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鳳林 ]——(2024-8-21) / 已閱8171次
中華法系指中華文明史上形成的、以調整社會關系、構建社會秩序、維護國家統治為目的的中國古代法律，也是亞洲古代一些國家制定實施、在核心精神與主體內容上具有共同特征的法律群，包括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通過移植、借鑒唐代法律而建立的古代法律群，通常與“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等概念比較運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顯示了中華民族偉大創造力和中華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蘊，凝聚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是承襲中國古代法律傳統形成的東亞各國法律制度的總稱，思想和理念精華值得我們借鑒傳承。
一、法系特點
中華法系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在中華大地生長發育、成熟完備，體現民族精神、富有民族特色，具有世俗法系的特點。中華法系形成、發展，經歷四個歷史階段：理論奠基，初步建立，體系成熟，制度完備。先秦作為中華法系的理論奠基階段，基本法律理念及一些具體法律制度初步形成。夏商周三代，屬于中華文化思想風格形成的關鍵時期，也是中華基本法律理念形成的關鍵時期。秦漢魏晉南北朝作為中華法系的初建階段，核心理念與主體制度逐漸發展、定型。在儒學指導下，傳統法律經歷了“儒家化”過程。中華法系的一些重要制度，在這一時期創制建立、修訂發展，并在政治法律實踐中逐步成型，豐富了中華法系思想內涵，為中華法系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隋唐時期，考訂《五經》，編纂《五經正義》，制定《唐律疏議》，完成以《詩》《書》《易》《禮》《春秋》為代表的儒家經典思想對于法律規范的改造，完成社會主流價值對國家法典的實質性融入，促使中華文化精神與法律制度深度融合，代表中華法系的成熟。唐代法律對東亞、東南亞各國立法產生重要影響。8世紀至14世紀，日本《大寶律》《養老律》，朝鮮《高麗律》，越南《刑書》《國朝刑律》等基本法典，從內容到形式，概念到原則直接移植“唐律”。宋元明清，以《洗冤集錄》為代表的法醫著作問世應用，使中華法系的法醫學達到世界高水平，推動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備。在法律形式方面，成文法與不成文法并存，以成文法為主體；在法律淵源方面，國家法與“民間法”并存，以國家法為主體；在文化影響方面，基于子法國家主動繼受形成法系，是法律文明和平傳播的過程，由子法國家或地區自主選擇，主動繼受形成的法系。在法律實施方面，行政機構與司法機構一體，禮和德既是法律制定遵循的準則，也是法律適用，必須服從的指導性原則，倡導理智和德智，理法結合、德主刑輔，通過調節和教化解決糾紛，調解息訟是中華法系特色之一。
特點一：維系大一統國家格局，維護中央集權政治體制
中華法系在漫長發展過程中，將維系大一統國家格局、維護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列為首要目標。大一統觀念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崇尚、實施國家全面統一，即：政治法律一統，民族人口一統，版圖疆域一統，主流思想一統。大一統即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也是中華法系的核心價值。秦皇征戰六國，建立全國統一的政權體制。漢武以大一統理論指導國家的制度建設與政治實踐。如果大一統價值導向與其他價值導向發生沖突，優先保障大一統原則的實施。為大一統，以嚴刑峻罰的“重典”治理，代替“仁政”“德治”“輕刑”等管理模式；為大一統，征收雜捐加重賦稅，放棄“輕徭薄賦”、注重民生的政策；為大一統，節衣縮食，保障在邊疆屯駐重兵。縱觀中華古代史，在事關大一統格局存亡的歷史時刻，朝廷都承擔重大社會風險、軍事風險乃至政治風險。中央集權體制是歷經歷史證明的有效的政權體制。制度與法律全國統一，重大事項朝廷決定，公權資源統一調配。中華法系從立法、司法、法律規制等方面，全面維系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國家權力結構及政權組織形式方面，強化中央集權。國家管理機構的設置與運行，遵循“分事不分權”原則。具體的管理事項，具體的管理職責，分別設立，分別行使；核心權力不得分割。最高決策權，最高執行權，最高立法權，最高司法權，掌握在以皇帝為首的朝廷統治集團手中，統一行使。
特點二：倡導“德法共治”的治國理政模式
中國古代主流思想是儒學，以道德引導人的思想情感，以法律規制人的行為舉止。道德與法律兩大規范體系相輔相成、共同作用，造就了不依賴人類外部力量而能有效治理國家的獨具特色的中華政治文明，實現了道德法律共同治理。立法與司法方面，體現為“情理法綜合為治”原則。綜合考慮天理、國法、人情的內在要求。在“天人合一”理論框架下，“天理”既體現為客觀存在的自然秩序，也代表引申而出的政治秩序與社會正義。法律從制定到實施，均以代表理想政治秩序與社會正義的“天理”為最高準則。通過“天理國法人情”綜合治理，實現“德法共治”模式下的社會正義與人際和諧。在實施道德法律共同治理過程中，注意實現“價值規范相向而行”的社會目標：道德與法律，價值與規范，其所禁許賞罰、褒貶毀譽的著力方向一致。法律作為一種強制性規范，分別對于某些行為實行禁止、允許。道德準則在實施價值評價時，有褒貶，有毀譽。二者方式不同，手段各一，但方向一致。否則，被法律懲罰者受到輿論贊譽；受到國家法律獎勵者受到道德詆毀，不僅有損法律權威，而且影響道德功能，造成社會秩序混亂。道德與法律共同治理模式展示了中華社會的人文情懷，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特點三：堅持“民為邦本”的法律原則
中國古代治理國家主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從西周“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思想到孔孟“德治”“仁政”理論的形成，漢唐明清政治家、思想家都注重民心所向。中華法系在法律指導思想與具體制度實施方面，全面體現“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原則，制定實施“輕徭薄賦”相關法律，富民養民，確保國家財政收入長期可持續，確保民眾基本生活水準。中華法系注重弱勢群體特殊保護。鋤強扶弱、保護土地所有權，鼓勵通過土地流轉提高社會生產力，允許土地買賣，限制土地過度集中，保護弱勢群體的小自耕農。對于老幼病殘、孤寡廢疾，即便是犯罪，也區別常人給以特殊處理。對于老幼、疾病、體殘等罪犯的變通處理，體現法律溫情，體現中華法系人文關懷、民本主義特征。中華法系把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與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構筑嚴密的統治法網，維護皇權統治。
特點四：強化吏治、從嚴治官是中華法系重要特色
強化吏治從嚴治官,解決遵循朝廷統一政令、政令不能及時到達地方的矛盾，可行方式是規定職掌權限、管轄范圍、責任義務,讓地方官員按照相關法律規定依法處理。漢朝思想家劉向提出“人臣六正”，劃分六種優秀為臣者：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貞臣，直臣。明朝理學家薛瑄提出“居官七要”的為官準則：“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均將道德標準放在重要位置。對官吏進行監察與考課，個人品德與職業道德是評價官吏的重要指標。唐朝制定完備的官吏考課體系，確定完善的官吏考核指標，以“四善二十七最”為代表。清朝對于官員考課，分作京察、大計。京察考核京官，大計考核地方官。考核重點，即在于官員的操守、能力。古代賦予官員特權，也規定官員履行特殊法律義務。法律規定，士農工商，各有所業。仕宦之家，不得與民爭利，不得從事商業行為。清朝法律規定，各級地方官不得在任職地方置買不動產，包括田土、住宅。即便沒有利用職務之便，沒有以勢壓人，而是純粹按照市場價格，也構成犯罪。法律還規定，地方官及其家人，不得在任職地方娶妻納妾，即便沒有利用職務之便以勢壓人，而是雙方合意、通過媒妁之言，也屬法律禁止之列。中國古代法律創造性區分“公罪”與“私罪”，并營造“公私兩分”的法治文化。對于私罪官員不僅嚴肅懲處，而且在相關聯的行政處分，包括待遇、復職、抵罪等方面也從嚴處理；對于公罪官員，量刑較輕，在待遇、復職、抵罪等方面，從寬處分。強化吏治不僅對于官員提出特殊的道德要求，還通過嚴格的法律規范，規制機構的職責程序，約束官吏的行為舉止。在賦予官員一定特權的同時，要求官員必須承擔更多的法律義務。通過區分“公罪”“私罪”，法律展示明確的價值導向：忠于職守，勇于擔當。在道德與法律雙重規制下，涌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崇高人格的官員，為國家治理貢獻才能，為社會樹立道德楷模。
特點五：維護家庭親情，培育集體意識
古代法律注重強化家庭責任感，培育家庭成員作為社會成員的集體意識，強化倫理關系，維護家庭親情，通過家庭家族，得每一個體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助力國家穩定社會秩序。經濟上，法律確認家庭是一個整體。家長代表家庭對外參與經濟交往和財產交換；家庭內部，家長享有對全部家庭財產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處分權。法律關系中，視家庭為一個完整責任主體,家庭成員不能擅自處理家庭財產；刑事方面，家庭成員犯罪行為同時導致其他成員的連帶責任。關于民事的共同財產權意識、刑事連帶法律責任的規制，提升了家庭倫理親情凝聚力，強化家庭的整體性穩定性，為社會秩序穩定創造了條件。法律確認家庭成員中基于血緣、性別、輩分、年齡等自然因素及基于婚姻等其他因素形成的等級關系，賦予不同等級成員不同的權利義務，通過維系等級關系確保家庭關系穩定。在人身傷害方面，實施尊長優先保護原則。尊長對卑幼傷害，減等處罰；相反，卑幼對尊長傷害，加重處罰。卑幼對于尊長，在人身方面必須給予更多的關切和尊重，不得侵犯，否則加重處罰。在財產侵權方面，實施遠親重點防范原則，重點防范親屬關系較遠者；對于親屬關系較近者，減等處罰。親屬關系越親近，相互之間就需承擔更多的相互扶持、相互資助義務。這種相互扶持的義務，一定程度上可抵消因財產侵權而導致的法律責任，故可減等處罰。
特點六：崇尚和諧的基層社會法律治理
中華法系以崇尚和諧的基層社會法律治理為重要特征。理想化的社會關系在于：親屬間重倫理親情；鄰里間重守望相助；即便一般人際關系也注重以禮相待。在中國古代管理體制中，州縣官作為親民官直接面對百姓，主持所轄地方全部事務，既負責地方全部行政事務，也作為司法體制中的第一審級，承擔所有案件的審理。作為第一審級，法律規定，州縣官全權管轄笞、杖刑案件以及其他戶婚田土、債權債務等“民間細事”。根據法律，州縣官處理笞、杖刑案件以及“民間細事”，其著力點不在于財產權益方面的“公平”，不在于物質利益方面的“錙銖必較”，而在于弘揚主流價值、和諧人際關系、維護社會秩序。中華法系另一特色是發揮基層社會民間共同體作用。宋代開始實施租佃制，社會個體的流動性增加。為適應這一狀況，國家調整政策，鼓勵、扶持基層社會的民間共同體，特別是以血緣、婚姻關系為紐帶而形成的家族宗族參與地方治理。宋代藍田呂氏宗族制定《呂氏鄉約》，為呂氏族人設置行為規矩，發揮了輔助法律構建秩序的重要作用。朱熹修訂《呂氏鄉約》，形成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增損呂氏鄉約》。《呂氏鄉約》強調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原則，為官府所肯定，借助官府力量全面推廣，成為全國各地鄉里、宗族效法的榜樣。中國古代各朝代中華法系作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工具，無論是法律思想，還是法律制度，在調整社會關系、構建社會秩序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也存在消極作用，在制度上規定等級身份、法律特權、官本位原則等；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從皇帝大臣到地方官員，主觀武斷、違法裁判，徇私枉法、制造冤案錯案現象時有發生。對此，應有清醒認識。
二、法系意義
中華法系為中華民族數千年國家治理、社會管理作出重要貢獻，在世界人類法治文明史上畫上濃墨重彩一筆,展示了中華法治文明的價值與風采。
意義一：維護國家統一，促進各民族團結
中華法系用法律手段維系大一統的國家格局，為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在機構設置、明確職責與程序等行政法方面，在各民族間財產流通、聯姻民事法律方面，在刑事法律方面，在少數民族及邊疆地區管理方面，以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為目標。在維護國家政治統一、法律統一的基礎上，不同文化習俗背景下的少數民族可采取因俗而治，適用本民族民俗習慣。中華法系主張“仁政”“德治”。但對于破壞民族團結、破壞國家統一的叛亂、割據、分裂行為，絕不姑息遷就，一律嚴懲不貸。
意義二：維系中央集權，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中國地廣人多，地理環境、氣候條件、自然資源、生產方式等區域性差別大，發展不均衡。治國理政可行的政權體制即“中央集權”。中華法系在推進“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構建、實施，建立“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輔助制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統一行使最高權力，保持全國政令統一，確保中央政府有效調動全國各類資源，應對各類重大突發事件、危機事件，推動全國各地方均衡發展，共同進步。中華法系明確規定嚴格控制地方權限，要求地方官嚴格執行中央政令，遵行國家法律，依據法律實施管理，保持中央的權威與法律的效力，確保統一行動，統一步調。成功運用中華法系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效率，推動了國家長治久安，確保了中華文明千年傳承，長久不衰。
意義三：堅守以人為本理念，推動社會和諧穩定
中國古代社會崇尚人文精神，注重以人為本，重視道德、法律共同治理，“天理國法人情”共同作用。確立的道德法律共同治理原則，體現了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造就和諧包容、務實平和的民族心態。中華法系致力于實現價值與規范相向而行的目標，使道德與法律，各有所司協同配合，取得國家治理、社會管理的良好效果。
意義四：汲取中華法系精華，保持民族精神與東方特色
中華法系具有自身的核心價值、主體原則，也具有包容性、開放性。核心價值與主體原則的存在，使中華法系保持民族精神與東方特色，與古代國家治理、社會管理需求相適應。中華法系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開放性、包容性對于其他法律資源的吸收與借鑒，展示其自我更新、自我復興能力，始終作為調整社會關系、構建社會秩序、全國統一適用的法律制度，以其鮮明的特色與合理的內涵，在古代中國維護國家穩定、推動社會進步、維系民族團結、助力文化繁榮方面，展示其獨到的功能。而中華法系在思想理論層面所展示的中華法律精神，則在中國古代、近代、當代社會秩序構建、社會關系調整方面，始終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新時代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弘揚中華文化，重構中華法系，使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再創輝煌。
作者：吉林省蛟河市總工會 徐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