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云 ]——(2000-5-24) / 已閱8174次
論我國民法應構建遺失物歸還可獲酬的法律制度
何 云 郭衛華
遺失物是動產的所有人、占有人因主觀上的疏忽或自然原因致失落它處的而失去控制的物品。法學廣義上的遺失物包括同性質的、同特征的漂流物和失散的飼養動物。遺失物經過一定時效后會成為無主財產，但其初始狀態不是無主財產，也不是拋棄物。
遺失物在一定時效范圍內，其所有權和持有權仍屬于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世界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法律一般都規定，拾得遺失物應歸還失主(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我國民法通則第79條也明確規定：“拾得遺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飼養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司法解釋補充規定了拾得人負有無償歸還遺失物的強制性義務，否則將承擔返還不當得利或侵權損害的民事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的嚴重法律后果。這些，充分體現了我國法律保護失主物權的原則。
但是，我國民法通則未規定拾得人歸還遺失物后獲酬制度，雖然在一些地方規定給對拾得人進行獎勵，但由于缺乏基本法律的支持，在實施過程中困難重重，因此，法律規定雖然責任嚴峻，但由于缺乏權利動因，不利于激發拾得人返還遺失物的積極性，不利于保護遺失人的財產權利，不利于人們道德觀念的更新和升華，不利于調整因拾物及歸還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為了使調整同一法律事實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嚴謹、完整和科學，筆者認為我國民法有必要設立歸還遺失物獲酬的法律制度，現特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證其必要性。
一、有助于保護遺失人的財產權利
首先應肯定，對于遺失物應歸還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的立法內容的正確性是勿容置疑的。根據民法理論，拾得不是物權的取得方式，拾得人應當將遺失物歸還失主，否則構成對物的權利人的侵權行為，承擔不歸還的法律責任。然而該項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在現實可能性上，僅僅體現在那些已明知拾得人身份的人身上，而對身份不明的拾得人沒有多大的約束作用。因為許多拾得人在拾得遺失物時并不為他人知曉，即使被他人目睹，也因不知遺失人的姓名、住址無法人告知，公安機關即使幫忙查尋，也未必能象辦刑事案件那樣慎重和認真，只是在具有巨款和涉外因素的情況下例外。在多數情況下，遺失人只有通過“尋物啟示”和沿途尋訪等自身努力來尋找遺失物，失物能否最終復歸的關鍵仍在于拾得人的道德水準。就倫理上的可能性而言，如果遇有道德素質欠佳的拾得人匿而不報，這就會給失主造成難于挽回的財產損失。而我們在立法中適度引進利益機制，則能把這部分人引導到拾金不昧的道德立場上來，最終的結果是使遺失人避免更大的損失。有學者對此質疑，認為獲酬的法律規定未必能喚醒那些覺悟低下的道德良知而達到預期的立法目的。我們認為對此應作全面分析，按道德覺悟對人群分類，在我國當前社會，道德覺悟極高的固然不小，但道德覺悟一般的才為最多，道德覺悟極低的是極少數。設立報酬制度，雖對多數覺悟極高的人無激勵意義，但他體現了社會對這種道德的肯定和褒獎。而對那些覺悟極低甚至有盜竊、詐騙等犯罪思想基礎的人，自然發揮不了積極作用，這主要須依賴法律責任來制裁他們。除去這兩部分人外，尚存在大量的道德覺悟一般的中間人群，他們既不愿冒眾人不齒而獨吞遺失物，亦不愿自己承擔大量費用尋找失主。獲酬制度對這些人來說，會起到引導和激勵作用。因為他們本身具有一定覺悟，只是在利益面前意志有所搖擺，此時通過外力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轉化是完全可能的。從心理上分析，拾物不交的拾得人也往往受良心責備，有的不敢公開使用拾得物，即使使用也存在心理上的惶恐感。如果允許歸還獲酬，使其名正言順的使用合法收入，雖然利少，但心地安穩，他們定然會舍彼擇此的。如在現實生活中，懸賞廣告促使拾得人交出遺失物的情況便是例證。如果說我們的立法能對這部分人起引導、激勵作用，那么產生的社會效果也是可喜的。其最終結果是維護了失主的權益。
我國立法有一條基本原則：立法要考慮實施的可能性和效果，不能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脫離現實情況，去超前立法，必然實施效果欠佳。有一個基本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即現實生活中的拾得人成份復雜，思想覺悟、道德素養不齊。現行遺失物歸還的立法實際上是建立在人人都是“活雷鋒”，人人都能自覺歸還、分文不取這樣一種崇高的道德基礎上，而這與現階段全社會的道德狀況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目前社會上還有相當一部分人還達不到自覺歸還遺失物的道德水準，即大多數人并非都似雷鋒那樣的人，而是普通人，脫離這個實施的法律規定是很難落到實處。多如牛毛的懸賞廣告便是例證。縱然法律采取了嚴厲的強制責任，但這僅僅能制裁少數查明了身份的拾得人，卻對那些不明身份的拾得人無可奈何，這便形成了實施效果欠佳的狀況。
設立獲酬制度后，還會使那些在流通和使用上受限制的遺失物的拾得人，更樂意選擇歸還獲酬的方式。例如拾得機械上的專用配件，盡管價值可能很大，但自己用不著，出售又十分困難，而當廢品出售的獲利則可能少于歸還后的獲酬額。顯然，在這種情況下，拾得人是愿意歸還遺失物的。不管其動機如何，但這在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失主財產權利的作用。如果不設立獲酬制度，那么有的人可能因拾而無益而降低社會責任感，不盡對拾得物妥善保管的社會義務，使這部分財產遭受毀損或產生相關損害。因為法律并未強制人們遇物必拾，不拾不會產生法律責任。拾得不會帶來利益反而會產生責任，拾物成了費力不討好的額外負擔，他們又何必自找麻煩呢?而這種消極態度必會使失主遭受并擴大損失。假如遺失物是化工類易腐蝕易污染物品，不及時為人所拾和保管，就可能給周圍環境帶來污染，影響社會的利益；如果遺失物為失散的飼養動物，則可能病餓致死，也可能會踐踏毀壞莊稼或毀損他人財物，這無疑是失主和社會的一種不幸。所以設立獲酬制度并不僅僅是對交還遺失物之人的吸引和褒獎，同時對社會也是有益無害的。
二、有助于我國遺失物立法制度的完善
由于我國民法通則只強調了對失主權利的保護，而忽視了對拾得人利益的考慮，不僅使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不對等，還使同一類失主或同一類拾得人間的利益懸殊，反映出無獲酬規定的弊端，暴露出該項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學。眾所周知，我國法律具有權利義務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無義務的權利，也不得承擔無權利的義務。在民事權利義務方面，這種一致性反映得更為突出。而我國遺失物立法有關拾得人義務的規定，脫離了權利的對應性。立法將返還遺失物的義務從原來的道德規范上升至法律規范，而受褒獎的權利仍保留在原道德規范之中。對于拾金不昧的行為的評價，仍停留在“口頭感謝”和有關部門及傳媒表揚階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質方式的肯定評價。按照權利義務一致性的原則，既然規定了拾得人拒交遺失物的強制性責任，那么對拾金不昧的拾得人應給予獎勵性報酬。這才使法律規范體現出公正和嚴謹。誠然，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了拾得人因保管遺失物的費用支出享有請求失主給予補償的權利。但這一權利是同拾得人實際勞動、費用支出相對應的，而并非對拾金不昧行為的評價和酬勞，因此單靠此規定無法體現對拾金不昧的肯定性評價。另從失主的權利義務關系看，除少數是因自然原因外，多數物品的遺失是因物主存在保管不善的過錯，而我們的法律從維護社會財產秩序、保護權利人合法權利出發，使他們享有“完璧歸趙”的權利，同時免除了他們對自己過錯承擔任何責任的義務，這同樣未體現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無過錯，但物品遺失之后，其所有權或占有權便處于法律擬制狀態，而不具備事實狀態，要使法律狀態和事實狀態統一和結合，尚期待拾得人的歸還。對這種實質意義的權利回歸，他們理應付出一定的恢復代價，這才能體現權利義務的一致性。
再從現實生活情況看，失主采取懸賞方式來追尋遺失物的情況較為普遍。如某地人民廣播電臺幾乎每天都有這樣的廣告消息，有時一天多達上十則。由于懸賞行為與不懸賞行為的并存，加之現行法律無獲酬規定，勢必在拾得人之間造成了同種行為不同“待遇”的差別。形成了有賞而交者獲酬與無賞而交者無酬的反差，構成了一種不公平的社會現象。若比較和評價行為的性質，無懸賞而交還遺失物的品質更高尚，更應該受到物質獎勵。此外，懸賞廣告多為失主與拾得人之間的私人行為，由于缺乏必要的約束和規范，存在大量拾得人要挾失主或失主欺詐拾得人的情況。現實中已出現了大量此類案例，如果法律創設公平合理的獎勵制度，就會減少此類糾紛的發生，維護社會安定。因此，法律有責任建立這樣的公正機制。
從現代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立法狀況來看，對遺失物的拾得人進行獎勵亦是世界各國的立法模式和理性選擇。1我們認為有必要認真研究這類立法的動因及作用，合理借鑒，以保證我國遺失物立法的公正與完善。
三、有助于我國公民權利范圍的擴大
我國公民依照憲法的規定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民法通則》對公民的財產權、人身權也作了具體規定，這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從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趨勢以及我國民事權利發展的過程看，民事權利的范圍均呈擴大的趨勢，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我們應當把公民的機遇發現作為公民取得新的民事權利的一種方式。一般說來，財產原始取得的多寡與勞動付出是成正比的。但現實中，并非一切財產權的取得都需付出同等的代價，而機遇性財產取得正逐步擴大其法律地位和范圍。機遇性發現雖具有較大偶然性，尤其是那些體積很小的財物和可行走的動物，很難被輕易發現。其發現往往是機遇與努力同時并存。如北方某市一位女士洗衣服時，不慎將戒指沖入廁所下水道，盡管她撬開室外的排水溝，但百番周折仍未尋著，正當其失望罷手之機，一位清潔工上來幫忙探尋，竟輕易找著了。又如一位女士在河中游泳不慎扯落了項鏈，盡管許多人幫忙尋找，也未摸著。女士懷疑有人拾而不報，也就罷休，竟被一“矢志不移”的男士尋著并還給該女士。象這種情況都不具備民法通則所說的“由此支出的費用”的條件，難以適用按勞取酬的原則。對此，應按機遇性的發現賦予財產權。事實上我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九條第一款對上述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的行為給予表揚和物質獎勵的規定，體現了對這種權利的肯定。如山東“常林鉆石”的發現人受到國家獎勵應當說是這種權利的落實。而目前社會福利摸獎所獲則更是一種機遇性的財產權。筆者認為，我國應確認這種機遇財產收入的合法性，并象其它國家一樣，將其作為我國公民取得財產所有權的方式之一，這有利于我國公民民事權利的擴大和補充。
四、有助于社會主義道德觀念的完備
有的學者認為，對拾得人付酬的做法有悖于我國“拾金不昧”的傳統美德，勢必產生見利忘義、世風日下的不良后果。我們認為對此應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首先，拾金不昧、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應大力發揚和倡導，對那些分文不取的君子之風、模范之舉應予肯定和頌揚。但從另一方面看，設立付酬制度并不妨礙這種高風亮節的繼續發揚。因為它并不是強制拾得人非接受遺失人的酬謝不可。獲酬既然是一種民事權利，象其它民事權利一樣，就可由權利人處分和放棄，拾得人仍然可以謝絕酬謝。正如有的地方設立了對企業承包負責人的重獎制度，而承包人放棄了重獎一樣。我們不必擔心拜金主義抬頭而不設立重獎，設立重獎不必然引起拜金主義。其次，獲酬制度并不違背拾金不昧的本質特征。因為獲酬的前提是歸還遺失物，而歸還本身就是不昧的體現。對不昧行為的積極肯定，也是推進文明、促進道德建設的方式之一。再次，從本質上講，法律規定權利義務不對等也是對進步道德觀的一種違背。最后，我國傳統美德有“知恩必報”和“受人點滴之恩，當以涌泉相報”之說，作為因自己的過失丟失財物的失主，對拾得人使財產復歸的返還之恩，也有按道德規范的要求表示酬謝的義務。我們既然把傳統的道德上升為法律來約束拾得人，為什么不把傳統的道德上升為法律來約束有過錯的遺失人呢?最后從立法的動機、內容和效果看，凡對行為帶有肯定和物質獎勵內容的立法，正是法律倡導和認可的行為，具有呼喚、激勵該類行為蓬勃興起的積極作用。
因而從立法上確認歸還遺失物的獲酬，正是倡導“拾金不昧”美德的繼承和發揚，而不是得出相反的結論。如我國許多地方設立了“見義勇為獎勵基金會”，其目的：一是對已發生的見義勇為行為給予肯定和獎勵，二是鼓勵和號召更多的人去發揚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而決不能因其帶有錢財因素認為其違反了我們中華民族見義勇為的傳統美德。因此，我們應全面的理解道德概念，在觀念上有所更新，使我們的道德觀更為完善。
五、有助于公平調整涉外法律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人來我國或我國公民去外國考察、學習、經商、旅游等相互往來的情況劇增。這些往來中，難免發生拾遺和遺失的情況，由于住所地和發生地的法律不同。調整這類關系所產生的法律后果也就截然不同，這往往產生對我國公民不利和不公平的現象。如我國公民在國內拾得外國人遺失物應無償歸還，而在國外遺失了物品則需付酬取得，對同一主體來講，這是不公平的。當然，這種假設似乎缺乏邏輯上的縝密性：即未考慮外國人成為我國境內的拾得人和我國公民成為外國公民地域的拾得人的情況。誠然，這兩種情況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在實際中也是存在的。但是，經過定量分析，我們就會得知，拾得人的機遇是同發生地國籍人的數量成正比的。本國人到外國去，與當地人的比例懸殊，拾得人的機會是極少極少的。這就造成了法律上貌似公平，而實際的不公平。顯而易見，外國人來我國后的遺失風險減少，我國人去外國后的失物風險增大。二者形成強烈的反差，構成了對我國公民的不平等，降低了我國公民在國際交往中的身份和地位。設立獲酬制度，則可通過調整涉外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消除這種差別。
六、有助于解決當前事實存在著的獲酬爭議
目前，社會上不少失主為了追回遺失物，較普遍地采取懸賞方式，這種方式也確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達到了維護失主財產權的目的。但由于懸賞廣告普遍存在不規范性、不確定性，即使內容明確的懸賞也不乏失主事后反悔的情況，由此經常發生一些酬金數額糾紛，同時由于懸賞廣告的地位、效力尚未得到法律的確認，便給司法機關處理這類糾紛帶來了無法可依的難題。從理論上講，不損害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權利放棄是不會受到法律干預的，但由于懸賞廣告的意思不明或效力推定，在法律無獲酬規定的情況下，司法機關處理這類糾紛時常舉棋難定。如某市甲運輸公司遺失數件貨物，便在電視上做懸賞廣告，表示拾得人將貨物歸還后必有重謝。乙拾得人看到電視后，便按要求承諾，將貨物送交甲公司。結果甲的“重謝”使乙大失望，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最終鬧上法庭。法院在審理中雖然適用了“公平合理”的原則，但對“合理”的尺度仍把握不準，致使雙方當事人對判決結果都不滿意。假若法律有獲酬的具體規定，解決這類糾紛就有法可依了。
綜上所述，設立歸還遺失物的獲酬制度，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現實社會關系的調整，有著積極作用，而且也是可行的。現實中，一些地方對拾得人給予獎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一項法律制度的設立是一項嚴肅而又復雜的事情，即使被論證、檢驗是正確和科學的規范，也未必不存在一點副作用。我們只是應采取將負效應同正效應進行全面比較的原則和方法，對其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本文僅淺析設立歸還遺物獲酬制度的積極作用，并非說它沒有副作用而完善無缺，而是認為其某些消極作用可采取相應措施，以限制到最低點。如獲酬比例確定是百分之十還是百分之三十?如何保證大額或巨額遺失物失主的承受能力?比例可否采取訴訟費收取的遞進計算方法?獲酬額是否實行上限制度?這些思路都可在一定程度上對副作用進行恰當的限制。由于這不是本文討論的范圍，故不在此贅述。總之，我們應觀大局，看主流，不因該制度存在的某些副作用而放棄該項制度的設立。
值得高興的是，1999年5月17—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物權法”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梁慧星遞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稿建議稿》。草案中第一章第三節關于“拾得”規定：拾得東西，應及時向失主報告，失主應向拾得人支付相當于遺物價格20％～30％的報酬。這個信息表明，建立失物歸還獲酬的法律制度，已經提上了立法部門的議事日程。但須強調的是，任何一個法律制度的創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縱觀任何一部法律的產生，從立項起，到反復論證，通過并公布，都需要若干年的時間。而現實生活中又急需規范，不能機械地等待成文法制訂出來之后，再來約束之。對于大量的失物索酬糾紛，現階段可以由最高審判機關作出司法解釋，并在實踐中先行作為恰當處理此類糾紛的法律根據。3
(作者單位：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
北京大學法學院)
注釋：
1無論是英美法系，還是大陸法系，對拾得人權利義務的規定是對應統一的：即在規定拾得歸還義務和違者承擔民、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規定了拾得人獲酬的權利。如英國規定獲酬是該項遺失物的10％；法國民法典規定，沿海的遺失物三分之一屬于拾得人，陸地上的遺失物以全部屬拾得人為原則；德國民法典第973條規定，拾得人在向主管官署報告后經過六個月仍未有受領者，拾得人將取得遺失物的所有權；日本則制定了單行的遺失物法，對拾得人的酬勞金作了具體規定。就是與大陸具有同一傳統道德觀念的我國臺灣省，也作了類似規定，如臺灣民法物權篇第805條規定，拾得人歸還遺失物后除受償保管費外，可“對于所有人，得請求其物價值十分之三之報酬”。
2據1997年10月9日《人民公安報》報道，重慶市公安局出租車治安管理辦公室規定，按所拾得物價值1％至5％獎給拾金不昧的駕駛員，獎金由公安部門先行墊付，而后由遺失人支付。該辦公室負責人介紹：乘客遺失財物在車上的事經常發生。1990年以前，出租車駕駛員主動上交拾物到出管辦的事每年有190余起，但所交拾物大多值不了幾個錢。而每年乘客在車上遺失貴重物品的事件則達290余起，丟失的財物主要有手機、照相機、裝有巨款的密碼箱、錢包等，駕駛員主動上交這些貴重物品的不多，大多遺失物被一些覺悟不高的駕駛員占為己有了。推行拾物有獎辦法6年多來，出管辦共收到駕駛員上交拾物達4600多起，平均每年700多起，是該辦法推行以前的3倍多。所交拾物有手機290余部，其他還有照相機、現金等，總價值達700余萬元，平均每年100多萬元，為以往上交拾物價值的10多倍。另外還有國家機密文件、工程設計圖紙等。由此不難看出，有無獎勵，極大地影響著遺失物的交還數量和重大價值物品歸還的比例。這種名義上是獎勵，實際上就是由失主支付酬金，只是表面上由于傳統社會心理不便承認而已。從重慶的這個作法所產生的巨大實效來看，無疑為我國民法建立失物歸還獲酬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實證。
3由于我國民事法律制度的立法起步較晚，許多規定存在欠缺和粗疏，基于法律規定大量滯后于社會關系這一事實，最高人民法院自改革開放以來作了大量的司法解釋，對于及時規范民事法律關系，正確化解糾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筆者有理由相信，對失物歸還獲酬作出司法解釋，一定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