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長健 ]——(2008-6-24) / 已閱20666次
論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
——基于農民階層與經濟法的雙重分析視角
李長健
轉貼自：《經濟法學家》（2006） 原作者：李長健
摘 要：目前，我國正經歷著社會階層結構的巨變。社會階層分化、流動和組合深深影響著法律制度、法律原則的變化，有時還主導著其發展方向。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有著自身的本質性、時代性內容、要求和發展趨勢。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是保障社會利益的本質訴求，社會利益原則制度化則是社會利益實現的制度解。經濟法已成為社會利益實現及法律原則化的主體制度，共同形成以憲法為核心、行政法為主導、民商法為補充、訴訟法為保障的維護社會利益的法律制度體系。社會階層，特別是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是巨大的。農民階層會使社會利益原則的價值序發生方向性影響、內容序發生層次結構支撐性影響和主體序發生動力性影響。
關鍵詞：農民社會階層 社會利益原則 經濟法律制度 價值序 內容序 主體序
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告訴我們：我國正經歷著巨大的社會轉型期，系統化的改革和建設措施不僅給社會帶來了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還帶來了制度文明；不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加，還引起了社會結構的巨變。社會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社會階層[1] 結構的變化，而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必將使反映社會利益關系的法律制度、法律原則發展變化。事實證明任何社會的發展都伴隨著階層變遷所帶來的利益之爭，并深深反映在法律之中。因此，關注利益的矛盾、沖突與協調，研究階層對利益的影響，特別是對法律制度中的利益原則的影響就顯得非常有意義。
一、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
何為社會利益？對社會利益內涵的認識將直接影響我們圍繞社會利益而展開的研究。邊沁認為：“共同體的利益（即社會利益）是組織共同體的若干成員的利益總和。”[2] 可見，在邊沁看來，個人利益是最基礎、最重要的利益，社會利益只不過是個體利益的總和，亦即不存在獨立的社會利益。龐德在《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一書中將利益分為三大類，即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3] 龐德認為社會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是包含在文明社會中并基于維護文明社會的正常秩序和活動而提出的各種具有普遍性的主張、需要和愿望。我國學者也紛紛對社會利益進行研究。有學者認為：社會利益是一種根據利益主體進行分類而來的，是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并列的利益，是一種獨立的利益。社會利益的主體是公眾，即公共社會。社會利益表現的權利形式上，其主體可以是公民個人、法人或國家。[4] 有學者認為：社會利益包含廣泛的內容。[5] 有學者認為：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一樣，都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主要以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為內容，以維護社會的自治和良性運轉為目的，并且排斥國家的肆意干涉。[6] 更有管理學者認為，社會利益是指在某一特定空間區域內，所有的個人與組織為了生存，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7] 筆者認為：社會利益是一個富有張力的概念，對社會的不同理解導致對“社會利益”的不同認識。如果將“社會”作為包羅一切的廣義理解，社會利益就是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利益，是所有利益概念的上位概念。如果將“社會”作為相對狹義的理解，社會是基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聯系起來的人群。[8] 或是以共同物質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總體，[9] “是人們交互作用的產物”，[10] 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所構成。社會利益則是一個相對的概念。筆者認同社會利益與國家利益均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并認同：如不作特別的分析考慮，社會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社會整體利益同義。社會利益是一定時空范圍內的社會全體成員，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下，基于一定的社會目標而對諸種社會要素和社會狀態的共同需要所體現的利益形態。社會利益是廣泛個體利益的集中體現，是具體的、獨立的利益形態。
在對社會利益有了初步認識后，我們分析一下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我們知道：社會現代化過程就是社會階層分化的過程。[11] 中國經濟結構變化和經濟發展已經導致了新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初步形成。盡管新的社會階層結構尚處在不斷變動過程中的初始階段，但其資本構成成份、結構形態、等級秩序、關系類型和分化流動機制等方面都較1978年前有了深刻的變化，[12] 其社會階層位序已經確立，階層基本成份不會有大的巨變。在新的社會階層結構中，不同階層因經濟地位的變化而引起社會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變化，表現為不同的階層成為不同的利益主體，從而導致利益的分化，原有社會的利益整合機制被消解，需要建立起新的利益整合機制。反映在利益關系上，就應在增強階層群體意識，在促進利益結構多元化的同時，協調利益關系，整合不同價值追求的多元利益目標、利益和諧與社會公正。完成這一目標的重要歸一措施是不斷地發展和壯大社會利益，通過社會利益的質與量的雙向供給，從而滿足多元化利益主體對利益增加的共同追求，使利益分化下的社會沖
突有了消解的利益基礎。我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從其外在形態看，正經歷著階層結構由金字塔型向橄欖球型轉化；從內在依據看，正經歷著以無形資產（權利、聲望等）向有形資產（金錢、財富等）為劃分依據轉化；從其發展歷程看，正經歷著分化型分化（純粹的階級層分化）向整合型分化(伴隨著協調或整合的分化)轉變，[13] 正經歷著自然、自發分化為主向國家引導與市場主導相結合的分化方向轉變。但總的看來，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還不合理，還沒有形成與現代化國家相適應的、合理的現代化社會階層結構。[14] 我國還是一個農業勞動者階層規模過大、社會中間階層規模過小的社會階層結構，不斷地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和法治化使社會階層分化更加劇烈，社會階層由“兩個階級一個階層”走向多元化，社會階層分化正經歷由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這種不斷發展中的社會階層分化使社會利益形態處在不斷變化過程中，使社會利益形態的形成和發展已不再是純市場的行為，國家的介入、社會制度的作用、生產力的發展、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生活習慣的影響、文化的作用等均使社會階層分化有了可發展、可規制、可民主、可文明的演進動力和發展方向。其中，社會制度的作用成為社會階層分化下影響社會利益形態的首要因素，深深地影響著社會階層分化下的社會利益形態。社會利益法治化的要求成為社會階層分化中社會公正、和諧社會實現的本質性、時代性要求。
二、法律原則化的社會利益
（一）法律原則化：保障社會利益的本質訴求
在社會階層不斷分化的法治社會，社會利益的相對獨立是不爭的事實。保障社會利益的實現不僅是法治化國家的新使命，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新需要。在社會階層分化下進行和諧社會建設，需要對因分化產生的新的階層結構的階層利益進行重新分配與協調，以實現利益的和諧，而利益和諧的基礎是社會利益的增量化、獨立化和法律化，因為階層分化中新階層與既得利益階層之間必將展開利益爭奪。只有保障社會利益的實現，才能為和諧利益關系的形成提供可能。盡管社會階層分化本身不屬于法治建設的范疇，但它能夠為法制建設提供動力；盡管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不具備很強的操作性，但它可以為法律概念、法律規則、法律制度提供基礎和出發點，有時還可以成為法律實質性判斷的依據。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就是應在法律理念、法律制度和法律規則中確立社會利益原則。
社會利益法律原則化是對社會利益的價值提升，其價值取向是實質正義。將社會利益作為行為選擇的價值標準，是保障社會利益、實現實質正義的本質要求。相對于普遍化價值的形式正義而言，實質正義反映的是一種具體化的價值，是局部的、特定的個體或群體享有的價值，是其對現實的享有與滿足的價值。實質正義不僅為社會成員提供了追求各自合法利益目的的工具，以促進個人追求個人目的而達致的社會普遍利益，而且努力為社會成員制造條件，積極為其尋求具體的、現實的利益享有的途徑。[15] 特別是在社會成員無法自身實現具體、現實的利益時，國家通過法治手段介入，進行社會制度的理性安排，就顯得重要和必然。
（二）原則制度化：社會利益實現的制度求解
改革和現代化是深刻的社會轉型，必將伴隨經濟與政治體制轉軌、文化模式變化、社會結構和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改革和現代化不僅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實現個體利益，體現自我價值的可能和條件，而且為社會成員進取獲勝或失敗營造了充滿活力、彰顯公平的重要心理基礎。可以說，改革和現代化為社會和諧提供了發展的環境和動力。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改革與現代化的深入，社會階層的分化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分化，要求我們必需高度重視社會利益分化加劇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目前社會利益分化所呈現的利益主體異質化、利益需求多元化、利益獲得途徑多樣化、利益差距擴大化、利益矛盾與沖突顯化等特點，[16] 使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交換的利益關系變得復雜、紊亂和繁變。這種不穩定的利益結構關系將嚴重影響社會變革和現代化的持續發展，進而影響社會秩序的穩定。建立以社會利益為基礎、個體利益為主體、國家利益為保障的和諧的利益體系，合理架構個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關系，成為制度建設的必然選擇。
1．社會利益基本屬性的制度反映。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基于市場自由競爭的理論，人們一般認為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追求個體利益的結果必然促進了社會利益。于是充分實現個體利益成為增進社會利益的前提。隨著市場失靈，伴隨著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細化、生產社會化和現代化，個體利益、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不一致性方面的沖突變得更加復雜而多元。利益結構中的基礎性利益——社會利益不斷走向社會和制度的前沿。社會利益具有整體性、普遍性、可轉化性、表現形式多樣性[17] 和利益主體不確定性等屬性，這些屬性要求國家以社會利益對實質正義的價值訴求為目標，在綜合各種政策分析、價值觀念、道德評判因素和文化模式考量后，依據制度規則對社會生活，特別是社會經濟生活進行介入。一個以民主和法治為價值追求的國家或政府往往不可能坐等社會利益的自然形成，正視個體利益至上所帶來的社會流弊，總會運用自己的智慧與能力去尋求一種自然秩序與設計程序良性互動的法律機制，以反映社會利益原則制度化的屬性要求，以實現社會公平。[18] 不過，在社會利益原則的制度嵌入中，我們既要防止國家或政府失靈，又要防止市場失靈，更要防止制度的失靈，防止各種扭曲正常的利益關系的機制形成，用制度、文化、道德等價值力量，進行法律判斷、道德判斷、文化判斷為內容的綜合判斷建立促進和諧利益關系發展的反扭曲利益機制，以實現社會利益對公平與正義的實質追求。正如E•博登海默所說“僅僅培養一種公正待人和關心他人的精神態度，其本身并不足以使正義處于支配地位。推行正義的善意，還必須通過旨在實現正義社會目標的實際措施和制度性手段來加以實施。”[19]
2．法律共同的目標。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和目標任務。和諧的社會需要公正，公正的社會必定是和諧的。在國家運用法律制度的力量去組織社會追求公平正義，特別是實質公平正義時，社會利益原則就是衡量行為規范與否、社會和諧與否、社會公正與否的基礎性原則，就成為所有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作為法律規則基礎的法律原則根源于社會現實條件，反映社會發展的方向、要求和規律，體現出法的本質和基本價值取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法律原則是國家在特定時期通過法律控制社會的最高準則。社會利益原則體現著社會階層分化下個體、國家和社會之間利益聯系的基礎性要求，是各部門法對各種社會利益關系進行調整所應依據的準則。對社會利益的實現、維護與增進應成為各部門法制度構建時均應遵守的利益衡量原則。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說：“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環境下，每項權利實際上都可能讓步于公共利益。”[20] 社會階層分化下的中國社會轉型，需要進行各類利益整合，物質層面、文化層面、道德層面和制度層面等都存在著許多急需整合的問題。作為制度層面的整合而言，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背景下，伴隨法律社會化、經濟社會化的腳步，公法、私法和社會法（第三法域）的法律制度均需要進行制度整合，從而實現制度和諧。而不同法域的部門法律制度進行整合的利益基礎就是協調并和諧個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制度安排中的關系，建立和諧的社會利益結構關系，以社會利益原則為制度安排聯結性、和諧性原則去架構和諧社會中的部門法律制度。在經濟社會化、法律社會化和現代化的背景下，任何部門法都應成為社會利益的守護人，不保護社會利益的法律不僅是沒有生命力的，而且是沒有權威的。
3．經濟法——社會利益實現及其法律原則化的主體制度。社會利益的實現和社會利益的法律原則化是法律的共同目標。在法律制度體系中，社會利益法律原則化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均不同程度地得到體現。可以說，圍繞社會利益原則，我國法律制度已構建了以憲法為核心、行政法為主導、經濟法為主體、民商法為補充和訴訟法為保障的維護社會利益的法律制度體系。
憲法是法源，是國家的根本法，對社會利益保護和最基本社會利益（公共安全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在憲法條文中處處得到體現，是保護社會利益的綱領性法律文件。我國憲法第51條之規定則是憲法最具核****的規定。行政法是“一定層次的公共利益與個體利益為基礎和調整對象的法”。[21] 其對社會利益的優先保護主要體現在，當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矛盾和沖突時，行政法價值取向當然地將社會利益置于優先保護的地位。保護社會利益不僅是行政法的根本立法目的，而且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行政法產生和存在的需要。社會利益之于行政法的創新和實施同樣具有本體的意義。這也是國家公權力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在法律中的表現。[22] 民法的個人本位的價值取向適應了市民社會的客觀需要。在追求人人在人格平等前提下獲得平等的機會利益，體現鮮明的形式公平的同時，對市民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也成為其固有的內容，只不過市民社會的整體利益最終表現為主體利益的最大化，并以個體利益為載體。[23] 民法自身隱含著對市民社會整體利益維護的功能，使其成為社會利益原則維護的必要補充，商法更是如此。訴訟法律制度對社會利益原則的維護的保障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公益訴訟中，在此不多贅述。
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經濟法產生于經濟社會化、法律社會化的過程之中，作為保障國家對經濟運行的管理協調的經濟法必須以社會的整體利益[24] 為最高準則。把追求社會整體利益作為自己的宗旨，站在社會整體的角度，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首位，從外部協調和內部規制兩個方面規范市場主體行為。既保證國家權力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有效協調，又保證經濟主體在市場競爭中的權利、自由和平等，平衡協調個體與社會之間的利益關系，平衡協調社會個體之間的利益關系，維護有效、公平和可持續的競爭秩序和分配秩序，以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首先，經濟法所追求的整體利益是經濟社會化和現代化，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社會階層分化的必然要求。人類的行為不再是個體的行為，它們在不同的領域和時空中發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經濟法自產生之時起，就決定其應以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為宗旨，為一切利益維護的首位。其次，經濟法追求的社會整體利益是一種既不同于個人利益，又不同于國家利益的新型利益。其整體性、全局性利益是市場內部主體個體利益、社會內部主體個體利益，乃至體現對階級統治的管理秩序維護的國家利益所替代不了的。再次，經濟法追求的社會整體利益是一種超越當代的、發展中的“動態”的社會利益。它不僅追求當代社會的整體利益，更主要維護代際之間的社會整體利益。經濟法所追求的社會整體利益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整體利益。這是科學發展觀在經濟法中的運用，兼顧效率與效益，兼顧個體與整體，兼顧公平與公正，兼顧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兼顧保護每個市場主體參與競爭的權利和維護整個經濟領域自由競爭的公共秩序，是經濟法視野中社會整體利益的必然選擇。最后：經濟法所追求的社會整體利益主要由國家去代表社會整體利益，是主要借助國家權力，運用多種手段對經濟法進行規制，對社會經濟進行協調而實現的利益。[25]
經濟法制度以社會整體利益原則為最高制度準則：經濟法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維護的角度，通過平衡協調各種經濟關系，實現經濟自由與秩序、經濟民主與集中、經濟效率與公平、經濟發展與持續在社會整體利益之上的協調統一。經濟法在國家對整體經濟生活的干預協調時，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最高準則，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在處理個體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時，優先考慮社會整體利益，通過消除自由放任和極端個體權利本位對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解決個體利益與社會公益之間的矛盾，促進社會和經濟的良性運行和可持續發展。[26] 維護社會整體利益原則是社會化大生產對經濟法調整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化、法律社會化、生產現代化的客觀需要，是經濟法的本質和價值的體現，是經濟法的宗旨和精神的反映。社會整體利益優先原則的基本要求是：（1）經濟法的一切領域均應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首要的最高準則，亦即社會整體利益至上。在經濟法視野中，一切經濟法行為、經濟法制度安排的好壞、優劣，其價值判斷的最高標準，就是看其對社會整體利益的維護程度，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社會整體利益。（2）經濟法在協調個體效益、集體效益與社會整體效益時，以社會整體效益為根本指導準則，亦即社會整體效益優先。
經濟法自產生以來，為回應社會化大生產對法律的挑戰，從社會本位出發，以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為責任，以鮮明的整體效益價值取向與傳統法律部門相區別，從而使其成為維護社會利益原則法律制度中的主體制度力量。
三、農民階層——影響社會利益原則的重要社會力量
社會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屬于經濟基礎變化對上層建筑影響的范疇。社會階層的每一次變化均會引起社會利益關系結構的變化，進而引起調整社會利益關系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變化。社會利益原則屬于法律制度層面中法律原則的范疇，社會利益原則隨著社會階層的變化必然相應而行，有時其原則的變化可能還超前于對具體法律規則的影響。換言之，在社會階層變化下，法律原則有可能領先于具體法律規則的變化而變化，現代社會對法律規則，特別是新的法律規則的制定所表現出來的嚴格程序和社會階層利益博弈更使法律原則的變化成為解決具體法律規則未改變（或未產生、未生效）之前出現的新情況的制度規范。這是否說明法律原則較法律規則所具有的較強穩定性發生改變了呢？我們只能說，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的穩定性只是相對而言的，穩定性不應成為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的重要區別。法律原則表面的穩定不代表其內涵的一成不變。筆者認為：一定意義上來說，世界上可以有一成不變的具體法律規則，但不可能有一成不變的法律原則。法律原則高位階性、普適性、原則性和相對穩定性，才是兩者的重要區別。法律原則作為法律上規定的、用以進行法律推理的準則，不僅可以指引人們正確地運用規則，而且可以彌補沒有相應法律規則時的不足，代替規則作出裁決。法律原則是法律規則的基礎和來源，往往體現一種價值觀，體現法律追求的價值目標。“原則是超級規則，是制造其他規則的規則，換句話說，是規則的模式或模型。”[27] 在判例法中兩者的關系較模糊，成文法中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的關系比較明晰。就我國社會階層分化加劇的現實而言，社會階層分化與流動往往最先影響的是具有普適性的法律原則的因時而變。
研究階層對法律原則的影響，筆者尚未查到相關的文獻資料。作為嘗試，筆者就社會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進行探討性研究，祈望能為階層分化下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規則體系的建構發展提供一定的幫助。研究的三個基本假設是：其一，社會階層分化必將引起制度層面的變化。其二，農民階層是可分化的，其分化是中國階層分化的主體，并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不斷持續演進著。其三，社會階層利益的價值取向、形態、基本內涵是一致的。
（一）價值序的影響——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方向性影響
中國農民的政治特征決定了中國政治走向，中國農民的法律特征同樣決定著中國法律的正確走向。[28] 重視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影響的分析毫無疑問是重要的和根本的。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中的價值取向影響著社會利益原則價值實現的次序和方向。在農民階層大量分化前的計劃經濟時代，農民對利益的追求大都存在個體多元、性質一致性的“異體同質”現象。可以說，農民是當時我國最具利益一致性的群體。隨著階層分化的進行，這種“異體同質”現象不斷受到影響，但整體而言，“先求生存，后求發展”的利益目標和大規模性特點尚未真正改變。農民階層的這一利益目標和特點決定著社會利益原則對不同價值追求的序列。盡管“就各種價值目標或利益主張而言，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最優標準，但我們仍能對價值的位階或利益的輕重作一基本排序，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確定據以判斷‘序列’及‘層次’的標準。”[29] 德國學者克萊以量最廣，而且質最高的價值作為最優先次序的價值。[30]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實際判決中也確定了個人利益應符從“更高的社會利益”價值序列。筆者認為，從判斷標準來看，這種“量最廣”、“質最高”還不足以成為價值的次序的判斷標準，特別是社會階層處在不斷分化、社會關系不斷現代化、社會主體不斷現代化的中國。對價值序的影響，還應考慮農民階層分化的方向和價值的質與量的方向關系。量最廣、質最高，與階層分化同向的價值才是社會利益原則所追求的最優先序的價值。我們可稱之為“量廣、高質、同向”，或階層分化與價值追求的“同質同向下的量廣”。那種“同質異向”、“異質同向”、“異質異向”的量廣不應成為社會利益原則最優先次序的價值。
（二）內容序的影響——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層次結構的支撐性影響
從歷史看，法不僅與社會階層分化而同時出現，而且法律原則、法律規則也是在社會階層分化中得到完善，得到適用。法在運行中不斷地對各社會階層的地位、權利、義務進行確認，不斷地對社會階層的相互關系，特別是各社會階層的利益關系進行維護。與此同時，社會階層對不同利益的需求也影響著法律原則、法律規則的發展和完善。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農村社會階層的巨變，使原來較單純的農業勞動者分化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鄉村知識分子、個體工商業者、私人企業主、鄉村管理者和鄉鎮企業管理者等多個階層。這些階層的分化與流動往往伴隨著城鄉的密切交流，使傳統較封閉的單一的“農業——農村——農民”的三位一體的社會結構體系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不斷開放、變化著的農村社會結構支撐著國家法律在農村的運行，可以說，農民階層的階層分化與流動為法律運行提供了相應的社會結構性支撐。這是一種反映不同利益訴求的利益結構關系，使得農民階層在這種利益結構關系下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內容有了更加明確、富有層次的、不斷拓展著內涵和邊界的要求，農村社會結構開始由金字塔向橄欖型轉化。從階層內部而言，農業勞動者階層開始縮小，中間階層在不斷壯大，企業家階層正在興起和壯大。從階層外部而言，農業勞動者正不斷向其他社會階層流動。這些變化使社會利益原則中社會安全、機會公平、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利益層次內容不斷得到層次性的加強、適用區域的拓展和結構性的支撐。階層層次結構影響利益關系的層次結構，利益關系的層次結構影響調整這些關系的法律原則、法律規則的層次結構，這一邏輯鏈條得到了進一步的證明和加強。我們可以說，農民階層可持續分化是推動農村法治的動力，并為法治提供了社會階層結構的基礎
（三）主體序的影響——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動力性影響
社會利益原則的產生、發展和適用需要各種載體形式，制度載體、文化載體、組織載體是其基本的載體形式。社會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影響在于：通過社會階層的分化、流動和組合，形成不同的主體形態，推動著社會利益原則的產生、發展和適用。這些主體形態包括國家、政府、各類市民社會、社會團體和個人等種類繁多、層次多樣、關系復雜、不斷變化的形態。社會階層的分化、流動和組合成為影響社會利益原則發展的動力。社會利益的多樣性、可轉化性等特點加強了社會階層對其發展的動力作用，并通過階層及其組合的主體形態之間所進行的集體選擇，將社會利益原則中的主體位序進行排列，從而使表面上因社會利益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主體虛置狀況得到契約化、制度化的改變，使不論在任何社會時空中我們都可以找到社會利益的主體。
國家是社會利益原則的確定者和當然代表者，是階級社會中社會利益原則主體序中位階最高、最具權威性的主體。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不斷融合互動的國家社會模式下，[31] 各利益集團獲取利益的方式由單純意義上行動走向制度契約下的博弈與妥協。社會主體通過大量的爭執、交易、妥協達成的以社會整體的名義對外的利益訴求，唯有借助國家的成熟的、覆蓋面最廣、組織體最完善和強大的、廣泛的民主商議機制來實現，從而使國家成為社會利益代表者有了制度上的現實性和保障性。社會利益的整體性也為國家代表社會利益準備了基礎性條件。國家將整個社會各類成員集合起來，通過不同的制度安排，使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關系和聯系方式得以法律制度化的固定，從而使社會得以穩定、有序的狀態存在著。毫無疑問，國家具有代表社會利益的適格性。[32] 政府是社會利益的整合者和社會利益的主要維護者。政府作為社會利益的整合者的作用遠強于維護者的作用。政府自身的利益和政府干預經濟社會中出現的“政府失靈”現象，使其不能成為唯一的最佳社會利益維護者。政府對社會利益維護中的缺陷需通過國家、社會中間層主體、社會個體和其他階層組織來彌補。社會階層中的個體也同樣因為利益之間的差異和沖突不能成為社會利益的主要維護者，但其可以成為社會利益的主要享有者。社會個體通過對社會利益獲取游戲規則的認可去展開利益的爭奪和對社會利益的享有。縱使有時失敗，也期待在下一次機會中獲得成功，從而使社會利益有了使游戲可持續下去、并服從大局的社會階層基礎。社會階層對社會利益的主體作用的發揮，除需要有良好的社會利益整合與形成機制、有效的維護機制外，還需有表現各階層利益的訴求的表達機制，有暢通的階層分化流動機制（特別是向上流動機制）和各階層（特別是弱勢階層）共享成果的機制。這樣，就會使各社會階層對社會利益產生共識，使社會利益原則在法律原則體系中的位階得到有共識的提升。中國農村階層分化、流動與整合是在所有制結構變革下進行大規模的社會階層變遷，促進了社會階層對社會利益追求的覺醒。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分配制度的改革、國家社會治理模式的變化使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產生的作用、分享的機制體系和維護的機制有了更新的市場化、法治化實現的路徑，進一步推動了社會利益的發展。可以說，農民階層已成為社會利益發展的新的重要的動力，也必將成為維護社會利益原則的重要社會力量。
社會階層，特別是農民階層對社會利益原則的作用還表現在對社會利益發展序、時空序、社會利益形態、運行機制體系、規則制度體系、實現范式和模式等方面的影響。筆者將在今后分別對其進行探討，祈望能對此命題有一個體系化的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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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龐德認為：社會利益包括六個方面：一是應受一般保障的社會利益（如和平與秩序的要求、一般安全、健康狀態、占有物的保障）。二是關于保障家庭、宗教、政治和經濟的各種社會制度的社會利益。三是一般道德方面的利益。四是使用和保存社會資源方面的利益。五是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一般進步的利益。六是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這種要求能使個人獲得政治、社會和經濟等各方面的機會，并使他在社會中至少能過一個合理的最低限度的人類生活。參見（美）龐德著，沈宗靈等譯. 通過社會的法律控制：法律任務[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37—41.
[4] 張文顯主編. 法理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17.
[5] 孫笑俠認為，社會利益包括如下六個方面的內容：（1）公共秩序的和平與安全；（2）經濟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會資源與機會的合理保存與利用；（4）社會弱者（如市場競爭社會中的消費者利益、勞動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維護；（6）人類朝文明方向發展的條件（如公共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等方面。參見孫笑俠. 論法律與社會利益[M]. 中國法學，1995（4）.
[6] 胡錦光等. 論我國憲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J]. 中國法學，2005（1）.
[7] 陳慶云等. 論公共管理中的社會利益[J]. 中國行政管理，2005（9）：32.
[8] 鄧鋼. 對社會利益及其與經濟相關的反思[J]. 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1（3）：67.
[9] 辭海[M]. 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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