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喜亮 ]——(2005-8-31) / 已閱15540次
一宗免職案點評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 張喜亮
此案處理時間之長，涉及的程序之多，實屬少見。就案情本身來說，并沒有那么的復雜，筆者認為，其中的法律問題應當是比較簡單的，人為因素卻是極其復雜的。此案給人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第一，單位管理的人為因素問題。
宮秀麗任職，按聘任合同之約定為期一年半。由此，聘任單位應當以受聘者一年半的業績進行考核，決定其任免。單位在聘任合同生效一個月前制定半年期完成利潤考核標準，并以此決定任免。如果可以從法理言之的話，如果聘任合同沒有特別約定的，那么前邊規定的按照半年利潤考核指標決定免除宮秀麗的職務，應當屬于無效之舉：因為后邊的合同約定實際上是否定了前邊考核決定的。
對于1992年利潤核算標準，雙方形成了爭議。事實上翌年2月確實有6萬元的進賬且足以實現2萬元的利潤考核指標，可見，免職宮秀麗的要件已經不存在了。如果說單位否認宮秀麗所言之核算標準的話，那么，專業機構出具了書面說明之后，領導毅然決定免其職，不能不讓人置疑；另稱宮秀麗沒有將主要精力放在海南公司，顯然是一種主觀臆斷成莫須有之嫌。再者，免職后按理應適當安排工作，單位將其按照所謂富余人員處理，顯然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凡此種種，不能不說是人為地把事情復雜化了。
第二，仲裁和訴訟中的問題。
仲裁機構受理此案，應當是考慮到了時效的問題，該案發生至第一次申請仲裁，歷時多年；仲裁機構能夠受理此案，在時效上是采取了變通靈活態度，然而，在具體審理的過程中卻采用了一種極其刻板而簡單的方式：舉證不利予以駁回。在勞動爭議案件的審理中，舉證責任倒置即職工方無力舉證單位方應當做無過錯舉證的原則，仲裁庭不可謂不知。當然，也許在審理過程中另有其他情節。實際上，如果仲裁員能夠對此案更細心更責任感地審理，筆者認為，此案不會是簡單的駁回。因為工資減發或醫療費用之類的事項，并非是那么難查證。但是，二次仲裁還算是具有一定的素質，如果在第一次仲裁時能夠是這樣的話，此案應當更能令人欣慰。同一案件同一仲裁機構，出現兩個迥異的結果，除有申訴人的責任，還應當有更多的啟示。
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請訴訟。武昌法院受理此案，于法有據。但法院在審理中認定仲裁未審的內容本院亦不審理，這其中實則有法理認識的模糊。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是根據民事訴訟法進行的，作為一宗民事案件，法院應當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做出相應的判決而不是根據仲裁的內容確定審理的議題。僅僅根據仲裁與否的議題而簡單駁回，除有其他難言之隱，難免令人置疑法官的法律素養。第一次提請訴訟，武昌法院因仲裁未審理事項作出駁回處理，而對第二次起訴作出的判決，則令人莫名其妙。中級法院撤銷一審判決不無道理。
第三，執行問題
一般來說，當事人不服裁決而在法定的時效內提起訴訟，法院作出判決的，裁決書不具有法律效力。此案則有其特殊。雖然一審法院對此案作出了判決，但是，二審法院則認定一審法院審理有誤且撤銷一審法院判決。一審判決被撤銷，則本案實際上只有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處理結果即裁決書。如果不認定裁決書的效力，那么，此案便完全是一場法律的游戲，當事人的糾紛沒有得到絲毫的解決，法律的精神便被褻瀆。如果不能執行裁決書的話，此案于情、于理、于法都是不合邏輯的。如果對于裁決書的執行，當事人一方或雙方有異議，可以尋求其他渠道解決；如果是權利人一方要求不執行即放棄其權利請求，則另當別論。
第四，申訴人問題
此案歷時之久，首先應該說申訴人有責任。按照我國勞動法之規定，當事人自知道或應當知道其權益受到侵害之日起60日內提起仲裁，此案顯然是超過了申請仲裁的時效，盡管有其合理的理由。作為勞動者應當具備一定的勞動法律常識，當發生糾紛時，首先應當想到的是依法處理，用法律來維權。當協商或調解不能奏效時，應當及時申請仲裁或提請訴訟。當然，仲裁和訴訟都是比較專業的活動，當事人應當對不懂的問題進行必要的咨詢。如訴狀的切入點、證據搜集等等。分析本案，除仲裁機構、法院人員的素質等原因，此案經歷了這么多的周折，可能與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不明確或切入角度不盡合適有關系。比如，如果當事人從用人單位免其經理職務作為切入點而提請仲裁或訴訟，就很難不被駁回。
附：案件
宮秀麗案件
第一，根據合同任職期為一年半，
1992年，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簡稱中電湖北公司）聘任本單位職工宮秀麗為其下屬的海南中信工貿發展公司副經理、法定代表人，任職期限為1992年6月至1993年12月31日。當年5月，中電湖北公司作出規定：“海南中信工貿發展公司1992年完成上交利潤2萬元人民幣，完不成其經理免職。在完成上交利潤指標的條件下，其全體人員的工資、獎金、福利照發，浮動一級工資。”
第二，回湖北處理業務是經批準的。
當年6月至8月，宮秀麗報經中電湖北公司同意，并經有關部門批準，設立海南中信工貿公司駐武漢辦事處。此后，宮秀麗經常回湖北處理業務。
第三，1992年完成任期指標，宮只是半年的工作。
到了1993年2月，中電湖北公司以“海南中信工貿發展公司未完成1992年經營目標，且宮秀麗工作中電并未放在海南”為由，免去了宮秀麗經理、法定代表人職務。
第四，工作未放在海南的證據不足
顯然，免去宮秀麗的主要理由是，她所負責的海南工貿發展公司沒有完成1992年的經營目標。據中電湖北公司財務部于1993年3月5日提供的審計意見稱，海南工貿發展公司1992年營業收入27332．07元， 扣除成本、稅金及其它費用，實際利潤額為3835．57元。這就是說，海南中信公司離完成目標還遠著呢。
可是，宮秀麗對此卻有不同意見，她認為公司財務部審計意見不公平，強調1992年營業收入應當包括1993年2月到賬的另一筆收入6萬元。而且后來在打官司的過程中，宮秀麗于2000年8月還為此向湖北省中央企業會計學會作過咨詢，該會計學會復函稱：“由于當時處在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的過渡時期，兩種原則在會計計賬中都可以進行財務處理。所以，如果按收付實現制原則要求，此筆經營收入6萬元則應記入你公司1993年損益；如果按收支相配比原則要求，則應記入1992年損益。”
第五，關鍵是93年2月收入的六萬元是否屬實。
這個“兩可”的答復還是讓爭議雙方扯不清。后來，宮秀麗向財政部駐湖北省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反映，該辦于2001年9月5日致函中電湖北公司，指出該公司對宮秀麗的問題的“會計處理原則和審計程序不符合國家制度規定”。中電湖北公司不予理睬。宮秀麗又向湖北省總工會法律工作部求助。2002年2月25日，省財政監督檢查辦公室給省總工會復函說：“按照當時（1993年7月1日前）國家對外貿企業 會計核算制度的規定，外貿企業會計核算應采取權責發生制原則，即將會計核算期間（我國會計制度規定：會計核算期間為當年1月1日—12月31日）的收入（包括應收帳款）和費用（包括應付未付）計入當期核算。根據來函所提供的材料，6萬元經營收入應計入1992年會計核算。”
這兩個權威的結論，實際上表明中電湖北公司在這一場勞動爭議中輸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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