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海 ]——(2006-10-3) / 已閱95715次
3. 關于合格出口方豁免第31條（f）款項下義務的具體條件
（1）合格進口方已經向TRIPS協議理事會通知了下列內容：所需藥品名稱和數量；除最不發達成員方外，符合《執行決議》規定的不具備藥品生產能力或生產能力不足的考核條件；確認其根據TRIP協定第31條也實施了強制許可或有意向實施強制許可。
（2）出口方實施的強制許可符合以下條件:藥品生產數量與合格進口方向TRIPS協定理事會申報的數量相吻合且所有產品必須出口至合格進口方；使用標注或標簽方式將所生產藥品清楚地區分開來；供應商需使用特殊包裝和/或藥品的特殊顏色、形狀將藥品區別開來；發運前，被許可方在相關網站上披露出口到各合格進口方的藥品數量和藥品區分標志的信息；出口當局必須向TRIPS協定理事會通知授予強制許可的信息，包括被許可人的名稱、地址、被許可生產的藥品名稱、數量、出口國家、許可期限等。
（3）在考慮對進口方的經濟價值的基礎上，出口方應根據第31條(h)項規定向專利持有人支付適當的費用。
4. 關于擴大TRIPS協定第31條(f)款中“國內市場”的定義范圍。
根據《執行決議》第4條規定，合格進口方應采取與其行政管理能力相符的合理措施防止已進口仿制藥品的貿易轉移風險和轉出口。但是《執行決議》第6條規定了例外措施，即當發展中成員或最不發達國家成員是符合GATT1994第24條規定的區域性貿易協定締約方且又符合1979年11月28日《關于差別、更互惠待遇和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的決定》的，在實施藥品強制許可時或進口強制許可的藥品時，允許它們相互之間進出口經強制實施的仿制藥品以解決共同面臨的公共健康問題，從而免除第31條（f）款下和《執行決議》中規定的仿制藥品禁止轉出口和貿易轉移的義務。
5. 關于糾紛的處理
《執行決議》規定，任何成員對有關解釋和實施《執行決議》的意見，包括認為有關成員沒有充分遵守《執行決議》所規定的條件，比如為了商業利益而濫用有關制度，都可以向TRIPS理事會陳述，理事會將應成員的請求予以迅速審查，以便采取適當行動。同時，TRIPS協定理事會對該決議的履行情況進行每年評審并向總理事會報告，WTO成員方不得援引GATT1994第23條對依據《執行決議》采取措施提出法律質疑。《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的有效期至被相應的TRIPS協定的修改條款所替代時止。
(三) 對《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的評價
1. 《執行決議》是發展中成員方在WTO體制中的一次重大勝利和突破。
如果說《多哈宣言》的政治意義遠遠大于其法律含義，那么《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則更多地從法律操作層面上界定了最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口仿制藥品的權利。[121] 從《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的內容可以看出，在第6條款問題解決方案的法律爭論中，發展中成員的一些主要法律觀點得到肯定，如對于疾病范圍的確定問題、合格進口方的界定標準、國內市場定義的解釋、TRIPS協定第31條(h)款義務的豁免等問題，《執行決議》基本上都采用了發展中成員方的法律建議。正如WTO總干事素帕猜指出的，這是一項歷史性協議，它將使貧窮國家在WTO知識產權規則范圍內充分發揮彈性，處理肆虐本國的重大流行性疾病。[122]
2. 《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是多種法律原因促成的結果
第一，關于包括生命權在內的公共健康權優先于知識產權問題，國際社會已達成廣泛的共識。[123] 由于用于治療包括艾滋病在內的傳染性疾病有關藥品的專利，只掌握在少數發達成員的跨國制藥公司手中，嚴格的藥品專利保護帶來壟斷，從而造成藥價高昂，而當發展中成員在發生公共健康危機時，由于不能支付巨大的治療費用，而無法進行艾滋病等傳染病疫情的預防和控制。于是，發展中國家與許多非政府組織將矛頭直指TRIPS制度，要求WTO對其做出修改，這是《執行決議》得以出臺的重要原因。
第二，WTO已有的法律文件為《執行決議》的出臺創造了條件。TRIPS協定在確認知識產權為私權的同時，在第8條中提出了維護公共健康權利的原則，即“各成員方可在其國內法律及條例的制訂或修改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護公眾的健康與發展，以增加對其社會經濟與技術發展至關緊要之領域中的公共利益，只要該措施與本協議的規定一致”。另外，在2001年WTO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在巨大的人道主義壓力下，《多哈宣言》第一次明確確認了公共健康權應優先于私人財產權。《多哈宣言》為《執行決議》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第三，WTO決策機制對發展中國家較為有利，根據WTO協定第9條第1款的規定，WTO決定遵循協商一致原則協商不能取得一致時，可投票表決;WTO的每一成員方有一投票權。目前在148個WTO成員方中，發展中國家成員占110余個，投票表決，發達國家成員難以掌握主動權，因此自1995年成立以來，WTO從未啟動投票表決程序。[124] 而協商一致不能不考慮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這也成為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做出讓步的重要籌碼。
最后，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強制許可，發達國家制藥廠商的利益不會遭到實質性損害。據總部位于日內瓦的國際制藥協會的總干事估計，因仿制藥品而遭受的損失約為30億美元，[125] 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藥品銷售利潤收入只占跨國制藥公司全球利潤的10%，艾滋病最為嚴重的非洲僅占1.6%。[126] 而且，在美國，藥品的開發與研究費用通常由政府提供補貼。[127] 可見，在這些國家實施強制許可不足以影響跨國制藥公司獲利以彌補其科研與開發的能力。因此，《執行決議》對TRIPS協定第31條（f）款義務謀求有限度的例外就有由可能性轉為現實性的利益基礎。
3. 《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的法律地位：從臨時性的妥協安排到正式的法律文件
《執行決議》是WTO總理事會通過的一項決議。總理事會是WTO的最高執行機關，它具有廣泛的審議和決策權力。根據WTO協定第4（2）條，在部長會議休會期間，總理事會作為WTO的常設機構，行使部長會議的職能。《執行決議》是總理事會根據WTO協定有關“決策”的第9條第1、3、4項規定和第4（2）條做出的決定，[128] 它是對TRIPS協議的實質條款所作的解釋，所以它對WTO各成員方是有拘束力的。因此，在《執行決議》通過后的WTO發布的新聞稿上使用了“法律變化”（legal change）這樣的措辭。[129]
同時，也必須看到，在《執行決議》發布之時，決議采用的是義務豁免模式而不是采用TRIPS協定修改模式或解釋模式，顯然其法律穩定性較低。《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還明確規定其法律效力至未來TRIPS協定修改時止。這就意味著在WTO新一輪貿易談判中，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將以該決議作為利益交換條件以換取發展中國家在諸如投資、服務貿易領域等其他領域里的讓步。[130]
但是，《執行決議》的法律地位在2005年年底發生了變化，WTO總理事會在第六次部長級會議（香港會議）召開前一星期，匆匆在日內瓦通過了對TRIPS協定進行修改的報告，將2003年8月30日的《執行決議》由臨時決議變成永久性協議，日后對TRIPS協定的修改需經WTO三分之二成員的批準，并在2007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在修改生效前，有關強制許可藥品提供的問題將仍適用豁免制度。[131] WTO把實施專利藥品強制許可制度文件以永久修正形式納入TRIPS的決定，以幫助發展中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解決公共健康問題。這是在香港會議前，發達國家對最不發達成員及發展中成員釋出的最大善意，也是WTO首次對其核心協議進行修正。
(四) 對《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執行決議》的各方反應與批評意見
對《執行決議》的發布，發達國家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他們認為該決議忽視了發達國家的利益。[132] 發達國家及其藥品生產商擔心，如果進口仿制藥品不被完全禁止，這些藥品很可能回到這些發達國家的市場，使制藥公司利潤受到影響。[133] 出于這個考慮，執行決議也包含了一些條款來防止貿易轉移。[134] 而寫入這些條款，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也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只有這樣，發達國家的制藥公司對該決議的反對意見就會較少一些，也便于以后對TRIPS第31條進行修改。[135]
而發展中國家對《執行決議》的影響而引發的討論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國家認為該決議雖然意圖幫助發展中國家克服公共健康危機，但是其可行性卻值得懷疑。他們認為，《執行決議》在程序上過于繁瑣，給發展中國家利用該條款設置了重重障礙。[136] 其實，作者認為，《執行決議》中的程序條款是用來防止藥品貿易中的貿易轉移的，這種轉移對發展中國家也是有害的，因為這會使得本應用于發展中國家患者的藥品轉移到其他的國家。
對于與《執行決議》一同發布的總理事會主席聲明[137] ，也有一些批評意見。[138] 在主席聲明中提到：“由該決議所規定的體制，應該由各國善意的執行，其目的只為保障公共健康，而不能被用做其他工業、商業政策的目的”。[139] 對此持批評意見的人認為，這種聲明非常之模糊，并且可能導致發展中國家不愿意使用在該決議建立的體系內使用強制許可。他們認為，如果該聲明意味著盈利性生產商和銷售商不能以任何方式參與到仿制藥品的生產過程中來的話，很顯然是不能滿足整個市場的需要的，因為光依靠慈善機構和非盈利組織提供世界范圍內的對艾滋病等危害公共健康的疾病的藥品，是非常不現實的。[140] 但是事實上，該決議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也是多方面的，因為有制造仿制藥品能力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將仿制藥品出口到沒有生產能力的國家來創造利潤。而主席聲明是否會對《執行決議》產生負面影響，其實也取決于成員國如何對其解釋，或者該聲明的內容會不會以修訂的形式加入到TRIPS當中。
總得說來，雖然對于藥品可及性的問題，《執行決議》并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但是在專利持有者與公共利益危機的沖突下，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利益難以平衡之下，還算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途徑，更重要的是這個決議給了發展中國家授予強制許可的靈活性。WTO通過該項決議的行為本身就再次證明了WTO對國際貿易體制的重大影響力。《執行決議》在將來會發生多大的作用，還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雙邊和多邊談判的結果，以及發展中國家真正將《執行決議》用于解決公共健康問題的行動。[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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