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宏偉 ]——(2008-1-31) / 已閱36204次
對弱勢群體犯罪的社會學思考
韓宏偉
摘 要：弱勢群體犯罪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凸現出的嚴重問題， 其內在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社會因素，是社會對其權利分配的不平等以及法律保障的虛置所致。當弱勢群體遭遇權利貧困危機且又無法解決時，基于尋求某種平等權的潛在特質，惟有用強勢對抗——違法犯罪來彰顯其弱勢的社會人格的存在。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構建一種公平、正義的和諧秩序——法治視野下的人權保障機制，以期對弱勢群體進行強勢扶助，來最大可能地預防和控制弱勢群體犯罪。
關鍵詞：弱勢群體； 強勢群體； 犯罪； 生存權； 人權保障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伴之而來的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使得社會弱勢群體的犯罪問題日益凸現并愈發嚴重。如何有效遏止弱勢群體犯罪并加強對其的法律保障，進而使社會整體利益能夠平衡、和諧、可持續地發展，業已成為目前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弱勢群體涵義之界定
“弱勢群體”一詞首次見于2002年3月朱镕基總理為人代會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它主要是一個用來分析現代社會經濟利益和社會權力分配不公平、社會結構不合理、不協調的概念。關于對弱勢群體的界定，學術界有多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弱勢群體是一個在社會資源分配上具有經濟利益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會群體。[1] 第二種觀點認為，弱勢群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指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數）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數）在經濟、文化、體能、智能、處境等方面處于一種相對不利的地位。[2] 第三種觀點認為，弱勢群體是指那些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能力無法保持個人及家庭成員最基本的生活水準、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支持和幫助的社會群體。[3] 筆者認為，弱勢群體是指基于自然、生理與社會原因而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不平等處遇的特殊群體。“弱勢群體”中“弱勢”至少應包含以下幾層含義：一是物質相對貧困；二是競爭處于劣勢地位；三是權利維護受阻。
目前，學術界把“弱勢群體”通常分為兩類：生理性弱勢群體和社會性弱勢群體。前者往往是由于自然、生理原因所致，包括未成年人、婦女、老年人、殘疾人。后者則是社會因素所致，包括下崗職工、失業者、農民工、維權失敗者。弱勢群體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只是在一定階段一定范圍內產生。隨著社會政策的不斷優化以及弱勢個體的差異，弱勢群體中的一部分人會轉化為中性群體或強勢群體。同時，強勢群體由于社會性原因亦可以轉化為弱勢群體，如維權受阻而導致家破人亡者。弱勢和強勢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是弱勢者要上升為強勢者是很困難的，因為這不僅取決于個體因素，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依賴于社會因素的配合。
二、 以社會學為視角分析弱勢群體犯罪的原因
弱勢群體犯罪的原因除個體因素外，主要是社會性因素所致。因為作為弱勢者，是不敢、不愿違法犯罪的，除非被逼上絕路。正如美國犯罪學家萊馬特所說“是社會的反應導致了犯罪而不是犯罪導致了社會反應”。[4] 因此，探究弱勢群體犯罪的原因從社會學視角進行，在很大程度上更符合保護弱勢群體的價值趨向。同時，也能審視出社會公平、正義的真實內涵以及法治的理念所在。
（一）用強勢對抗維系弱勢自尊
弱勢者總是追求安穩、平靜的生活，無禍即是福。而打破這安穩的，往往是天災人禍，天災可以承受，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天意，無法阻擋、無法克服。而人禍則是人為因素，是可以抗制的。強勢群體有欺壓弱勢群體的本性。歷史充分表明，社會的動蕩不安往往是強勢群體欺壓弱勢群體而造成弱勢群體的生存危機所致，是弱勢群體權利貧困極端化的強勢反彈。為什么階級社會斗爭不斷，就是因為強勢階級過分壓迫弱勢階級。馬克思指出，為什么國家終究會被消滅，就是因為在階級社會里，國家是專政機器，國家總是代表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強勢專政。那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毛澤東語）。農民起義的不斷迭起，無可爭議地證明弱勢群體在遭遇生存危機的關鍵時刻，如若不能得到強勢群體的妥協或良心關懷，則惟有用自身潛在的強勢——暴力對抗來維系其弱勢的生命的存在。基于歷史的慘痛教訓，國家才要運用強制力的權力手段制定法律來抑制強勢群體力量的肆意擴張并保護弱勢群體權利的合理延展。國家制定法律法規，其目的就是在兩個群體之間形成一個矛盾的緩和地域，因為社會秩序的混亂和對法益的破壞會危機其政權的存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我國目前弱勢群體的犯罪問題集中表現為社會對弱勢群體權利法律保障的漠視和缺失。弱勢群體作為社會最底層的特殊群體，當其權利被侵害尚不至于危及生存權時，其最可能的行為就是忍讓、躲避。這恰恰迎合了強勢群體的虛偽心理，他們以此考驗弱勢群體的權利缺失容忍度來換取他們的帶有成就感的安逸。其實，這往往是弱勢群體惡性犯罪的根源。弱勢群體違法犯罪，說明其心理防線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而惟有用最強勢的“暴力”才能舒緩他們長期壓抑的心理并平衡與強勢群體平等的社會地位。就弱勢群體而言，他們對生存權的關注遠遠大于任何因素，當其遭遇強勢群體的過分欺壓時，他們潛在的、原始的動物本能就是具有絕對抗衡性的強勢。
追溯弱勢群體犯罪的社會根源，不難看出，是法治視野下弱勢群體人權保障的虛置以及對法治精神的扭曲。法治社會是以憲法和法律為最高權威的社會，其通過對公權力的確認、分配和制約來實現對公民人權和自由的有機保障，以期實現社會秩序的良性運轉。法治的精神是追求一種公平、正義的秩序，法治的價值是崇尚一種和諧、可持續性的發展狀態。在我國的人權保障機制中，立法是通過民主集中的決議來確認和分配權利；司法是通過裁判來公平實現權利的分配；行政是通過司法來實現立法所分配的權利。而在這三個環節之中，行政機關的不作為或行政權的濫用，司法機關的徇私枉法，都會損害立法機關分配給弱勢群體的權利，從而導致法治權威性的降低和弱勢群體權利的被剝奪。社會學理論指出，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敵視或仇恨心理。當弱勢群體將自己的權利缺損歸因于強勢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沖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敵視或仇恨指向也可能擴散。如果某類弱勢群體的人權長期得不到保障，又無有效的權利救濟措施，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自然就會滋生社會不滿情緒，在得不到合理宣泄的情況下就極易出現群體犯罪的現象。[5] 這將嚴重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法律在社會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必將使法治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蕩然無存。因此，法律作為社會關系的調整器，理應擔負起保障人權、維護社會和諧秩序的重任。弱勢群體作為處于社會最底層的特殊群體，應該得到法律的特殊關注和人權保障。法律以其強勢的手段保護弱勢群體的自由、安全、人格尊嚴及其正當權利的行使，從本質上消除社會對他們的歧視狀態，以此來體現法治社會的公平、公正的價值理念和精神追求。這是法治駕馭社會可持續發展責無旁貸的使命，也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
我國憲法第33條第2、3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另外，《世界人權宣言》也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是平等的。”當然，人之間是有差別的，在社會財富、地位、身份上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每個人在價值、尊嚴與權利上都是平等的。我們肯定人權的存在，就應該表現出對一切人平等的尊重和保護，而不管他處于什么位階。“所有的人，不分貧富，不分自由人和奴隸，在人身和靈魂上都有同樣的分量。”[6] 基于弱勢群體的特殊性，法治社會更應該保障其與強勢群體平等的生存權。盡管國家制定了若干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法律法規，在立法上確立弱勢群體保護的優位性。但在具體的法律運行中，弱勢群體的權利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護，甚至被置若罔聞。當危及到弱勢群體的生存權時，其違法犯罪行為就不難想象。
法治社會下對弱勢群體人權保障的虛置具體表現為某些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對立法機關關于弱勢群體保護的消極性、對立性甚或視而不見。消極性表現為：行政機關對弱勢群體權利維護的敷衍以及對強勢群體欺壓行為的縱容，司法機關對弱勢群體權利維護的形式性，即弱勢群體雖勝訴，但實質上卻敗訴，因為程序上獲得的公平、公正不能換取實體上的正義內容的真實再現，使得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得不到勝訴效益的真正落實，勝訴只是一紙空文。對立性表現為：行政機關對弱勢群體持有的“官本位”思想，即官領導民而不是服務民，其試圖用一種強勢的權力壓制甚或打擊弱勢群體的合法、正當的權利的行使，以“平穩、安全”的秩序來換取上級機關對他們功績的肯定和褒揚以及自身職務的升遷；另外，行政機關作為特別的強勢主體，與強勢群體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即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性，這就決定了妥協性的不可避免。同時，司法機關對弱勢群體的權利維護采取一種不予受理的態度，其原因在于對強勢群體的相對懼怕或者是其自身的徇私枉法、腐敗行為，另一方面是弱勢群體天生的脆弱性。視而不見表現為：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對弱勢群體權利缺損的漠視及其對強勢群體肆意行為的不聞不問，其原因在于我國目前社會的特殊現狀以及行政體制與司法體制的不健全（如行政權的介入與規制、司法的成本等問題）。
綜上所述，法治環境的不健全導致的弱勢群體權利公力訴求的缺失與受阻，使得弱勢群體惟有用最原始的私力自救。如果“法律不能充分解決由社會和經濟的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新型的爭端，人們就會不在把法律當作社會組織加以信賴。”[7] 當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危及到生存權時，捍衛生命底線的行為只有“對抗”，而且是最有效的“暴力對抗”。惟有如此，才能使強勢群體意識到他們并不是渺小、可以忽略的。正如德國法學家耶林所說“權利=法的目標是和平，為達到此目的的手段就是斗爭。”[8]
弱勢者用暴力對抗強勢者的肆意欺壓，來維系他們弱勢的自尊，一方面褻瀆了法律的尊嚴，另一方面也證明了法律的脆弱性。法律脆弱性的社會影響詮釋了弱勢群體犯罪原因的社會性，同時也凸現出法治視野下弱勢群體人權保障的緊迫性。
（二）不公平的利益競爭、不平等的權利分配及其心理失衡因素
我國社會目前正處于轉型時期，許多社會機制尚未建立甚或不健全，出現了諸多不公平現象，特別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貧富差距造成的巨大反差影響了群體之間社會地位、權利分配等的不平等并逐漸延伸到各個方面，從而形成了不同階層的利益群體。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的不斷變化使得整個社會結構也不斷地做出調整，以適應社會秩序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化，伴之而來的社會整體意識的變化，使得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也發生變化。人們對利益選擇機制的不同認識，使個人的行為抑制力變得十分脆弱。價值觀念的混亂與扭曲使得市場經濟下的個體行為偏離正常的軌跡，甚至做出違反社會規范的行為。經濟利益的驅使使個人的社會責任感不再被刻意強調，競爭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在重要，人們的價值觀愈來愈偏向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職權主義。因此，曾經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宣揚的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在我國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和贊同，將自然界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生存機理運用到人類社會似乎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可以仔細地考慮一下，我們目前的社會機制是否提供了公平競爭的初始條件？如若條件不公平，那么如何進行公平的競爭？不公平的競爭結果必然是社會公平的規則遭到踐踏，使社會的公正秩序得到破壞，最終的結果必然是利益群體之間的斗爭。耶林認為，“斗爭，從權利被侵害、被剝奪時開始，一直在反復進行。”[9] 斗爭的結果是強勢群體越來越強，而弱勢群體越來越弱。
社會的不公平競爭以及不平等的權利分配，使社會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強勢者運用權利的不平等帶來的優惠政策以及強勢者的天然本性聚集財富，這必然會損害到弱勢者的利益。強勢者利用弱勢者廉價的勞動力使自己“一夜暴富”，或許這其中還有掠奪的成分。而弱勢者的天然的本性決定了不可能走強勢者的致富之路，或許他們只能以簡單而原始的非法手段獲取物質。經濟利益的沖突加劇了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矛盾，弱勢群體為生存權而發生的違法犯罪就很容易想象。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犯罪學家指出，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階級結構分化嚴重所引起的被剝奪感、挫折感、無助感、徒勞無功感、不公平感、痛恨感以及疏離感通常會引起嚴重的個人沖突，從而使犯罪增加。這些感受實際上為實施犯罪提供了“合理化”依據。當不同階層之間的精神和物質距離越來越遠時，敵意和妒意可以產生嚴重的社會沖突，而犯罪便是其中最直接和最極端的方式。[10] 弱勢群體由于物質利益的貧困性、生活質量的低層次性、競爭力的劣勢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使其到了被社會遺忘的邊沿。惟有其違法犯罪的影響性行為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也是弱勢群體權利自救的最后途徑。
另外，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曲解了公平、正義在弱勢群體心目中的真實含義，一方面使其認識到權利的維護依靠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也為其違法犯罪行為提供“合理化”依據。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善于濫用權力，這是一條亙古不易的真理，直到其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1] 國家公權力的異化，常常會招致人民對其合法性的質疑，人民遂喪失對政府的信任，因而“合法性”危機便應運而生。[12] 當權勢群體利用自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大肆貪污賄賂而很少受到懲罰甚或逍遙自在、平安無事時，弱勢群體會因特別的不平等感而心理失衡，這種感覺越強烈，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會不擇手段地謀求“公平”。
理想的社會公正永遠是人類追求的目標，而現實的社會公正總是蘊涵著實際的不公正。或許，“即使是一個社會在原則上是公正的，也還可能產生不公正的法律和政策。”[13] 弱勢群體由于權利分配的不平等與利益競爭的不公平導致其心理扭曲、失衡，而且這種反差越大，其爆發的強度也就越大。在很大程度上，弱勢群體需求的往往是最基本的、最簡單的，然而還是不能得到滿足。因此，馬斯洛認為，越是低級的基本需要，它的力量就會越強、潛力也就越大。如果不能滿足它，人們將生活在一種不平衡狀態中，而這種不平衡狀態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當人們遇到一個能夠滿足這種需要的環境時，就會更加急切、更加強烈地獲取。當弱勢群體遇有一個適合自己欲求（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的環境時，便會不顧一切的去攫取，哪怕冒著生命的危險。因為長期的失衡心理已經背離了自己認為的公平與公正，所以弱勢群體的犯罪行為也就自然的發生了。
（三）社會歧視性因素的惡性反應
弱勢群體的存在是一個普遍現象，而弱勢群體的犯罪問題則是特殊現象。因為存在的是大部分，而犯罪的卻是小部分。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歧視是普遍的、廣泛的、多領域的、多視角的。諸如身份歧視、就業歧視、教育歧視、待遇歧視、性別歧視等各種歧視現象，都是沒有把弱勢者當作同等價值和尊嚴的人看待。
弱勢群體被社會歧視，拒絕，因而不能被融入到社會的主流文化和價值中去，其任何行為和舉措都會受到排斥。當弱勢群體為生存欲融入主流社會而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時，由一個弱勢者轉變為犯罪者是有一個過程的，并非一蹴而就，因為只有當其生存權遭遇危機時才會產生，同時這也是強勢者為何長期欺壓弱勢者的原因所在。弱勢者在社會歧視的影響下產生犯罪，是有多種外在因素的驅使。
（1）挫折。弱勢群體遭受挫折會使自己原有的求富心態和方式發生變化。例如農民工從一種鄉土秩序進入城市秩序，求富的初始方式就是依靠自己的誠實勞動，違法犯罪是從不敢想，也不去想。然而就業的歧視與挫折使其淳樸的思想發生裂變，既然誠實勞動不能養活自己，那就有用犯罪的方式去致富。這樣，既能養活自己，又能給社會歧視一種教訓。（2）利益。當一些特殊的弱勢群體（如婦女、女大學生）被社會排擠時，因為其生理上的特殊性，促使其選擇了最優化、最直接的生存方式。比如婦女可能選擇色情行業或者拐賣人口，有些婦女可能因為自己是其中的受害者，而后又以此方法來報復別人。女大學生因為性別的原因，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就業歧視，因歧視造成的困境可能會使其生存方式發生變化。比如出賣色相、販賣毒品以及一系列非法的和社會不允許的方式。（3）尊嚴。弱勢群體被社會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其個體尊嚴趨于缺失，并產生強烈的壓抑感和報復心理。緩解這種郁悶狀態的方式有兩種：暴力對抗或強勢者的妥協，后一種方式是不可能的，因為強勢者的妥協是以弱勢者的斗爭為前提的。一旦弱勢者用暴力來對抗，那么對強勢者來說，那就是一場災難。這尤以女性犯罪為代表。巫昌禎教授指出，“女性表現出的一些極端行為，一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受害太深、報復心理很強；二是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長期處于無助狀態，形成鄰里不勸、居委會不問、單位不管、不出人命執法機關不理的怪現象。”暴力對抗固然挽回了尊嚴，可是對自己來說，卻失去了自由甚或生命。可是，選擇暴力是他們維系生命自尊的唯一途徑。正像盧梭所說“每個人都有權冒生命的危險，以求保全自己的生命”。[14] （4）誘惑。當弱勢群體處于被主流社會歧視的困境時，往往表現出一種迷茫的狀態，這樣就容易受到社會亞文化特別是犯罪亞文化的引誘。因為亞文化對抗社會主流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恰恰迎合了弱勢群體被社會歧視、排斥的困惑心理。當弱勢群體犯罪時，其罪責感因犯罪亞文化的影響已經淡化甚或蕩然無存。
社會的反應影響了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和生存方式，使其權利的分配不公平、不公正，當其權利貧困而使生存權遭遇危機時，違法犯罪是在所難免的。 因此，摩爾說：“不公正才是社會動亂的社會基礎”。[15]
三、 法治視野下的人權保障機制——弱勢群體犯罪的對策選擇
弱勢群體犯罪是社會權利分配的不公正以及對弱勢群體人權法律保障的虛置所致。因此，構建一種公平、公正、正義的和諧秩序——法治視野下的人權保障機制，來對弱勢群體進行強勢關懷和扶助，成為社會的責任和時代的呼喚。
（一） 加強立法機制，消除對弱勢群體的社會性歧視。
法的價值是通過對人們行為的規制來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正義，具體以什么形式表現法的公正性，則要由法所依賴的經濟制度的價值形式決定。經濟發展倡導平等的、公開的競爭模式，同理，法的制定也須遵循此原則。國家加強立法機制，解決弱勢群體受社會歧視的問題，使其人權保障以法的形式落到實處，真正實現文明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立法過程。柏拉圖認為，我們立法的全部要害，是讓公民在盡可能相互友好的環境中過最幸福的生活。改革城鄉二元格局、戶籍管理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就業服務措施，健全政治參與、權利救濟制度等，都是對弱勢群體人權保障的法律確認。另外，對于歧視弱勢群體的行為和規定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剔除，并對具體的個人和單位予以相應的懲罰，真正實現法的公正價值。
（二） 提高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對弱勢群體的人權保護力度，并給以特別的待遇。
弱勢群體特殊的社會性質，決定了社會應予以特別的關照。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對涉及弱勢群體的案件應從法的公平性和正義性來考慮，不能因為弱勢群體的社會地位而有任何的偏見，更不能因自身的腐敗而使弱勢群體的權利維護虛置。另外，行政機關在執行國家立法的同時，一方面加強對弱勢群體權利的各項保障，使其權利的行使得到合理延展；另一方面加強對欺壓弱勢群體的行為和個人予以強行的抑制，從而使弱勢群體的人權保障落到實處。
（三） 健全國家司法救助體系，并建立國家先行給付制度。
要實現弱勢群體人權保障的“實質平等”，使司法的“公正與效率”目標得以實現，就要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探究弱勢群體權利保障的靈活、有效的司法途徑。不但使司法運作過程簡捷、高效、低成本，而且可以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1）立案救助。當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被侵害時，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救助的請求，行使其訴訟權。（2）公益訴訟。要求律師每年為弱勢群體無償代理一定的案件。（3）擴大訴訟費用減、緩、免的范圍。針對弱勢群體不同的經濟狀況，給予適當的優待。（4）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實行口頭立案方式。在弱勢群體因文化程度、身體殘疾等原因不能寫訴狀而采用口頭立案方式，能夠方便其訴訟。另外，當弱勢群體勝訴之后因對方當事人轉移財產、逃逸或其他原因而無法賠償時，國家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先行給付一部分或全部，使弱勢群體切實感受到國家特別的生存關懷。
四、 結語
我們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是要促進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從公法關系角度講，和諧社會應該是崇尚民主法治、保障人權、奉行公開、公平、公正原則，重誠信、講文明，追求良好秩序的社會。[16] 和諧社會并不是沒有差別的社會，但一定是弱勢群體的人權受到尊重和保障的社會。消除社會的不公正因素，才是預防和控制弱勢群體犯罪的關鍵，同時也是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
參考文獻：
[1] 陳成文.社會弱者論[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5.
[2] 李林.法治社會與弱勢群體的人權保障[J].前線，2001,(5).
[3] 鄭杭生.走上更公正的社會[J].www.chin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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