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艷麗 ]——(2007-3-17) / 已閱18569次
對一起票據糾紛案件的法律分析
祖艷麗
（天津師范大學）
【摘要】本文從一起票據案例入手，重新分析了其中的法律問題，指出：應當區分票據記載事項的變造和更改，二者有不同的法律后果；未記載收款人名稱不影響支票效力；持票人應以背書連續證明其票據權利，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時，應當審查支票背書的連續，未審查即為有重大過失，應當承擔責任；應區分票據關系，票據法上的非票據關系和民法上的非票據關系，明確當事人請求權的依據，才能更好判斷當事人的請求是否應當得到支持。
【關鍵詞】支票 變造 更改 背書連續 票據關系 非票據關系
一、案情
原告：上海鐵路西站綜合服務公司。
被告：中國農業銀行普陀支行。
被告：中國農業銀行嘉定支行。
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
1993年7月5日，原告上海鐵路西站綜合服務公司（簡稱服務公司）為償付與上海建民食品加工部貨款，簽發金額為人民幣３８２．２０元的中國農業銀行上海分行的轉帳支票一張，未記載收款人名稱就交付了支票。７月７日，有人持該支票到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簡稱飼料廠）購買飼料，此時，該轉帳支票的大小寫金額均為人民幣７３８２．２０元，并且未有任何背書。被告飼料廠收下支票當日，在背書人與被背書人欄內蓋下自己的印章作為背書，再以持票人身份將支票交給中國農業銀行嘉定支行江橋營業所，由該所于當日通過中國農業銀行普陀支行西站營業所從原告服務公司銀行帳戶上劃走人民幣７３８２．２０元，轉入被告飼料廠帳戶。同年７月底，原告服務公司與開戶銀行對帳時，發現帳上存款短缺７０００元，經雙方核查，發現該轉帳支票金額與存根不同，已被改寫。經協商無果，原告服務公司向上海鐵路運輸法院起訴，稱轉帳支票金額已被涂改，請求確定該票據無效，并判令被告飼料廠承擔原告經濟損失７３８２．２０元；支票金額有明顯涂改痕跡，兩農業銀行被告未按規定嚴格審查，錯劃款項，造成原告經濟損失，也應承擔責任。
被告飼料廠辯稱：收下支票后經財務人員審核，沒有發現有涂改或可疑之處，又是通過銀行按正常途徑收款的，自己無責任。
被告中國農業銀行嘉定支行辯稱：銀行對轉帳支票的審核手續為印鑒是否相符、日期是否有效以及大小寫金額是否一致，經審核，該三要素符合。而發生存根與原件不一致的情況，銀行不負責任。
被告中國農業銀行普陀支行辯稱：收票時經多人仔細審閱，支票大小寫金額均無涂改痕跡，故自己無責任。
二、審判
上海鐵路運輸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對此案進行了審理。審理中，被告飼料廠無法證明誰是其前手，即誰是飼料的購買者，以及支票變造的時間與變造者。一審法院認為：該轉帳支票背書人與被背書人均是上海豐莊飼料廠，并已被變造為7382.20元，故應認定該轉帳支票因被更改金額而無效。為此，原告服務公司多支付的7000元應由被告飼料廠返還。原告在原支票上開具的382.20元應由原告承付。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三款、《上海市票據暫行規定》第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于1993年12月8日判決：
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返還原告服務公司轉帳支票7000元人民幣。
判決后，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不服，向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出上訴。其主要上訴理由為：（1）此涂改票據金額屬刑事案件，原審不應直接審理；（2）自己已嚴格審核該支票，又是在收到該支票的款項后再發貨的，故其無過錯；（3）兩銀行都未審查出該支票已被涂改，故不能草率認定支票已被變造，要求技術鑒定。
二審中，經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專家鑒定，認為該轉帳支票上金額字跡均系消褪后書寫所形成。
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認為：飼料廠所取得的轉帳支票字跡被消褪，金額大、小寫均被變造，根據《上海市票據暫行規定》第十七條規定，應為無效票據，持票人因此而取得的利益應予返還。持票人不能證明該票據已經過幾手而取得，故造成背書不連續的責任在上訴人飼料廠。本案所涉刑事犯罪，不影響服務公司行使票據利益返還的權利。原審判決并無不當，上訴理由不予采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于1994年5月15日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分析
雖然這是一起發生在《票據法》實施之前的案例，但在一些法律網站中，該案例仍被廣泛引用：或是簡單將案件發生時間修改為在票據法實施之后，直接用《票據法》來分析該案 ；或是雖然不改變時間，但在“責任編輯按”中說明“用《票據法》的規定分析本案，也能得出同樣結論” 。而這兩種作法給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就是認為法院的判決正確，即該票據為無效票據，原告服務公司多支付的7000元應由被告飼料廠返還，原告在原支票上開具的382.20元應由原告承付。但本文作者認為，以現在的法律規定和理論來看，上述結論是錯誤的，原因就在于混淆了票據記載事項的變造和更改，沒有弄清票據背書不連續、票據付款之后的法律后果，以及票據關系和票據基礎關系的區別。因此，對于該案例，仍然有重新分析的必要。
（一）該轉帳支票是否因金額的變更而無效
在前述法院判決中，一審法院認為該支票“被變造為7382.20元，故應認定該轉帳支票因被更改金額而無效”，二審法院則認為“飼料廠所取得的轉帳支票字跡被消褪，金額大、小寫均被變造，應為無效票據。”似乎法院并沒有區分票據記載事項的更改和變造，而是認為票據金額無論是被更改，還是被變造，均導致該票據的無效。那么《票據法》對此又是如何規定的呢？《票據法》第九條規定：“票據上的記載事項必須符合本法的規定。票據金額、日期、收款人名稱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據無效。對票據上的其他記載事項，原記載人可以更改，更改時應當由原記載人簽章證明。”第十四條規定：“票據上的記載事項應當真實，不得偽造、變造。偽造、變造票據上的簽章和其他記載事項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票據上有偽造、變造的簽章的，不影響票據上其他真實簽章的效力。票據上其他記載事項被變造的，在變造之前簽章的人，對原記載事項負責；在變造之后簽章的人，對變造之后的記載事項負責；不能辨別是在票據被變造之前或者之后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前簽章。”由此可見，票據記載事項的更改和變造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記載事項的更改，可分為票據金額、日期、收款人名稱的更改和其他記載事項的更改。對于前者不得更改，更改將導致票據無效。而對于后者，原記載人可以更改，更改時應當由原記載人簽章證明，也就是說后者的符合法律規定形式的更改不影響票據的效力。記載事項的變造，根據《票據法》的規定，可分為簽章的變造 和其他記載事項的變造。而無論何種變造，都不因此而導致票據無效。“票據在變造之前和變造之后都有效。這時的問題是當事人之間的責任問題。” 因此對于本案所涉及的支票金額，認定其性質屬于被更改還是被變造，所導致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若是被更改，則該支票無效；若是被變造，則不影響該支票效力，僅僅涉及當事人之間的責任問題。那么，該案中支票金額的變更到底屬于更改還是變造呢？“票據的更改是指有更改權限的人更改票據上記載事項的行為”，“沒有合法權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據上變更票據上簽名以外的記載內容的行為，為票據的變造。” 可見區分票據更改還是變造的關鍵在于變更票據記載事項的人是否有權進行該項變更。在本案中，很明顯，變更支票金額的人并非是原記載人，沒有變更權限。所以該變更支票金額的行為當屬票據變造行為無疑。而且二審中，經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專家鑒定，認為該轉帳支票上金額字跡均系消褪后書寫所形成，也非常符合票據變造的特征。
綜上，該支票金額由原來的382.20元變更為7382.20元，屬于票據金額被變造，不影響該轉帳支票的效力，該轉帳支票仍然有效。變造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在變造之前簽章的人，對原記載事項負責；在變造之后簽章的人，對變造之后的記載事項負責；不能辨別是在票據被變造之前或者之后簽章的，視同在變造之前簽章。
（二）未記載收款人名稱是否影響支票效力
在本案中，原告服務公司未記載收款人名稱就交付了支票，這是否會影響支票的效力呢？《票據法》第八十四條規定：“支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一）表明‘支票’的字樣；（二）無條件支付的委托；（三）確定的金額；（四）付款人名稱；（五）出票日期；（六）出票人簽章。支票上未記載前款規定事項之一的，支票無效。”第八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支票上未記載收款人名稱的，經出票人授權，可以補記。”由此可見，支票的收款人名稱并非是支票的絕對必要記載事項，支票上未記載收款人名稱并不影響支票的效力。故本案中的轉帳支票仍為有效票據。
（三）原告服務公司要求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返還其轉帳支票7000元人民幣是否有法律依據
首先，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是否享有票據權利。雖然上海豐莊飼料廠實際上占有該票據，但根據我國票據法的規定，其是否是合法的持票人？這就需要了解我國票據法是否承認無記名支票和空白背書。對于無記名支票，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與此相關的內容包括上述《票據法》第八十四條、第八十六條第一款。根據第八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支票上未記載收款人名稱的，經出票人授權，可以補記。”這里用的是“可以”，而不是“必須”或者“應當”。那么是否可以將其理解為可以補記，也可以不補記而成為無記名支票呢？《支付結算辦法》給了一個否定的回答。該辦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支票的金額、收款人名稱，可以由出票人授權補記。未補記前不得背書轉讓和提示付款。”雖然從理論上講，該規定的效力如何值得商榷，國際上一般也都承認無記名支票，但從我國實務來看，金融機構仍然是以《支付結算辦法》的規定為依據的。關于支票的空白背書，《票據法》也沒有提及。該法第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支票的背書、付款行為和追索權的行使，除本章規定外，適用本法第二章有關匯票的規定。”而關于匯票背書的第三十條規定：“匯票以背書轉讓或者以背書將一定的匯票權利授予他人行使時，必須記載被背書人名稱。”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十九條對此作了擴大解釋：“依照票據法第二十七條和第三十條的規定，背書人未記載被背書人名稱即將票據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據被書人欄內記載自己的名稱與背書人記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以上規定可以推知，在本案中，上海豐莊飼料廠必須在該轉帳支票上補記自己為收款人，方能有效行使票據權利。而實際上，上海豐莊飼料廠是在背書人與被背書人欄內蓋下自己的印章作為背書的。因此導致該轉帳支票背書不連續，上海豐莊飼料廠不能以此證明自己的票據權利。
其次，原告服務公司是否有權要求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返還7000元人民幣。既然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并不享有票據權利，那么原告服務公司是否可以據此要求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返還7000元人民幣呢？回答是否定的。第一，從票據法上的票據關系來看，票據權利包括付款請求權和追索權，本案中作為出票人的原告服務公司顯然對作為持票人的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不享有票據權利。另外，該票據已經付款，原有票據關系消滅。所以，從票據法上的票據關系，原告不能找到請求的依據。第二，從票據法上的非票據關系來看，原告也沒有請求被告償還的依據。票據法上的非票據關系產生的請求權包括持票人對出票人或承兌人的利益返還請求權，票據的正當權利人對因惡意或重大過失而取得票據者的票據返還請求權，以及有關票據復本和謄本的發行返還請求權等。顯然，上述權利也不適用于本案的原告對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行使。第三，從民法上的非票據關系來看，原告和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之間也不存在原因關系、資金關系或票據預約關系，也沒有其他的債權債務關系（也不符合民法上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所以，原告原告服務公司要求被告上海豐莊飼料廠返還7000元人民幣既沒有票據法上的依據，也沒有民法上的依據。
（四）原告損失應由誰進行賠償
實際上，本案原告之所以蒙受損失，在于付款人的錯誤付款行為。《票據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時，應當審查匯票背書的連續，并審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證明或者有效證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惡意或者有重大過失付款的，應當自行承擔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票據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六十九條規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識別出偽造、變造的票據或者身份證件而錯誤付款，屬于票據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的‘重大過失’”。本案中，付款人的重大過失首先體現在沒有審查背書的連續，其次才是對變造的金額未能識別的問題 。所以，本案中原告的損失應由付款人承擔。當然，若能找到變造人，付款人可以要求變造人賠償。需要說明的是，不管是付款人對原告損失的賠償，還是變造人對付款人損失的賠償，都不是基于票據法上的關系，而是民法上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