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倪學偉 ]——(2006-2-15) / 已閱16521次
鄧小平理論中的三大國際法原理述要
倪學偉
國際法是指在國際交往過程中形成并經各國協議公認的、主要用以調整國家之間的關系并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原則、規則、規章和制度的總體。國際法是國家產生、國際關系形成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國家間相互交往的必然結果。
鄧小平理論博大精深，包括的內容異常豐富。本文僅就鄧小平理論中的三大國際法原理作一粗線條的概述，以期引起人們對鄧小平理論中這方面問題的注意和研究。
一、鄧小平理論中的國家主權原理
國家主權是指一個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的對內、對外事務，不受其他任何國家任何形式的干涉或侵犯的最高權力。主權概念是歐洲16世紀政治和經濟發展的產物，與當時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有直接的關系。1577年，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論共和國》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國家主權的概念。1762年，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認為主權是公共意志的運用，具有不可轉讓與分割、完全絕對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的特性，并得出主權屬于人民和建立共和國的結論。“國家主權”作為國際法的基石，貫穿國際法始終，“國際主權原則”已經被公認為國際法的最根本的一個原則。盡管在學術上，有的學者對主權這一概念頗多微詞，但在實踐中，沒有哪一個國家曾經宣稱放棄國家主權的。
在鄧小平理論中，國家主權思想貫穿始終，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是鄧小平理論的鮮明特征之一。可以說，“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是鄧小平同志對國家主權原理的最杰出、最獨特的闡釋，香港的平穩過渡和順利回歸，使這一闡釋經受了實踐的檢驗。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鄧小平同志針對港、澳、臺地區特殊的歷史與現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后，以一代偉人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提出的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理論。“一國兩制”的基本涵義是：在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部分堅持社會主義，香港、澳門、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們作為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既考慮到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的必然選擇，又照顧到港、澳、臺地區的具體情況，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唯一正確選擇。“一國兩制”體現了主權的對外不可分割性和對內可分割性的原則。
1982年中英就香港問題舉行談判時，英方堅持歷史上的三個條約繼續有效，企圖在主權問題上與中國討價還價。對此，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①在主權問題上給英方以明確的回答。其后，英方又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方案，以“香港的民意”、“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需要英國人留下來”等“民意牌”、“經濟牌”為借口，謀求“在承認中國主僅的條件下，由英國人繼續像過去一樣管治香港”，或由中英“聯合治理”或“共管”香港。
但是，按照國際法的基本原理，國家主權包括國家的自主權和獨立權，在對外方面，一國主權不受他國主權的分割和限制，“完全自治構成國家主權的內側，而獨立則構成它的外側”②。治權即行政管理權，是國家對所轄地區行使統治的權力，是國家主權的重要內容，也是國家行使屬地優越權的直接表現形式，國家對其所屬領土行使獨占的、完全的管轄，其他國家的權力是不能到達的。英方對香港謀求“以主權換治權”，目的是要繼續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實質是要否定中國對香港“共同保有，這些國家對這塊領土和這塊領土上的居民共同行使主權”③，無非還是在主權問題上與中國玩弄花招。對此，鄧小平同志在1983年9月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時明確提出: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勸告英方改變態度，以免出現到l984年9月中國不得不單方面公布解決香港問題方針政策的局面。④正是鄧小平同志在香港問題上采取的“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的嚴正而明確的立場，使英國最后不得不改變立場，不再謀求英國“管治”或任何形式的“共管”，中國于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了包括治權在內的完全的主權。
雖然主權在對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對內方面則具有可分割性。美國著名公法學家威羅貝曾指出：“在理論上，國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將其權力的行使委任給其他公共的團體，或甚至給其他國家；因此，在事實上，它可能只保留極少一些余下活動歸其自己指揮，而還不損害其主權。國家在本質上的統一性因而不受破壞”⑤。要實行“一國兩制”，就必須在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通過授權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和終審權等方面的高度自治權，這些自治權不僅比內地民族自治地區的自治權大，而且也比聯邦制國家中的成員邦或州的自治權大。但是，它仍然是一種主權權利的國內自我分割和限制，從本質上講屬于國家的主權行為，中國仍然是單一的主權國家。
二、鄧小平理論中的人權保護原理
人權是指作為人都享有或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人享用這種權利和自由不能因種族、民族、膚色、宗教、出身、財產、文化或其他身分等的不同而受到歧視，它是每個現代人維持正常生活所應擁有的條件。作為人，享有充分的人權，是全世界為之奮斗的崇高目標。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所謂的“人權外交”，經常借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損害別國主權。對此，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什么是人權？首先一條，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多數人的人權，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的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本質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保護人權的，中國人民所享有的人權具有三個顯著特征，即:享受人權的主體和人權的范圍具有廣泛性;中國人民的人權不受民族、種族、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的限制而為全社會的人所享有，具有公平性;國家從制度上、法律上、物質上對人權的實現予以充分保障，使中國人民享有的人權具有真實性。而資產階級的人權是少數人的人權，是金錢特權，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環之下，廣大勞動人民的社會財富占有總量越來越少，因而“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⑦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西方國家的“人權”與我們講的人權的本質區別。
針對西方國家提出的“人權無國界”，“人權高于主權"的觀點，鄧小平同志指出:“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要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⑧這里所說的國權，實際上就是指的國家主權。鄧小平同志關于人權問題的一系列談話說明：國家主權與人權不是矛盾的而是統一的，國家主權是實現人權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實現人權的重要保障，沒有國家主權，就根本不可能有人權可言。主權高于人權，主權是國家的重要屬性和最本質特征，國家的主權受到侵犯，國家的獨立不復存在，國家的人權必然得不到保障。
三、鄧小平理論中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原理
香港、澳門問題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臺灣問題是國內戰爭遺留下來的問題。維護民族團結，捍衛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在中華文明史上，無數英雄志士為這一傳統不惜血灑疆場，獻身祖國。港、澳、臺地區與祖國的分離是違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港、澳、臺地區與祖國長期分離，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形成了目前的狀況：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較高，香港還是遠東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轉口貿易中心。如果以社會主義制度統一中國，必然導致港、澳、臺地區的劇烈社會動蕩，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以資本主義制度統一中國，讓大陸放棄經過實踐檢驗的唯一可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實行不適合國情的資本主義制度，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⑨因此，統一祖國不能采取傳統的“一國一制”的方法，必須另辟溪徑。如果說在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能夠互相交流和滲透，彼此借鑒對方的長處，彌補自己的不足，即“一個地球，兩種制度”，那么，在一個國家之內，兩種社會制度之間也應該能夠和平共處，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在一國之內就應該更能互相交流、互相借鑒、互相合作、互相促進。因此，對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論勇氣，開創性地提出了用“一國兩制”的方法解決祖國統一問題。
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國的主體部分堅定不移地實行社會主義，同時允許中國領土內的小范圍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即“一國兩制”，根本目的和核心問題就是和平統一祖國。港、澳、臺回歸祖國以后，要處理好“兩制”之間的關系，就必須實行“一國兩制”下的和平共處原則。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把和平共處這一國際法的基本原則運用于解決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使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這一理論問題有了重大突破，這也是 “一國兩制”下解決國際爭端新模式的特點之一。
在近、現代國際法上，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家之間的重大歷史領土遺留問題，從來都是實行的 “一國一制”，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的提出并成功實踐，從根本上突破了國際法現有的和平解決國家之間重大歷史領土遺留問題的方式，樹立了一種全新的國際法觀念，為國際上類似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光輝典范，在國際法的實踐中有突出的示范作用和借鑒作用。
注釋:
①④⑧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388、331、208頁。
②[奧]基菲德羅斯等著：《國際法(上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2頁。
③《奧本海國際法》1946年第7版，第1卷，第409頁。轉引自趙理海著：《當代國際法問題》，中國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頁。
⑤[美]威羅貝:《國家的性質的研究》，轉引自鄧正來編：《王鐵涯文選》，中國政法人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頁。
本文首次發表于《鄧小平理論研究》1998年第1、2期。
倪學偉 廣州海事法院法官。電話：020-3406 3886 電子郵箱：nxw885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