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仕杰 ]——(2004-11-9) / 已閱18240次
試論減少和避免刑訊逼供的法律對策
刑訊逼供，作為發生在刑事訴訟過程中偵查環節出現的一種侵犯人權的不文明現象，在立法上早已被我國《刑事訴訟法》所禁止。但刑訊逼供行為本身卻并沒有因為《刑事訴訟法》有了禁止性規定而銷聲匿跡，相反還在一定程度上潛伏和出現，導致一些地方仍然出現了冤假錯案，既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影響了司法機關形象。因此伴隨著法治與文明的日益進步，近些年來如何杜絕刑訊逼供現象，一直成為法學理論界、司法實務界的一個研究熱點。筆者在此不想贅述刑訊逼供的社會危害性（因為它的危害性是顯而易見的），而是想試從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出發，分析和提出有效地遏制刑訊逼供現象的法律對策。
一、刑訊逼供行為存在的主要原因
任何事物的產生和任何行為的出現，都有其產生的根源，都是在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得以催發和顯現的。不存在無源之水、也不存在無本之木。筆者認為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偵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處于不公開與無法監督的狀態，是刑訊逼供行為產生的重要條件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根據案件管轄的分工享有對案件的偵查權。三機關對各自直接辦理的刑事案件在偵查環節，都享有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權力。然而這種訊問是在無第三方參與見證、亦或監督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從訊問有無見證、監督的角度，可以把刑訊逼供行為的產生條件按照據犯罪嫌疑人是否羈押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未在看守所羈押前的刑訊逼供行為，一種是在看守所羈押后的刑訊逼供行為。實踐中前者表現較為突出和常見。
1、看守所羈押前的刑訊逼供行為產生的條件。《刑事訴訟法》第92條規定“對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的指定地點或者他的住處進行訊問”。這一條款明確了訊問地點由公安機關指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32條規定“被留置盤問的犯罪嫌疑人需要拘留、逮捕、取保侯審或者監視居住的，應當在留置期內辦理法律手續”。這一條款表明公安機關有對犯罪嫌疑人留置盤問的權力，那么留置盤問的地點自然由公安機關決定。在實踐中留置盤問地點絕大部分都在公安機關的辦公區域。以上可知，犯罪嫌疑人被傳喚或拘傳到公安機關所選擇的指定場所，亦或公安機關的辦公區域，訊問活動的參加人就只有公安機關辦案人員與犯罪嫌疑人。《刑事訴訟法》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這一條款所明確的是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為第一次訊問后或采取強制措施之日；活動的內容是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并沒有介入訊問的內容。這種規定可以說是發生刑訊逼供后的法律救濟，并不是賦予律師當場監督、防止和見證刑訊逼供的權利。《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80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但這種監督因為無具體介入訊問活動的規定，因此也通常是一種事后的監督。由此可見，在現行法律規定框架下，偵查機關的訊問活動是偵查機關自己操作執行的訊問活動，是一種無監督、無第三方制約的訊問活動，整個訊問過程是不公開的、秘密的、不透明的。由此當弱小的公民私權利面對強大的國家公權力時，法律規定不完備所導致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偵查機關的辦案人完全可置法律禁止于不顧，肆意進行刑訊逼供行為。因為他們知道，如果產生有無刑訊逼供的爭議時，往往是雙方各執一詞，且犯罪嫌疑人處于弱勢，最后的結果就是無法查清，什么事情也沒有。
2、看守所羈押后的刑訊逼供行為產生的條件。《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45條規定“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當立即送看守所羈押”。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偵查機關的訊問活動，要在犯罪嫌疑人羈押場所—看守所進行，這就使訊問活動脫離了偵查機關指定的場所或偵查機關的辦公區域，從而使訊問活動置于羈押機關的監督之下，應該說從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刑訊逼供行為。這也是檢察院自偵案件在公安機關看守所內的提審活動為什么不會發生刑訊逼供行為的原因。然而公安機關看守所與公安機關刑事案件偵查部門同屬于公安機關，只是部門職能不同，所產生的監督也是內部監督行為，由此帶來的偵查目的與羈押目的的趨同性，往往對使看守所干警對辦案部門偵查人員在提審室發生的刑訊逼供行為視而不見。這樣就使公安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活動依然處在不透明、不公開的狀態下，使得刑訊逼供行為得以掩蓋和生長。
（二）重視口供在查辦案件中的作用，是偵查機關產生刑訊逼供行為的內在因素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雖然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口供—證據—口供”的傳統辦案模式所帶來較高的辦案效率是具有很強的誘惑力。一旦在偵查過程中在犯罪嫌疑人口供上有突破，那么案件就會有很快進展，其他證據的搜集與完善就有了方向，既節省了辦案成本、又能很快結案。另一方面有犯罪嫌疑人口供，辦案人內心也就踏實了，必竟犯罪嫌疑人自證有罪。相比之下，不要犯罪嫌疑人口供，而是大海掏針式地收集外圍證據最后鎖定到犯罪嫌疑人身上的做法，確實費神費力、成本較高。尤其是在我國現階段，在偵察技術設備不能滿足需要，證人不予出證或做假證時有發生，缺乏直接記錄犯罪行為的視聽資料、書證等載體的情況下，辦案更顯得捉襟見肘。這對于既要求立案數、又強調破案數、成案率的偵查機關來講就更為重要了。所以偵查機關辦案人心中便或多或少地依然將口供視為“證據之王”。“不打不出貨，一打案就破”，為了案件實體告破，可以犧牲程序性地違法。這也是現在為什么辦案機關的負責人對辦案人員的刑訊逼供行為都普遍持有一種不必言傳的默許態度的原因。
（三）刑訊逼供行為在實踐中難以認定，使這一行為有了存在成長的空間
雖然我國《刑法》已將刑訊逼供作為一種犯罪來調整，但在實踐中因為證據情況難以認定。一方面由于訊問時參與主體只有偵查機關辦案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因此缺乏見證刑訊逼供的證人證言。而且由于刑事案件從拘留到提請批準逮捕最長可延長至30日，從而使得犯罪嫌疑人因刑訊逼供而在當時產生的身體健康傷害得以修復，從而進入到檢察機關偵查監督環節，已時過境遷，難以發現和認定是否發生過刑訊逼供行為。并且我國法律也未明確規定對刑訊逼供行為，辦案機關負有舉證責任，因而在認定訊問中是否有刑訊逼供行為，更是難上加難。在現時的司法環境中，檢法兩院對于出現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公安機關對其有刑訊逼供行為，而犯罪嫌疑人本身又檢查不出身體傷害的，也只能要求公安機關出具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說明，也難以具體認定刑訊逼供行為。因查辦刑訊逼供案件存在難度，就使偵查機關的辦案人更加有恃無恐。
二、減少和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法律對策
針對刑訊逼供行為，不少學者和人士也都提出了許多建議，較為一致認同的觀點有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制度、實行偵押分立制度、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全程錄音錄像制度、訊問律師在場制度等等。但這些方法筆者認為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缺欠。對于沉默權制度，雖然因我國已加入國際條約，實行沉默權是個時間問題，但犯罪嫌疑人沉默并不能防止偵查人員對其刑訊逼供；偵押分立制度，雖然能有效通過不同系統實現制約和監督，但還需要投入很大精力解決分立機關的歸屬問題，并且這種偵押分立亦不能解決對未押犯罪嫌疑人的刑訊逼供問題。非法證據排除原則，我國法律其實已有確定，與國外相比只是非法排除的程度不同而已。這一原則強調的是排除刑訊逼供證據的使用，而不在于如何有效防止刑訊逼供行為。至于全程錄音錄像制度，要在全國范圍內各級偵查機關普遍實行，涉及到大量資金人力的投入，在現有條件下不具有可操作性。訊問律師在場制度，因其所產生的在時間上安排沖突，亦不能適應偵查工作需要。
筆者認為針對刑訊逼供的法律對策，既要考慮有效地保護人權，又要符合社會發展實際狀況，這樣才能有操作性，而不只是停留在理論認識的高度。筆者有如下五點建議，供大家參考：
（一）建立在看守所集中提訊制度。這一制度要求對犯罪嫌疑人的訊問均在看守所進行，無論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還是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通過在訊問環節引入羈押場所的介入從而降低刑訊逼供行為的產生。這一制度可以有效杜絕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刑訊逼供行為，因為看守所屬公安機關，與檢察院分屬兩個系統，互相在制約上明顯。另一方面也可以弱化公安機關辦案部門刑訊逼供的程度，因為看守所必竟脫離了辦案部門的自身辦案區域。從現有法律框架的職能分工的角度考慮，此制度的實行具有可行性。其一要求犯罪嫌疑人到所在市縣的看守所進行，不違法《刑訴法》關于指定地點的規定，也就說此法不必修改《刑訴法》；其二看守所與公安機關偵查部門同屬于一個系統，訊問在看守所進行，公安機關內部可以很容易地協調達成；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制約配合關系以及案件數量，雙方也容易達成共識；其三，看守所在提審手續和管理上也較為完善，能夠很好地反映提訊時間和提訊狀況，有效地反映訴訟過程。。其四、檢察機關在看守所有駐所檢察室，可以通過賦予相應監督權力，便捷地開展相應的提訊監督。
（二）在看守所提訊中，實行審訊主體與犯罪嫌疑人隔離制度。刑訊逼供得以產生的原因就在于審訊主體，也就是偵查機關的辦案人員，在訊問中可以接觸到犯罪嫌疑人，如果物理上有屏障，則自然無法實施。目前一般看守所都有律師用的會見室，其在設計上均有物理隔離措施，這種設計就能很好地實現這一功能。因此只要看守所將其它提訊室稍加改造，并由看守所人員將犯罪嫌疑人(無論是在押還是不在押)提解入室，加以鎖閉隔離，便能能較好地實現這一審訊主體隔離的制度。
（三）實行禁止在看守所以外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的原則。刑訊逼供的目的在于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在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以后，再以筆錄或錄音錄像的形式固定下來。很多案件都是有了犯罪嫌疑人供述以后才立案、才刑拘的。因此筆錄和視聽資料根本就不能反映出制作以前偵查機關訊問的真實過程。這也是為什么對犯罪嫌疑人拘留后的刑訊逼供行為較拘留前的刑訊逼供行為少的主要原因。因此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入所前訊問筆錄的形成，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禁止在看守所以外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就切斷了刑訊逼供行為先刑訊、后形成筆錄的完成鏈條。
（四）將在看守所以外產生的訊問材料視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法律只要有了禁止性規定，那么違法禁止性規定、違反程序所取得的材料就不應做為定案的證據。這一證據排除規則與禁止在看守所以外對犯罪嫌疑人訊問相結合，便能有效地解決了偵查機關先行刑訊逼供獲取口供的條件。
（五）實行嚴格的進入看守所身體檢查制度。刑訊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就是會造成人身傷害的相應后果。因此實行嚴格的入所檢查制度，將會發現提訊前是否存在刑訊逼供行為。這一檢查制度，要由看守所和檢察機關駐所檢察室聯合進行，檢查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在受到刑訊逼供后有申訴、控告的權利，檢查結果做為提審附卷材料。
以上這五種主要做法，筆者認為將會有效地控制和監督偵查機關的訊問過程，有效地禁止和發現刑訊逼供行為，并且在操作上易于實行，成本較低。
作者：劉仕杰
作者單位：錦州鐵路運輸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