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 勇 ]——(2006-6-20) / 已閱30471次
檢察權與社會公正
苗 勇
【內容摘要】 檢察權是順應社會公正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從理論上來分析，檢察權是司法制度邏輯發展的結果，它既是實現社會公正的產物，又是社會公正得以實現的前提。它監督法律正確實施，維護法制在全國的統一。檢察權的制衡作用，是公正司法的必要條件。它通過彈劾職務犯罪人，促進公共權力依法運作。從事實來看，檢察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是人類社會走向公正的歷史。一旦檢察權喪失，社會公正就必然受到戕害。而檢察權的每次切實地履行，都有力地促使了公平正義的實現。
【關鍵詞】 檢察權 社會公正
當代文明社會，無論其是何種性質，都有自己的檢察制度。普遍出現的東西，必然有它的現實價值。檢察權對于社會的重大意義，就在于公平正義的實現是與檢察權的存在和正確行使密不可分的。可以說，檢察權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志，喪失了檢察權的社會，也就沒有公平正義可言。
為了論證這個判斷，首先要明確檢察權、社會公正的概念。
檢察權是一個歷史概念，同時，也是一個具體概念，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有不同的含義。從歷史上看，檢察權的初始含義，是維護國王、皇帝利益的一項權力。如英國和法國，在封建割據時期，為了鞏固君主地位，維護王室利益，而設立了檢察權，以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中國的御史制度也是如此，皇帝派往各地的御史官員，代表其監視地方政府的活動。①隨著訴訟制度的發展，檢察權的定位，主要是在刑事訴訟中承擔控訴的職能，這個時期的檢察權是指代表國家向審判機關指控犯罪的權力。檢察權的邏輯終結定位，是維護法制統一的權力，即法律監督權。檢察權作為一個具體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表現為訴訟權力；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則是一項專門的法律監督權。
對于社會公正的認識，由于歷史原因和立場出發點不同，觀點紛繁復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教授將社會公正理論歸納為三派，即功利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功利主義認為，在一個體現社會公正的社會中，其效用總和為最大，而在一個不公正的社會中，其效用總和明顯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自由至上主義認為，作為社會評判標準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是法治所定義的正義。②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應平等地擁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社會分配在個人之間的差異以不損害社會中境況最差的人的利益為原則，而且地位和職務應向所有人開放。③馬克思社會公正觀集中體現在他關于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的一系列論述中：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利益沖突，沒有任何強制。馬克思主義還提出了社會主義公正原則，即經濟分配方面的“各盡所能，按牢分配”和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領域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原則。④北京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陳劍研究員對社會公正有較好的概括：“何謂社會公正呢？從憲政意義上分析，社會公正就是社會賦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其他利益能夠得到較為充分實現，它意味著權利、規則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 ”⑤社會公正，從法律制度來講，就是體現社會公正的良善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于是，公民權利得到保障，公共權力得到制約，社會公益得到維護。
明確了檢察權、社會公正的概念后，我們從以下的理論分析和事實證明，可以看出上述判斷的科學性。
首先，從理論上來分析檢察權與社會公正的密切關系。
1、從司法制度的邏輯發展來看，檢察權既是實現社會公正的產物，又是社會公正得以實現的前提。
檢察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的演進中，與警察制度、法官制度相比，出現較晚，它是隨著社會的變革、司法制度的發展而產生的。龍宗智指出：“檢察制度從無到有，再到普及于各國，必然有其歷史的原因。也就是說，它的產生及其適度與合理的發展，是人類對于嚴重社會越軌行為的處置方式發展成熟的標志之一。”⑥檢察權的產生和發展的邏輯軌跡如下：私人懲罰——國家審判——司法權與行政權分立，形成專門的司法機關——追訴權與審判權分立，形成公訴制度和檢察制度——偵查權從控訴權中分離出來，形成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這一發展過程中，有三個環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一是控訴權首先從審判權中分離出來，確立了控審分離和不告不理的原則，確保審判居中公正裁判。如果控告權與審判權混合一體，就既沒有控告的客觀性，也沒有審判的公正性，審判將是肆意的糾問，只能是任人操縱的把戲。“創設檢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過訴訟分權模式，以法官與檢察官彼此監督節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權限行使的客觀性和正確性。”⑦二是將偵查權與控訴權分離，確保控訴權既制約審判權，又監督偵查權，使其成為具有訴訟監督性質的檢察權。偵查權具有極大的侵犯性、擴張性和腐蝕性，缺乏制約的偵查權，將會使社會陷入恐怖之中。檢察權對偵查權強有力的監督，無疑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權益，確保偵查權恰到好處地行使。“創設檢察官制度的另外一個重要功能，在于以受嚴格法律訓練和法律拘束的公正客觀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⑧最后，將具體檢察權，諸如審查逮捕、審查起訴、訴訟活動監督等，上升到專門法律監督權的高度，確立了檢察機關在國家憲政制度架構中的獨立地位，從單純維護司法公正提升到維護社會公正的高度，以保障法律正確統一實施。可見，沒有這一邏輯的發展過程，司法權必然處于原始、野蠻狀態，必將被濫用；法制建設將殘缺不全，缺少有效監督的公共權力必然會嚴重損害社會公正。因此，從根本上講，檢察權的產生，是為了確保社會安全，或者說是為了實現社會公正，使刑事訴訟活動的結果，達到既懲處犯罪又保障人權從而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使其他國家權力的行使，能夠受到嚴格的法律約束，盡量縮小權力的負面作用，充分發揮其對社會應有的保障和促進職能。關于這點，陳衛東先生在《檢察制度起源之比較研究》中說過：“檢察機關的誕生是伴隨著訴訟模式的演進而產生，并隨著訴訟的民主和文明而不斷地完善和發展。從私力救濟、同態復仇到公力救濟的發展是人類文明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革命。近代文明的主要標志是從臭名昭著的糾問主義訴訟模式被現代刑事訴訟模式所代替開始，而現代刑事訴訟的開端以擁有‘革命之子’美譽的檢察官承擔起‘保障憲法及人民的權利，扶良除惡，監督審判當否的公益代表人’，承擔起訴犯罪的公訴職責而確立的。”⑨因此，檢察權是為了實現社會公正而產生的，同時，它必然成為社會公正的基本保障。這樣的觀點，就連對中國檢察權頗有異議的學者郝銀鐘先生也不得不承認：“通過檢察權來最大限度地優先實現保障人權和社會正義，正是檢察制度的精髓之所在。”⑩
2、監督法律正確實施，維護法制在全國的統一。
正如上所述，社會公正就是良善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在于法制的統一。而制訂出的法律，要正確統一實施，必然要有監督法律實施的國家官員。這個觀點，早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提出：“最重要的是選擇法律監護官，首先選出他們并且最謹慎地選擇。”⑾法律監護官，也就是檢察官。因此，法國法學家馬薩別認為，檢察機關“是始終朝氣蓬勃的、站在前線的、社會秩序的捍衛者，一切家庭的安寧、公民的安全、正當自由的維護、對憲法和法律的遵守等，都是信托給它的。它揭露一切侵犯社會秩序的行為，并追究這種行為的責任，如果這種秩序遭受到非法的侵犯，它本身必須負責”⑿俄國沙皇時期的法學家和司法專家穆拉耶夫也說：“檢察機關……按其職務來說，主要地是使他們在司法方面成為法律的監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機關的代表。” ⒀資本主義檢察制度，從表面看，不是法律監督機關，因為憲法沒有賦予其這樣的職責。但實際上，它們或多或少都是在從事著法律監督工作。15世紀以后，法國檢察官除負責刑事案件的偵查和起訴，還行使以下監督職權：監督訴訟的提起及進程；監督地方官員是否竭盡職守；確保國庫之收入；檢查度量衡；決定面包售價；監視圖書館和法科大學等。⒁法國1807年1月1日頒布的《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檢察官處于獨占公訴權的原告官地位，享有監督裁判執行的職權；1808年11月27日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直接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維持公共有序的民主秩序。中國檢察考察團曾對法國檢察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法國總檢察長的主要職責是“對國家整體執法活動進行監督”的結論。⒂《牛津法律大辭典》在“法國檢察官”條目中明確寫到：“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關心的是法律應被正確地解釋和運用。”⒃在德國，檢察機關介于司法和行政機關之間，在業務上獨立形式職權，“具有一定的法律監督和保障國家法律統一實施的職能”。⒄根據英國的《檢控犯罪法》（1986年），檢察機關對警察機關偵查的案件進行審查，行使一定的偵查監督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檢察官是否具有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僅僅看它的表述，更要看它的實際功能。如果實際功能具有監督作用，則它就是某種程度的法律監督機關。因為，事物的屬性是客觀存在的，不為承認與否而轉移。資本主義國家的檢察官，所以在實際上或多或少從事著法律監督工作，是因為惟有如此，才能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可以說，資本主義檢察機關是在不自覺狀態中，從事著法律監督工作。
社會主義檢察制度，十分明確規定了檢察權的本質含義，就是法律監督權，從而使檢察官自覺地從事著法律監督工作。社會主義檢察權的創始人列寧秉持“大檢察觀”，他認為，為了維護法制統一，就必須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一般是用什么來保證法律的實行呢？第一，對法律的實行加以監督。第二，對不執行法律加以懲辦。”⒅“法制……應該全俄統一。甚至應該全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統一……”，必須“促進全共和國、全聯邦真正統一地實行法制”。⒆然而，俄國的現實，使列寧感到擔憂。他在《論雙重領導和法制》一文中，異常強烈地指出：“我國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現象中的主要癥結是放任半野蠻人的舊俄國觀點和習慣”，“我們無疑是生活在違法違紀的汪洋大海里，地方影響對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制度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嚴重的障礙”，不克服這些問題，“那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維護文明制度和創立文明制度了”。一個社會如果法制不統一，這個地方執行這套“法律”，那個地方實行那套“制度”，同樣的情況有截然不同的處理，也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了。因此，為了維護法制的統一，必須有專門的法律監督工作和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這是列寧的一貫觀點，并由此引申出檢察機關對法律統一實施行使最高檢察權的思想，即“檢察長的唯一職權和必須做的事情只是一件，監督整個共和國對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⒇。列寧言之鑿鑿，指出了法律監督與法制統一原則之間的功能關系。法制的統一，原則要求法律監督，而對法是否被嚴格一致的執行和遵守進行監督，恰在于實現法制的統一。
可見，法制的統一和社會的公正要求法律監督。任何一個國家，在制定法律的時候，總是要設置一定的監督制約機制和司法救濟手段，以防止和糾正法律適用的錯誤和不公對法制的破壞和影響，這是一個普遍規律。因為，從來沒有任何一部法律會被自覺地不折不扣執行，總是有人要褻瀆法律的尊嚴，所以，監督法律的實施，便必不可少。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國家機關行為的合法性和一切社會關系參加者的普遍守法。從邏輯過程來看，法制基本要求的實現應為這樣的軌跡：法制基本要求的提出——為此要求的實現實行不懈的監督——對違背此要求的行為實施追究和制裁——法制基本要求的實現。顯然，沒有監督和制裁，法制要求便無從實現。而且，相對于制裁機制消極、被動的特性說來，監督以其積極、主動的功能特性，贏得了在實現法制要求這一動態過程中的首要地位和意義。難怪列寧在談到保證法律實行的手段時，總是把監督放在制裁之前。因為，在列寧看來，只有通過法律監督才能排除一切回避法律的可能性，他斬釘截鐵地指出：“沒有這種監督，法律就不會執行。”(21)總之，社會公正在于法制的統一，而法律正確統一實施，是建立在強有力的監督之上的，檢察監督是保障法制統一的基本條件。
3、檢察權的制衡作用，是公正司法的必要條件。
從一般權力理論來講，權力具有雙面作用，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正面作用，顯然是維護了社會秩序；而反面作用，恰恰也正在于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它既能為社會公益的實現，社會秩序、公民權利的維護提供強有力的權力保障，又天生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存在破壞社會秩序、腐蝕社會肌體、侵害公民權利的危險。英國歷史學家艾克頓有句名言：“權力傾向于腐敗，絕對的權力傾向于絕對的腐敗。”孟德斯鳩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種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這兩句風行一時的名言被后來的政治學家奉為政治公理，它深刻剖析了公共權力與腐敗的關系，權力的反面作用。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如此，任何權力不能沒有監督。列寧深刻指出，監督是在間接民主制下，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不受侵犯的政治工具。他在給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信中，強調要加強監督，“真正做到立即改善和減輕那些不得已同我們毫無用處的蘇維埃機關打交道的不幸公民的遭遇”。(22)因此，權力制衡是實現社會公正的前提。
我國實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制度，在人民代表大會下，設立了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和軍事機關，分別行使國家職能中的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和軍事權。這些機關彼此分立，但其權力都淵源于國家權力機關，并各自向國家權力機關負責。由于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只能是宏觀的監督，只能是就影響重大的事項的監督。行政機關和審判機關的日常事務即具體的執法活動，必然處于國家權力機關無力監督的狀態。為了防止其他國家機關濫用權力，就有必要設置一個專門機關，來承擔常規性的監督職能，檢查監督其他國家機關正確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防止權力的濫用，防止國家權力背離其存在的目的和價值。檢察權的實質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控制和約束，以達到權力之間的平衡，保障法律的正確統一實施，使法律內含的秩序和正義全面實現。
作為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司法權力也不例外。司法，是指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的職權和程序，把法律規范應用于具體的人和事，以產生、變更或消滅法律關系的行為，是國家依靠政權的強制力把法律確定的權利和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加以實現的手段。由于種種原因，司法人員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總會出現違法與失誤，導致司法不公。為保證執法的統一，就需要對司法活動進行有效的檢查、監視、督促，對違法與失誤行為加以矯正和制裁，這就是執法監督。若想控制司法權力的擴張，為其找一個合理的休止界限，就必須對司法權力的行使進行監督，并建立一套完備的監督機制，監督司法活動依法進行，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現代國家采用“審檢分設”、“偵控分離”的模式，是分權制衡理論的運用，其出發點就是為了增強檢察機關的獨立性，避免審判權、警察的偵查權交互影響從而產生“司法集權主義”，有效防止了審判權和偵查權的濫用，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4、彈劾職務犯罪人，促進公共權力依法運作。
權力是抽象的，它不是自動機器，它的載體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其運作必須由自然人來承擔。公共權力依法運作，就能維護和實現社會公正，而違法操作，必將破壞公平正義。然而，遺憾的是，從政的自然人，盡管有一定的素質要求，但要達到圣人的境界，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都帶有人性惡的一面。他們都是生活在塵世中的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私利。而私利一旦經私欲的中介與公共權力結合，就必然會生出腐敗的畸形兒。故而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在談到法制建設時，提出了一個“無賴原則”，其中心思想是：在設計制訂法律制度和規章制度時，應假設人人都是無賴，除了私利沒有其他目的。這樣的觀點，從一般角度說，十分偏激，缺乏科學性。但就制度建設而言，有其明顯的合理性。
如何控制權力，使它能夠依照公共權力的屬性，為人民大眾服務，而不至于異化為謀求私利的工具，革命導師都有自己深刻的看法。列寧曾經說過：“把希望寄托于人的優秀精神品質上，這在政治上是不嚴肅的。” (23)列寧認為，由于官僚階層的存在和舊社會的影響以及新制度的不完善，無產階級國家內也不可避免存在官僚主義。官僚主義與民主的格格不入，促使列寧把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作為蘇維埃國家的一項極其重要任務。在列寧看來，實現這任務的主要措施就是由人民選舉和罷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并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這里，列寧是把人民廣泛的民主監督與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作為同步過程強調的。他說：“應該有更多樣的自下而上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來杜絕毒害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性，反復不倦的鏟除官僚主義和特權莠草。” 為此，列寧所提出的檢察權概念，不僅是對刑事違法和民事違法實行監督（列寧在1922年給蘇俄司法人民委員會的信中提出國家干預民事案件），還包括對行政違法的監督，即監督國家機關和干部是否遵守法律。而且列寧所強調的正是這后一面。因為機關干部執法、守法，對于建設法制和精神文明是具有決定意義的。(24)基于同樣的立場，鄧小平也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和特權現象，就必須要有群眾監督制度，使人民對官僚特權者“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25)這個專門機構，當然包括了檢察機關，它承擔著職務犯罪監督的重任。
由檢察機關直接行使對公務人員職務犯罪的偵查權，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檢察制度的共同點。“反貪污賄賂在各國基本上都與檢察監督密切相連。在一些國家，某些常設或特命的執法監督機構（如檢察院、檢察長）或咨詢性對策機構（如調查局、調查委員會、廉政署），長期地開展反貪肅貪的調查、偵察、監察和指控，以利于更有效地預防、偵破和制裁貪污賄賂行為。”(26)這在美國也不例外。美國檢察權的憲法地位屬于行政性質，由于身處于行政機關之中，帶來了查辦高官困難的弊端，這個問題在“水門事件”中暴露得尤為突出。為此，國家專門設立了針對政府高級官員的司法調查和檢控的獨立檢察官制度。獨立檢察官由聯邦上訴法院的一個三人法官小組任命，在任免程序上脫離了行政系統，使這一職務的獨立性進一步增強。對前總統克林頓“拉鏈門事件”不依不饒的調查，充分體現了獨立檢察官的價值和作用。從獨立檢察官制度的建立，我們不難看到美國檢察制度所存在的獨立性不夠的問題，也證明了檢察權在懲治職務犯罪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國的檢察權包含著職務犯罪監督權，它是一項具體的法律監督職能。“職務犯罪監督，就在于保障國家法律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活動中得到統一正確實施，保障職務活動的合法性。”(27)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賦予了檢察機關對違背人民意志、褻瀆法律尊嚴、異化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官員的偵查、起訴權，運用這樣強有力的彈劾手段，清除那些將公共權力私有化的蛻變者，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教育廣大干部依法履行職責，從而達到維護社會公正的目的。
以上用理論分析了檢察權與社會公正的密切關系。下面，我們從歷史實踐中，來看檢察權對實現社會公正的巨大作用。
1、從檢察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看其對社會公正實現的重要意義。
在法律制度的發展中，為了實現社會公正，檢察權必然要產生。就如同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國家自然而然要出現一樣。可以說，檢察權產生和發展的歷史，也是社會走向公正的歷史。從司法制度的歷史發展來看，檢察制度的出現和完善，乃是司法制度成熟的根本標志。刑事訴訟的第一階段，在奴隸社會時期，實行的是原始控告式，即彈劾式制度。由于受歷史局限，人們普遍認為犯罪被視為與被害人及其親屬有利害關系的行為，而不是侵犯國家利益的現象。因此，基本上由被害人及其親屬（當然，奴隸是沒有這個權利的）向國家審判機關控告。由于個人不僅在能力上存在先天性差異，在本質上又存在偏袒自己的天性，并且如果其面臨的是一個勢力強大的犯罪集團，或是犯罪行為極為隱蔽、殘忍，那么由個人自行擔當偵查犯罪、追訴犯罪顯然是勉為其難。這樣，勢必導致大量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得不到懲治。刑事訴訟的第二階段是糾問式訴訟制度，出現在封建社會時期。此時，國家審判機關的權力極度膨脹，法官集偵查、起訴、審判諸多職權于一身，追究犯罪的權力基本上沒有制約。以致于有人總結出“任何法官都是檢察官”這一訴訟規則。司法官吏貪贓枉法、胡作非為，釀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罄竹難書，這在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所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常常發生這樣的情形，一方面，無辜者受到有罪判決，另一方面犯罪人卻沒有受到懲罰而逍遙法外。”(28)刑事訴訟的第三階段，便是現代控告式。這一文明訴訟模式的開端，是以檢察官承擔起追訴犯罪的公訴職責而確立的。“可以說，在階級斗爭與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階級社會里，檢察權是為了制約司法專權而產生的。檢察權以公訴權為核心而形成的相關制度與審判權鼎立而存在。”“盡管各國設立檢察權的時間有先有后，而且將檢察權的內容與性質規定得各有偏重，但畢竟可以肯定地講，檢察權的產生與形成是現代司法制度與憲政制度形成的里程碑。”(29)在英美法系中，英國在中世紀長期推行黑暗野蠻的檢控合一的刑事訴訟制度，導致在集權時形成的追訴和審判統歸于國王，而使被控者受審難以得到公平的保證。為伸張正義，從亨利二世（12世紀）起，針對被告的控訴和審判實行分離。(30)與英國一樣，美國早期的犯罪偵查活動也是以審判人員為主體。換言之，調查案情和收集證據等活動都屬于審判活動的范疇。殖民地后期，美國人逐漸認識到具備專門的法律知識和技能的起訴者可以更好地保護公民權利和社會利益。于是，法官們在審判實踐中越來越多地依靠檢察官去查明案情和提起公訴。(31)在大陸法系中，法國在中世紀末期普遍實行的是糾問式訴訟程序。“糾問式訴訟的發展也使這種訴訟程序產生各種令人不快的過火行為。個人的權利被犧牲的一干二凈。個人可以在其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偵查。個人所面對的證據，本人不可能提出異議，直至出庭之時，才能組織辯護，并且可能受到極其殘酷的拷打、刑訊；審判不公開進行，即使承認提出的證據不足，個人仍處于官方的懷疑之下，并有可能再次受到追訴。”“糾問式訴訟制度甚至不能做到適當地保護社會利益。絲毫用不著懷疑，通過酷刑拷打取得的懺悔常常是虛假的、不真實的。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被告的供詞以及收集到的控訴都會使法庭走入迷途。”正因為如此，自18實際下半葉起，對糾問式訴訟提出的批評開始增多，而且越來越激烈。于是，在路易十六時期，對司法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幾乎是一致意見，要求建立陪審團制度。當時，在許多人看來，實行陪審團制度是根治刑事訴訟程序所有病癥的靈丹妙藥。這一思想運動最后所取得的結果是，控訴式訴訟明顯得到恢復。1811年1月1日開始生效的《重罪審理法典》規定了最重要并且全新的原則是，職權分開原則：追訴職權、預審職權與審判職權分別交由不同的機關與司法官行使。追訴職權原則上屬于檢察機關；案件的預審職權由預審法官行使；而審判職權屬于審判法庭。(32)亨利一世于公元919年創立了德意志國家，當時的犯罪偵查活動主要由法院中的陪審官負責。陪審官是非專職的審判人員，他們的職責主要是查明案件事實，查清并認定有關的證據，以便確定有無犯罪。1532年，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了著名的《加洛林法典》。該法典規定，法官在案件調查和審判過程中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他們主動追查犯罪行為，而且在訊問被告人時廣泛采用刑訊逼供的方法。據歷史文獻記載，甚至在墮胎案件的調查中，法官也可以使用殘酷的刑訊來獲取被控女子的口供。在這種制度下，開庭審判只是一種形式，因為審判結果已經在審判之前就決定了。(33)這樣的訴訟制度的不公正性，是顯而易見的。1877年2月1日，德國頒行了《刑事訴訟法》，規定刑事訴訟由檢察官提起，個別情況下被害人及其代表人或行政官吏也可以告發或告訴，實現了“不告不理”原則。(34)從各國檢察權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到，檢察官是順應社會公正的呼喚而來到人間的。“因此，創建檢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透過訴訟分權模式，以檢察官和法官彼此監督節制的方法，保障司法的客觀性與正確性。”(35)她對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專門的法律監督為己任的社會主義檢察機關的誕生，更是為了維護法律正確、統一實施，以實現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各種權利的公平正義。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又經過三年的國內戰爭，雖然主要的分裂勢力已經被消滅，但國內的分裂活動仍然十分猖獗，特別是地方分裂傾向還很嚴重，全國的法制不統一。為了克服分裂現象，維護法制的統一，實現社會公正，列寧強調指出：“法制不應該卡盧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應該全俄羅斯統一，甚至全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統一。”(36)因此，列寧認為，為了維護法制的統一，必須有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這個國家機關，不僅僅是公訴機關，而且是法制的監督機關，是“法律的維護者”，是“國家的眼睛”。社會主義檢察制度，正是以列寧的檢察監督思想為理論基礎而建立起來的，我國也是同樣。檢察學專家王桂五說，我國檢察制度，是“運用列寧關于檢察機關的指導思想，把維護法制統一的任務賦予檢察機關，并且把檢察機關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即國家法律監督機關。”(37)
可見，檢察制度是由國家政治制度分化出來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有機構成部分。大家一致公認，“無論哪個法系、哪個國家的檢察制度，都是以檢察權與審判權相分離為前提、以公訴活動為主要形式、以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為宗旨的，并且這種檢察權都是作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由專門主體來行使的，而這種主體被認為是法治國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38)歷史已經充分證明，檢察權是社會公正實現的前提條件和基本保障。
2、從檢察權的喪失，看其對實現社會公正的重要意義。
當檢察權喪失時，社會公正必然受到嚴重損害。
我國檢察制度的發展，經歷了兩個曲折的過程。第一個曲折過程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開始，到1960年底。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左”的思潮，其具體表現就是法律虛無主義，輕視法律，否定法制，主張執法的工具性和任意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竟然批判法律規定的“審判獨立”和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項原則，也批判了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能，認為法律和法律監督束縛了群眾運動，束縛了專政機關的手腳。于是，檢察機關被看作可有可無，而受到了嚴重削弱。1960年秋季精簡國家機關時，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公開提出取消檢察機關的主張，說什么：“過去沒有檢察機關，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也搞得很好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謝富治主持下的中央政法小組向中共中央寫了將中央“公、檢、法”三機關合署辦公的報告。針對這個情況，次年一月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張鼎丞檢察長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真作了匯報和請示。他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檢察制度，是列寧的國家學說的內容之一；我國是個大國，更需要從法制上保障國家的統一和法制的統一。這個意見，得到了兩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終于剎住了對檢察工作的取消風，從而檢察工作開始有了新的發展。
在這一曲折時期，檢察工作受到了十分嚴重的影響，正常的法律監督業務難以開展，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遭到了戕害。據查到的歷史資料，1962年，山東、遼寧、貴州、甘肅、安徽等5省辦理違法違紀案件8627件，平均每省1439.33件。這些違法違紀案件，大部分是發生在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而且這只是查到了一部分案子，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尖銳指出：“現在這方面做的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夠。要把工作快做起來，辦案還要做，當前要注意抓一下嚴重違法違紀。”(39)可見，檢察機關被削弱時，社會公正就被損害了。
第二個曲折過程是文革十年時期。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68年上半年，全國各級政法機關遭受到嚴重破壞，而檢察機關受害最為嚴重，檢察機構被撤消，檢察制度遭到徹底破壞，檢察工作全部被迫停止。1968年12月，謝富治授意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軍代表、內務部軍代表和公安部領導小組提出了《關于撤消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示報告》，提出檢察院全是抄外國的，早就應該撤消。由于毛澤東晚年輕視法制建設，作了“照辦”的批示。這個文件下達后，先后撤消了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事檢察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修正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檢察機關的職權由各級公安機關行使。”至此，撤消檢察機關的極端錯誤做法，得到了國家根本大法的肯定，中國的法制建設跌入了最低谷。(40)
由于法制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壞，尤其是檢察機關被撤消，公民的權利便遭到了建國以來空前的侵害。據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談到復查糾正文革中冤假錯案設計透露的數字，“文化革命”期間全國共判處了刑事案件120余萬件，截至今年6月底，各級人民法院已經復查了113萬多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萬多件，普通刑事案件86萬多件）。從中改判糾正了冤假錯案25.1萬多件，涉及當事人26.7萬多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7.5萬多件、18.4萬多人，普通刑事案件7.6萬多件、8.2萬多人）。反革命案件中冤錯比例約占64％，有些地區達到70%或80%；普通刑事案件中冤錯比例約占9％。上述已改判糾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包括因劉少奇同志冤案受株連被判刑的案件2.6萬多件，2.8萬多人。鄧小平在一九八0年一月說：“這三年內，特別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國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已經得到平反的，據不完全的統計，總數已經有二百九十萬人。沒有立案審查得到平反的，比這個數字還要大得多。”(41)這么多冤假錯案產生，是與檢察機關被“砸爛”直接相關的。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信春燕頗有感觸地說：“直到現在，人們對沒有檢察機關的時代社會秩序和公民權利被蹂躪的狀態，仍然記憶猶新。”(42)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政治動亂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人們也重新認識了檢察工作。在征求對1978年憲法草案的修改意見時，全國有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解放軍八大軍區，35個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異口同聲地提出了恢復檢察機關的建議，反映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愿望。(43)
長期的司法實踐告訴我們，沒有任何人類制度敢保證無辜者永遠不會獲罪，而罪人一定會受到懲罰。然而，如果法定訴訟程序受到尊重，審判能夠公開、公正地進行，人類的錯誤一定能被降低到最小程度。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強有力的檢察監督。沒有了檢察權的社會，司法恐怖將會籠罩人間，人人將生活在生命、自由、財產沒有保障的黑暗的社會之中。這難道是危言聳聽的嗎？！
3、從檢察權的實施，看其對社會公正實現的重要意義。
檢察實踐的每一個發展，都是順應社會公正的需要而產生的，都為社會公正的實現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就連檢察權發育緩慢的英國，也對檢察權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它們承認的原則是：如果要有效地實施刑法，就需要在中央政府的監督下，由國家任命的檢察官們作出貢獻。而這種監督，由具備英國總檢察長的多方面特點的國家官員去實施。自1879年以來，英格蘭和威爾士嘗到了檢察長存在的甜頭，在十九世紀大部分時期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它沖擊了全國各地玷污刑法實施腐敗現象。”(44)《聯合國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對檢察官的社會功能給予了極高的也是恰如其分的評價：“鑒于檢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具有決定性作用，有關履行其重要職責的規則應促進其尊重并按照上述原則行事，從而有助于刑事司法公平而合理，并有效地保護公民免受犯罪行為的侵害”。(45)
我國檢察機關恢復重建以來，切實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重任，為維護社會公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以下是主要檢察業務情況。
一、查辦職務犯罪情況（單位：件）
年份 貪污賄賂犯罪 瀆職侵權犯罪
1979——1982 3.3萬余件 1.4萬余件
1983——1987 15.5萬多件 3,5萬多件
1988——1992 214318 11542
1993——1997 234778 2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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