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雯 ]——(2004-10-17) / 已閱24501次
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
————簡述CISG第42條
2003級國際法學院國際經濟法方向，學號：S20030301090628，李雯
由于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地域性、獨占性等特點，其權利人的專有權被他人侵犯的機會和可能性比物權等權利大的多、普遍的多。在國際貨物買賣中一旦第三人對賣方交付的貨物基于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提出權利或要求，買方對貨物的使用或轉售就會受到干擾，因為第三人可能向法院申請禁令，禁止買方使用或轉售貨物，而且還會要求買方賠償因侵權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所以規定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義務，對保護買方的利益非常必要。《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2條規定了賣方的知識產權權利擔保義務。本文僅就該條款作以簡要的評述。
一， 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的必要性。
知識產權的權利擔保是指國際貨物貿易中賣方應保證對其所出售的貨物享有合法的、沒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識產權，并且任何第三方也不會就該貨物向買方主張任何知識產權。在國際貨物貿易中知識產權權利擔保是非常必要的。
1，知識產權權利擔保對于明確國際貨物貿易中產生的知識產權糾紛的最終責任方非常必要。在國際貿易中，貨物的賣方所交付的貨物可能既沒有侵犯賣方國家所保護的工業產權，也沒有侵犯買方國家所保護的工業產權，但由于買方把這批貨物轉銷往其他國家而侵犯了該轉售國所保護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如果買賣雙方在訂立合同時，賣方已就貨物涉及的知識產權進行權利擔保，那么知識產權糾紛的責任就應由賣方承擔。[1]
2，識產權權利擔保對于減少買方因知識產權糾紛而產生的損失非常必要。在貨物貿易中，涉及知識產權糾紛之后，可根據合同規定的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來減少買方的損失。賣方有義務對該第三者提出起訴，或對第三者的控告出庭應訴；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規定由賣方承擔訴訟費用；賣方如發現有可能引起專利權訴訟的情況，必須及時通知買方，以便買方采取相應的對策，這樣就能減少買方因知識產權糾紛產生的額外費用而造成的損失。
此外，國際貿易中的知識產權權利擔保，還可以間接起到減少權利人的權利受到侵犯的機會。通過分配由誰來承擔侵權的最終負擔，來減少侵權發生的可能性。[2]
在國際貨物買賣中，第三方以知識產權為基礎就貨物主張權利或要求的情形可能出自以下幾種原因：第一，賣方交付的貨物是沒有得到作為專利技術擁有方的第三方許可而制造的；第二，賣方交付的貨物冒用了第三方的商標，或即使賣方使用的是自己的商標但因未在銷售地國登記注冊，而被第三方搶注的；第三，賣方交付的貨物侵犯了第三方的其他知識產權，如版權等，或在保護服務標記、廠商名稱、貨源標記和原產地名稱的國家，賣方未經第三方許可而冒用的。[3]
鑒于此種情況，如果有買賣雙方當事人自己在合同中約定是很細碎繁瑣的事情，所以《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第42條對此問題做出了規定，只要當事人運用即可，不必在此問題上花費更多的談判成本。
二，《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42條的制定歷史。
公約的前身海牙《國際貨物銷售統一法公約》（ULIS）第52條是否有包含這樣的權利，對此學者有不同的看法。Honnol認為沒有，但是Dolle認為ULIS也擴展到了知識產權。[4] ULIS第52條題為財產權的轉移，要求賣方提交的貨物不存在第三人的財產權或擔保物權，不允許第三人向賣方提出任何這方面的權利請求。它沒有明確描述賣方是否、如果是的話在多大程度上保證所提交的貨物不存在第三人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或第三人在這方面的權利請求。德國的學者認為貨物收到第三人知識產權的煩擾，就是ULIS第52條目的下的所有權瑕疵。[5] 大多數的國內法律體系也把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界定為對所有權瑕疵的一般法律責任的一部分。
在國內法中這樣嚴格的責任是恰當的，但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在一個國際文件中要求賣方在世界范圍內對貨物知識產權擔保承擔嚴格責任，不是那么具有說服力。所以，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考慮到知識產權擔保問題的復雜性，這個問題就被排除在了公約之外（1976年日內瓦草約第7條（2））。在沒有公約明確規定，而學者有看法各異時，如果雙方當事人有沒有約定時，在實踐中就陷于了比較混亂的狀況。所以大多數國家政府的意見都傾向于制定一個明確的規則對此問題進行規制。在UNCITRAL第10次會議上，特別工作組于是制定了一個關于買方知識產權擔保的條款，本質上對應的就是現在的第42條。[6] 其目的就是將賣方的知識產權擔保責任限定在可預見的范圍內。[7] 我們可以從下述的內容中看出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8] 首先，通過適用地域限制；其次，通過引入要求締約時就存在權力瑕疵的時間限制。
三，公約第42條規定的責任。
Ⅰ，公約不規范的。
第三人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存在與否是否與貨物有關、在這方面有什么可適用的救濟來對抗買方，買方依誠信行事能否使貨物免受第三人知識產權的煩擾，這些問題由法院地的國際私法指引的準據法來決定，作為規則，此準據法多為公司注冊登記地法律。存在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的一大特點是要受到地域限制，相對于貨物本身的所有權不受地域限制的情況而言恰恰相反；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區別是在此領域中的非常重要的國際公約大多要求“國民待遇”和統一基礎保護。
Ⅱ，責任前提。
（一），第三人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
1，知識產權。知識產權是一個概括性的概念，這一點可以從條款的遣詞上看出，公約中并沒有給“知識產權”下定義。它到底都包括什么主題呢？公約第7條指出，解釋公約必須考慮到公約的國際條約性質。然而這會產生一個問題，即知識產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地域性，這意味著不同的國家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可能不完全相同，國與國之間的知識產權制度會相差很大。所以，此時應考察在知識產權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國際公約 ，[9]如伯爾尼公約（1967）、巴黎公約（1971），TRIPS中的相關規定。公約秘書處評論（最接近權威的官方解釋）提到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中的第2條第8款。這項規定對界定公約中所說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非常重要。考慮到公約制定的時間較早，秘書處提到了的是那時相較而言定義最廣泛的《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的定義，由此可見公約的傾向是最大程度的放寬知識產權的外延。而現在，Trips協議對知識產權作了進一步的擴大，且其與貿易相關，成員國眾多，因此宜以其中的知識產權范圍為基準。所以，知識產權的范圍至少應該包括版權及相關權利、商標、專利、地理原產地標志、工業品外觀設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業秘密這幾個方面的主題。
2，知識產權的概念不擴展到人身權利如姓名權或肖像權。[10] 此處不涉及使用一個姓名的權利，也不涉及未經照片所有人同意而使用其照片從而引起權利人要求停止使用的權利。在一些國家的國內法中，將這些情況歸于導致所有權瑕疵的責任。那么公約中是否將之歸于第41條的責任還是對之類推適用第42條以便僅加諸于賣方一個有限的責任？后者的方式更好。知識產權因其本身就含有財產權和人身權兩個層面的意義，所以要在知識產權和人身權之間劃一個清楚的界限本身就很困難。與第41條的第三人的屬人屬物的權利相反，人身權不具有具體有形的客體，人身權的功能更像知識產權。此外，兩者的利益是可比的：第42條下賣方的責任有特別的限制，因為知識產權在各國間的差異很大；界定侵犯相關的人身權很難，通常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僅有一線之隔，并且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界限也千差萬別，所以，很有可能貨物上使用了某個名字在買方所在國接受這筆買賣（即不認為第三人的姓名權會干擾賣方正常的享有對貨物的權利）但是在另一個國家會認為這侵犯了第三人的姓名權、與知識產權接近的所有權外的禁止使用權。所以類推適用第42條是恰當的。
（二），權利請求（claims）。
知識產權的確定存在與否不相關，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例如貨物使用了與受保護商標相似的商標，賣方相信這不會有混淆的危險，但是受保護商標的持有人主張了權利。相似的情形可以想象也會發生在注冊的外觀設計和版權的情況下，假定構成責任的其他條件都滿足，就剩下賣方反擊第三方請求的問題了。
賣方自己的權利和權利請求不適用第42條，它與買方使用貨物是否會受到第三方權利妨礙不相關。
1，不要求第三人主張他的權利，只要有第三人權利的客觀存在的事實，就足以使賣方承擔責任。有人或許會認為，在沒有第三人訴諸它們的權利的情況下，賣方沒必要承擔權利擔保責任，因為買方仍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處分貨物。如果一段時間后，第三方決定訴諸他的權利，買方仍可以要求賣方賠償。 盡管如此，第三人的權利就如懸在買方頭上的一把達摩利斯之劍，在未來的某天可能會落下，使得買方不敢充分處分貨物，這對買方而言是商業上不能接受的。[11] 此外，考慮到賣方將來失去清償能力的可能性，買方有可能無法行使追索權。[12] 所以，第三人的權利的存在足以構成對買方處置貨物的妨礙，賣方必須承擔責任。
2，沒有法律根據的、輕率的權利請求是否在賣方的擔保范圍內。一種觀點認為，第42條的用語并沒有要求第三人權利請求的法律正當性（如法語與西班牙語的公約版本），而只是代表了一種請求。因此，即使第三方主張請求沒有法律根據，僅僅在于惡意損害買方的利益，賣方也應承擔責任。
然而，秘書處評論反對這種過于寬泛的責任。考慮到第42條的宗旨是限制賣方的權利擔保責任而不是象第41條那樣強調保護買方的利益，對于這種毫無法律根據、目的僅在于貶損買方的信譽的無理請求，賣方不承擔責任。以上第一種觀點無疑是鼓勵買方將商業風險轉移到賣方身上，這也是有損誠實信用原則的。
如此看來，使賣方負責的條件之一似乎是要求第三方的權利請求是善意行使的。這在邏輯上似乎可行，但是在實踐中，買方很難判斷、舉證第三人的權利請求是惡意的、沒有法律根據的，這往往使得買方不知道是否應停止出售貨物或使用貨物以減輕侵權的程度。對于輕率的權利主張，買方有免于承擔花費時間金錢抗辯的風險的利益，并且賣方常常有更有利的地位。如：（1）與專利有關的請求；（2）針對的是一個技術復雜的產品；（3）買方沒有相關的技術知識和技術專家，例如賣方只是一個零售商，只有賣方才有能力判斷權利請求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并且對產品有必要的充分了解來對抗第三人。筆者認為，從政策選擇的角度，賣方處于對抗此種權利請求得更有利的地位，應由其負責在上述幾類情況下的不分善惡意的第三人權利請求。
（三）賣方承擔知識產權擔保的時間范圍。
公約沒有明確規定賣方交付貨物后多長時間內對第三人根據知識產權對貨物提出權利請求承擔保證責任。有人認為正如第41條一樣，貨物不受第三方權利妨礙的時間通常是交貨的時間。如果是在賣方所在國交貨，沒有有關的知識產權存在，但是在使用國有這樣的權利存在，如果第三人基于一個未確定的知識產權提出權利請求并且他主張在交貨時權利就存在。那么這也是在擔保的范圍內。締約的時間僅與買方的“知道”及使用國的確定有關。第三方權利存在于締約時的事實嚴格說來不是產生責任的條件，因為賣方在交貨前可以通過獲得第三方許可或通過一個法律程序來成功的擊敗它的有效性來排除妨礙貨物的權利。[13] 實踐中各國對公約的理解和解釋各個不同，因此，對賣方有利的辦法是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做出約定。
（四），有關地域問題。
1，使用地。第42條（1）（a）中對第三人的責任與對貨物本身瑕疵的責任相近，因為在第35條（2）（b）下賣方也為貨物不適用于特殊目的負責，前提是賣方在締約時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該特殊目的。對于第42條（1）（a）的"轉售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中的連接詞“或”應該理解成“累積性的”考慮到當事人的締約自由，如果當事人既約定了轉售又約定了使用，那么把“或”理解成互斥性的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如果提到了幾個國家，那不就增大了賣方的義務了嗎？但是，國際貨物銷售合同中通常包含禁止貨物的轉出口的條款，這就限制了賣方的責任。因此，如果賣方不能或不打算在多個國家提供擔保，他可以在合同中作明確地排除。
上述擔保責任僅發生在使用國是締約時雙方可預期的情況下。“預期”不必是書面明示的，雖然書面的文件在當事人發生爭議時有助于舉證。如果情況足以表明買賣雙方通過肯定性的行動默示的考慮到了一個國家，則也視為“預期”。如果買賣雙方以前有過多次交易，足以明確顯示出買方的目的，那么除非出現特殊情況，否則沒有必要每次都在合同中對此做出規定。[14]
2，買方所在國（第42條（1）（b））。這一國家的確定通過參照第10條，據此，買方營業地須是一個確定性的因素。締約后買方營業地的改變不能擴展或改變賣方承擔的擔保責任的范圍。第42條（1）（b）和第42條（1）（a）不能同時使用。這一條款的構成模式與第35條（2）（a）（有關貨物本身的瑕疵問題）相似，即在合同沒有約定時要符合貨物的通常目的的要求。
3，賣方所在國。賣方所在國存在影響貨物的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與此相關的權利請求嚴格來講不產生第42條下的擔保責任。因為知識產權是有地域性的，買方不關心賣方所在國的情況，他僅關心自己所在國或貨物目的地國的情況。當然，如果賣方所在國的第三人的知識產權或與此相關的權利請求導致了貨物在第42條（1）（a）或（b）所指的國家受到了妨礙，就是另一回事了。例如：根據國際私法規則某一外國的知識產權在賣方所在國被承認，或根據國際公約如《歐洲專利公約》第64條（1）或《馬德里商標公約》第4條（1）被承認，如果賣方國家的權利持有者直接對賣方提起訴訟，就會導致賣方違反他的交貨義務（第30條）。
4，轉運途經國。公約對這個問題沒有涉及，因為幾乎所有的國內立法都規定，專利權人對途經該國的運輸貨物不能行使權利。此種情形下貨物并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是故在此情況下賣方不承擔擔保責任。但是，假如最后的制造過程或對貨物的包裝是在運輸途經國進行的，而這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識產權，可能導致貨物被沒收。[15] 這種情況下，責任的承擔取決于誰發起了這些行為。如果是買方指示賣方或由于買方自己使用貨物造成侵權，則由買方負責（第80條）；否則相反，因為此時貨物尚未交給買方，賣方將違反他的義務（第30條）。
（五）賣方知道或可歸責的不知道。
賣方的擔保限制在如果賣方在締約時“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關于“知道”在實踐中爭議不大，但問題是“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賣方有義務對雙方考慮到的國家中存在的第三人權利進行調查嗎？
一種觀點認為“不可能不知道”給了買方一種證明賣方過錯的一種選擇方法，另一種觀點將其解釋為賣方過錯的一個因素，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是賣方嚴重過失的表現。這些觀點都有道理，此外我們認為它還意味著一種行動，即如果一個人進行了一定的活動，他就能夠“知道”。這種責任意味著賣方應對雙方考慮到的貨物銷往的國家中是否存在侵犯第三人知識產權進行調查并及時通知買方，這也是確保雙方之間履行誠信原則（公約第8條第2款）所必要的。因此，這種調查是賣方的附隨義務。
1，賣方調查的附隨義務。根據秘書處的評論，如果處于爭議中的知識產權在目的國公布了，賣方就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假定有一個調查情況的義務，至少是在登記了的權利方面。在分析中，解釋就更傾向于問題的實質，因為時常的情況是賣方了解有關貨物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可以預見可能存在的侵權。此外如果賣方的附隨義務被否認，那么賣方就會總是稱其不知道存在侵犯第三人的知識產權的情況，公約第42條就會失去它的法律意義。
然而，一些不同意見利用公約的制定歷史和公約不同的語言文本來支持否定存在這種義務的主張。西班牙文、英文、法文版本都使用了模糊的表達方法，沒有施加給賣方此種特別義務，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面意思上解釋這個詞語。固然公約第42條的目的在于限制賣方的責任（如前文所述），但主要是考慮到知識產權的地域性和獨立性使得賣方僅可能對特定國家存在的第三人權利作出保證，并沒有否定賣方應采取積極的措施。作為貨物的出售者，其相對于買方更有條件了解貨物是否侵犯了第三人的知識產權，讓買方對所購貨物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是不符和情理的，除非雙方在合同中對此做出相反的約定。如果雙方在合同中約定買方處理在使用國的登記了的知識產權問題，這就減輕了賣方的調查責任。
2，賣方在何種程度上有義務進行調查？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適用于所有的賣方的標準。調查的范圍依賴于特定國家的知識產權的公布情況和方式、賣方的個人能力（是專業的還是小型貿易經營者）以及貨物將被轉售或使用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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