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孟康 ]——(2005-11-30) / 已閱68367次
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發展
陜西省永壽縣人民檢察院 王孟康 713400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法制”和“法治”內涵的界定及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情況的簡單回顧，試圖闡述從“法制”到“法治”的發展體現出一個時代的巨大歷史進步，標志著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法治化道路，既完成向“傳統”的突破，又實現向“西化”的突破。
關鍵詞：法制 法治 發展
有學者言：“中國法治問題是一個歷史課題，也是一個悠久民族的群體性的文化選擇課題，除了歷史和文化自身的答案以外，任何欲進行書齋作業的‘學術定位’的企圖都是虛妄的。”①那么，如何對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情況作以反思，更非易事。本文僅以中國的法制建設為主體或參照對此進行嘗試，或許離目標接近了一步。
一、法制與法治
“法制”一詞，古已有之。但對其意義，歷來有不同的解釋。在我國，“法制”的用法首見于《禮記•月令》：“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懼罪邪。”此處所謂法制，乃指國法、法律或典章制度，強調法律制度的形式意義。也就是說，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國家（或官府）創造的，即使是酷法、惡法，或專橫之法，也屬法制，具有一律遵守的效力。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法制不過是人治之下的一種法律統治形式。這種人治之下的法制（“專制的法制”），與近現代以民主制度為基礎的法制（“民主的法制”）有著根本的區別。“近代意義的法制概念及思想，是由西方學者創立的。它強調：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公職人員和公民個人都必須無條件地嚴格執行和遵守的法律，不允許任何人做法律不允許的事情。”②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法學界對“法制”這一概念的解釋也是眾說紛紜。基本觀點有三種：“一種是從靜態的角度，把法制解釋為‘法律制度’；一種從動態的角度，把法制解釋為嚴格遵守執行和遵守法律與制度，依法進行活動的一種方式，是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統一體；一種則簡化為依法辦事的原則，即一定階級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嚴格按照法律進行國家管理的原則。” ③ 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許多學者趨于贊同從動態與靜態的結合將其定義為，“所謂法制，是一國法律制度的總和，它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的合法性原則、制度、程序和過程。” ④ 至于資產階級思想家、法學家對法制的含義的解釋，都是和他們各自的政治主張密切聯系的，如有的主張君主立憲制，有的主張三權分立制，有的主張民主共和制，有的主張“議會至上”，有的主張企業自由，有的主張福利國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對社會主義法制如何界定？學界的觀點基本一致，社會主義法制即為社會主義國家制定或認可的，體現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全體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總稱，是社會主義立法、守法、執法、司法、法律監督各環節的統一，核心是依法辦事。其基本要求為“十六字方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社會主義法制是與社會主義民主緊密相關的。
法治，是一個復雜的法律概念。在西方學說史上，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BC.384-322）最早論述法治問題。他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法治應當包含兩層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的良好的法律。”⑤近代以來，隨著自由、平等、人權等人文主義精神的弘揚，人們重在原則和制度層面上討論法治問題，而把法治的核心歸結為“依法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制約。”其內容大體包括：法律至上，權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開；依法行政；司法獨立；保障權利和自由；實行正當程序。二戰以后，在國際上，法治的思想和原則又有了新的發展。1959年在印度召開的“國際法學家會議”通過的《德里宣言》強調了三項原則，即立法保持“人類尊嚴”，防止權力濫用、司法獨立和律師自由。可以看出，法制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不可或缺。其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綜觀法治一詞的使用狀況，其具有如下意義：它是運用法律治國的方式、依法辦事的社會狀態、一種價值取向或一種政治制度。因此，社會主義法治應表述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依法治國的原則和方略，即與人治相對的治國的理論、原則、制度和方法。”⑥其基本內容包括：“健全民主制度；加強法制建設；推進機構改革；完善民主監督制度。”⑦
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歷史追溯
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是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基礎之上形成的，“廢除舊法和對舊法的批判繼承，是社會主義法產生的辯證規律。”⑧前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法制”被確定被社會主義法的基本原則之一。⑨然而，在國家的建設過程中，由于堅持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導致經濟停滯和落后，同時也導致“特權”的急劇膨脹。“在背棄馬克思主義原則，削弱黨的領導”⑩之后，從斯大林時代“人民公仆”的蛻變到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以及最終被葉利欽竊國期間，其法制建設被蒙上了一層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則無力對權力進行制約，社會主義的民主在前蘇聯被葬送掉。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法制建設時期和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時期”。○11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憲法”和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觀輪廓予以確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隨之，1957年“反右運動”，停止了繼續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從而宣告了法制大轉換的結束，接踵而來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滯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社會主義十年法制建設的總綱領和總目標才得以確立。同時，形成了以多樣化的法律價值、法律的主導性和法律的至上權威為特征的黨的法治觀。○12
三、社會主義法治——法制現代化
“社會主義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論探索有著較為漫長的過程，其既體現了我黨的孜孜實踐，又標志著社會主義法制現代化的歷史發展脈絡。
1.社會主義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謝覺哉同志就在司法訓練班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不要資產階級的法治，我們需要我們的法治。”○13然而，其對法治的進一步內涵并未申明。
2.從毛澤東同志到鄧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異同和發展。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從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實踐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他民主觀的核心內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為主的，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極端，使“文化大革命”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還革“法制命”的大災難，忽視了民主作為一種價值追求，以及它作為一種社會發展階段中的一個目標性機制的重大作用，僅把其當作一種手段。○14由于這些思想的影響，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在1978年以前在“現代性”上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1978年以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主要的理論指導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堅持了毛澤東的人民民主理論，賦予了民主以極高的地位和價值，鮮明地指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論斷，并有效解決和恢復了民主應有的價值和地位，“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5在鄧小平的“民主立國論”和“法制權威論”○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導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此后，對憲法進行了多次修正，并出臺了大量刑事、民事、經濟的法律法規，立法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同時，政府機構不斷進行機構調整，司法機關不斷加強法律的監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權利意識得以覺醒，對權力的制約、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強。
3．十五大“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實踐
鄧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這一時代的使命和艱巨任務，歷史的落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及全國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并于1999年憲法修正案中予以確定。“將‘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歷史轉變”。○17這預示者：中國將依靠政府的推進，輔之以社會（民間）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
法制現代化是一個從人治社會到法治社會，從傳統法制到現代化法制的發展過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權威及規則否定人格化的權威，法律規則的肯定性、明確性和普遍性，法律規則的連續性、穩定性，法律體系的完備和統一，法律職業的中立性，司法過程的公開性、程序性。從現代法制的價值合理性及價值標準來看，具有：維護自由、平等、正義，協調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實現公共權力和個體權利的平衡。○18社會主義法治的推進也應以法制現代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為依托，在對“傳統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
四、從法制到法治——歷史性的飛躍
（一）現代性向傳統的突破。
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傳統。在我國歷史發展中，一直未出現以商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形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法制的“專制”，使人民從心理上疏遠了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詞語。在國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雖然主張走法治之路，但終是自覺不自覺的蒙上“人治”的色彩，文革的十年浩劫，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設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準備了基本備件，如法制體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識的增強，法學界在立法中的廣泛參與，國家領導人思想的大轉變等等。
1.對“人治”之徹底否定
“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個或一批權威人士來推行的政治。”○19人治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強人政治。在統治者足夠強大的時候，其統治的社會可能是一種有序、安定的社會。然而，再強大的人也有不強大的時候，再聰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時候。因此，一治一亂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結果。由于“法制”側重于靜態法律制度的描述，雖然也有動態的內涵，但其終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會主義法制發展中，出現了領導人意志的絕對權威，而造成眾所周知的許多惡果。“法制”與“法治”雖一詞之差，但其從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國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2.對“德治”的重新定位。
“所謂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統治者品德的影響力，良好的社會教化及愛利民眾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20德治是一種柔性的治國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倫理和道德規范也是柔性的、勸導性的；其維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會教育、風俗環境熏陶、道德榜樣感染、社會輿論及社會成員的自覺意識和內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則是一種剛性的治國方略：法律規范是人們行為的底線，是不允許逾越的，因而是剛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強制，也是剛性的。可以看出，法治與德治作為兩中不同的社會治理方略，各有其特點。
在我國，“德治”思想有著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為核心，其本質要求統治者要愛人，方能使國家大治。十五大確定“依法治國”的方略后，江澤民同志緊接著又提出“以德治國”的治國方略，將“德治”與‘法治’聯系在一起，兩種治國方略并用，以“法治”為主，以“德治”為輔。這既是對“德治”新形勢下的重新定位，同時也是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從“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
3.對黨的領導方式的顯著調整。
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無從有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國家的政權得以穩固以后，如果將黨的地位再置于法律之上，那么難免會出現唯黨的意志是從的局面，長官意志將成為最終的權威，發展的結果是黨內部的嚴重腐化，蘇共的發展結果便是最有力的佐證。強調“法治”，并不是否定黨的領導地位，國家憲法是在黨的領導下制定的，但是，黨仍然須作為一般的政治團體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進行活動。鄧小平同志曾說：“美國有個尼克松，日本有個田中，都得上法庭，為什么我們中國的領導人不能上法庭呢？黨組織也不能因為自己是執政黨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則，社會之中就存在一個不受國家法律約束的特殊集團，社會主義的法制也就蕩然無存了。”○21由此看出，鄧小平同志肯定了法律的最高權威，法治核心之一的法律至上原則。這可以看作是鄧小平理論中“民主法治”思想對我黨領導方式的顯著調整。文革的十年是唯黨意志的十年，甚至出現了更換國家領導人也不經法定的任免程序的情況。如果在“法治”的建設中，沒有對黨的領導方式進行明確界定，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或許又會重蹈歷史的覆轍。
（二）現代化向“西化”的突破。
眾所周知，現代意義的法治產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類走出蒙昧邁入文明的創造物，也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然而，中國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美國學者昂格爾認為，法治產生于西方而非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沒有形成現代型法的秩序的歷史條件——集團的多元主義、自然法理論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礎。○22因而，中國形成了主要表現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適用的法律體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盡管在中國文明形態中，我們也會發現導致了多元集團產生，導致某種超驗的世界觀的社會變化。但是，這兩種因素并未結合在一起，也沒有通過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現代法治。○23因為在傳統的中國，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意義的是社會和諧，這也是支配人們思想的全部觀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級身份觀念上的社會卻無論如何形成不了現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觀念，因為嚴格來說它不是實在的規則與準則，而是模范行為的模式。○24所以，盡管中國也曾有諸如儒家和法家等關于人、社會和法律的一系列觀點，比如儒家主張符合倫理典范的習慣禮議，法家主張官僚政府以及強制執行官僚法，但雙方確實從某種不言而喻的共同（禮儀）前提出發進行論證的，而這些前提根本不允許他們捍衛甚至承認現代法治原則。○25傳統中國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長方式處理事務。○26法律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國產生不了現代意義的法治，也確實不需要現代意義的法治。○27
社會主義法治在中國傳統的背景條件即如上所述，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從“法制”到“法治”的轉型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即在法制現代化發展中，既體現對西方法治文明的繼承，又在本土條件下，完成了質的飛躍。
1.對資產階級現代法治思想的移植。
現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傾向。在以“法制”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僅將其作為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層面，而未當成一種價值追求、治國狀態。在“法制”向“法治”的轉型中，法學界對西方資產階級的“法治”思想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社會主義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現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學理論家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他們的思想中蘊含著許多現代化法治的理性的東西，其“人民主權”、“法律至上”、“社會契約”、“權力制約”等主張包含著相當的合理內核，其是人類社會共有的文化財富，社會主義法治應當對其優秀的成分加以承繼，并根據自身的情況有所揚棄。由于西方法學家和社會實踐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廣泛認同的基本內涵，而這種以民主為基礎的法治思想正是社會主義進行法治建設所不可或缺。
2.結合本國實際的重新定位。
“社會主義中國的法治化，屬于‘非西方后發展社會——國家的法制現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發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傳導性的社會變遷過程。這樣的法律變遷有一個很大的時代落差，即我們不是在西方工業文明方興未艾之際來實現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業文明已經高度發達，以至于出現某種弊端和危機，并開始向后工業文明過渡之時才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28這樣，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面臨著本土化和國際化（以西化為主要特征）等諸多因素影響，從“法制”到“法治”的發展，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出了重構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時，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在接受先進法治文明之后，結合本國實際進行再定位。
⑴社會主義法治的社會基礎。“大家普遍認為，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法治的經濟基礎，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礎，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礎。”○29由于“中國領導倡導的國家社會主義法治融入了下列因素：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即經濟是以市場為基礎并且市場的成分在逐步增加，但較之其他經濟制度，國有企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對人權的理解上強調穩定，主張集體權利優于個人權利，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基本的權利。”可以看出，其社會基礎包含如下因素：
a.“市場經濟是法治社會的基礎性推進力量。1987年以來實行改革開放，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終于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而且在實踐中有了顯著成效，這是法治社會形成、發展的最具基礎性、廣泛性、深刻性和現代性的強大動力源泉。”○31
b.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最有力政治保障。沒有中共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其仍然是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協商合作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政治基礎。
c.中西人文精神的合璧：重構法治的精神基礎。毛澤東同志曾在五十年前說過，“被束縛的個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就沒有社會主義。”○32這啟示我們：包括社會主義法治在內的一切制度都是以徹底解放人作為最高宗旨的，也表明了社會主義法治與人文精神相輔相成、相依相生的關系。黑格爾也說：“歷史對一個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靠了歷史，才能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法律、禮節、風格和事功上的發展歷程，法律所表現的風格、禮節和設備，在本質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東西。”○33社會主義中國在法制建設中，在反思自身歷史的同時，在人文精神方面，應吸取西方之長，以補己之短，達到精神文化及理性文化的交融。
2.社會主義法治的標準和要求。總體而言，要樹立法律至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治理社會的主要手段，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從立法上講，建立民主科學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構一個部門齊全、結構嚴謹、內部和諧的完備的法律體系；從行政執法講，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權，接受監督；從司法講，要保證司法獨立，確保司法公正。從法律文化上講，要有先進的法學理論，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識，最核心的是：
a.法律至上原則。法律至上，即為“任何個人與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權威。”○34其構成包括“內在品質要件：公民權利神圣和外在形式要件：規則至上。”○35法律至上原則是內在品質要件和外在形式要件的統一。有學者更指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比法律的實質合理性更重要，奉行嚴格規則主義應是法治建設的首要任務。○36所以，法律至上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理應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憲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黨派、社會組織都必須接受法律法規約束，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不允許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與個人。
b.權力制約原則。在國家機關之間建立分權和相互制約的機制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實行的一項原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權力制約的理論不能不深入研究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鄧小平同志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講過，這樣的事件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小平同志一方面講了我們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另一方面也講了黨權與政權要分開。權力不宜過分集中。”○37無論是成克杰、胡長清，還是廣西玉林四個市委書記“前腐后繼”，從制度上看無不是因為權力太大，沒有制約機制造成的。所以，在“法制”向“法治”的轉型中，應該對權力的監督機制進行必要的調整。
c.司法獨立原則。司法獨立是現代法治的共同特征。其含義是賦予法官以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的干涉的獨立的自由裁判權。在“法制”的背景條件下，雖然賦予司法機關以獨立的地位，但實際上司法機關成為其他國家機關的附庸，在人事任免、財政制約的情況下，司法機關的職能無法依法發揮，這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其他國家機關的特權思想。在“法治”的背景下，應當建立以公民權利為本位的司法制度，同時，對一切由法官說了算的職權主義司法制度依法進行監督，防止司法專橫。
從終極意義上講，作為一種表征進步與文明的治國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種理想，也是一個過程，并無所謂好壞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區別的只是我們踐行的差異。由于社會主義的法制建設是一個漸進行的發展歷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識的心理障礙，又要結合社會的廣泛參與，革除人治意識的心理障礙、法治觀念和權利意識的增強等仍有一個時間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這也為以后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出了新的問題。但我們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個代表”為指導思想下的法治進程會有序展開。
參考文獻及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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