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明學 ]——(2004-8-23) / 已閱50830次
可以看出，熊彼特非常重視政治家在治國中的作用。他認為，古典民主學說把某種完全不現實的首創精神歸諸選民，實際上等于抹煞了領導權。在他看來，“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政治家競取領導權的過程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并無二致。政治市場如同經濟市場，選民就是消費者，他們的“貨幣”就是選票。選民用選票“購買”合意的商品---政治家或政治主張。政治家就像企業主，他們的政綱或許諾就像企業的產品，他們帶著這些政綱和許諾來到政治市場，通過政黨、競選班子、大眾媒介等工具，利用廣告宣傳、口號煽動以至欺詐陰謀等手段來爭取人們的選票，得到或保護已得到的作政治決定的權力。選民則帶著選票來到政治市場以換取預期的利益或政治家的承諾。這樣，政治競爭使政治家的政綱與選民的利益要求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嫁接。
熊彼特的理論在西方引起了曠日持久的爭論，“到七十年代，這場辯論結束了，熊彼特贏了。” 人們愈來愈注重對兩種民主理論進行區分，一種是理性的，烏托邦的和理想主義的民主理論，一種是經驗的，描述的和程序的民主理論，并且后者逐漸取代前者，成為理解現實民主制度的本質、運作方式以及興衰原因的主流理論和方法。目前大多數西方學者都認為，民主就是一種競爭性的政治體制，沒有競爭和沖突，就沒有民主政治。
（二）薩托利的競爭---反饋理論
當代美國保守主義的民主理論家薩托利（Giovanni Sartory），沿襲了熊彼特的政治競爭理論，并對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進和補充，提出了一種競爭---反饋式民主理論。薩托利也反對把民主看作是人民的統治或大多數人的統治，認為政治關系中的統治者總是少數人，被統治者總是多數人，強調民主也是少數人的統治和多數人的被統治，當然，民主并不是少數人的專制和獨裁的統治。民主與專制的區別不在于統治者是大多數人還是少數人，其實無論是民主政治還是專制政治，統治者總是少數，問題在于專制政治不是人民授權的統治，不是權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統治，而民主政治則是通過選舉、競爭，使少數人得到人民授權的統治，是權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統治。“民主是這樣一種制度，其中誰也不能選擇自己進行統治，誰也不能授權自己進行統治。因此，誰也不能自我僭取無條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權力。” 領導者只能從被領導者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舉中產生；如果“別人向你授權的權力受到損害或纂改---通過壓制不同意見或不提供其他選擇---民主便從根本上被扼殺了。” 薩托利注意到，熊彼特的觀點中只注意到民主過程的輸入方面，即通過競爭選票獲得政治權力，這是不夠的。為此他提出了競爭---反饋式的民主理論來改造并補充熊彼特的競爭理論。選舉從輸入意義看，是政治家通過競爭獲得政治權力，體現了民主，這是熊彼特看到的一個方面。從輸出方面看，當選的統治者在其決策時，受著選民對統治者的決策的反應的制約，因此，要考慮民心的向背，民眾的意愿。選民的選舉權就以反饋的方式制約著統治者的決策，這樣選舉就不但從輸入意義上而且從輸出意義上保證了政治過程的民主性質。
（三）戴蒙德對政治競爭學說的進一步修正
美國學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充分肯定了熊彼特的觀點。不過，他認為熊彼特的民主觀需要不時地重新解釋，因為這種民主觀“并不注重所涉及到的基本自由，也不試圖把這些自由納入對民主的實際測量之中。” 這種民主觀的風險是“選舉主義的謬誤”，過分強調選舉的競爭性，而忽略了民主的其他維度，忽略了多黨選舉，即使真正是競爭性的話，也會有效地拒絕給人口中的一部分人以機會來競爭權力或伸張并捍衛其利益。這一錯誤還在于把決策權的重要領域置于由選舉產生的官員控制之外，不論對民主多么重要，選舉也只是周期性地進行，也僅僅只允許公民在由議案所提供的高度集中的不同方案之間進行選擇。他認為，競爭性的選舉只是民主政治最低限度的要求，有些國家有合法的反對黨，甚至有選舉民主的許多其他憲法特征，但是仍然沒有達到一個關鍵的要求，即存在一個充分公平的競爭領域，這樣允許執政黨可能在選舉中被逐出權力。他將這些國家稱為擬態民主國家（pseadodemocracies）。擬態民主有許多種的形式，其中包括半民主國家（semidemocracies）。半民主國家仍然包含著多黨的選舉，不過，執政黨廣泛地使用壓制、恩庇、媒介控制和其他工具來把反對黨降低到一個“二等黨”的地位。
同其他西方學者一樣，戴蒙德認為自由民主才是完全具有現代意義的民主。附帶提及一下，按普拉特納的說法，自由民主一詞中的“自由”，不是指誰來統治，而是指如何實施統治。它尤其意味著政府的權力和行使權力的方式受到限制，特別是受到根本法或憲法的約束，但歸根到底是受到個人權利的限制。 戴蒙德認為，自由民主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超越了熊彼特的“選舉民主”或擬態民主：首先，除定期的、自由的、公平的競爭性的選舉和普選權之外，自由民主不允許軍人或其他政治力量享有“保留權”，因為這種保留權不直接或間接地對選民負責。其次，除統治者對被統治者負有縱向的責任（這種責任通常由定期的、自由的和公開的選舉來確保）外，自由民主還要求官員對官員之間有橫向的責任制度，這種責任限制了行政性的權力，因此也有助于保障憲政、法治和審議過程。第三，自由民主還包含對政治和社會多元主義的廣泛的規定，以及對個人或團體的自由的廣泛的規定。除此之外，戴蒙德認為，自由民主還具有以下的特征：（1）真實的權力在事實上以及在憲法法理上都歸于選舉產生的官員及其任命的官員，不是歸于那些不負責任的內部行動者（如軍方）或外國；（2）行政權受到憲法的約束，并對其他政府機構，諸如獨立的司法、議會、調查專員和總審計長負責；（3）在自由民主下，不僅選舉的結果是不確定的，因為有大量的反對票，也不僅因為政黨要不時地輪流執政，而且不能剝奪任何一個堅守憲法原則的團體組黨和參與選舉的權利（即使選舉的門檻或其他規則會阻止其他一些小黨贏得在議會中的代表席位）；（4）對于文化的、民族的、宗教的和其他少數民族團體以及傳統上無權無勢的人，不應在法律上和實踐中阻止他們在政治過程中表達其利益或使用他們的語言和文化；（5）除多黨共存和周期性的選舉外，公民應有多樣的、持續的渠道和手段來表達并代表其利益和價值，包括有各種各樣的自治性結社、運動、團體，而他們可以自由締結或加入這些組織；（6）除結社自由與多元主義外，應該有替代性的信息來源，包括獨立的媒體，對這樣的媒體，公民可以（在政治上）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7）公民有實質性的信仰自由，輿論自由，討論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游行自由和請愿自由；（8）公民在法律之下和政治上是平等的（即使他們在各自擁有的政治資源上十分不平等），個人的或團體的自由應有效地受到獨立的、公平的司法保護，其他權力中心司法部門的決定應該執行，并加以尊重；（9）法治保護公民免受不正當的拘禁、流放、恐怖、折磨，以及對其私人生活的不正當的干預。
戴蒙德指出，自由民主的這些要素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me）在其年度的世界范圍內自由調查報告中所使用的標準。對自由的兩個維度：政治權利（如競選的權利，反對的權利和參與的權利），以及公民的自由，都用七分制來測量。1分表示最自由，7分表示最不自由。在這兩項自由的平均得分在2.5或以下的被認為是自由國家，得分在3到5.5分之間的被認為是部分自由的國家，得分在5.5分或者更高就是不自由的國家，自1974年以來，經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洗刷，世界上實行選舉民主國家的數量有很大的增加，但是自由民主國家的數目卻相對原封不動；只有少數幾個政權（大約略多于20％）沒有舉行過某種程度的多黨競爭選舉。
綜上所述，由熊彼特提出的政治競爭理論經過薩托利、戴蒙德等政治理論家的修正、充實與發展，現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它不僅對民主理論界而且對西方及全球民主化潮流，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三、政治競爭的作用
競爭是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驅動力量。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競爭時指出：“這是一個規律，這個規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甩出原先的軌道，并迫使資本加強勞動的生產力，因為它以前就加強過勞動的生產力；這個規律不讓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 正因如此，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當然，這是講競爭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應該承認，競爭對政治發展同樣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
（一）維持政治權威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政治權威的基礎。如同貨幣是市場體系的硬通貨一樣，合法性是政治體系在整個社會市場中的硬通貨。如果一個政權喪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臺。所謂合法性，指政治權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從。阿爾蒙指出：“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當權者制定和實施的法規，而且還不僅僅是因為若不遵守就會受到懲處，而是確信遵守是應該的，那么這個政治權威就是合法的。”
合法性主要包括政策的合法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二者對于一個政權來說都是同樣重要的。任何一個政府，哪怕是獨裁政府，如果它在推動經濟發展、維持社會穩定、塑造公正的政治法律結構等方面富有成效，它都會獲得大多數人民的認可和支持，從而具有良好的合法性。相反，一個政府，即使是最民主的政府，如果它的主要政策持續失敗，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處理無能為力的話，它的合法性也會慢慢消失。所以，一個具有良好合法性的政府，不僅在政策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都要求具有較高的合法性。
在《第三波》中，亨廷頓進一步將制度的合法性和統治者的合法性區分開來。他指出：“在民主國家，統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賴于他們滿足一些關鍵選民對他們政績的期望。但是這一制度的合法性卻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選民通過選舉其統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職的統治者不可避免地會作不出政績，這樣，他們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會在選舉中被擊敗。一群新的統治者會接替他們。因此，統治者失去統治的合法性導致了這個體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過，在除一黨制之外的威權體制下，在統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權的合法性之間不可能作出明確的區分。政績平平既瓦解了統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這一制度的合法性。” 的確，民主政府和權威主義政府的基本區別就在于，由于在民主政治中存在政治競爭，所以，一旦執政黨的政策失效，喪失了合法性，可以通過人民在選舉中的選舉反映出來，可以通過政府換馬來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從而避免對基本政治制度的沖擊，維持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相反，在權威主義政府中，由于制度合法性和統治者的合法性無法區分開來，一旦政府決策失敗，則不僅政府倒臺，而且基本的政治制度也會面臨合法性的危機，從而導致整個政府體系的解體或變遷。
（二）防止腐敗，確保政治權力良性運行
在任何社會，都驗證著同樣一個普遍的真理：長時期地掌握權力，本質上必然趨向于腐敗。這是由于，在一個集團長期控制政權的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封閉的官僚特權集團；他們有著一致的利益，頑固地維護著現狀，利用他們的壟斷權力和地位，對社會資源進行獨占性的分配。權力的自然的更迭，也是在這個封閉的小集團的少數寡頭之間進行，既與其他集團無關，更不會涉及社會的普通公眾，權力的更迭不會改變權勢集團的內部結構，所以，在一個集團長期統治下，政治腐敗是不可避免的現象。
前蘇聯的一黨統治及其歷史命運，典型地驗證了這一社會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20世紀20年代，斯大林通過暴力徹底消滅了其他政治黨派，建立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同時，建立了高度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這種體制確實實現過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封閉的壟斷性的官僚特權集團逐漸形成并給社會帶來了消極影響。官僚特權的抗阻，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經濟改革的失敗；同時，各級黨政機關和國有企業官僚集團的普遍腐敗還是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何防止政治腐敗，確保政治權力的良性運行，或許是政治學最為根本、最為永恒的話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皇權主要受到道德、神意和習慣的制約，很明顯，這種制約無法從根本上抑制皇權恣意、任性的行使。近代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創立了分權與制衡學說，主張將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三權彼此分立，互相制約。勿庸置疑，這種分權與制衡制度是人類反對暴政，克服腐化政府的重要制度安排。不過，這種制度安排隱含著一個前提條件：執政者有下臺的危險。如果沒有這一條件，政治權力由某一人、某一集團長期壟斷，那么再有效的制度都不足以防止他們濫用權力，徇私舞弊。政治競爭可以說是從根本上確保政治權力良性運行的有效方式。因為輪流執政的制度安排使執政者不可能長期壟斷政治，難以形成一個封閉的官僚特權集團，并且反對黨的監督也迫使執政者必須正確合法使用權力，不能為所欲為。
（三）塑造均衡的政治秩序，維持政治穩定
傳統政治秩序是一種非均衡的政治秩序，各種政治力量之間存在著一種對抗性的關系。政治斗爭的結果總是一個政治集團摧毀另一個集團，由此造成國家和社會的兩極化，一方面，執政者權力異常強大，逐漸脫離社會的控制；另一方面，社會缺乏自主性，社會處于萎縮之中而無法制約國家。這樣，整個社會形成兩個對立的集團（階層）；特權階層和無權階層。它們之間的矛盾異常突出。
政治競爭徹底改變了傳統社會這種非均衡的政治秩序，塑造了均衡的政治秩序。這體現在：（1）政治競爭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的關系，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的均衡。因為，競爭者要上臺執政，必須征得選民的同意，選民擁有自由選擇政府的權利，這是天賦的權利，任何人都不能對此予以限制或剝奪。選民選擇哪個政府，完全根據自己的意愿。競爭者必須充分表達選民的意愿，并竭力滿足他們的利益要求；如果一個政黨不關照或不能很好地關照選民的利益，其他的政黨就會這樣做，它就會被選民拋棄。所以，在這種制度下，為人民服務，為大眾謀福利，第一次成為政府的內在要求。國家也不再是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而是真正成為選民用以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手段。（2）民主政治的制衡機制多種多樣，主要包括國家機關內部的制衡，國家政權組織之間的制衡，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制衡，政黨之間的制衡等，共同構成一個政治均衡的政體，并通過政治力量之間的相互制約，保證公共決策能夠體現和代表社會公共利益，塑造均衡的利益格局，其中，最關鍵的是維持政黨之間的均衡。因為政黨既是社會利益的代表者，也是掌握和運用國家政權的主體，是現代國家的政治領導力量。從公民、利益集團和政府的關系看，他們主要是通過政黨這一媒介與國家的政策直接關聯，并將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表達到政府。從國家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種權力機關的關系看，在美國式的三權分立體制中，權力之間的分離，雖然本身就構成一種制衡關系，但是，如果不同的權力機關由同一個政黨控制，那么，毫無疑問，三權之間的制約和平衡關系就會被破壞。所以，權力制約的實質是控制不同權力機關的是不同的政黨（其中，司法中立于政黨政治），競爭著的政治力量之間的制約和平衡是民主政治制約的實質。而在英國式政府體制中，立法權和行政權是融合的，是由一個議會多數黨控制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權力機關的制約，只有依靠反對黨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反對來實現。總之，政治競爭使執政黨及其政府的權力始終無法強大到不受制約的程度，并通過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易位來維持政局的動態穩定，從而有效地保證了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正因如此，西方國家（如英美等國）實現了長達200－300年的政治穩定，在這期間，沒有發生政變，內戰和重大動亂，從而導致了這些國家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
（四）促進政治參與，提高民主程度
政治參與與政治競爭一樣，也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美國學者達爾就曾指出，民主政治涉及到兩個維度：參與與競爭。科恩甚至認為，“民主的廣度是由社會成員是否參與來確定的，而民主的深度是由參與者參與時是否充分，是由參與的性質來確定的。” 現代民主是代議民主，與古代直接民主不同。在古代，由于城邦國家領土狹小，貿易不發達，特別是由于奴隸制的制度為自由人提供了閑暇，古代人生活的重要內容是政治生活。那種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被認為是無用的人。在現代，由于商業的發展，奴隸制的被取消，疆域的擴大，現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更豐富、更復雜。在古代，政治是自由的人們生活的中心，而在現代，政治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就參與政治而言，如果說，古代公民意味著“專職的公民”（full time citizen）的話，那么，現代公民只能是“兼職的公民”（half-time citizen）。這意味著現代公民更多的是關注自己的私人生活，而參與政治卻降低到了次要的地位。考察當代各國，就不難發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公民的政治冷漠現象都十分突出，其他不論，單就公民政治參與的主要形式---投票而言，近年來，大量公民放棄投票已嚴重威脅到政治統治的合法性。美國學者謝茨施耐德考察美國不投票現象后擔憂地說：“即使所有因素考慮在內，在美國，不投票現象是如此廣泛，以致通常從具體的心理和受教育因素角度對之所作出的解釋都無法令人滿意。”“如此廣泛的不投票現象給美國民主投上了一層怪影，因為它使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深刻矛盾凸現出來。” 影響公民政治參與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社會的性質、年齡、結社、社會心理因素等。 而是否存在政治競爭以及競爭的激烈程度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一般來說，不存在政治競爭的國家公民投票率較低（有些國家可能很高，但一般屬于強制性、動員性投票）。而存在政治競爭的國家，公民投票情況視其競爭的激烈程度而定。當政黨之間政見分歧明顯，沖突十分激烈，那么卷入政治的公民相對較多，如果政黨之間政策趨同，對選民沒有多大的吸引力，那么公民放棄投票的情況就較為普遍。由此可見，相對于其他方式而言，政治競爭有助于擴大政治參與，競爭越激烈，政治參與越活躍。
（五）推動政策創新，適應社會變遷
表面看來，在政治競爭中，各個政治集團之間互相攻訐，你擁護的就是我反對的，導致政策經常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不符合現代政府決策的理性化和科學化要求，也不利于維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但通過深層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實際情形并非如此。首先，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集團表現出尊重客觀規律的趨向。各政治集團要能夠在競爭中獲得勝利，除了讓大眾相信自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最好人選外，還必須讓大眾相信他們的政策是理性的，合乎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如果制定的政策不成熟，就可能成為對手的靶子，哪怕是一個數字上的失誤，都可能成為對手攻擊的目標，從而出現被動局面。因此，各政治集團在制定政策時都十分審慎，極少出現違背客觀規律的情況。其次，政治競爭推動政治集團的政策趨向一致性（共識政治），各政治集團除了爭取傳統的支持者外，還要力爭其他各階層人士的支持，如果政策太極端，就很可能失去這部分支持者，因此，各政治集團的政策往往都比較溫和，同時，各政治集團還必須開放自己封閉的意識形態，相互學習對方的長處，以及對方政策中受選民支持的內容。如果一個政黨不能很好地將對方的政策（尤其是受選民歡迎的政策）納入本黨的政策綱領中，它就會失去一部分選民。所以，政治競爭使各集團的政策出現“趨同”現象。并且，執政黨在施政時，還往往參考反對黨（前執政黨）的政策，以利于治理。美國自1980年以來，共和黨里根政府推行新保守主義經濟政策，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1992年民主黨人克林頓上臺后，繼續推行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政策，極大地發展了美國經濟，形成了二戰以來美國經濟最長的一個增長周期。政策“趨同”現象，在英國、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都存在。政策“趨同”有利于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避免政策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因此絕不會發生類似中國領導人發動“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極端決策。
政策趨同并不意味著各政黨間的政策沒有差別，差別是有的，只不過是屬非原則性的差別；也不意味政策是停滯的，難以適應社會的變化。相反，政治競爭推動各政黨進行政策創新，以適應社會的變遷。社會是變化無常的，沒有一種永遠有效的政策。對于執政黨來說，要穩固執政地位，要在下次競爭中繼續執政，都必須進行政策創新。對于在野黨來說，要在競爭中戰勝執政黨，除了有效地抓住執政黨政策的不足，對其進行攻擊和批評外，還必須樹立自己的旗幟，使選民看到新的希望。沒有創新，執政黨就難以維持自己的政權；沒有創新，在野黨也難以取得政權。特別是當社會出現重大變遷，原有政策難以適應這一變遷時，誰提出新的主張，誰就可能上臺執政，而新的主張取得良好的社會績效，普遍得到社會認同時，其他的政黨就會逐漸接受新的主張，從而導致政黨間的政策又趨于一致。當新的社會需求出現時，一個政黨反應迅速受到選民支持當選執政，另一個政黨或者多個政黨就會逐漸地接受該黨的新的政策出張；如果一個政黨在別的政黨執行一項新的政策而持續成功地執政時，仍然抱守殘缺，甚至攻擊該黨這一成功的政策，只能是自取滅亡。……所以，實際的結果是政黨間在新的政策基礎上取得新的一致。政策創新，政策變遷和政策一致構成一個循環往復的政策周期，社會在這種螺旋式的政策變遷中不斷地發展著。
（六）維護人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人權，通俗地說，就是使人成其為人的權利。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他享有屬于自己的權利，否則，他就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西方一位學者曾說，“如果一個人的舌頭都不屬于他自己的，他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僅此一語，足以說明人權對人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人類數千年的歷史，就是爭取和捍衛人權，實現自我解放的歷史。1991年中國政府發表的《中國人權狀況》（又稱“中國人權白皮書”）提出：“享有充分的人權，是長期以來人類追求的理想。從第一次提出‘人權’這個偉大的名詞后，多少世紀以來，各國人民為爭取人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就世界范圍來說，現代社會還遠沒有能使人們達到享有充分的人權這一崇高的目標”。
要實現人權，關鍵在于建立一種良好的政治體制。這種政治體制，一方面必須以保護人權作為其最高價值，另一方面必須對政府權力進行限制。現代權力理論認為，政治權力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它一旦被賦予某些私人，就會激起其隱藏的惡性，猶如洪水猛獸，難以扼制。不受限制與制約的權力乃是對人權的最大的威脅，“一般來說，每一種不受約束的權力――它可能屬于一個國王，一個士兵，一個強鄰――不僅會侵犯其附庸，而且會侵犯任何權力弱小者的生活。” 正因為如此，我們常說，專制政治無人權可言。專制權力是一種不受制約，具有極強滲透力的權力。專制政治對社會的滲透使社會中的每一個要素、每一個團體及每一個“人”均具政治性質，失去了自身的本質和獨立性。只有君主具有獨立的意志和主權，是完整的人，其他人都不是人，“無非是一種非人民”，在這里，“實際發生作用的不是人，而是人的異化，惟一發生作用的人，即國王，是與眾不同的存在物，而且還是被宗教神化了的、和天國與上帝聯系著的存在物。”所以馬克思說：“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
政治競爭對維護人權具有至為重要的作用。由于存在政治競爭，執政黨下臺成為平常事，如果執政黨侵犯人權，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它就可能被趕下臺。所以，執政黨以及其政府必須注重經濟發展，文化建設，注重公共福利事業，而不能僅謀取一黨之私利。薩托利指出：“競爭出現在文明社會中，恰恰是為了限制、教化、最重要的是取代（權力的――引者）侵略性。一個競爭性制度，正如它現在的發展狀況那樣，足以使我們疲于奔命，然而我們也可能退出；我們能夠退出，而且如果我們這樣做了，根據競爭法則，誰也無權侵犯我們”。而在某一個人、某一政黨壟斷政治，在不受制約的富有侵略性的權力面前，無權者除了坐以待斃，別無他途。不僅如此，政治競爭使政治體制具有相當的開放性，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條件。我們常說，“生存權”是首要的人權，此話沒錯，但并不意味著只要溫飽解決了，人權就實現了；最重要的是人的發展權得到實現。實現自我價值是人活著的最終目的。如果一個政治體制封閉，難以吸收精英人才到政治體制中來，那么人權就不可能得到切實的保障，人的發展也必然會受到限制。由于政治競爭，任何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總統，成為執政者，這就能夠極大的激發個人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自現自我。
當然，同任何事物一樣，政治競爭也具有兩面性，也存在瑕疵。熊彼德指出，“爭奪當權職位的競爭，一方面浪費了人員和精力，另一方面民主過程很容易在政治領域里創立一些條件，一旦這些條件確立，就將把能在政治領域以外其它領域作出成就的大多數人趕出政治領域。” 另外，政治競爭常常誘使政治家對選民作出空頭許諾，一旦上臺執政，這些許諾很難付諸實現，使選民往往感到政客們臺上是一套，臺下是一套，從而對投票持冷漠態度。不過，相對于政治競爭的正效應而言，政治競爭的負效應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我們絕不能因為政治競爭存在負效應而因噎廢食，盲目加以排斥。正確認識它的正負效應，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態度。
第二部分 西方政治競爭透視
本文所說的“西方”，是一個特定化了的概念，它指的是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不僅包括西歐各國，而且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及日本等國。限于篇幅，本部分主要以英美法德日等國為對象，考察政治競爭的有關問題。
一、政治競爭產生的歷史條件
政治競爭起源于西方絕非歷史的偶然，它是近代西方經濟、政治及文化全面轉型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指出：“任何一種制度的建構都是當時各種社會背景的綜合產物，不管這種背景是屬于人文的，社會科學的、還是自發的或外化的。” 政治競爭深深地植根于社會多元主義、市民社會、對法治的信仰、親歷代議制的經驗、精神權威與世俗權威的分離、以及對個人主義的堅持，所有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歐開始出現的。這些條件不僅是政治競爭產生的條件，也是非西方社會移植政治競爭應當具備的條件。
（一）經濟因素
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必須從經濟中去發掘政治現象產生的原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真理的正義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
值得一提的是，二戰后西方國家興起的政治發展理論或曰發展政治學及其代表人物諸如亨廷頓、阿爾蒙德、派伊、李普塞特等亦充分注意到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他們運用實證方法通過統計資料對歐美國家政治發展研究后揭示出一個歷史事實并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用達爾的話說，就是“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水平與一般的競爭政治，尤其是多頭政制中的競爭政治的出現率有密切的關聯”， 也就是說，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則產生競爭政治的概率就越大；反之，經濟發展未達到一定水平時，則這種概率就越小。
從根本上說，近代西方政治競爭的產生正是緣自經濟發展的推動，確切地說，它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1）西方國家是內生型的第一批現代化國家，工業革命促進了這些國家迅速地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海外殖民擴張不僅增長了物質財富，而且大大刺激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傳統社會國家與社會一體化狀態，使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成為現實。市民社會逐漸發育成熟，逐步脫離了國家的控制而取得了自主發展的權利。國家不再無限制地干預經濟的發展，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資產階級不允許干預他們的私人利益，資產者賦予國家權力的多少只限于為保證他們自身的安全和維持競爭所必須的范圍內。” 一個發育成熟的市民社會，正是政治競爭產生的基礎性條件。（2）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各經濟主體具有不同的利益，從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在不同的經濟主體之間必然存在不同的競爭，這種競爭必然會在政治領域表現出來，集中體現為各個集團爭奪國家政權的斗爭。所以，政治競爭是與市場競爭相適應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代替封建所有制關系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 （3）市場經濟內含自由和平等。市場經濟的獨立發展完全是以等價交價為原則的，它從根本上否定了血緣、門第、權利、民族、國家、宗教之間的差別，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交換的惟一盡度。在市場經濟中，沒有高低貴賤之別，無論是畫家的勞動還是樵夫的勞動都是平等的。“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也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礎。” 經濟領域的自由和平等體現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各個階層和集團都有競爭國家政權、參與國家管理的自由和平等的權利。所以，“政治競爭從原則上說來，是經濟自由和政治平等權利的邏輯結果，是從人們享有自由權利和平等權利中引申出來的。”
（二）政治因素
從政治因素看，政治競爭的產生與代議制、政黨制、選舉制有著密切的聯系。
近代資產階級原本是封建專制統治下的受壓迫階級，他們對專制、暴政有著強烈的恐懼。在用暴力摧毀封建政治結構之后，資產階級不是用更為落后的制度取而代之，相反，資產階級深知，統治只有借用人民的名義，才能夠長久存在下去。因此，資產階級在建立新的政治結構時，始終堅持了兩條基本原則，一是防止專制和暴政，二是發展民主。就前者來說，西方國家建立了權力分立與制約的機制，對防止權力專橫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就后者而言，鑒于現代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實行古希臘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因此，資產階級建立了代議民主政體。歷史地看，代議制起源于英國中世紀的等級君主制，最初，議會只是一個供國王咨詢的機構，只有一個等級：貴族。隨著資產階級反封建斗爭的深入，議會的成分不斷擴大，擴大到包括一般的平民；其權力也不斷下移。正如顧準所說：“議會的演進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不斷擴大，民主權利逐步下移的歷史。” 一方面，議會將直接民主體制下人民的無限權力縮小到不充分的權力，人民不再擁有直接決定政治問題的權力（極少數公共事務除外），而是將其權力委托給其代表行使。另一方面，議會又成為各階級、各階層和平斗爭的舞臺。議會以多樣性和不同政見為基礎，在議會中，代表同一階層或利益集團的議員自然結成政治派別，最初，這些派別主要力爭成為議會多數，以使他們的政治主張成為多數人的意見；后來，他們逐漸意識到，僅僅做到這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執政者趕下臺。于是，這些政治派別最終走出議會發展成為政黨。政黨是自由結社的產物，它是“在政治空間展開‘共同競爭’的組織（在‘競爭’與‘對抗’中表現存在的根據和生命源泉）”，“他們吸收和動員游蕩于政治領域的各種利益及思想，并試圖以這種力量為依托去奪取政治過程的持續支配權。” 政黨始終以控制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爭奪國家權力為目標，離開了國家權力，政黨幾乎不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當然，政黨并不是以武力奪權，而是在選舉中奪權。所以，政治競爭與選舉活動密不可分，“甚至說，選舉制造成了競爭性政黨制度也許不算過分。圍繞著議會或總統的選舉，各政黨才有競爭的目的、競爭的理由和競爭的內容。”
（三）文化因素
從文化因素看，政治競爭與近代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著密切的聯系。關于世俗化，美國政治學者薩托利曾作了一個說明，他說：“當神的王國和愷撒的王國----宗教領袖和政治領域相分離時，世俗化就出現了，因而，政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于宗教的僵化教條主義，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強度。” 簡言之，政治及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指政治不再為某一特權階級所壟斷而成為全民和全社會的共同事務，政治也不受神權的控制而獲得了自主發展的權利，以及形成的與此相適應的參與型的政治文化。
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是歐洲史上最專制最黑暗的時期。中世紀的政治文化是融教會與國家、教權與王權于一體的神權政治，與這種神權政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是以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為代表的神權政治論，整個社會都拘伏于神學政治的囚籠中。如恩格斯所說：“中世紀只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 在這種極其獨裁與專制的政治環境下，廣大民眾不僅被排除在政治體系之外，而且被馴服為一種政治動物。在中世紀后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形成與發展，神權政治越來越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桎梏。在這種情況下，進步的思想家們在意識形態中開始向神權政治發出挑戰，從而啟動了近代的政治世俗化進程。先是發端于意大利并進而波及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繼之而起的思想啟蒙運動都形成了對神權政治的強烈的沖擊波。荷蘭的格老秀斯、斯賓諾莎，英國的洛克，法國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美國的杰斐遜、潘恩等啟蒙思想家運用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不僅抨擊了神權政治，抹掉了籠罩在封建專制制度上面的宗教蒙昧主義，而且論述了國家、政治社會、政府和法的起源與形式，使國家、政治、法律等問題從宗教神學的束縛中解脫出來。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8世紀的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決定性地把政治推入了較高的世俗化時代。在資產階級所制定的憲法及憲法性文件中都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屬于人民，人民擁有言論、結社、集會和選舉的權利；在政治結構方面，經由普選產生的議會擁有較高的權威，包括總統在內的各種重要官職均需其選舉或認可方能產生，而且立法、行政、司法機構互相制約。所有這些，都標志著政治的平民主義時代的到來，人民不再是專制體制下的被奴役對象，而是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
總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新興階級的崛起，代議民主制的建立及政黨的成熟，以個人權利、法治為核心的民主文化，是西方政治競爭產生的根本條件。可以說，離開了任何一個條件，政治競爭都不可能產生。
二、西方政治競爭的表現形式
西方政治競爭主要體現為政黨之間的競爭以及政黨內部的競爭，這與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魏弗爾蒂認為：“民主本身便意味著一種雙重的競爭過程：其一是普選中黨派之間的競爭，其二是這些黨派內部政治家們爭取黨內領導權的競爭。” 此外，利益集團、智囊團等政治組織作為政黨的后援力量，對政黨競爭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之間的競爭是政黨競爭的必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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