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暉 ]——(2004-9-10) / 已閱7881次
本案是否構成分居時效的中斷
江西省吉水縣人民法院 肖 暉
案情
原告劉某（男）與被告宋某經自由戀愛于2000年初結婚，婚后因性格不合，兩人常發(fā)生爭吵打斗，夫妻感情不斷惡化。2002年1月，劉某在與宋某發(fā)生吵打后，從家中搬到單位宿舍居住，開始與宋某分居。2004年3月，劉某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第三款第四項“因感情不合分居滿兩年，經調解無效的，應準予離婚。”的規(guī)定,準予其與宋某離婚。被告宋某答辯稱，劉某與其因感情不合分居是事實，但劉某在2003年6月的一天曾回到家中與其商量離婚一事，并留宿一晚，其間兩人發(fā)生了性行為。由于這一事實，分居時效中斷，應重新計算，這樣兩人分居未滿兩年。因此，要求法院駁回原告劉某的訴訟請求。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劉某雖在分居期間在家留宿一夜并與被告發(fā)生性行為，但時間短暫且非因二人感情上的復合。不能作為分居時效中斷的事由，被告宋某的答辯不能成立，應當認定原被告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滿兩年，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條的規(guī)定。據此，判決準予劉某與宋某離婚。
評析
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是劉某離婚訴求是否符合我國婚姻法中關于法定離婚理由的規(guī)定。我國婚姻立法確定法定離婚理由的立法方式最早采用的是抽象概括主義模式。其特點是對法定離婚理由進行簡明抽象的概括性規(guī)定，而不涉及具體的離婚理由。概括主義簡明準確地把握了法定離婚理由的本質，克服了具體列舉主義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其抽象性使其具有極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但是，概括主義缺乏具體明確的標準，可操作性不強，而且在理解上容易產生歧義。為了彌補這一不足，全國人大在2001年4月對《婚姻法》進行修正時，結合以往司法實踐的經驗，在原第二十五條的基礎上，增加了二款，作為第三、四款。這樣既繼承了概括主義的立法特點，也吸收了列舉主義的優(yōu)點，確定了例示主義的立法模式，是我國婚姻立法技術上的一大進步。但也有不盡完善之處，以本案所涉第三款第四項為例。該項規(guī)定雖將“因感情不合分居滿兩年的”作為視為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但是對如何確定分居開始的時間、是否存在分居時效中斷的情形以及哪些事由的發(fā)生構成分居時效的中斷等等，均未作規(guī)定。導致法官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對當事人是否符合分居滿兩年的離婚理由，只能根據自己的審判經驗及對該項規(guī)定的理解來作出。由于各人理解上的歧義
，就不可避免地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即基于同一事實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審理中，作出不同的判決。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對此，最高院對此應盡快作出司法解釋。具體到本案原告劉某以雙方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滿兩年，夫妻感情已經破裂的離婚理由是否成立，關鍵看被告宋某所提出的分居時效中斷的事由是否成立。筆者認為構成分居時效中斷應是在分居期間，夫妻因感情復合或雖未復合，但提出分居一方出于各種原因而放棄與對方離婚的要求而重新共同生活的情形。而本案中劉宋二人同居一晚，僅是出于雙方生理上的需要。并不表示雙方感情已經復合或者存在和好的可能，同時也不能改變雙方分居的事實。故宋某提出的答辯理由不能成立，劉某的離婚理由符合婚姻法的規(guī)定。法院據此作出的準予離婚的判決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