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應波 ]——(2005-10-7) / 已閱17326次
宋代司法鑒定技術的發展歷史及其影響
謝應波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成都）
摘要：司法鑒定在古代審判實踐中的運用有著悠久的歷史。而宋代的司法鑒定卻有顯著的特點，以法醫檢驗為核心的司法鑒定在中國司法制度史上是獨占熬頭，不論是檢驗制度還是法醫學，亦或是證據理論，蓋對我國后世乃至今天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以獨特的視角對其進行論述，系統的闡述了宋代司法鑒定技術的發展及其影響。
關鍵詞：司法鑒定； 檢驗制度； 法醫學； 證據
司法鑒定制度是我國古代司法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司法鑒定在古代審判實踐中的運用有著悠久的歷史。據史料記載，2300年前，司法鑒定技術已產生并應用。1975年湖北省云夢睡虎地發掘的秦墓竹簡，其《封診式》書卷中，就有對指絲毫、足跡、工具痕跡的詳細記載。這些記載，反映了當時在這方面的鑒定技術和經驗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直至唐朝，古代法律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高峰，而宋朝在唐朝的基礎上，司法鑒定有了快速的發展，并將法醫檢驗制度推向了一個新的頂點。以法醫檢驗為核心的司法鑒定就在宋朝的審判中得到了較為普遍的運用。也正因為如此，有著顯著特點的宋代司法鑒定技術在我國古代司法制度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筆者就在悠久的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的發展歷史中截取宋代作以下淺述。
一 唐朝法律制度的影響和當時的法制背景
古代法律發展至唐朝，達到了一個高峰。在集中國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及其《疏議》中，再吸收秦漢以來司法實踐經驗和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從法律上進一步完善了司法鑒定制度。其突出表現，就是在法律中對人命（兇殺）案件和傷害案件的檢驗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除此之外，對于其他案件中的書證、物證的鑒定也得到了運用。也正因為如此，《唐律》對于檢驗人員的責任也作了明確規定：凡是檢驗不實的，要視其情節予以處罰，嚴重者以故人人罪論處。這些規定，基本上都被后來各朝的法律所繼承。當然，宋朝也不例外。但這些并不是說宋朝是唐朝的簡單復制，更非停止不前。相反，是別具特色，大有建樹。很大的因素是當時的時代背景的影響：（一）重視法制建設。首先，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對法律的重要性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宋太祖說：“王者禁人為非，莫先法令。”宋仁宗則認為：“法制立，然后萬事有經，而制道可必。”其次，順應時代潮流，以不同的法律編纂形式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一方面認真吸收、總結唐代法制的經驗；一方面依據不同的社會需求，以“編赦”的方式補律之不足，糾律之僵化。（二）士大夫以積極淑世的態度廣泛參與法律活動，鄭克的《折獄龜鑒》及宋慈的《洗冤集錄》相繼問世。宋朝，以庶族地主為主體的知識分子---士大夫成為趙宋政治舞臺上左右局勢的決定性力量。范仲淹、歐陽修、蘇軾、鄭克、宋慈則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宋人學貴創新、崇尚獨立思考、提倡批判實用的士風熏陶下，一大批從事司法實踐的士大夫，認真總結前人的辦案經驗，特別重視調查研究，提倡在現場勘察中判別證據的真偽及物證的收集，證人的采訪等。鄭克、宋慈的貢獻將在下面篇幅介紹，在次不贅述。（三）重視律學考試，注意培養司法官吏。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一個比較重視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試的朝代，不僅選拔司法官員要進行律學考試，也要試律斷案。考試有明法科、新明科、試刑科等。在宋代統治者的倡導下，士大夫學律習令蔚然成風，司法官員的人文素質及法律知識修養大為提高，極大地推動了宋代法制的發展和完善。
二 宋代的司法鑒定及法醫學的發展
筆者認為，宋代的司法鑒定的成就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法律上系統的檢驗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現了一部法醫學的專著---《洗冤集錄》。
宋朝地方衙門的司法功能較唐朝而言，大大加強了。為了提高審判效門力，保證審判的公正，就要就提高檢驗工作的質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關檢驗的規定的基礎上，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檢驗的法律和法規，用以指導和規范檢驗工作。在南宋時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中，專門列了“驗尸”一章，對驗尸的程序、驗尸報告的格式、負責驗尸的官員（州差司理參軍、縣差縣尉）、驗尸時的注意事項，以及相關的法律責任等，都作了相應的規定。
宋朝檢驗制度在法律上的建立，是檢驗制度發展的結果；而法律上對檢驗制度的規定，又反過來促進了檢驗制度本身的發展。正是在這種良性的互動之下，產生了中國第一部系統的關于檢驗制度得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洗冤集錄》是南宋理宗時宋慈所著，宋慈字惠文，宋建陽（今福建省建陽縣）童游里人。曾任廣東、湖南等省提點刑獄官（掌管刑法獄訟的官吏）。《洗冤集錄》是他收集當時和以前法醫檢驗的實踐經驗，加以綜合、校正，再結合本人四任司法官吏的心得在六十二歲時寫成，共五卷,內容包括檢復總說、疑難雜說、初檢、復檢、驗尸、四時變動、驗骨、自縊、溺死、自刑、殺傷、火死、服毒及其他各種傷死共五十三項檢驗方法，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醫學專著,比歐洲最早的法醫學專著要早三百五十多年。它被先后翻印日、英、德、法、荷等多國文字,流傳于世界各國,對中國和世界法醫學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洗冤集錄》在法醫學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從理論上和實踐兩方面闡述了法醫檢驗的極端重要性；第二，系統闡述了法醫檢驗的基本原則；第三，詳細闡述了處理各種疑難案件時所應當遵循的原則；第四，吸收了宋以前的法醫學方面的成果，為保存祖國法醫學遺傳作出了貢獻；第五，對法醫檢驗作出了比較系統完整的理論闡述和實物經驗總結。
除了法醫檢驗制度以外，兩宋時期在刑事案件的發案原因、物證等方面的司法鑒定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論汲這方面時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法學家---鄭克。鄭克是我國第一位系統的探討物證理論的法學家。在偵察手段上，他主張“正”、“詭”并用；在審判案件時，他在《折獄龜鑒·察奸·黃昌掩取》中指出:“察其情狀,猶涉疑似,驗其物色,遂見端的。于是掩取, 理無不也。”他認為物證的證明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言詞證據。“證以人,或容偽焉,故前后令莫能決; 證以物, 必得實焉。故盜者始服其。”他總結的破案之術、斷獄之道、定案之法，是對中國古代證據理論的重大突破，對宋代及后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編寫的《折獄龜鑒》一書中，記載了一起較為典型的案例：
程琳擔任開封府知府時，皇室內發生火災。經調查，發現現場有裁縫使用的熨斗，負責調查的官吏便認定火災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將裁縫交給開封府審訊結案，但程琳認為次案疑點甚多。經過仔細的勘察，發現后宮燒飯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變的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災。在此案中，程琳正式通過對起火原因的認真鑒定，才避免了一起錯案。
三 宋代司法官員的證據觀念及對司法鑒定技術的實踐
筆者在上面已提汲到宋朝司法官員的人文素質及法律知識修養得以較大提高，以及對調查研究的情有獨鐘，為他們在審理案件中重視證據的觀念和收集、辨別證據的辦案手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宋代司法官員在審理案件中,采用多種方式,以不畏壓力、細心認真而著稱,對“殺人無證佐”提出了新的見解,這些都促進了宋代證據制度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受禮法并用、德主刑輔思想的影響,他們往往會在證據確鑿、案情明了的前提下,從情出發,作出既合人情又不嚴重違反法意的判決。宋朝司法官員在審判中總結了許多了具體的辦案方法，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一) 親自審問訴訟雙方。司法官員一定要親自審問訴訟雙方,不能讓胥吏代勞。這是因為“吏輩責供,多不足憑。蓋彼受賂,所責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牽合,變亂曲直”。鑒于胥吏上下其手,篡改供詞,司法官員不能僅依憑他們所書責狀妄下結論,務必親自審問。在審問時還要根據訴訟雙方不同的身份地位采用不同的方式。因為好訟之民與山野村民出入官府有著不同的心理。健訟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詞熟而語順,雖獨辯,庭下走吏,莫敢誰何?”而一般的鄉村良善之民,“入城市而駭,入官府而怵,其理雖同,其心戰惕,未必能通”,再加上胥吏們的大聲喝斥,更是戰戰兢兢,言詞未必流暢,似有理屈之嫌。所以對待那些健訟之民,可以嚴辭喝斥,打擊他們的囂張氣焰,甚至采取譎詐之術,以獲得實情;而對于那些平日不和官府打交道的山野村民, “須引近案,和顏而問,仍禁走吏勿得訶遏”。(二) 利用犯罪心理學。犯罪分子出于“作案心虛”,被審訊時下意識地會有不同的反常表現,司法官員利用犯罪心理學細心觀察,發現了這些異常點,就可以為斷案找到突破口。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這一問題, “五聽(包括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 ”之法沿歷代不衰,宋代也是如此。在五聽理論上,王安石略作發展:“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偽可知也。然皆以辭為主,詞窮而盡得矣。故五聲以辭為先, 色、氣、耳、目次之。”王安石認為五聽之中辭聽最重要,其他四種都是因其而得,被明代丘氵睿稱為“深得聽獄訟,求情偽之要”。(三) 利用日常生活經驗辨別證據。宋代司法官員還善于觀察生活,積累日常生活經驗,往往于不經意中指出理虧者所示證據的破綻,令其無話可說,低頭伏罪。如李兌知鄧州時,一富人毆仆致死,將繩套在其仆脖子里,拋尸入井,以仆自縊投井告。李兌當即反問道:“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鞫訊而得實情 。李兌根據自殺者不會既自縊又投井的常識斷定告狀不實,揭穿了富人所示證據的虛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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