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成泓 ]——(2005-10-28) / 已閱21168次
司法主體性理念及其在當代日本的展開
——兼談對我國民事司法改革的啟示
周成泓
[摘要]尊重人權要求確立人的主體性，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司法主體性的確立經歷了從理念到現實的過程。日本最近的司法改革最大的特點就是充分尊重國民的主體性，其改革經驗值得我國學習。
[關鍵詞]主體性；民事司法；日本民事司法改革；中國民事司法改革
尊重人權已成為現世不可阻擋的潮流，也已寫入我國憲法。尊重人權要求司法制度肯認公民的司法主體性，始終關注和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法律正義的需求，充分發揮民權對于推動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擬對司法主體性理念及其在當代日本的實踐作一研究，并就其對我國民事訴訟立法和司法的借鑒意義進行了分析。
一、主體性基本內涵分析
自人類社會文明的早期開始，人的主體性問題就一直頗受學者們所關注。在主體性理論的發展史上，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笛卡爾從普遍懷疑出發，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來，“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雖然懷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懷疑，那就是“我在懷疑”這件事本身；而懷疑活動是思想活動，所以我在懷疑就是我在思想，作為懷疑活動主體的“自我”的存在是確實可靠的。由此，笛卡爾得出了“我思故我在”這個著名的結論或公式， 將“我”作為理性的主體，視為整個世界的出發點，從而對主體性理念進行了有力的論證。
至于康德，則是第一個明確提出并初步建立關于人的主體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學家。他在區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的前提下，從理性出發解釋自由，論證了人的主體性。他認為人作為主體包括兩個方面，即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首先，在認識論領域，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康德強調人在認識中的主體能動性，提出了“人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題，高揚了人對自然的主體性。其次，在道德領域，康德提出了“人為自身立法”的命題，并且他還認為，道德主體是人之主體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為道德主體，才能夠達到最高境界的自由。由此，康德將人奉為整個世界的終極目的，確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對此，他曾言道：“如果沒有人類，整個世界就成為一個單純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沒有最后目的的了。”
對于主體性的理解，馬克思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的。在他看來，主體是指有目的有意識地從事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人，人作為人類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主體性是作為主體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屬性。人的主體性通過一種自由自覺的對象性活動（包括實踐活動、意識活動）來實現，并且隨著主體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人作為主體在其活動中形成的關系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是人對自然的對象性改造關系，第二層是人與人的主體間關系，第三層是人與自身的關系。這三個層次的關系統一于人的勞動創造和交往活動之中。 與之對應，主體性具體表現為人類在改造自然界和社會的活動當中所展現出來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體關系上表現為一種“為我”關系，即主體根據自身需要來改造客觀世界，體現為主體的自由意志；能動性則表明主體是能動的主體，其所有行動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計劃地改造客體的物質活動，表現為主體的目的；創造性則意味著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體現了人類的自我超越。
進入現代以后，思想家們繼續宣揚著主體性理念。其中，麥克塔格特甚至說：“個人才是目的，社會不過是手段”，國家“只有作為一種手段方有價值可言”，如果賦予國家以終極價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樣”。 由于現代社會工業化和科層化的擴張和發達，個人往往有如被壓抑與操縱之機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義者，還是新馬克思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都倡揚個人自主，強烈地抨擊這種本末倒置的社會現象，主體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強調和吁求。
面對紛繁的主體性學說，筆者認為，欲把握主體性的內涵，應當注意以下幾點：首先，關于主體性的理論有兩種，即人類主體性和個體主體性。如果僅僅強調前者，主體性就可能成為一個空洞的抽象，成為一種無現實性可言的東西，因為人類的主體性必須要由個體來承擔、落實和實現。因此，我們研究主體性問題應置重于個體主體性。其次，人類主體性的發展不僅表現在客體世界的變化上，還表現在主體自身的發展上。人類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體的方面，是靈與肉、心理與生理兩個方面的改善。 最后，要強調人的社會本質，注重主體的實踐性，要把“實踐”和“生活”聯系起來，并把實踐和生活放在對理論來說具有根源意義的地位。 由此，對主體性可以作下列幾點概括：第一，人之主體性體現為自主性,主要表現為主體權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為世界的主人，萬物之靈長，總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為客體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對待意義上，任何將人視為他者作用之對象，或者任由他者擺布之對象的觀念和行為都為現代文明社會所不容。第二，人之主體性體現為自覺性。自覺性是自主性揚棄的結果，同時又是主體自主性的具體表現和展開形式。自覺性主要表現為主體能力。人作為主體進行任何活動都有其明確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確的目的，人們的行動才不會盲目，才是自覺的行動。自覺性還要求人們相信個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他人無從替代，也無需替代。第三，人之主體性體現為選擇性。這是自覺性得到揚棄之后的結果。選擇性體現了主體的自由判斷，以及自由判斷的能力與性質，展現了主體更充分的自由。對于主體的這種選擇的愿望與自由，從理念上予以認可并使之正當化，這便是強調包含在主體性當中的選擇性的現實意義。 第四，人之主體性還歸結為責任。個人自主自覺地進行選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活動，個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帶來的利益，也應當承擔由此所產生的責任。第五，實踐性是人之主體性的最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決社會的現實問題，必須訴諸物質的批判力量。主體性最終要落實為實踐性，而實踐是一種能動地改造外部對象的活動，正是通過實踐，主體才達到了其目的，實現了其價值。
二、從道德主體到法權主體、程序主體——司法主體性理念的確立
人之主體性的確立有一個發展過程，它經歷了一個由理念存在到實然享有，由道德主體到法權主體，由少數人權主體到多數人權主體，由主體性不充分到主體性充分，由適用的領域有限到廣闊這樣一個歷史過程。 正是在這種歷史發展機制的強大推動下，近代以來特別是現代社會，主體性理念已落腳成為許多國家的司法指導理念。
所謂司法主體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構建與運作中，尊重公民和當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權利和自由，維護其尊嚴，讓其發揮決定、支配和主導作用，避免淪為客體的司法價值觀。 從司法主體性理念出發，就應當樹立法官的服務意識，保障公民和當事人對其的決定、支配和主導地位，維護他們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對其寄予厚望。具體言之，司法主體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來決定司法制度的構建。它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權在民，司法權的運作亦應由公民決定和進行。第二，由公民主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進程。（2）司法體制的設置及相關制度的建構應當以“便民原則”為指導，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訴訟中，應當以當事人為訴訟主體，當事人應當成為訴訟活動的實質參與者和主要支配者。
司法主體性理念在其發展歷史上經歷了法權主體和程序主體兩個階段。
（一）法權主體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法律逐漸成為主要的社會控制工具，而且當法治成了一種社會理想和價值追求的時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構建并保護以社會主體的權利為核心內容的法律關系。這種權利關系既包括體現了權力職責與作用的權利——權力關系，也包括體現了私權之間相互交換或協調關系的權利——權利關系。 這種法律關系體現的是社會成員作為主體享有并支配著自己的權利，并且這種支配形式是多樣化的，它或者是讓渡自己的一部分權利給國家從而接受和服從國家權力對自己的干預，或者是與其他的社會個體進行一種私權利的交換。無論哪一種情形，社會個體（包括集合體）在法律關系當中都是以法權（利）主體的姿態出現的。由此，一方面，在其產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國家權力就獲得了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另一方面，國家權力的產生目的絕非是將其作用對象當成客體來對待，而是最終服務于所有成員的整體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學意義上的道德主體過渡到了現實世界當中的法權主體。
作為國家權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權，自然也應當體現人的主體性，以人為本，服務于人。近代以來，受近代啟蒙思想的影響，主體性理念的意義與內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達與實踐。在司法領域，主體性理念在民事訴訟理論中的發展，首先體現在傳統英美法程序中的對抗式訴訟理論和大陸法系的“當事人主導”理論。近代民事訴訟法奠基之作法國1806年民事訴訟法典，以及以其為樣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司法主體性理念。
（二）程序主體
主體性理念真正作為司法實踐和改革的重要目標而確立并大力推廣，則發生于當代。如自上個世紀70年代發韌并持續至今的、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使訴訟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義”運動，便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了主體性理念。學者們為維護民事訴訟當事人的主體性地位，避免將當事人作為審判客體對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審判是否正當的依據不僅在于判決內容是否具有正當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證當事人參與的觀點。誠如王亞新教授所指出的，司法審判在許多方面的特點都可以視為在制度上對判決的可變性加以嚴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條件，但這些條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義的因素恐怕還在于訴訟審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體現于其中的當事人對抗結構。 筆者亦認為，民事訴訟中的程序保障實際上可以看作是與主體性理念相適應的民事訴訟制度結構與技術規則的總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為通過程序來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維護其主體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當程序思想所強調的價值觀念，并具體體現在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結構之中，以處分原則、辯論原則（當事人主導原則）、證明責任原則等法理為其內容。這種當事人主義的程序結構意味著把更多的訴訟主導權作為權利賦予當事人，而不是作為權力留給法官。盡管最終作出判決的是法官，但當事人卻是形成判決的主體：在訴訟開始時，當事人必須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請求，該請求劃定了判決的范圍；接著，當事人雙方必須就爭執的事項進行協議以確定爭點，爭點一旦確定亦對法官具有約束力；之后，當事人又圍繞著爭點收集和提出證據，并就事實和證據進行辯論。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盡管法官主持著程序的進行，卻一直處于被動的地位。 這樣，當事人的實體性訴求在進入程序之后，便在訴訟這一“法的空間”里置換成了程序上的需求，當事人從實體權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轉變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體。程序之設定是為當事人服務的，是當事人作用的客體。于是，當事人通過程序這一制度在約束自身的同時，也使自身獲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時，由于整個訴訟都是按照當事人的意思展開的，按照自我選擇即自我負責的法理，當事人必須對法官的判決表示認可與服從。于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同時也成了一種負擔和責任。當然，與當事人訴訟權利的責任性相比，其對法官權力的制約性更具現實意義。
三、從法權主體、程序主體到現實權利主體：主體性理念在當代日本司法中的展開
日本在二戰后實現了奇跡般的經濟復蘇與崛起，與之相應，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層建筑也在不斷地進行著快速的革新。就法律制度而言，對司法制度的整體反思和對適應未來日本社會經濟生活之司法制度的向往就成為一種客觀的歷史必然。時至今日，自二戰以后，日本已進行了三次司法改革。第一次是在二戰后，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進行了第二次。然而，由于理念指導存在問題，正如季衛東先生指出的那樣：“在日本法制現代化的長期實踐中，被變革的對象實際上是民眾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國家的權威結構”。 故改革的效果不如人意，司法的現狀依然不理想：法院和法官不堪重負，訴訟遲延，訴訟成本過高，導致國民不滿；法曹人員數量過少，不能滿足需求；解決糾紛途徑滯后于新型的社會矛盾和糾紛； 此外，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更是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為了重振日本經濟雄風，應對國內外新形勢的變化，日本社會各界要求全面改革司法制度的呼聲日高。在此次司法改革之前，日本已經著手進行行政改革了，1997年12月3日行政改革會議提出的《最終報告》提出了“公共性空間”的概念，認為：日本國民作為國家統治的主體，肩負著維系國家命運的重大責任。在日本從過去的“事前規制型社會”向“事后監督與救濟型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司法部門與政治部門（包括國會和內閣）并列，共同鑄成日本社會的“公共性空間”。人們對司法的普遍期待是：以具體的案件、爭訟為契機，正確解釋、運用法律，解決爭訟，矯正違法行為，對被侵害的權利實施救濟，以及運用公正的程序，適正且迅速地實現刑罰權，以謀求法的秩序的形成與維持。 正是在這個大的背景之下，日本拉開了這次司法改革的序幕。
1999年日本官方終于下定決心將全國統一的司法改革納入官方途徑。 是年6月9日，日本國會公布了《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設置法》，成立了由司法理論界和實務界共13人組成的司法改革審議會，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了通盤考慮改革的智囊班子。該審議會由日本法學界、商界和律師界著名人士組成，但排除了法官和檢察官參加，以防止改革朝他們的利益方向發展。此后的兩年時間里，審議會多次召開會議，并建立了專門組織和網站負責收集來自全國各地的有關司法制度改革意見的信件和電子郵件，廣泛聽取來自日本政府、學者、實務法曹以及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并對國外司法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在此基礎上，審議會于2001年6月向日本內閣提交了《最終報告》，即《日本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書》（以下稱意見書），勾勒了本次改革的基本框架和改革的基本設想，是本次改革的綱領。
根據意見書，設置審議會的目的是：“闡明司法制度在21世紀日本社會的職能，調查審議為實現下列目標所需的措施，即實現更便于公民利用的司法制度，促進國民對司法的參與，培養能夠適應該目標要求的法曹并加強其職能，加強司法制度的其他改革，以及改善司法制度的基礎結構。” 審議會確定的本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現“大司法”和“方便市民利用的司法”。基于此，意見書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從以公民為統治客體的意識轉變到公民為統治主體的意識。” 并且意見書對公民主體性意識的構筑與保障進行了具體論述：“使每個國民都從統治客體意識中擺脫出來，作為自由的、擔負起社會責任的統治主體，互相協助投身自由公正社會的構筑，有志于在這個國家中發揮出自己豐富的創造性和巨大能量。” 為此，審議會認為改革的三大支柱是：建構能夠滿足公民需求的司法制度，以“公民社會生活中的醫生”角色標準來要求法律家的數量和質量，引入陪審參審制以確保公民的司法參與， 進行一個涉及司法體制、訴訟程序、法曹養成、法律援助、多元化糾紛解決制度等方面全方位、多層次的深入的民主化法律革命，建立一個易于被國民理解、便于國民利用，為國民所接受和信賴的司法制度。具體而言，意見書所勾畫的改革措施有八個方面，其中涉及到尊重、提高國民主體性的有：1、人員的擴充，即大幅度增加法院法官和法院有關人員的數量，大幅度增加律師的人數，確保公民接近法院、接近律師；2、在人事訴訟中，確保調停委員、司法委員和參與員人才的多樣化；3、擴充對法院的利用，具體包括：第一，減輕利用者的費用負擔，如起訴手續費的低額化、律師報酬由敗訴人負擔、簡化費用數額確定的程序、開發并普及訴訟費用保險等；第二，擴充民事法律援助；第三，提高法院的便利性，如設置司法咨詢對話窗口、信息的提供、強化法院的信息通信技術、夜間、休假日的服務、調整法院的設置，等等。4、ADR的擴充和實效化。
日本這次改革司法的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是與其政治、經濟改革相關聯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作業，它所勾畫的“國民期待的司法”已不僅僅將公平、效率等價值理念作為追求目標，而且要求國民作為權利主體，通過主動、能動地參與司法實踐，形成和維持以法律專業人員為主體要素的國民自己支配的司法。正因如此，在日本，有人將其稱為繼明治維新時的法制現代化，戰后的法制民主化之后的第三次改革法律。 當然，也有人對日本的這次司法改革提出了批評，指出由于日本國民“尊強鄙弱”的性格特質，及日本目前面臨的經濟、政治壓力，以及國際國內的壓力，這次改革實際上是以美國為摹本的，且有過于迎合國民之嫌，拋棄了一些原來日本司法中應予肯定的東西。 筆者認為，不管人們評價如何，也不管其最終結局如何，日本這次改革對國民主體性意識的尊重是其精髓，是值得肯認的，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下面筆者以日本的這次司法改革及其所體現出來的主體性精神為參照系，對我國的民事司法制度作一個檢視并提出改進、完善的具體建議。
四、對我國的啟示
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和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日中兩國之間司法制度存在類似性或同一性的基礎，中國加入WTO也強化了這一基礎。這是我國借鑒日本改革經驗的客觀基礎。但與日本等西方法治國家不同，我國的司法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要求對國家權力根據社會主義原則進行調整；此外，日本的司法改革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而中國的司法改革采取的則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這就決定了我國的改革道路、改革的廣度和深度與日本不同。不過，有一點是不變的，即改革方案的選擇基準是維護人權、維護國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 囿于本文主題，筆者只對具體司法制度和程序設計進行探討，而不涉及憲政意義上的司法在整個國家權力架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對我國民事司法制度的檢討
依是否體現了司法主體性理念，具體說來，我國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主要有：
1、公民利用法院的機會不充分也不平等
在歷史和現實之中，權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時得到應有的救濟，往往是因為受害人無法訴諸司法，其主要表現為：法院的受案范圍仍較為有限，不能滿足廣大人民對正義的要求；多數人訴訟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訴訟制度尚付闕如，不能有效應對現實需求 ；訴訟費用居高不下，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蓋面卻十分有限，仍有許多公民因為經濟原因而被阻擋在法院大門之外；尚沒有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即便是訴訟程序也沒有實行多軌制，當事人的選擇余地不大；此外，律師行業逐利傾向嚴重，導致許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關然而標的額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師代理，致使其維權不力，等等。
2、訴訟程序設計上仍存在不少問題
在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有：訴訟程序和訴訟外糾紛解決程序銜接不夠，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糾紛解決的“城墻”；起訴條件過于嚴格，要作實體審查，常常導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訴權；法院立案審查隨意性過大，一些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被拒之門外；訴訟程序欠缺經濟性 ，過于追求程序的嚴密性、完整性，加重了財政和當事人的經濟負擔；訴訟的公開性、透明性不夠，通常只限于形式意義上的公開，即公開開庭審理，但對法官心證的公開、判決理由的詳細闡述等仍舊重視不夠；法官經常過于消極，假當事人主義之名而行偷懶之實；此外，還有一些程序職權色彩濃厚，如法院主動追加當事人，法院、檢察院可以提起再審或審判監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動移送執行等。
3、國民參與司法不夠
社會主義國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上的，人民有權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家各項事務的管理。就國民參與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國還做得很不夠，其表現如下：司法制度的設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權機關進行，廣大公民參與很少；法官的選任名義上是由民意機關——人大進行，但我國的現行政治構架決定了其實際上是操諸于各級黨政機關，普通民眾基本上無權參與；陪審制 等民眾參與司法的制度長期以來被空置，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對司法的監督體系中，民眾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廣大公民的監督權、申訴權并不能產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權國家機關，此外，代表市民社會的新聞媒體也還多為官方控制，所發揮的輿論監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書公布面較窄，公眾無從及時獲得相關信息，自然也無法對之進行評論和監督，諸此等等。
(二)我國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
以上我們列舉了我國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問題，下面我們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進行探討。要解決問題，觀念的轉變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們從改革司法制度賴以建構的理念入手。
在司法觀念的變革方面，筆者認為，應當旗幟鮮明地將司法主體性理念作為司法制度設計和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同時，理念也要通過具體的制度來實現，我們不能只重視大道理而忽視“小”制度——其實，制度建設也是一個知識的積累過程，制度發育程度的差異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們的知識差異的反映。 筆者以為，增強我國民事司法制度的國民基礎，建立一個能更好地為廣大人民服務的民事司法制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
1、增加公民利用法院的機會
為確實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權利，應當擴大法院的受案范圍，放寬起訴條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記辦法；適應社會現實需要，建立公益訴訟制度；大力發展替代性糾紛解決方式，確立多元化的裁判組織和機制；要對訴訟費用進行改革，可以考慮改進訴訟標的額的計算方法，實行低額的起訴手續費，可考慮借鑒德國的“訴額確定制度”， 以便利公民提起訴訟；加重濫用訴權者的訴訟費用責任和訴訟風險承擔以補償對方當事人所支付的訴訟費用；律師費用應當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強律師對客戶的報酬說明義務，并大力推行律師費轉付制度；此外，還要擴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對象的范圍、利用者負擔的合理方法、理想的運作主體等問題上，要進一步予以完善。
2、進一步完善訴訟程序
在程序的設置上，應按照多元、可選擇的價值取向設計出滿足社會多元價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規則和司法語言應當明確易曉，以盡益避免由于司法專業性和封閉性所導致的“司法的劇場化” 而使司法距離社會大眾愈來愈遠，甚至成為公民之對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為要具有經濟性、便民性、親和性，如可以考慮設置司法咨詢對話、信息提供窗口，實行夜間、休假日服務，進一步推進現代通訊技術在訴訟程序中的應用；法官必須做到中立無偏，并履行對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告知、闡明等訴訟義務，并且在整個訴訟過程中，法官都應當對當事人以禮相待，并盡力保障他們能方便地行使訴訟權利；改變訴訟中的職權主義做法，由當事人提出訴訟請求，提供證據資料，雙方平等對抗，主導訴訟進程，要賦予當事人決定各項事務的處分權，以及最終形成裁判結論的辯論權。
3、國民參與司法
在國民參與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參與司法制度的設置和改革，可以設立由專家、學者和普通公民組成的司法咨詢委員會；法官的選任應當聽取民眾的聲音，如可考慮采行法官民選制、法官遴任之國民審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詢制等， 以避免法官隊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實陪審制等公民直接參與司法的制度，增強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書公開的范圍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對其進行監督；在對司法的監督體系中，要加強民眾監督的范圍、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強新聞媒體等“社會獨立之眼” 對司法的民意監測；還可以考慮借鑒美國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進國民對司法的參與。
近代以來，總體而言，司法改革及其成果的發展與鞏固也就是主體性理念的發展與壯大。日本學者棚瀨孝雄就這一歷史進程這樣評價道：“司法的存在理由完全在于向國民提供服務這一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思想，因為包含著與近代司法理念不相容的成份，所以一直未得到強調。但是在當代社會的條件下，這種思想開始了擴大再生產的過程。如果稍稍夸張一點，那么可以說，在這樣的現象背后，正在發生一般民眾從司法作用的客體向主體轉化，并積極動員審判來實現對一般政治過程進行參加的意識革命。” 我國臺灣學者邱聯恭在分析民事訴訟諸問題時，亦處處“以人為法的主體” 的法意識作為基點，并進一步論述司法的建構和運行必須以尊重人的尊嚴為指導原理，指出：“國民是抉擇如何組成、運作司法制度的主體”。 日本在其1999年開始的這次改革中，就充分體現了司法主體性理念，以建立一個易于國民理解、便于國民利用，為國民所接受和信賴的司法制度為目標。而觀諸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末進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以來，至今為止，改革已進行了十幾年，但對當事人的尊重一直不夠，更遑論公民對司法的參與之不足了。在今后的改革中，我們應當明確將司法主體性理念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以真正實現“人民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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