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圣果 ]——(2005-3-9) / 已閱34131次
GATT時期的專家組在實踐中通常傾向于單純依靠立法歷史、國家意識來解釋規則條文，排除GATT之外的國際法規范的適用。對于當事方援引用來證明其采取的有關環境貿易措施合法性的國際環境協定，關貿總協定專家組一般強調，其職責僅限于根據總協定有關規定審查爭端涉及的措施，而對被引用的國際環境協定不予考慮。如在第二個金槍魚案件中，專家組認為，與關貿總協定不相關的國際協定只能在關貿總協定不清楚時作為次要解釋淵源。而且，即使關貿總協定規定不清楚，由于當事方援引的國際協定從未在總協定起草過程中被提到，因此，這些國際協定不具備什么證明價值 。對于這種GATT規則與一般國際法的脫節的現象，有學者批評為“獨門獨院、自成體系、自我封閉” 。
WTO成員方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諒解總則第3條中特別指出：用國際公法（條約）解釋的習慣規則來闡明協議中的權利和義務。隨后，一批國際法專家/上訴機構成員為將WTO規則與一般國際法聯系起來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案——美國汽油規則案中，就發出了不能將“WTO法”與國際公法分離開的呼聲。而在海龜案中，上訴機構為印證對“可用竭的天然資源”進行的解釋，廣泛地引用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21世紀議程》、《養護野生動物的游動種群的公約》、《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的國際貿易公約》等公約中的相關條文，甚至還擴及到國際法院對納米比亞咨詢案和愛琴海大陸架案的判決乃至《奧本海國際法》這樣的著作。由此做出的法律推理說理充分、論證詳密，得到了當事國和有關國際組織的認同，也頻為以后的案件審理所引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訴機構只是對國際環境法規范（尤其是當事國均接受的公約）可以作為解釋WTO有關條文乃至當事國措施合理限度等事項的依據作出了肯定，而未涉及其他如國際環境法規范與WTO法的協調、發生沖突時的效力等級等更具實質意義的問題。因而，國際環境法規范在WTO中的法律地位仍尚待確定，但我們畢竟看到，作為爭端解決機構的DSB已經率先邁出了一步。
（四） 專家組透明度/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WTO爭端解決機制包括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審查2個主要程序，專家組審查具體貿易爭議的過程一般處于與公眾隔絕的“黑箱”狀態，“在爭端解決過程中，他們（當秘密進行工作時）不能做出傳達來自許多利益共同體，包括非政府環境政策團體的論點、信息和證據的準備” ，非經專家組決定，一般不向外界尋求法律或專業方面的幫助；上訴機構也僅僅對具體案件涉及到的法律問題進行分析，按照WTO有關規則和協議作出最終裁判。因而在許多著述中都呼吁改進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規則，增加透明度和吸引有關國家、組織的參與。目前，在爭端解決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的關系方面已取得了一些進展。
1、經專家組要求進行的合作
DSU第13條明文規定：“每個專家組有權向其認為適當的個人或機構獲取資料和專門意見。……各專家組可以從任何有關來源索取資料并可以咨詢專家以獲得他們對該事項某些方面的意見。”例如在泰國限制香煙進口案中，專家組與WHO（世界衛生組織）進行了積極合作，由后者對卷煙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等問題提出意見，并且對該意見及WHO的一些相關做法和建議給予了關注，以此為依據對該案中涉及到的如是否是“必需”及是否存在其他可替代的措施等問題進行了分析。
2、非經要求情況下，非政府機構主動提供材料的接受
關于非政府機構主動提供的材料，DSU并未明確規定專家組或上訴機構是否有權接受或拒絕，從而留下了一個法律適用的漏洞。這個問題是在處理有關案件的實踐中加以填補的。在98年的第一龍蝦海龜案中，專家組就收到了來自以美國為主的一個NGO協會以及WWF（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提交的文件。然而，專家組認為從非政府渠道接受未經尋求的信息與諒解不符，因而決定不予考慮。該案的上訴機構通過對諒解的分析，推斷出WTO規定并未禁止專家組接受非政府組織主動遞交的利益方陳述，專家組有收集信息的義務，以此為由拒絕采信沒有根據，應該允許非政府組織直接向爭端解決機構遞交申請和意見，從而為公眾團體對爭端解決機制的介入打開了方便之門。
3、對于上訴審中設立附加程序規定的運用
爭端解決機構一向強調和堅持在處理貿易糾紛時在成員方引用具體例外的權利和其他成員方在WTO下合理期待獲得的實體權利之間劃出一條“平衡線”，那么這條界限的劃定無疑離不開對具體案情的分析。
1996年通過的《常設上訴機構上訴審查工作程序規則》第16條規定：“為了一項上訴案件的審理的公平性和有序程序，如出現本工作程序所未涉及的某項程序問題，任何上訴庭可以只為該項上訴案之目的通過任一適當程序。”這一規定在如何處理非政府機構提交的書面意見上得到了運用。在98年的石棉案中，上訴機構在咨詢了爭端當事方和第三方的意見后，于2000年通過了僅對該案適用的附加程序，允許任何自然人和法人（非爭端當事方和第三人即案外人）在遵循特定程序下，提交書面意見，上訴機構將予以審查和考慮，但并不一定在報告中加以論述。在規定的時間期限內，上訴機構收到了11份來自不同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知名教授）的要求提交書面簡要的申請 。盡管經過審查和考慮，并未獲得最終批準，但可以說是充分考慮到了環境與貿易案件的特殊性和環境組織的作用，從而大大加強了爭端解決機制的透明度。
（五）第20條序言和具體例外條款的關系
1、適用環境例外條款的邏輯順序
以往GATT實踐甚至初期的WTO 都沒有在邏輯上理清對20條序言（也有引言、前言等譯法，筆者注）和各單項例外的審查順序問題。同時GATT時期的專家組在審查涉及第20條的案件時，也沒有統一的程序。而在1998年的海龜案中，上訴機構明確糾正了專家組跳過具體例外條款，直接審查有關措施是否符合第20條序言的做法，“分析要分兩步走：第一步，以該措施的特征為理由，暫定符合第20條（g）項規定；第二步，按第20條引言規定，對該同一措施（的實行）作進一步審議。（報告第118段）……對專家組來說，把美國汽油案的次序顛倒過來，‘似乎同樣合適’。我們對此不能同意。”（報告第119段） 。 也就是說，一項環境貿易措施被單個例外條款證明正當之后（有關條件在上文中已一一述及），還要經受序言的檢驗。
這個解釋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各個單項例外本身就是破壞WTO多邊貿易原則的例外措施，第20條序言的目的與宗旨正是為了防止對第20條特定例外的濫用，可以說是實施“例外”所要遵循的“原則”，自然要遵循從例外到原則的審查順序。如果先行依據序言進行審查，由于環境貿易措施先天具備的威脅、破壞多邊貿易規則的性質很容易被認定不符合序言，從而使得各單項例外條款成為多余，成員方援引環保例外權成為一種形同虛設的權利。而該案的上訴機構確認了WTO各成員方根據本國的健康水平和環境目標，采取本國的保護環境政策的合法性，只要在這么做時履行WTO協定規定的義務并尊重其他成員方的權利。衡量其是否達到該要求的重任或者說作為對各國援用環境保護例外權的最后一道閥門就由序言來承擔了。
2、序言的適用標準
在上訴機構針對汽油規則案件的報告中第一次對序言做出了全面權威的解釋，上訴機構認為，序言針對的不是措施或它的某項內容，而是措施實施的方式（MANNER） 。因而對于成員方濫用例外權的防止是通過審查有關措施實行的方式及對相關國家造成的影響進行的。
具體的標準則是三個：不得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視”的手段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在第一海龜案中，上訴機構進一步指出，成員方享有環保例外權的同時負有善意行使條約權利，不得濫用的義務。因而，序言適用的原則是善意原則（principle of good faith）這個國際法的一般原則。其任務在于是在一個成員方引用第20條中例外的權利，和其他成員方在GATT 1994里各實體法權利之間劃出一條平衡線。這條平衡線的位置，隨著作為措施形態和種類的不同而變動，因特定條件的事實不同而變動。因而序言的適用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賦予了爭端解決機構較大的隨著形式發展和具體案情調整貿易與環境關系的自由裁量權，當然，不可簡單地理解成DSB更傾向于保護環境的結論，對序言的適用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成員方的環境例外權要獲得尊重，二是這種權利的行使不得濫用，而DSB最終做出的裁決主要依賴對于案件和當事國所采取措施的分析。例如在第一海龜案中，上訴機構雖然認為美國的措施雖有資格引用第20條（g）項，但未滿足第20條序言的要求，指出了美國在適用609條款中存在的七個漏洞，從而在情形相同的國家之間構成“任意”的或“不合理歧視”，判其敗訴。但在2002年的第二龍蝦海龜案中，上訴機構維持了專家組關于美國執行DSB裁定的措施即修訂規則并未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的裁決，判美國勝訴。
四、總結、評議及展望
在對爭端解決機制協調貿易與環境作用方面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WTO仍然是解決環境貿易爭議的良好場所，在幾個重要案件的處理中體現出了強大生命力；后者則持批評和反面態度，認為爭端解決機構的實踐是令人沮喪的。
在WTO解決環境貿易問題的作用上，我們首先應該明確，從本質上講，GATT/WTO是一個貿易組織也無意于成為一個環保機構，因而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在WTO框架內對環境問題規定地事無巨細，對它在處理某些環境問題上的“無能”橫加指責是毫無道理的。
多哈回合部長宣言充分表達了WTO在此方面所持的立場：“……我們堅信，堅持和維護一個開放的和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制與保護環境和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能夠而且應當相互支持。……我們認識到WTO規則下，任何國家都不應被阻止為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取措施，或采取他認為適當的措施來保護環境，但對情況相同的各國，實施的措施不得構成武斷的或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或構成對國際貿易的變相限制，并且在其他方面要符合WTO有關協議的規定。……” 站在該立場，WTO認為現有的體制已經為各國實施環境保護政策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因而協調貿易與環境關系的重點不在于改革、整合現有的貿易體制，而在于原有的傳統多邊貿易規則如何適用于各國的環境規則、措施。基本思路是對現行的環保貿易條款做出新的或更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解釋，增加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活力，從而將環境保護有機地融入WTO貿易體制。
環境的惡化、資源的過度開發是這個世紀的嚴峻問題之一，各國采取的環境貿易措施不同程度上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現行貿易規則造成了壓力。當然，二者的關系并非截然對立，也存在互相促進的一面，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是“人們希望建立一套能夠使環境和貿易互相支持的國際貿易規則” 。作為致力于協調、解決當事方環保貿易爭端的主要組織機構，爭端解決機構可以說是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了不懈努力，“成為WTO協調貿易與環境關系體制中最活躍的部分” 。我們將繼續關注WTO相關議題談判的進程及爭端解決機制的新近實踐。
Case Analysis About Environment-related Trade Measures Taken By Members Within GATT/WTO
zhengshengguo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tract: in history of DSB, there was a series of cases about the environment-related trade measures taken by some countries .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such behaviors’ necessity& validity together with correlative regulations in GATT/WTO and DSB’s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latter) , then, gives a brief summary.
Key words: environment-related trade measures; exception article; jurisdiction beyond territor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w.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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