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喜亮 ]——(2011-12-10) / 已閱31869次
內容提要：
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是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工會面臨的現實問題，全社會都應當提高對這項工作的認識。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是協調勞使關系的需要，是迎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需要，也是深化經濟制度改革給工會提出的新課題。對于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工作，有來自政府官員方面的誤解，又有來自業主方面的誤解，甚至還有來自員工方面的誤解。推動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的工作要注重“軟環境”方面的工作，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工會和中國工會的新理論并在全社會廣泛宣傳這些理論，使社會各界了解工會認識工會支持工會，工會也應當加強自身建設塑造良好的市場經濟新形象充分而有效地發揮工會的作用，順利推進工會的組建工作還需要協調好工會與黨組織、政府部門、業主及其組織和員工的關系。工會對非公經濟組織中員工進行組織意識和權利意識教育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工作。組織工會首先要尊重員工的意愿：阻攔員工組織和參加工會是違法的行為，強迫員工參加或組織特定的團體也同樣是違法的行為。組建工會工作堅實基礎還是在于員工的意志。
關鍵詞：非公經濟組織 工會 組建
中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國經濟改革明確非公有制經濟存在的合理性以后，私營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開始產生；中共黨的十五大明確了經濟制度改革的市場價值取向，非公經濟與公有經濟共同發展，一度甚至提出“國退民進”的口號，非公有制經濟名正言順地成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在中共黨成立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又明確這些從事非公有制經濟的業主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2004年修憲確定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非公經濟一往直前飛速發展。研究中國憲法的修改歷程，不難發現，二十五年來的經濟改革，實際上就是非公經濟組織不斷被從桎梏中解放出來，沖破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基礎，迅猛發展逼退全民企業的過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全民所有制企業在企業總數中所占比例不足30%，而非公有企業則到達70%以上，某些地方公有企業不足10%；隨著公有企業“抓大放小”和“國退民進”戰略性改革措施的實施，這個比率差距還在拉大。非公有企業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渠道，目前公有企業員工不足6000萬而非公有企業員工號稱2億多，據最新報道，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有1.5億之多，他們幾乎都集中在非公經濟組織。深化公有企業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布局，鼓勵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健康發展和完善“資本和技術參與分配”的制度，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工會十四大報告指出：“職工隊伍發展壯大，內部結構、分配方式、思想觀念發生深刻變化，工會工作對象和范圍出現了新的情況和特點，密切同職工群眾的聯系，把廣大職工更好地組織起來，保持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統一，是我們面臨的現實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工會必須有在非公經濟組織組建方面有新的作為。
一、提高對非公有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意義的認識
中共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確立了全面推向新世紀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公有企業和公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和控制的主體作用，但是，非公經濟組織和員工數量卻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四分天下有其三。勞動者與用人單位關系的格局不再是改革前的國家職工與國營企業的關系了，因此，必須加強對非公經濟組織工會組建工作意義的認識。
第一，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是協調勞使關系需要
所謂勞使關系就是一般稱之為的“勞資關系”，我國在中共八大以后習慣稱之為的“勞動關系”，即員工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勞動權利和義務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所謂公司制股份化的現代企業制度中，由于資本所有者不一定直接經營企業而企業是獨立的經濟組織，所以，“勞資”或“勞動”這樣的概念已經都不能反映這種社會關系的本質了，于是，國際上流行起了“勞使關系”這個概念，也就是勞動力的“所有者”與其“使用者”之間的勞動權利和義務關系。這個概念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現代企業制度的特性。
在中共黨的八大前經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見憲法序言），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完全被消滅掉了。幾十年來，非公經濟在我國一直被作為非社會主義經濟進行批判，文化大革命愈加強化了人們的這個意識并使之登峰造極。因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勞使關系的認識，勞動者的思想深處仍然有著“剝削和壓迫”的雇傭觀念。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勞動關系”被稱作“勞資關系”而在公有經濟組織中則是“勞動關系”，這一度成為某種政治的界定。同樣，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資本所有者和企業管理者，其心態也是復雜的。加之他們缺乏對這類企業的管理經驗，諸如此類的思想心態必然導致“勞使關系”的復雜、緊張甚至對立。
雇傭與被雇傭的思想心態使勞使關系處于矛盾對立的狀態，其結果往往是影響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制約了企業的發展。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發展，勞動爭議也大幅度上升尤其是集體爭議案件幾乎是成倍增長。在我國勞使關系中的人權問題，表現最突出的就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當中。工傷、死亡、職業病，童工、污辱女工、監禁勞動，工作超時、拒發延長工時費、拖欠工資、不繳納保險費等等侵犯人權、違反法律、有悖道德的現象，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多有發生。在私營企業、鄉鎮企業和外資企業中有相當多的員工其工資收入達不到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其勞動強度則是最大的。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勞動的現象也是存在的。發生在惠東的一家非公企業惡性拖欠工資導致罷工，保安開槍打傷員工，老板攜款逃逸。這個事件可謂典型之極。即便是在那些所謂規范管理待遇優厚的大型外資企業中，員工的勞動強度也是較大的，員工很少有人格和尊嚴上的平等感，白領“疲勞癥”已經是普遍存在是現象。“有賺錢的時間沒有花錢的時間”，這是非公有制企業所謂待遇不錯的員工之生活的真實寫照。
如果說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由于我國的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決定的勞使關系如此緊張的局面，不得不接受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資本血腥積累的事實，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如此緊張對立的勞使關系就必然導致非公有制經濟不能健康發展，還有可能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那么，有什么辦法可以調適這個矛盾使其健康發展呢？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最近200多年的歷史證明，把員工組織起來才是化解這個矛盾對立的最好辦法。如果說在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工會是團結勞工與資本家進行斗爭的產物，那么，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社會，工會則擔當起了協調勞資關系的重要角色。北京切諾基公司的美方代表十分看重中國工會的作用，為妥善處理勞使關系，主動向工會建議建立集體談判制度的機制；中國一汽集團公司下屬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在與外資合資時，都把組建工會和簽訂集體合同作為首要的條件之一。中國非公經濟發展近20年的經驗證明，有工會組織且充分發揮其作用，勞使關系就可以調適到一個和諧健康的狀態，工會的存在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助于促進企業的健康發展。
第二，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是迎接經濟全球化的需要
無論愿意與否，全球化已經來到了我們的身邊，尤其是經濟的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載體是企業的國際化即跨國經營。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國開始邁進了世界貿易組織的門檻，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越來越被各國承認，成為世貿組織的正式成員。我國政府已經對全世界承諾中國市場全面對外開放。經濟的全球化迫使中國的勞使關系不能不與之相適應。發達國家的員工和不發達國家的員工對全球化經濟的認識有著不同的看法，然而，其實質反映了一個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反對無情的剝削。對于不發達國家的員工而言，往往政府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作為吸引發達國家的資本的一個籌碼；而對于發達國家的員工而言，資本向不發達國家的轉移直接的一個后果就是造成大量的失業或迫使其降低工資要求。美國勞工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抗議活動是最典型的例證。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挪威、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幾家工會組織，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向中國工會呼吁制定聯合的工會對策。經濟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資本國際化聯合起來的一種表現。那么，歷史告訴我們工會是順應雇主組織的產生而產生的即先有雇主組織后有工會組織。同樣道理，如果說資本的國際化聯合是不可阻擋的，那么，工會的國際化對策也就只能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必然——無論人們、雇主或政府喜歡不喜歡。對于我國而言，在外商投資企業全面建立工會組織則是迎接經濟的全球化必然要求。 隨著公司社會責任即SA8000標準在全世界各國的發展，勞工的權益保護尤其是勞工的團結權，將越來越引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及企圖成為跨國公司的各國企業的關注，工會是勞工團結權的具體形式，組建工會必將成為一種潮流。
隨著我國經濟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兌現向世界貿易組織做出的承諾，我國勞使關系的調適的手段也必須遵守國際規則。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原始會員國，我們有責任成為履行國際勞工公約和建議書的模范。員工的團結權是實現其應當享有的勞動權利的基礎，建立集體談判制度和調適勞使關系三方原則等等，所有這些都離不開工會組織。因此，建立工會組織不僅在外商投資企業是必要的，對于內資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而言也是必要的。我國憲法賦予了公民的結社自由權，據此勞動法規定了勞動者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工會法規定工會的權利受到國家的保護。由此可見，經濟的全球化、資本的國際聯合及企業跨國發展，要求我們不得不按照國際慣例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建立新型的勞使關系即全面成立工會組織，建立資本、政府和工會組成的“三方機制”調適勞使關系。
第三，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是深化經濟制度改革給中國工會提出的新課題
按照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要求，中共黨的十五大提出了我國全面改革的戰略，中共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調整經濟結構布局深化經濟制度改革，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公有制的主體作用表現在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力上，在保證公有制對國民經濟控制的前提下，公有經濟的數量可以少一些；不僅如此，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應當是多樣化的，鼓勵和引導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按照中共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深化公有企業改革有進有退的總體部署，公有經濟企業在競爭領域要逐步退出。由此可見，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將會得到大幅度的發展。有的地區已經實現了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多數的目標，有的城市正在為實現非公有企業達到70%的目標而深化公有企業改組改造：主輔分離、股份化改造、出讓公有股份、關閉一批公有工廠、破產一批公有企業等等。
調整經濟結構布局深化經濟制度改革，對我國的工會工作提出了挑戰。中國工會幾十年來的工作重心都是在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幾十年來全力以赴研究的是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工會工作的原則方法和理論。近20年來，中國的經濟制度基礎正在發生質的變化。面對70%以上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和70%以上的員工就業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新格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在不足三年的時間里，號稱15000萬會員的中國工會一度減少至不足9000萬，組建工作加大力度以后至2003年，工會會員恢復至1.34億。與此同時，就職于各類企事業單位及機關的員工從1.8億增長至2.5億。據估計2004年工會可組織的對象達3.00億,而工會會員2003年則又下降至1.20億左右。公有企事業及機關單位越來越少，其員工數量也越來越少，工會組織率不斷滑坡，在改制后的企業有些雖然還保留工會的招牌卻沒有了工會專職工作人員，更有甚者干脆取消了工會組織。在非公經濟組織中，幾乎都是迫于某種壓力而被動地成立工會組織，工會組織的發展遠不及非公有經濟組織的發展速度。非公經濟組織的工會組建率不足10%，其中還要相當多數是老板工會或老板娘工會，工會成為一種擺設的情況還是比較嚴重的。面對這樣的形勢，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加強工會的組建工作就不能不成為中國工會的一項現實的問題。我們也必須充分認識到，人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其社會性，社會生活即群體性的生活是人的本能的愿望，只要組織起來才能戰勝其原始的可怖心理；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如果不建立和完善合法的工會組織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那么，諸如同鄉會等打工者組織就可能進入，員工中非正式組織就必然出現且會伴隨著勞使矛盾的加劇而膨脹起來，也不排除其他反社會的組織利用勞使關系的矛盾而根植其中的可能性。
二、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存在的若干誤解
對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成立工會，有來自各方面的誤解如工會無用論、工會麻煩論、工會負擔論、工會分權論、工會收費論等等，所有這些論調都嚴重地阻礙了工會的組建工作。
第一，來自政府官員方面的誤解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的最大阻力應當說是來自政府官員對工會的誤解。在他們看來經濟建設是最大的中心，經濟建設為中心當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某些政府官員卻存在這樣的論調，認為工會是阻礙改革、影響開放、妨礙引資、制約發展的力量。
在公有企業改造的過程中，工會被“改革”掉了。他們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效率第一“精簡”機構，還能夠把工會的牌子保留在“黨群辦公室”已經是不錯的了。再者，“國有”企業已經不在是全民所有的“國營工廠”了，股份化的公司存在“非公有股份”，所以，某些官員認為強調保留或建立工會是對“非公有股份”資產所有權的藐視。個別政府官員甚至聲稱，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工會“搗亂”。由此，在一些改造為非公有獨資的經濟組織中，工會消失了且很難重新組建。在私營企業組建工會，這些官員則聲稱，有“侵犯私營企業主權益”之嫌，嚴重挫傷了企業主發展經濟自主經營的積極性。在外商投資企業組建工會，這些官員則認為是破壞招商引資改革開放之大計，唯恐嚇跑了海外來的資本家。
第二，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業主方面的誤解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業主方面的誤解是工會組建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一種觀點認為，工會就是帶動員工共同鬧事與資本所有者對立斗爭的團體，成立工會無異于為自己安置了一顆定時炸彈，因此，畏懼工會進而由衷地抵制組建工會。這樣的觀點在內資私營企業主和來自一些工會力量比較強的國家和地區的如韓國等投資人中多有存在。另一觀點認為工會是企業的麻煩，成立工會無異于作繭自縛，由于有了工會某些事情就不便于獨自決定。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工會是負擔，成立工會就不得不按照規定提供辦公場所、安置有關人員、還要撥交經費，這無異于瓜分利潤。也要個別的企業如柯達公司，他們認為成立工會是無意義的，因為公司已經為員工提供了最好的待遇和工作條件，公司對員工的地位作用甚至其個人的發展都有充分的考慮，總之工會能夠做的公司都已經做到了，工會沒有存在的必要。還要更特別的，在公司內部成立了“員工俱樂部”，公司為員工俱樂部提供所有的幫助和支持，所謂“員工俱樂部”可以發揮工會組織的一切作用，其實際就是工會，但是公司方面就是反對把該公司的員工組織納入“中國工會”的系統。
如此觀念決定了在某些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出現了拒絕成立工會的現象：或者以建立和完善內部員工組織以抵制工會的進入，或者迫于壓力成立“老板工會”、“老板娘工會”等等。“老板工會”或“老板娘工會”等，其實質是“羊頭幌子”專供應付檢查給人看的。“老板工會”和“老板娘工會”等形式上的工會，不但不能發揮工會應有的法定作用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玷污了中國工會的形象。
第三，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員工方面的誤解
阻礙工會組建工作的還有來自非公經濟組織員工方面的誤解。他們有些人不了解不知道工會是干什么的，還有些員工對工會反感情緒，認為工會沒有作用或者也不小。
盡管在建國初期有過非公經濟，但是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以后這些經濟組織或被交公成為國營企業或經合作成為集體企業，非公經濟的業主也被改造成為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我國現在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是近25年改革中出現的。就職于非公經濟組織的員工多數是青年人，更多的是來自農村甚至偏遠落后地區的，他們對工會不甚了解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他們對工會組建可以說是無動于衷。據介紹某特區一家很有規模的私營企業率先成立了工會，筆者親自去實地調研。筆者隨便問一位在這里打工三年的員工，答曰本店確實成立了工會。當問及工會主席是誰，工會辦公室在哪里時，答曰“不知道”。對工會反感者也大有人在。某地工會副主席親自抓非公經濟組織工會的組建工作，對員工進行工會性質職能教育：工會可以指導其簽訂勞動合同，為其爭取參加社會保險等等。這些員工則強烈抗議：簽訂合同我們就被囚死在這家企業而不能隨時找到更好的工作，參加保險實際上是幫助老板把我們本來就不多的工資再騙走一些，更有甚者還認為工會居心不良。面對這樣的情況組建工會工作則處于尷尬境地。沿海某市產業工會，經過努力終于說服企業為外地打工者繳納社會保險金，同時，員工也必須依法按工資比率繳納一定的保險費用。結果卻導致這些員工集體抗議，險些釀成群體事件。還有一些就職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員工，他們是來自公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這些人多數認為“工會無用”。在公有企業里長期不發工資，直至無端下崗，“工會沒有保護”或者說“工會沒有能力保護”他們，找到工會的時候還被做思想政治工作要求他們“要顧全大局”。這些員工對在非公經濟組織組建工會不屑一顧，他們認為，有工會的地方員工的工資被拖欠克扣卻沒人管，沒有工會的地方至少還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穩定的工資拿。筆者為北京某非公公司代理一宗拖延發放工資的勞動爭議案件，為了使員工獲得更多的利益與公司協商要求也更多的補償和賠償換取員工撤訴。當與員工協商的時候，說明筆者是來自工會方面的，不會做對員工不利的事。員工答曰“別和我提工會，我父親就是做工會工作的，工會實際上是幫企業說話的”。來自員工的這些雖然不能真實地反映工會實際作用的說法和誤解，不能不是我們組建工會工作的問題。據調查，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的工作，其實真正考慮員工愿望或者說員工對工會的認同，確實也很少；想當然地認定員工有加入工會的要求。因此，我們看到，在組建工會的工作中很多同志多把困難集中的其它方面，做企業行政方面的工作比做員工的工作要多得多。
三、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工會組建工作的幾點“軟環境”建議
目前，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的問題，工會內部對其緊迫性、重要性的認識應當說基本上形成了共識。有關組建的具體方法、形式、程序和操作的步驟等考慮得很仔細，如與工商局聯手在非公經濟組織注冊的同時要求其成立工會，與稅務局聯手在非公經濟組織納稅的同時撥交工會經費等等。各地方工會及區域性工會干部對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的工作之困難感受最深。然而，各級工會領導干部對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的“軟環境”問題思考得相對比較少。所謂“軟環境”，是指與采取行政手段如與政府的職能部門聯手及“自上而下”的下達指標加大考核力度等“硬”措施相比較而言的，那些樹立工會自身社會良好形象、從社會心理著眼的潤物細無聲的工作。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這項工作受到更多阻礙，多是因為在這些“軟環境”方面工作不夠得力；能夠使組建起來的工會組織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也正需要我們在這些潤物細無聲的“軟環境”方面的工作必須得以加強。
第一，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工會和中國工會的新理論并在全社會廣泛宣傳之。
思想支配行動，沒有思想的行動是盲動，沒有行動的思想是空想。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工會的組建工作，不能沒有系統的理論作為先導。
我們強調研究工會組織的新理論，無意否定以往對工會理論的研究成果，而是強調求真務實與時俱進，從實際出發研究工會組織活動的發展規律。以往關于工會組織理論的研究，更傾向于公有企事業單位和機關工會組織的工作。那么，經過25年改革后的中國，工會組織則是生存于市場經濟而且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之中，當然，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研究市場經濟原始積累時期的工會組織的性質和職能，還要研究現代市場經濟社會工會組織的性質職能，從而進化歷史的比較。這樣的比較研究會使我們發現：工會組織是為爭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領導勞工通過罷工等手段與資本家進行斗爭而產生的，幾百年來工會維護勞工權益的基本職責沒有變化；但是，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工會的性質職能則不同以往。工業社會時代的工會是“勞資關系”不可調和的矛盾之產物，現代社會的工會則承擔起了協調“勞使關系”，穩健維護勞工權益的任務。所謂現代社會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社會。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已經令人深惡痛絕，痛定思痛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人權至上保障社會的秩序；包括罷工在內的各種激烈的社會沖突事件，人們越來越有一種反感情緒，提出了勞動安定的口號。在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中，發達國家的“勞資”雙方已經取得了這樣的共識：雙方以企業為利益的共同體，和平談判是解決分歧的第一手段。工會正是“勞方”賴以在談判中爭取更多的權利和利益的組織手段，也是協調企業與員工之間形成的勞使關系之的組織形式。
就我們國家而言，企業是職工和投資人利益共同體的理念，在改革初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實際上也已經成為了全社會的共識。與以往計劃經濟制度下的工會性質職能不同，中國工會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其性質和職能更加鮮明地體現為“勞使關系”協調者的角色，在中共黨的絕對領導下圍繞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工會有著調動“勞使”雙方積極性的責任。關于公有企業改革，我們提出了“在理順產權關系的同時理順勞動關系”的理論，然而，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產權關系應當說是清楚的，那么，如何理順其勞使關系呢？工會在此空間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其實，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發達的國家的工會所擔當的角色，雖然仍是以罷工和糾察隊為保護勞工權益的終極手段，但是，實際上更主要的是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實現勞使關系的調適，從而實現勞資利益的雙贏。本世紀初發生在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的大罷工，最終還是以工會代表勞工與公司談判，雙方妥協達成協議而告終，就是典型的案例。
無論是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在改革開放25年以后的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社會與工業時代初期的社會不同，工會實際上就是勞使雙方矛盾的平衡器，不再是一方獨大單方勝利。在全社會廣泛宣傳這樣的理念，使之成為社會各方面的共識，那么，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工作就有可能減少誤會化解阻力。
第二，塑造市場經濟制度中的新形象，全面而有效地發揮工會的作用。
形象好比旗幟，沒有鮮明而良好的社會形象無以感召天下。
所謂新形象是針對以往的形象而言的。市場經濟原始積累時期的工會形象之鮮明就在于領導勞工與資本的殘酷剝削進行無情而徹底的斗爭，從經濟的斗爭發展為政治的斗爭；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則以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解放全人類最后解放自己為終極目的。正是這樣的旗幟感召了被壓在社會最底層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工會的這個形象影響至今。計劃經濟制度時代的中國工會，雖然會員眾多但是其形象卻是被模糊了的，人們能夠記起來的工會不過是福利組織，因為工會的形象的模糊，甚至連工會自己都一度提出為“消亡工會”而奮斗的荒唐口號。誠然，那是有其時代背景和歷史邏輯的：資本家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了；因此，從理論上說，“勞資關系”也就不存在了，勞資矛盾產物的工會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國工會居然停止活動長達10余年之久。25年前實施改革，“市場”在“計劃”中萌生；經歷了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改革，25年后徹底轉變了“計劃經濟制度”的理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制度的價值理念，從理論到實際完全得以確立。那么，在中共黨的絕對領導下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全面推向新世紀，利益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后的中國工會再也不能繼續其“模糊角色”的形象了。工會會員流失之迅速不能不說是與工會模糊的形象有關。那么，現代中國的工會需要怎樣的新形象呢？借鑒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結合中國市場經濟制度的實際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頒布以后，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十三屆領導班子順應歷史的潮流及時地提出了“突出維護職能”的“總體思路”。“維權”成為中國工會新時期的新形象，這面大旗使中國工會工作為之一振，開拓了工會工作的新局面。中國工會十三大則高舉起了“支持改革”和“依法維護職工權益”的大旗。中國工會十四大堅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確定的基本職責，提出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同時全面履行各項社會職能。工會十四大報告指出：“職工利益無小事。凡是涉及職工群眾切身利益和實際困難的事情，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在計劃經濟時代，工會向職工做思想工作的常規理論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滿大河無水小河干；個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企業的利益再小也是大。職工的事情再小也要盡全力去辦，這樣的理論就徹底改變的計劃經濟下的工會之形象。
如果把“維權”簡單地理解為“維護職工的利益”，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市場經濟原始積累時期工會的“革命和斗爭”的形象。我們將要實現的是全新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它與原始積累時代的市場經濟完全不同，因此，“革命和斗爭”的形象必然使工會的組建工作遭到抵制，尤其是來自非員工方面抵制。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對工會的旗幟做出嚴謹而鮮明的詮釋，從而樹立具有感召力的良好的社會新形象。工會的社會新形象按照中國工會十四大報告所指出的就是：“著眼于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和鞏固發展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建立穩定協調的勞動關系”。新的形象需要向全社會廣泛宣傳，而不僅是在工會內部進行宣傳；然而，宣傳需要有引起社會關注的實際內容。實際的內容必須是工會在參與社會生活中的真正而有效的作用。樹立新形象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工會組織和教育職工“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依照法律高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組織職工參與本單位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動員和組織職工積極參加經濟建設，努力完成生產任務和工作任務”（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然而，我們在加強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組建工會工作中的新形象的宣傳工作中，似乎沒有引起重視，例如，工會參與國家法律的制定、參與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工會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健康發展的促進作用等等，很少被社會公眾知曉；工會尤其是中國工會從來都不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阻力而是一個方面動力。北京某私營制衣公司和職工的關系一度氣氛相當緊張，因為公司單方制定的某些規章制度極其苛刻，職工十分不滿；此時，公司成立了工會，工會代表職工和公司平等協商；結果，重新修訂了這些規章制度，職工滿意了，公司的發展也走上了快車道。一位韓國在華投資的商人，起初對組建工會也有相當嚴重的抵觸情緒；因為根據在韓國的經驗他認為工會就是一味與資方抗衡斗爭的組織。按照中國法律的規定其在華投資的公司成立了工會。中國工會的工作使之耳目一新，他撰文寫到“中國工會站在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沿”，對中國工會在維護勞工權益和協調勞使關系方面的作用倍加贊賞：“我們需要這樣的工會”。
工會積極參與到相關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充分發揮其對社會發展進步有效的推動作用，必將得到包括員工在內的社會各界的認同，從而樹立起工會鮮明的社會角色新形象，必將能為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順利組建工會奠定良好的基礎。
第三，協調與黨、政府、業主及其組織和員工的關系，共同推進工會的組建工作。
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的工作，實際上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而協調好工會與黨組織、政府職能部門和業主及其組織、還有與員工的關系，在現行的體制中則是最為重要的。
在我們國家，中共黨的領導是絕對的領導也是全方位的領導，黨組織的支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關鍵所在。工會和中共黨組織的關系在《中國工會章程》中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中國工會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工會十四大報告指出“工會工作是黨的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來是為黨的中心任務服務的”。因此，中國工會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工會十四大報告指出“堅持黨動工會工作的領導，是中國工會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我們在調查中發現，凡是取得各級黨組織支持的地方，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的工會組建工作開展得都比較順利。不僅如此，有黨組織的支持和領導的地方，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的工會工作也就比較活躍。我們應當學會善于運用這個政治上的優勢。黨中央領導同志曾經提出，在有黨員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應當加強組織建設。在這類經濟組織中，工會組建工作如果能夠與其黨組織的建設結合在一起，無疑會得到順利推進。在那些沒有基層黨組織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工會的組建工作就需要取得地方黨委的領導和支持。其實，反之亦然。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而言，基層黨組織的組建工作相對于工會組建工作而言更加困難，在非公經濟組織尤其是外資企業及需要在境外上市的股份制公司等，建立專門的黨的機構其難度更大。工會組織在任何性質的企業中都具有合法的地位，建立工會組織與否說到底不是由公司決定的而是由員工自主決定的；一旦工會成立公司就必須依照法律向工會提供便利的工作條件。那么，在那些不具備建立黨組織條件或者沒有建立黨組織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如果有了工會這個“黨聯系群眾的紐帶和橋梁”以后，黨的方針政策就有可能得到貫徹落實。由此可見，黨組織支持工會的組建工作，實際上也是為黨的工作奠定了組織基礎。以黨建促工建以工建帶黨建，把黨建和工建紐在一起，工會的組建就會有較大的成就。
政府與工會的關系在實際工作中，不如黨組織與工會關系那樣引起重視。其實，早在新中國初期工會和政府的關系就已經被準確地定位了：工會是人民政府的支柱。建國初期正是在工會的支持下國家經濟狀況才能夠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同樣，在經濟建設時期也正是在工會組織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國民經濟得以繁榮；在改革開放尤其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大力發展非公經濟的過程中，勞使關系矛盾產生突發事件群體事件，政府處于尷尬境地的時候也往往是借助于工會組織的力量才得以解圍。中國工會法確定了工會“協助政府做好工作”的任務（見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五條》）。工會的存在非但不是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障礙，恰恰是作為矛盾的解壓閥維護了政府的權威，調動兩個積極性，化解糾紛調適勞使矛盾，促進了經濟的穩步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建立健全工會組織并且使工會組織依法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標志著我國的勞使關系制度的完善，反映出我國在協調勞使關系方面與國際慣例的一致性。因此，任何規范的外資都可以放心地在中國投資而不必當心不規范的勞動行為影響其依法獲得收益。北京切諾基公司建立完善的集體談判制度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一汽集團的幾家二級公司與外商合資，外商全部都接受了保留或成立工會建立集體協商制度的條件，有的外商甚至不把此作為中方的條件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只有那些投資意圖不良的外商才會懼怕在其公司成立工會或把工會組織納入中國工會系統，既然是投資意圖不良，這樣的外商政府也不應當允許其在我國境內投資設廠。廣泛地宣傳工會在這些方面的作用表明工會與政府立場的一致性，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工會組建工作就能夠得到更多的政府官員的理解和支持。
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某些經營者抵制工會的組建工作，主要是對共產黨領導下現代市場經濟制度的工會性質和職能不甚了解。這就需要工會準確地定位自己并且廣泛地宣傳工會的立場觀點和作用。我國工會高舉的當然是“維護”的旗幟，但是，其內涵卻是兩個維護即維護員工的權益也維護國家的利益，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是我們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發展繁榮了國家經濟，促進了綜合國力的提高。工會維護員工利益是指其合法權益，對員工的不合理的要求工會不但不予以維護反而會對其進行教育；按照現行工會章程和工會法律的規定，中國工會有對員工進行遵守勞動紀律完成任務的教育義務。對正當經營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工會沒有任何異議，同時，工會有調動員工生產勞動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經濟效益提高的職能。《今日商報》有則報道很可以說明問題：南京市江北地區人數最多的私營企業“南京紅太陽商業大世界建材城”成立了工會以后，更加具體、直接地維護私企職工，特別是來寧經商的流動客商的合法權益，對促進私企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發揮積極作用。可見，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成立工會是勞資雙方“雙贏”行為。工會在非公經濟組織中發起的“雙愛雙評”活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廣泛好評。
目前許多地方都成立了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業主組織諸如“私營企業聯合會”、“臺資企業聯誼會”、還有各類“商會”等等，在這些企業組建工會如果首先能夠協調好與這些業主組織的關系，必然可以加速其工會組建工作的步伐。工會是員工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然而，工會的這種角色客觀上也維護了企業的利益。例如勞動爭議出現后員工通過工會組織渠道進行交涉就可以避免罷工、怠工等突發事件的發生，從而使企業不至于蒙受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勞動爭議案件通過工會與企業協商解決，就可以避免訴諸法庭而蒙受社會形象和聲譽方面的損失；工會依法監督企業執法情況，可以在幾時預防和糾正違反現象從而避免政府職能部門執法監察予以處罰的損失。對于合法經營的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而言，成立工會有百利而無一害。工會的存在有助于降低勞動力管理的成本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員工的怨情通過工會有組織的反映到企業決策中，沖突在萌芽中化解糾紛在內部解決，這都無異于減少了企業的人工管理成本。
員工是工會組織的基礎，按照勞動法第七條的規定“勞動者有權組織和參加工會”，按照工會法和工會章程的規定“工會是職工自愿結成的群眾組織”。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組建工會必須以員工的“自愿”為前提。目前，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的員工對組建工會的積極性不高，其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工會。所以，宣傳工會的性質、職能和樹立工會的良好社會形象必須引起重視。在發達是市場經濟國家如美國、瑞典、德國等，工會的宣傳工作已經進入了中學。因為他們就是工會的潛在會員。有這樣一個幽默故事可以說明問題：春游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觀察螞蟻抗著大過自身重量食物奔向洞口的行為。老師問“螞蟻為什么如此辛苦？”，學生答曰“因為他們沒有工會。”如果我們的員工都具有這樣的工會意識，那么，可以相信，組建工會的工作肯定不至于如此之難。正是由于沒有員工的自主要求，我們的組建工作成為了一種外在的力量，因此，組建工作有時處于啼笑皆非的尷尬境地。不愿意由工會指導其簽訂勞動合同和代表其簽訂集體合同，反映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的“打工仔”之“盲流意識”。工會對此應當開展深入細致的教育工作，啟發其現代“工人意識”和工人階級的覺悟。反對繳納“保險金”的行為，反映出“打工仔”的“小農意識”。當然，也應當看到還有制度缺陷的問題：我們的保險制度尚不完善，“農民工”或“外地工”其保險還沒有完全實現異地轉移兌現，這些員工尚不能相信“社會保險”的信用。這就需要工會發揮其參政的作用促進保險制度的完善。員工在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處于被迫勞動的地位，而不敢主張成立工會的權利，這就需要工會針對“供大于求”的勞動力市場規律，發揮其相對“資本壟斷”而實現勞動力“壟斷”的作用，造就公平的社會就業環境。捫心自問，我們在組建工會的工作中，更多的是強調怎樣獲得或借用行政的“硬”手段、自上而下地壓指標，卻更少甚至幾乎沒有對員工進行組織意識和權利意識的教育，更少思考自身的社會形象方面的塑造或不知道怎樣塑造自身的社會形象。工會十四大報告指出：加大工會組建工作的力度，堅持哪里有職工哪里就要建立工會組織的原則，推動形成“黨委重視、政府支持、工會運作、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確保工會組建率和職工入會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在這樣的推動方案中，我們沒有看到對員工的工作。員工其實才是工會組建的根本所在，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只要員工愿意成立工會，那么任何組織和個人都無法阻攔；阻止員工建會者違法。反之，如果員工不愿意建會，任何組織和個人強迫其參加或組織某特定的團體，也都是違法行為。最近在北京某小公司就出現了員工集體退出工會，工會自行解散的事情。這不能不使我們猛醒：組建工會的工作首先是尊重員工的意志的自愿，我們需要在啟發員工的組織意識方面多做些工作。總之，如果工會能夠充分發揮其絕對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可能轉變員工“漠視”工會的各種心態，組建工作就將獲得深厚的群眾基礎。
四、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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