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僑 ]——(2005-10-31) / 已閱35521次
律師
法律家人數 國民人數與法律家的比例
美國 266755000 28395.702 20830.558 881454 936934 285:1
英國 51820000 3170 2132 73751 79053 656:1
德國 81538600 22134 5375 85105 112614 724:1
法國 58027300 4591 1367 29397 35355 1641:1
日本 126166000 2113 1274 16853 20240 6233:1
四、 人本法律教育改革在中國的實驗
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人本法律教育改革的推動并沒有過多的體現出其對于本國古代君權控制下的仁本教育思想的承襲，相反，隨著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進程以及在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下，西方的人本法律教育理念才開始對中國的法律教育體制產生影響。
1902年，清廷除下令“參酌各國法律”，啟動晚清十年立法活動外，還于1904年創辦了直隸法政學堂，并在同年的《奏定大學堂章程》中將法律學列為10種專門學之一。 自此便開始了中國系統而有組織的法律教育活動，使法學成為近代教育的一個門類，也為人本法律教育改革創造了必要的載體。清末的法律教育主要是在政府壟斷下進行法律移植的平臺，從早期的按照英美法系的法律教學模式所創辦的北洋大學法科到深受日本法律教育體制影響的京師大學堂政法教育，在中西兩種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磨合中都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法教育中的先進經驗，但在學科定位上，法學始終未能從政治學當中完全分離出來。
然而，晚清法律教育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弊端在國民政府時期也并未得到有效解決。政府加強了對法律教育的控制，使學術機構愈加官僚化， 此外還長期限制了法律教育的規模。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考試法》和1935年《法院組織法》所創設的司法官考試制度使大學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 在傳統的理論教學中加入了職業性因素的考慮。
基于這種情勢，于1917年出長北大的蔡元培高舉學術自由的旗幟，在借鑒現代歐美大學管理模式的基礎上在北大興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此次改革不僅對北大，甚至對中國近現代的法學教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其在擴大法科規模的同時，開始重視法律門四年級學生的訴訟實習、推行選科制、鼓勵學生通過譯名或譯書來達到專門研究之目的以及成立法學研究的學生性社團， 以此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進而提高教學質量和研究水平。到了20世紀30年代，法律教育界曾經引起一場大討論，著名學者燕樹棠先生從法律教育的目的出發提出作為法律人才應當具備社會常識、剖辨能力、遠大理想和歷史眼光四個條件。 這種強調實用與理論結合的主張成為了當時法律教育界同人的共識。此后，在抗戰及解放戰爭期間，全國各大高校在時局動蕩下輾轉播遷，法律教育沒有太大的發展，在教學目的及內容上政治性色彩較為濃重。
1949年建國伊始，教育部規定法律系的任務是：“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適應國家建設需要與社會發展之前景，以新民主主義為領導思想，培養了解當前政策法令及新法學的為人民服務的法律工作干部與師資。目前主要是培養一般的司法干部。” 此外，在大學的課程中要著重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的方針。與之相應對的是1952年的“司法改革”以政法教育替代傳統的法學教育，其嚴重沖擊了法學專業的獨立學科性地位。可見，這一時期的法律教育主要是以培養滿足人民政府政治需求的司法人才為目的的，并未對學生的主體性發展表現出應有的關注。實際上，50年代中國法律教育體制的另一個特點是對蘇聯教育模式的亦步亦趨，即從教師、教材以及課程內容的設計上都體現出對蘇聯教育體制生硬的移植。在隨后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出現分離，在教學內容上以馬列主義為名號，片面強調階級論的主導作用。此外，從1958年起，部分高校強調學生在課堂學習之外，還應加強勞動和基層鍛煉，因此在教學計劃中，生產勞動成為最為重要的一環。
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法律教育在其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也演變為大學本科教育、成人專科教育和司法人員培訓三分天下的局面， 由下表可以窺見一斑。
1992年普通高校與成人教育政法專業學生數
普通高校本科 普通高校專科 成人教育本科 成人教育專科
招生人數 1825 7511 1864 22849
畢業生人數 2069 7361 2105 23544
在校生人數 3980 20710 4079 73554
這種現象的形成包括近些年法律碩士學位的出現，雖然有助于提高法律職業的專業性，但其缺陷也十分明顯。其主要表現為成人在職教育以及司法培訓等會給大學正規法律教育造成不必要的壓力，即前者相對短期的速成式職業教育在與后者系統性教育的比較中往往會模糊人才消費者的選擇方向，不利于大學法律教育的進一步開展。此外，80年代開始且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決的法學教育專業的細化、課程內容設置的重復、重理論輕實踐的教育模式、忽視學生能力培養的教學觀念、記憶性的考試制度、司法考試通過率居高不下（如曲線圖所示）、注入式的教學方法、交叉學科研究的缺乏、教材的編寫、師資的流失以及教育經費的短缺等問題都對法律教育質量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同時也阻礙了人本法律教育改革的進一步展開。
近年來，相關學者針對上述問題所提出的我國法律教育改革與構想呼聲不絕，而我國當前法律教育改革的主流觀點則是以在以人為本的法律教育觀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教育現狀所提出的素質教育為方向。即在尊重和符合法律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規律的基礎上，在注重學生知識和能力培養的同時，更應注重相關素質的發展，將專業技能內化為身心潛能的開發。基于這一目的，國家教育委員會1994年實施的“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以及2003年9月19日－21日在重慶召開的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中國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2003年年會，暨“法學教育中的素質教育”學術研討會的召開等都對此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002－2004年全國統一司法考試實際參加考試人數曲線圖
2002－2004年全國統一司法考試合格人數曲線圖
五、 中國人本法律教育改革的未來
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及法律科學特殊的地位現狀決定了人本法律教育在我國崎嶇不平的發展道路。雖然，在人本法律教育觀的指引下推動中國法律教育的改革已成為諸多有志推動教改人士的共識，但卻鮮有學者對人本法律教育改革的未來發展方向進行全面、系統的論述。結合相關歷史經驗及我國當前的法律教育現狀，筆者認為未來改革的內容主要應當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法律教育應當以促進學生個體發展，培養其多方面能力及專業素質，并最終完成學生價值的自我實現為宗旨。其次，法律教育的宏觀模式應當是在通識教育的基礎上進行精英人才的培訓。美國教育社會學家、加州伯克利大學的馬丁•特羅教授在《高等教育從精英轉向大眾中的問題》中提出：“隨著教育從精英向大眾化和普及化方向發展，教育的觀念、目的功能、教育方式都會發生變化。” 同樣，在依法治國逐步確立的社會背景下，法律之學已不再專屬于極少數專業精英，普遍加強全民的法治意識以及對法律權威的認知應成為各法律院校的重要任務。而具體到我國的統一司法考試，則應當體現為通過標準的適當放寬及通過率的適度上調。而法律教育的大眾化、平民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第三，取消本科階段法律教育的專業區分。本科法律教育本來是為了讓學生獲得將來從事多種法律職業都應當具備的知識和能力，因此，引導學生形成寬泛的法學知識結構，訓練學生把法律問題放到開闊的社會環境和多元知識背景中去思考，才是法律教育的征途。 為了使法律教育更加充實飽滿，在貫徹教育部14門法學核心主干課的同時，應當廣泛開展各種法學專業選修課，如刑事偵查學、犯罪學、外國法制史等。第四，擴展綜合性知識，注意交叉學科知識的教育。如可將政治學、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邏輯學、倫理學等課程在本科初期供學生選修，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有助于學生對以后法學專業課程的深入理解。另外，塑造多元化的教學氛圍，使外國留學生、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學生共同參與到本土學生的課堂上來，并在課堂上將各自對法律的理解與認識進行積極的探討，這樣也便于教師進行更為廣泛的介紹與總結，此為其五。第六，加大應用性教學課程的比重，加強學生職業素質的培養。如法律語言學、證據法學、法庭審判程序介紹等，甚至可以單獨列一門案例分析課。正如曾憲義、張文顯在《法學本科教育屬于素質教育》中提出：“素質教育是以人文為基礎、包容職業教育和通識教育在內的教育模式，即具有通識基礎和職業定向的教育模式。”第七，與社會接軌，使學生走出校園，參與到社會實踐中。如現已有部分學校開展的通過在教師的協助下學生可以自己辦案、甚至上庭辯護的法律診所課、法庭旁聽、模擬法庭、以法學為主題的辯論賽；社區法律援助服務；法制日的宣傳活動等教學方式，此外學生應當利用假期時間到司法機關、律師事務所等相關機構進行實習，或者以某一課題進行社會調查，并形成一項制度。第八，教學范圍向國際化方向發展。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請國外法學院的教授進行講座，并實行交換生計劃。此外，在假期也可以通過夏令營或冬令營的形式邀請各國法學專業學生參加開展交流活動。第九，學校加強教學硬件設施的管理，使教學媒體配套化、完善化、先進化。第十，豐富教師的教學方法，盡量避免傳統講授式的教學模式，可以通過積件的建立來體現人本主義的教學理念。所謂積件是指將教學元素（文字、圖像、音視頻信息）按知識點為單元組成信息資源庫，教師通過多媒體制作工具，按教學需要進行組織，構成符合教學需要的課件的過程。十一，在一定條件下，為學生創造自由的學習空間，讓學生根據自身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的攫取學習材料，進行相應的學習研究。在課堂上，應當多開展學生的討論活動，在教師的主持下，盡可能的讓學生自己去尋求答案。十二，鼓勵學生自行成立法律研討社團，或創辦專業期刊，促進學生研究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十三，加強對法律職業道德教育的重視。由于法律職業的特殊性，因此不能一概的以政治教育及道德教育來取代職業道德教育。在我國司法腐敗屢禁不絕的現狀下，職業道德教育應當被列為與專業知識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通過對學生的人格培養來指導學生執業后與社會接觸過程中人際交往的原則和尺度，是人本法律教育中專業素質培養的重要部分。十四，教材的編寫應當淡化對國家學說或政治學說的討論和教學，要注重方法論的教育。 此外，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方向及理解能力對代表不同學派理論的教材進行自主選擇。最后，考試制度應進行嚴格的調整。建議不妨采取以寫論文為考試形式。在學期開始時教師可以就本門課程提供一定范圍的論文題目，學生也可以另行選擇該領域的論文題目。因此，學生必須通過一學期的時間完成至少一篇論文的寫作。待題目確定后，教師再定期抽出2課時來進行階段性指導，并回答相關問題，這樣師生之間通過一學期的近距離接觸，加深了師生之間的情感、得到了教師針對性的指導、鍛煉了自身的論文書面寫作能力而且提高了科研水平，并促使學生通過對資料長時間的查找而培養其主動學習的能力。
概而言之，人本法律教育改革應當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總結歷史經驗，借鑒他國先進的教育理念并結合我國國情，在對以人為本的科學教育觀充分認識的基礎上，以此為法律教育改革的理論引導來完善我國現有教育體制的缺漏。這樣，在以人本法律教育觀統率下的中國法律教育改革的發展前景才能夠與時俱進、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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