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11521
- 書名：毀約-哈佛法學院親歷記
- 作者：[美]卡倫伯格
- 出版社：世界知識
- 出版時間：2003年4月
- 入庫時間：2003-6-16
- 定價：22
圖書內容簡介
沒有圖書簡介
圖書目錄
BrOken COntraet
目錄
第一部法學院一年級
第—章實驗班
第二章法學院新生的煩惱
第三章新的課程，新的教授
第四章 《哈佛法學評論》甄選大賽
第二部 法學院二年級
第五章 自由派的故作姿態
第六章 每個人都這么做
第七章 法官助理的榮耀
第八章 學習真正的法律
第九章 狄更斯和法律
第十章 羅普斯—格雷律師事務所
第三部 法學院三年級
第十一章 最后階段的沖刺
第十二章漫漫求職路
第十三章 良心不安是一種美德
第十四章 國會山的藍調
后 記
推薦序
坐落于波士頓的坎布里奇，擁有180年漫長歷史的哈
佛法學院一直被譽為美國“超級律師的搖籃”。在那里，法
學生們花了許多時間去學習關于“契約”與“侵權”的問題，
但是，我懷疑這些莘莘學子是否曾像本書作者那樣，停下
腳步來反省他們的法學教育。
在這本回憶錄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試圖破除其
中的魔咒，甚至有那么一點憤慨的味道，就像是希伯來先
知以賽亞、耶利米、米迦、阿摩司，乃至于耶穌基督的道德
教誨一樣。
卡倫伯格并不是憤世嫉俗的假道學，相反的，他是個
心醉神迷卻又謹小慎微的觀察者，亦莊亦諧——但是整體
而言，我從他的所見所聞中感受到的，是一種憂郁，而非譏
諷或憤怒。
本書以小說家的角度寫就，作者娓娓敘述一個又一個
的故事。他曾是個圈內人、目擊證人，最后又成為技巧嫻
熟、循循善誘的說故事者。他把焦點集中在歷史記錄上，
使他的情緒、見解和感傷，都落在事實上，以及每個不同的
特殊情境當中。
一幕幕的課堂情景映入讀者的眼簾，仿佛我們都是陪
審員，正在評判證據。
證據越來越充足，我害怕讀者們會同意作者的判決：
哈佛這個”偉大”的、”獨領風騷”的高等學府，在某個層次
上，有著重大的缺陷。的確，這本書或許可以這么一言以
蔽之：大部分的法學家，并不具備好的法學教授所需要的
素質——這卻是學生最關心的——結果只是使他們更加冷酷、
傲慢、自以為是和敝帚自珍。
我猜想，對此抱有懷疑的人也許會問作者一個陳詞濫調的
問題：那么，您認為應該如何是好呢?
我在哈佛法學院開設了好幾年“狄更斯與法律”的課程(卡
倫伯格也聽過這門課)，我記得學生們都有同樣的抱怨。他們
幾乎都很喜歡問這個問題，好像只有笨蛋才會期待謙虛、仁慈、
自我批評的教授，和學生打成一片，愿意去了解學生們在踏上
這個復雜而嚴苛的行業時，需要什么樣的知識和人格。當然，
也有許多學生和作者持有同樣的觀點。
我還記得，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在哈佛法學院的課堂
上，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諷刺的對話：“你們這些家伙，你們以為
教授是你們的奶媽嗎?他們可是太忙了，而且假設我們都已經
是成熟的人了。”當有人質疑“成熟”是什么意思時，此人這樣解
釋道：“這么說吧，‘成熟’就是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
理的。要求教授們去做他們做不到的事，就是不合理的。”
或許是吧，人們總是會希望可以彼此諒解。無疑，正是這
個理由慫恿理查德·卡倫伯格(我記得他是一位聰明的律師、妙
筆生花的作家、敏銳專注的傾聽者，還是一名課堂上理解力驚
人的法學生)帶著無限的后悔，回顧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教育歷
程，生動而嚴厲地描繪法學院的生活，果斷地撰寫這份心靈和
道德的判決書。
我由衷地欽佩他的勇氣、他的良心、他的責任感——盡管
廉價的鄉愁或許會使他拋卻挫折和痛楚，忘掉沒有實現的愿
望，而使得讀者無法把握這本書所要傳達的真理。
羅伯特·柯爾斯
(哈佛法學院終身教授)
前言
紐約州政府新聞秘書馬丁·史蒂曼向州長馬里奧·郭
默這樣介紹我說： “州長先生，這位是理查德·卡倫伯格，
先前我向您提起過他。”
郭默從報紙縫中，頂著眼鏡朝我看過來。他是個好
斗的紐約律師，看起來咄咄逼人，很令人不愉快。
”你是干什么的，卡倫伯格?”他咆哮著
我告訴他，我是法學院的在校學生。
“哪個學校的?”
“哈佛法學院。”
”為什么?”
為什么?為什么是法學院?為什么是哈佛?我有些
不知所措。我從未回答過這樣的問題。當你告訴別人自
己就讀于哈佛法學院時，人們通常會豎起大拇指，認為
你很優秀，很有本事，理所當然是個人才。哈佛法學院
的學生很少需要為自己辯護，也從未想到過別的學校會
不會更好。
是啊，為什么是法學院?為什么是哈佛呢?
嗯，當我申請進入哈佛法學院(它只招收美國各大
學最優秀的本科畢業生)時，曾在面試時談到要為大眾
服務，為人們伸張一點正義。為此，我引述了羅伯特·肯尼
迪(美國政治家，畢業于哈佛大學，曾任司法部長，處理過
許多民權問題，1965年當選紐約州長，1968年在加州民主
黨總統初選中獲勝后遇刺身亡)的一句話：“五年后，我希
望能夠在法庭上倡導我對于民權和自由的主張。”
但在我的心底，從少年時起就不斷地回響著另一個聲音!
到后來，這個聲音悄悄地溜進了我的入學申請書里：當一名
律師!是的，我要當一名律師。我的爺爺就曾是個律師。他
出類拔萃、受人敬重，并且志得意滿；另一方面，他的荷包
也總是鼓鼓的。在申請進入法學院時，我完全明白，哈佛法
學院的碩士學位將為我帶來可觀的財富。
現在，站在紐約州長面前，面對這個不把禮法和道德放
在眼里的傲慢政客，我腦子里一片茫然。我很想說，我選擇
哈佛法學院是基于多么崇高的理由，比如說，我希望追隨拉
夫·奈德(著名律師，有美國”消費者運動之父”之稱)或羅
伯特·肯尼迪的腳步(或者說是馬里奧·郭默)。我還想說，哈
佛法學院的學位可以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去參與公共法律服務。
但是，當了一年的哈佛新生以后，我不再確定我能否堅
持原則了。當初在申請入學時躊躇滿志，現在想起來，那是
多么的幼稚、傲慢而且有些自我膨脹。我不再能夠說服自己，
說我會破除成規，去為大眾謀福利。金錢的誘惑力自不必說，
還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事公共法律服務的律師，絕對不
會像在高薪的律師事務所里那樣收入豐厚。這很讓人泄氣。
我開始相信，不管最終的目標是什么，到能夠呼風喚雨的大
型律師事務所工作，絕對是一條成功的捷徑。
在一年級結束后的那個炎熱的6月，我還是不改初衷。我
在聯邦檢察官魯道夫·朱利安尼(后來擔任紐約市長)位于曼
哈頓的辦公室里干著不領薪水的工作。但是，那時我卻希望
下一年可以到律師事務所找個周薪1200美元的實習崗位。
我的理論是，為什么不到律師事務所去鍛煉鍛煉呢?我
可以見識到那里的險惡，并引以為戒。再說，到律師事務所
工作可以“增加我的閱歷”。盡管這兩個理由相互矛盾，我還
是覺得蠻有道理的。反正我不會出賣自己，而只是”出租’，
一個夏天而已。
我很想對郭默說： “州長先生，就像您在發表的日記中所
說的那樣，我也為這類的問題感到困擾。在我們可望叱咤風
云的職業生涯里，我們究竟是要‘造福人類’，還是要有更復
雜的野心呢?”
然而，事實卻是，我囁嚅著解釋自己為什么沒有選擇位
于新港的學校。
郭默反唇相譏地問道： “怎么，你就不能去圣約翰大學
(郭默就是從該大學畢業的)嗎?”
1986年到1989年期間，我就讀于哈佛法學院。我原先的
志向是公共法律服務，但是三年后，我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
還是跑到了律師事務所去執業。那是一條名利雙收的、富有
挑戰性且永不知足的成功之路。
將近兩個世紀以來，哈佛造就了許多成功的超級律師，
是全美最有影響力、也最有錢的學府。但是在我們這一班里，
許多人有著更高的抱負。媒體說我們是里根時代的雅皮士，
其實沒有那么簡單。1986年對哈佛法學院新生的一項意見調
查顯示，有70％的學生希望從事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當然，
很少有學生能堅持到底。但是我們進法學院的時候，大部分
人的理想絕不僅僅是要找個鐵飯碗而已。
在我們讀書的那個年代，曾有兩本書，把哈佛法學院描
述咸了一個折磨人的地方。我們都讀過約翰·杰·奧斯本的
《力爭上游》和斯科特·杜羅的《法學院一年級》，盡管他們把
哈佛說成是競爭激烈的瘋人院，我們還是進了這里。但是書
中所警告的，還遠不及我們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所感受到的無
形壓力——那是一種被迫妥協的、去從事與志趣相違的法律
工作的壓力。
這本書要講述的正是這種境遇。我想要告訴讀者，有更
多的內幕是奧斯本和杜羅沒有提到的。《力爭上游》和《法學
院一年級》的故事都僅限于新生，而忽略了哈佛法學院最根
本的矛盾：為什么有那么多學生為了實現自由主義理想而進
入法學院，但是三年之后卻在社會上為那些既得利益者辯
護呢?
這正是哈佛法學院最荒誕的現象——不是在于它的嚴格，
而是在于學生們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時的志趣轉變。我們進學
校時，談論的是如何以法律去澄清天下，但是到了該決定職
業道路的時候，我們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最反對改革的大型
律師事務所。
每一年的入學典禮上
左邊，再看看你的右邊
畢業。”
院長總會對新生們說： ”看看你的
因為你們當中有人可能撐不到
但是最近幾年，流行的卻是艾倫·德肖維茨教授(美國最
著名的民權律師，耶魯法學院第一名畢業，擔任過戈德伯格
大法官的助理，后任教于哈佛法學院，時年28歲，是最年輕
的教授)的格言： “看看你的左邊，看看你的右邊，因為到了
你畢業的時候，就不再有‘左邊’(左派)的同學了。”
殘忍的學業競爭的故事，已經演變成更露骨、更無法逃
避的貪婪的故事。我寫這本書，就是要試著去理解學生們為
什么會轉變，而他們又是如何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想和大型
律師事務所的職業道路之間取得妥協的。
我們將會看到，最簡單的答案就是金錢。雖然事實上不
盡如此。在我畢業那年，紐約律師助理第一年的年薪就有8萬
美元，這對于那些背負著學校助學貸款壓力的學生而言，是
極具誘惑力的。但是，大型律師事務所給你優厚的待遇，也
就不會讓你有時間喘息。再說，你每個星期工作七八十小時，
按照平常的工資，本來就該有4萬多美元的待遇。而在哈佛也
通過了一個贊助計劃，對于那些選擇低薪的公共法律服務的
學生，可以免除助學貸款的債務。
對于這種意識形態的轉變，還有個心理學上的解釋，認
為法學生都有反叛父母或是妥協的困擾，這種困擾也延伸到
他們在自由主義或更激進的政治主張與對大型律師事務所的
選擇上。
我覺得這種解釋太過荒謬，太侮辱人，也太倨傲無理了。
這個理論假設自由主義是年輕人成長的”過渡階段”，當他們
成熟以后，自然就會選擇保守主義的觀點。或許，我們常常
看到人們從左派轉變為右派。但是有些高瞻遠矚的政治人物，
比如羅伯特·肯尼迪或馬里奧·郭默，當他們年長以后，卻是
從右派轉變為左派的。
另外還有一種解釋說，其實學生們并不都是自由主義者，
其中”沉默的大眾”事實上是中間派和保守派。自由主義的
學生總是喋喋不休、四處申訴，而保守主義的學生卻只是沉
默地獨善其身。然而，意見調查顯示，70％的學生選擇了公
共法律服務工作，便足以推翻這種論調，而大家也都知道，
哈佛的文化始終是自由主義的天下。在學生期刊和社團里的
言論，尤其是在課堂上的討論中，你都可以看到這種自由主
義的存在。
最后我發現，自由主義的法學生選擇律師事務所的重要
理由，總是與權力、地位和慣例有關。在你多年來因為是普
林斯頓或哈佛的學生而被眾人捧上天以后，就很難再紓尊降
貴地對別人說“我是公共法律服務處的律師”了。當郭默說
“不能去圣約翰大學”時，或許是在抬舉我。而聽到人家說
很好，我支持你從事公共法律服務工作”時，則是嘲諷多過
奉承了。我終于知道，在法律界，名望、地位比濟世的理想
要重要得多。而薪水、待遇也取代了學位，成為個人成就的
象征。
再者，對于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殘酷的現實強化了這種
”雞尾酒會效應’’(指有選擇性地接受某些訊息)。即使是民主
黨，當他們執政時，同樣會落入這種牢不可破的迷思當中。
當吉米·卡特要找法律顧問的時候，他找的不是拉夫·奈德，
而是威爾曼一卡特勒一皮克林律師事務所的勞埃德·卡特勒；
他的司法部長是格里芬·貝爾，出身于亞特蘭大型律師事務所
的法官，而不是杰克·格林伯格——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
(NAACP)的法律顧問。
那么多自由主義的哈佛學生最后成為律師事務所的雇員，
我想也和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有關，而那正是《力爭上游》和
《法學院一年級》沒有發現的：學院里許多激進的教授都參與
過“批判法學研究”運動。哈佛教授們的激進主義有著不同
的動機，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應該是因為他們看到那些理想
主義的學生年復一年地涌進律師事務所的緣故吧。
“批判法學研究”始于1977年，當時有一群左派的法學教
授在威斯康辛州的麥迪遜聚會，討論并批評司法體系在保護
美國精英分子的財產和權利時所扮演的角色。他們以20世紀
初出現的法律現實主義為基礎，認為當時的法律學說并非中
立，而是完全政治化的，并且向金錢與權力靠攏。他們主張
法律是不確定的，在情況相似的案件上，可能會有完全相反
的結果。
我在哈佛的三年時間里，教授們一直為批判法學研究而
戰，主要是為了終身教職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批
判法學研究的成員在哈佛法學院占有八席終身教授的位置，
而哈佛就像鄧肯·肯尼迪教授所說的，成了‘：批判法學研究的
羅馬帝國”。另一方面，保守主義的教授們則批評說，批判法
學研究者的虛無主義是法律所不容許的。而大部分的哈佛法
學院教授(大約50位教授)，以及當時的院長詹姆斯·沃倫伯
格則持中立態度，他們可能因不同的議題而同情其中任何
一方。
本書將嘗試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去剖析批判法學研究，把
爭論的焦點簡單化，而不作任何評價。雖然如此，本書基本
上還是一部回憶錄，而非理論分析。它是一個關于成長的故
事：關于我如何為人夫、為人父；如何失去自信，而又慢慢
地重建信心；如何滿懷理想，卻讓理想破碎，最后又嘗試著
把它拼湊起來；如何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在隨波逐流和破繭
而出之間，作出困難的抉擇。回首從前，這本書當然也記錄
了我走進教室和找工作的一些有趣故事。
最后，我想哈佛法學院絕對可以成為最棒的學習之地。
在那里有最博學的教授和最聰明的學生。在那里有知識的挑
戰，卻絕口不提深層次的道德探究。哈佛出產最慧黠的法學
生，卻稱不上是知識分子——他們可以解決謎題、分析案件、
建構論證，卻無法從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哈佛法學院
有最好的潛力，卻無法教育出一代最好的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