1989年去世。
本院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及審查重點是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土地權屬來源是否清楚，依據的主要證據是否充足，頒證程序是否合法。首先，被告儋州市政府于2005年9月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時，被告無證據證明東漢村民小組已將爭議地發包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第三人王XX等五人也未提供承包合同或承包方案等證據證明其對爭議地享有承包經營權。由于原告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在分家析產時，雙方并未書面明確約定爭議地的承包經營權的歸屬，故原告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對爭議地的承包經營權的歸屬存在爭議。原告提交的證據可證明其對爭議地享有承包經營權，在原告未自愿放棄對爭議地的承包經營權的情況下，被告向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屬于土地權屬來源不清，且該頒證行為已侵害到原告的合法權益。其次，在被告作出被訴頒證行為之前，第三人東漢村民小組對爭議地未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九條規定的土地承包的程序組織召開村民會議選舉產生承包工作小組、擬訂并公布承包方案、討論通過并組織實施承包方案、簽訂承包合同，東漢村民小組未提供證據證明其依法進行了爭議地的重新發包事宜。在東漢村民小組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均未提供承包方案、承包合同等申請材料的情況下，被告給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依據的主要證據不足。最后，東漢村民小組與第三人王XX等五人于2011年4月18日簽訂承包合同的時間遠晚于被告向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被訴承包證的時間，被告先頒證后才讓王XX等五人補交承包合同,且頒證時間早于補簽合同的時間超過5年之久。被告未依照《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在法定時間內要求第三人王XX等五人補交承包合同等申請材料，徑行向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屬于違反法定程序。因此，被告向第三人王XX等五人頒發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屬于土地權屬來源不清，依據的主要證據不足，違反法定程序，故被訴頒證行為依法應予撤銷。
綜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三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撤銷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于2005年9月30日給第三人王XX、張甲、張甲、張乙、張丙頒發的儋州市（縣）農地承包權（那大）第1612032號《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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