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洪軍 ]——(2006-3-4) / 已閱20930次
應用系統法學看三大訴訟法的
立法失誤及修改思路
于洪軍
200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的修訂納入了五年立法規劃。圍繞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各訴訟法學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實際工作部門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提出了許多較新的修改建議。可是，我們很少聽到法理學界的專家、學者們（根據系統法學理論，我們現在所說的法理學才是真正的法學），應用較新的法理學研究成果對三大訴訟法的修改發表他們的意見.
1995年8月，筆者斗膽提出了系統法學理論（以下稱系統法學）①。這是主要運用系統科學的方法，將各個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人類社會作為各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種不斷運行著的系統中觀察和研究法的現象，從而形成的新的法律觀、法的基本范疇和原理。相信這些基本范疇和原理能夠為三大訴訟法的修改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新的分析框架。本文試應用系統法學中有關法規則、法、法律、法的功能和法學的研究對象等基本概念和基本觀點，對三大訴訟法的立法和實施情況進行考察，分析過去立法中的失誤，提出新的修改思路。
一、立法失誤之一：沒有形成清晰的法規則概念，致使各訴訟法中的許多“法律規定”已蛻化為道義信條。修改的思路：補足和完善法律規定中所缺少的法規則的要素。
系統法學認為，法是一定社會系統中所有的法規則排列組合而成的系統；法規則是規定人（包括法人等組織，下同。）必須做出和不得做出一定的行為、違反者要受到一定的人所施加的一定壓力的行為規則；而法律，則是某一類別、某一層次的法規則排列組合而成的法的子系統。法規則屬于行為規則的一種，它與其他行為規則的本質區別，在于它具有的特殊結構：由三大要素構成。第一大要素是行為標準，即對人必須做出或不得做出的行為及相關條件的描述；第二大要素是壓力，即對行為不符合行為標準的人所實行的人身懲罰或限制、財產的剝奪和減少；第三大要素是施壓者，即對違反行為標準的行為人施加壓力的人。凡是由這三大要素構成的行為規則便是法規則，不管它是否稱做“法”、是否成文的；凡是不具有這種特殊結構的行為規則都不是法規則，即使它已經寫在了法律文件當中。立法的藝術性，在于所設置的行為標準必須科學、明確、排列組合合理；所設置的各種壓力強度，正好與相應的不符合行為標準的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相抵銷，所設置的施壓者與可能的違反標準的人相對獨立。
用上述法規則的概念來鑒別我國三大訴訟法中的各項規定，就會發現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有許多重要的規定不具有法規則的特殊結構或不符合法規則特殊結構的要求。最為普遍的，是諸多的規定，只有行為標準一個要素，沒有壓力和施壓者這兩個要素。三大訴訟法的條文中都規定有如何立案、如何審理、如何裁判、如何執行以及審理期限、送達和移送期限、公開審理、合議制、律師參與訴訟、證人出庭作證等行為標準，《刑事訴訟法》還規定有如何偵查、如何采取強制措施、如何審查起訴、律師如何會見被疑人、辦案期限及案件移送期限等行為標準。這些行為標準對于保證實體法的實施當然都是非常必要的和重要的，且多數行為標準也很明確。可是，如果辦案人員違反了這些行為標準，那要由哪一組織對其施加什么具體的壓力呢？如果一個辦案機關辦理的案件有相當大的比例都是違反這些行為標準的，那又要由哪一組織對該機關的負責人施加什么具體的壓力呢？查遍中國法律，找不到具體的規定。這樣，訴訟法中規定的行為標準不管多么必要和重要，也不管多么明確，都因為不具有法規則的特殊結構，即缺少壓力和施壓者兩大要素，而只屬于道義信條，不屬于法規則。辦案人或辦案機關違反了甚至是嚴重違反了這些所謂的“法律規定”，其實并不違反法規則，即并不違法，而只是違反了道義上的規則。作為國家制定的法律，實際上是給了辦案人員和辦案機關以按這些規定辦案和不按這些規定辦案的自由的。
在三大訴訟法施行以來的實踐中，“超期羈押”、“超期結案”、合議制合而不議、陪審制陪而不審、執行難、律師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知道案件情況的人不出庭作證等違反訴訟法規定的情況普遍存在，這是眾所周知的。有學者說，1996年《刑事訴訟法》剛修改后，“博得國內外一片贊譽”，“但高興開場后，就是一桶冷水”，“在實踐中出現了‘進一步退兩步’的非常可悲的現象”②。通過以上應用系統法學中法規則的概念對我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的鑒別、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可悲現象出現的根源，不在執法，而在立法。我們總在抱怨“重實體、輕程序”，其實正是在程序法的立法中，我們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法規則的概念，致使程序法中的許多規定蛻化成了道義信條。對社會生活中派生出的如此重要的司法生活、執法生活，只有道義規則的約束，沒有法規則的約束，怎能不讓人們“輕程序”呢？如果在實體法中，也只規定“不得殺人”、“不得盜竊”、“不得貪污”之類的行為標準，而不規定殺人、盜竊、貪污等違反行為標準的人應由哪些人對其施什么壓力，那人們還會“重實體”嗎？現在，在有關訴訟法修改的討論中，許多人提出了要求增加律師在場權、沉默權③、證據展示、非法證據排除④、公益訴訟等規定的意見，但如果我們這次仍然不能把這些很好的意見表現為法規則，而只表現為道義信條，那修改后的訴訟法還是無法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還會出現第二次先喜后憂的“非常可悲的現象”。
形成了法規則的概念之后，解決上述問題，其實是很簡單的：在立法上將三大訴訟法中只規定了行為標準的那部分條文，在訴訟法中或其他法律中補足壓力和施壓者兩大要素，使它們符合法規則的特殊結構，成為真正的法規則。具體來說，第一，在《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中的懲戒、任免、辭退、法律責任等章節中，為一般的違反程序方面行為標準的行為人規定一些統一的壓力。考慮到程序的重要性，最小的壓力應不小于降級處分，比如：審判人員第一次違反程序、結案超期，哪怕只超一天，只要不符合行為標準，承受的壓力最低應是降級處分；第二次違反程序，即使是違反其他的程序，如作為合議庭成員不參加庭審等，也應承受免職的壓力。這看似過重的壓力，其實是正好能與行為的危害后果相抵銷的。第二，對重要的程序，在訴訟法中直接規定辦案人員違反規定應受到的壓力。比如，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一條中直接規定，對自訴人的起訴既不開庭審判，又不裁定駁回起訴的責任人，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予以免職；在相關條文中直接規定，“知道案件情況的人”經法庭傳喚，拒不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法官應對其施加拘傳和罰款、拘留的壓力。第三，考慮到三大訴訟法是控制執法活動（本文特指公安機關的執法活動和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和訴訟活動的，它在以控制社會為目的的整個法律體系中，位置更為重要，根據我國現行的體制，對法院、檢察院違反程序的人員，施壓者應確定為同級人大常委會；對警察違反程序的人員，施壓者應確定為同級檢察院。對各機關違反程序的行為負有責任的負責人，施壓者也應確定為同級人大常委會。
此外，三大訴訟法中的許多規定還存在著行為標準不明確、不科學、壓力明顯偏低的問題，這也需要在訴訟法的修改中加以完善。例如：《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條規定，“審判長宣布辯論終結后，被告人有最后陳述的權利”。這里的“辯論終結”，是一證一辯的辯論終結，還是法庭審理的辯論階段的辯論終結？不明確。《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一個月以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到底應在一個月內宣判還是一個半月內宣判？這也是明顯的行為標準不明確。又如：《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七條規定，法院對符合條件的案件，“可以裁定先予執行”；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法院對六種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類設置法院權力的規定在三大訴訟法中還能找出很多。這里的“可以”的標準設定，都是不科學的。“可以”是權力性的規定，這類規則不是為行使權力的人設置的，而是為其他不特定的人設置的，是要求其他不特定的人不得做出干擾權力人行使權力的行為，違反都要受到一定的組織所施加的一定壓力的法規則。上述規定法院“可以”做出什么的那類法規則，對法院沒有約束，法院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但從立法意圖上看，這些行為本來就是應當要求法院必須去做的。所以科學地設置這類標準，是規定法院“應當”做出這些行為，而不是“可以”做出這些行為。再如：《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㈠、㈡規定的兩種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標準過窄：“偽造、毀滅證據”而無需達到“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阻止證人作證”而無需“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就足以構成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了。該條規定的對妨害民事訴訟行為所施加的壓力也明顯偏低，不足以抵銷這些行為對民事訴訟秩序的危害后果。對上述這類行為標準不明確、不科學，壓力明顯偏低的情況，也應在訴訟法的修改中予以完善。
二、立法失誤之二：對法的功能認識不足，對訴訟法的立法投入較小。修改的思路：加大修改訴訟法及制定和修改相關法規則的研究資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系統法學認為，法的功能是一定社會系統運行的唯一依據。從微觀上看，人們的一切行為、一切社會活動都處在法的規定范圍之內，要么是法所禁止的，要么是法要求必須去做的，其余的，則是法允許人們自由地做或不做的；從宏觀上看，所有相對獨立的社會系統的運行，包括它的形成和存在、發展和變化、進步和倒退，均以法為依據；而其他任何行為規則都不能成為社會系統運行的依據。執法活動也屬于社會活動，任何社會的執法活動也象其他社會活動一樣，都是在法的規定范圍之內、依據著法進行的。因此,如果執法活動不能正常有序地進行,那根源一定是它所依據的法存在缺陷,而不是執法人員道德教育欠缺,更不是其他方面有什么欠缺。
孟子有句話，叫做“徒法不能以自行”⑤，這句話一般被解釋為，“法不能自己運行起來”，引用這一名言的言外之意，多數是“再好的法沒有人來很好地執行也是沒有用的”。這種理解和使用是否符合孟子的原意這里姑且不論，但這種觀點卻是個很普遍、很流行、很嚴重，因而對我國的立法影響甚大的認識誤區，因為它把執法的人和執法活動當做法的規定范圍之外的事情了。法的功能是能夠成為“行”的依據，而不是“自行”，法從來就不能“自行”；執法活動看似是讓法“行”起來的活動，其實，法并沒有“行”，而是執法人員（本文特指司法人員和公安機關的執法人員）在依法而“行”。執法人員的“行”與普通人的“行”沒什么兩樣，都是依法而“行”，并不是超脫于法之外讓法“行”起來。執法者對實體法執行得好也罷，執行得不好也罷，都是執法者依法而“行”的結果。例如：執法中超期羈押、超期結案情況的普遍存在，是沒有要求執法人員嚴格執行羈押期限、辦案期限的法規則，有的是規定在訴訟法當中的這方面的道義信條，執法人員依法而不是依道義信條而“行”，當然會“行”出超期羈押、超期結案普遍存在的結果；占有很大比例的執法人員素質低下，根源在于這些人員進入執法崗位時，我們還沒有制定出嚴格的、科學的執法人員遴選的法規則，依據當時的法規則，素質低下的人員是可以進入執法崗位的，“組織人事部門”依據這樣的法規則而“行”，當然會“行”出很大比例的執法人員素質低下的結果，進而，這些人又“行”出使許多實體法不能貫徹執行的結果。因此，法不能“自行”的事實，不能成為主張在立法之外解決法的實施問題的根據，卻足以引起人們對以往有關法的功能的認識進行必要的反思。
2003年以來法學界討論較多的司法改革，實質上是以訴訟法為主的一系列法規則的制定和修改，離開這些立法活動，司法改革就無從談起。三大訴訟法的修改是大面積的和重要的司法改革。修改后的訴訟法頒布施行后，司法活動將依據新的法規則系統（不僅僅是訴訟法）運行，運行得好，便是改革的成功，運行得不好，就是改革的失敗。看不到司法活動與法的這種依據與被依據、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企圖拋開法、在法之外尋找司法改革之路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國三大訴訟法的制定及《刑事訴訟法》的第一次修改，以及相關的立法活動，未能保證所制定和修改的三大訴訟法能夠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嚴格執行，進而也未能保證有關實體法的嚴格執行。雖然在制定和修改后不久，有關執法機關（本文特指司法機關和公安機關）甚至立法機關，就做出了或聯合做出了比訴訟法條文還要多得多的大量的司法解釋或立法解釋，但還是在僅過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就不得不決定對它進行修改了。這與當初立法時對法的功能認識不足、投入太小有直接關系。因為如果當初我們在制定或修改三大訴訟法時，認識到法的功能是社會系統運行的唯一依據，從而投入較多的研究資金和研究力量的話，許多這次修改中要解決的問題，在當時就是能夠解決的。以《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為例：對證人拒不出庭作證的行為設置適當的壓力，在上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中就是完全能夠做到的；對司法人員整體素質不高這一嚴重的問題，也完全能夠在上次修改刑事訴訟法的過程中，提出調查報告和修改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草案，提出對有關執法人員在一定時間內實行淘汰的臨時性法規則草案，通過立法解決。因此，這次對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必須要對法是社會系統運行的唯一依據的功能有充分的認識，然后投入較大的研究資金和研究力量，爭取使修改后的訴訟法，能夠達到科學、完備、排列組合合理，在今后幾十年的時間里不必再做大修大改。
三大訴訟法主要是控制執法活動的，但控制執法活動不能僅靠訴訟法，訴訟法只有融入到我國社會的法規則系統的整體——法當中去，才能發揮出它的功效。可是，我國在三大訴訟法制定之后，經過很長時間才開始頒布法官法、檢察官法和警察法，而有關執法人員待遇、淘汰的法規則至今沒有制定，已制定的有關執法人員遴選、監督、獎懲、任免的法規則，又未能達到科學、完備和排列組合的合理。這次三大訴訟法的修改，如果不同時制定和完善這些相關的法規則，那么即使修改后的三大訴訟法是達到了最優化的，也將無法在實際執法生活中發揮出其應有的最大功效。因此，在此次三大訴訟法修改的同時，完善與執法活動相關的其他法規則的工作也必須同步進行，包括制定執法人員、首先是法官的待遇和淘汰方面的法規則，修改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完善對法官、檢察官、警察的監督、獎懲、任免等方面的法規則，以發揮法在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方面的整體功效。完成這些工作，也需要加大研究資金和研究力量的投入。
三、立法失誤之三：對訴訟法學的學科性質認識不足、未能在立法中借重軟科學研究。修改思路：組建兩個平行的調查、研究機構，集中多學科的研究人才、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和調查、研究方法，起草兩套各訴訟法的修改草案，供立法機構選擇立法。
系統法學認為，法學的研究對象有三個方面：一是法規則和法的規律，二是人的意志生成法的規律，三是社會系統運行依據法的規律。法學就是以這些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傳統法學中所謂的法學分支學科━━━━━部門法學，如憲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訴訟法學等，其實并不是法學的分支學科，而是人類應用法學與其他科學對社會系統的各個方面實行控制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各個不同學科，它們是法學與其他科學的邊緣學科，是以控制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社會控制學”的分支學科。訴訟法學實際上是以控制執法活動和訴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是法學與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行為科學、審判學、證據學、系統科學、某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科學、其他“社會控制學”分支學科等相交叉、相溶合的邊緣學科，是“社會控制學”的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
立法過程是對社會系統實行控制的過程。對社會系統實行控制，是一項極其龐大的系統工程。這種控制需要應用系統科學的方法，但前提必須是對整個社會系統的認識已經深化。對執法活動和訴訟活動實行控制，是對整個社會系統實行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也需要對執法活動、訴訟活動及相關的社會系統有一個深化的認識。認識和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的任務當然是極其艱巨復雜的。我國社會系統執法活動、訴訟活動的現狀到底如何？我們要設置的執法活動、訴訟活動的目標模式應當是什么樣的？應采取什么方式、用多長時間，使社會的執法活動、訴訟活動從現在的模式過渡到目標模式？應對哪些行為設置行為標準、壓力和施壓者？對某種違反行為標準的行為應設置哪種壓力和多大的壓力？對某一壓力施加之后的社會效果如何進行預測和評估？某一壓力應由哪一機關施加？這些都是需要在認識和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的過程中加以解決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進行大量的社會學調查，又需要借助于各種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借鑒古今中外一切人類社會系統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的經驗教訓。這些社會調查、資料搜集、理論研究、提出法律草案的任務，任何單一學科的專家甚或單一學科的研究群體，都是無法勝任。
新興科學的勁旅━━━━━━軟科學的形成、發展和應用，為我們打開了認識和控制社會系統,包括認識和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這種龐然大物的大門。軟科學是綜合運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和其他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去研究各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的內在聯系和發展規律，為各環節的協調發展提供最優化的方案和決策的科學。因此，要想真正認識和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必須要有以認識和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為目的的軟科學研究的加盟，以集中多學科的精兵強將，用群體的智慧，達到現有條件下的訴訟法學研究的最高水平，達到現有條件下的訴訟立法的最高水平。
在三大訴訟法以往的立法活動中，人們沒有認識到訴訟法學不是法學的分支學科，而是邊緣學科、是社會控制學的分支，因而從未借重軟科學研究，即由多學科的專家、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進行調查、研究、提出草案，而總是由各訴訟法學方面的專家組織人員、征求各訴訟法學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意見，提出修改草案。如有報導說，《刑事訴訟法》的第一次修改，就是“陳光中教授于1993年接受人大法工委的委托，親自帶領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的專家學者，進行國內外的調查研究，經過近一年的奮斗，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并加以論證。該建議稿共三編329條，連同論證的內容達35萬字。該稿上報全國人大法工委后，65%的條文為1996年新修正的刑訴法所吸收。鑒于本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在國家立法中的作用，該書獲北京市社科基金特別獎和教育部高校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⑥我絲毫不否認陳教授這種研究工作的價值，但是，如果有各相關學科比如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系統科學及法理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參加到他所“帶領”的人員當中，有意識地遵循軟科學的研究規律進行“奮斗”，是不是更符合《刑事訴訟法》修改的客觀要求呢？
應用系統法學，我們已經知道，訴訟法學并不是法學的分支學科，而是“社會控制學”的分支學科，是各相關學科的的邊緣學科；認識和控制執法活動、訴訟活動需要進行軟科學研究。據此，筆者試對此次各個訴訟法的修改提出如下設想，以供立法機關參考：
㈠制定研究機構的組建方案。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一個組建調查、研究、起草三大訴訟法的臨時機構（以下簡稱研究機構）的方案。該方案應包括：研究人員的公開招聘程序；研究人員的較高待遇（月薪應不低于15000元）；研究人員的構成（應包括三大訴訟法學專家和法理學、憲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行為科學、系統科學、某些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科學等學科的具有T型知識結構的專家、學者）；研究人員的義務（包括終止一切其他職務活動、贏利活動、不得接受執法機關給予的利益、終身不得在執法機關工作等。）；研究機構的設置（應設立兩個平行的、人員構成相同的機構）、研究機構總負責人的產生程序，及其他與機構組建有關的內容。
㈡提出研究經費的預算，對研究經費的使用進行財會控制和審計監督。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向國家財政局提出研究經費預算報告，經審批后，再公開聘任財會人員管理經費，委托審計師對經費的使用實行審計監督。
㈢組建研究機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研究機構的組建方案，將招聘的研究人員平分為兩組，分別組建兩個平行的、相同的研究機構，各研究機構內部的研究人員再通過競選產生總負責人。由總負責人聘任各調查研究項目的負責人，總負責人與項目負責人組成研究機構的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分配、調動研究人員，公開聘任一般工作人員。
㈣制定調查研究計劃、工作方式和任務。兩個研究機構的領導小組會議，分別制定各自的調查、研究的計劃、工作方式和任務，包括確定調查、研究項目、課題、時間表、工作會議的召開等內容，這方面可以吸收和借鑒國外某些軟科學研究組織的經驗，從國外軟科學研究機構聘請顧問。
㈤形成修改草案和意見并征求意見。各研究機構經過調查、研究之后，分別按計劃同時形成本機構的訴訟法修改草案和詳盡的論證意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通過電視向全社會公民進行宣講，并應互相辯論，廣泛征求意見。
㈥完善修改草案和意見。各研究機構在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后，對各自提出的修改草案和意見進行修改和完善，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最后的修改草案和論證意見。
㈦選擇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從兩個修改草案中選取一個作為藍本，吸收另一個草案中的部分內容，形成提交人大代表大會審議的訴訟法修正案。在此過程中，人大常委會可從各研究機構中選聘研究人員;各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應當應人大常委會的要求提供咨詢。
㈧進入立法程序。由人大常委會按《立法法》規定程序將修正案提交人大代表大會審議，進行立法。
兩個研究機構，應按計劃同時或相繼分別進行各個訴訟法的調查、研究、提出草案和意見的工作，并應提出其他與各訴訟法相關法律的草案或修改草案及意見。
盡管系統法學提出后沒有引起法學界的注意，但是，在十年多的時間里，對現實生活中的許多用現有的法學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筆者應用系統法學進行分析，總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在各種合同的起草中，為收到較好的效果，筆者應用系統法學設置合同條款，效果也很理想，而且屢試不爽。本文提出的應用系統法學所看到的三大訴訟法的立法失誤，實際上是我國許多立法中帶有共性的問題；所提出的修改思路，也完全可以應用到其他方面的立法當中。筆者當然希望這種分析能夠有助于我國立法水平的提高，但更希望能夠聽到法理學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從事實際法律工作的人士，對系統法學及應用系統法學對立法的這種分析提出的質疑，以使系統法學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得到檢驗。
注釋：
①見《系統法學大綱》 北大法律信息網 論文論著欄目。
②見《鑄鼎余心--刑事訴訟法修改前瞻實錄——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瞻大型論壇實錄》 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1月22日。
③見陳光中、宋英輝：《關于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幾點思考》 檢察日報正義網 2003年11月07日。
④見李富成：《刑事訴訟法修改新動向》 http://www.dffy.com 2004-10-17。
⑤見《孟子·離婁上》第一章。
⑥見《陳光中簡介》 中國訴訟法律網。
最新參考文獻：
1．《2004年刑事訴訟法學學術研究回顧》 陳衛東 劉計劃 中國民商法律網--程序法學--學者論壇。
2．《2005全國訴訟法年會》 作者：李富成 清風檐法律網>>理論實踐>>訴訟實踐。
3．《技術推進與訴訟觀念變革 ——寫在((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 王新清 李蓉 刑辯網首頁 >刑辨理論>刑辯理論 。
4．《社科新聞在線期刊學術會議科研資源社科名家高校巡禮社科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 科研資源_獲獎成果簡介 - Sinoss.com。
5．《關注三大訴訟法修改》 作者：蔣安杰 孫長永 李佑標 葉自強 張榕 李季 羊琴 老行者之家網—老行者論壇2004-2-13 。
6．《刑事訴訟法原則憲法化的比較研究》 作者：李元起 柳建龍 老行者之家網—老行者論壇 更新時間：20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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