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衛東 ]——(2000-11-22) / 已閱39905次
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現狀及存廢的思考
作者：陳衛東/劉計劃
一、死刑的實體控制與程序保障
自意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在其傳世之作《論犯罪與刑罰》中首次倡導廢除死刑以來，人們開始對死刑的功能及價值進行深刻的反思。隨著報應刑觀念的革除及現代刑罰觀的確立，刑罰人道主義及刑罰輕緩化思想的深入人心，人們對死刑這種最古老、最嚴酷的刑罰重新進行了價值評斷，消除了諸多認識誤區。而今盡管死刑存廢的爭論之聲不絕于耳，但廢除死刑已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現實，而保留死刑的國家也紛紛走上限制、減少死刑的道路。廢除死刑，盡管道路曲折，并非一帆風順，但它無疑是人類發展、社會進步的方向和重要標志，并已成為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
現階段暫不廢除死刑，限制死刑的適用，堅持少殺、慎殺，防止錯殺，是我國一貫堅持的死刑政策。這一死刑政策，符合我國社會發展現階段的實際，應當堅持。我國刑事立法貫徹了這一死刑政策，表現為通過對死刑適用進行實體上的控制與程序上的保障，以達到限制死刑，保證死刑正確適用的目標。
在實體控制方面，現行刑法貫徹少殺政策，對死刑的適用作了多方面嚴格的限制性規定。主要表現在：（1
）從適用死刑的對象上作出限制；（2）從適用死刑的犯罪主體上作出限制；（3）從死刑的執行制度上加以限制；（4）從適用死刑的罪種上加以限制。
在程序保障方面，刑事訴訟法有關死刑案件的特殊程序性規定體現了立法者對有關死刑案件的特別審慎的態度，有利于貫徹少殺、慎殺，防止錯殺的方針，從而保證死刑案件的質量。這些特殊的程序性規定可分為四種：（1）提高了死刑案件的審判管轄級別；（2）采用強制辯護方式；（3）專章規定了死刑復核程序；（4）在執行程序中作了特別規定。
二、死刑復核程序之現狀
死刑復核作為我國獨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在新中國建立之前，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建立、抗日戰爭時期進一步發展、解放戰爭時期更加完善，死刑復核制度在人民民主專政的訴訟程序中，走過了一條從無到有、由不甚健全到較為健全的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極為重視死刑復核制度，在當時尚無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情況下，積極采取多種措施，明確地規定了死刑復核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間，死刑復核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樣在劫難逃，被破壞殆盡。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我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該法恢復了“文革”前的死刑復核程序，把死刑復核程序單列一章，分為四個條文加以規定，不僅科學地把判處死刑的權限統一歸屬于中級人民法院，而且慎重地把死刑、死緩核準權分別賦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行使，同時還規定了核準的基本程序。至此，我國死刑復核制度已基本完備地建立起來。但是也應當看到，由于法律條文粗疏，死刑復核的具體程序仍不完善，盡管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立法的不足，但仍存在諸多問題。而由于長期以來死刑核準權的下放，造成部分案件的二審與死刑復核程序合二為一，導致死刑復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無疑已成為死刑復核制度中最突出的問題。
（一）死刑核準權下放問題
死刑復核程序中的核準權，包括死刑立即執行的核準權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核準權。前者我們稱為死刑核準權，后者則稱為死緩核準權。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與1996年刑事訴訟法均規定死緩核準權歸屬高級人民法院，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鑒于死緩制度的特殊屬性，從緩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壓力考慮，由高級人民法院執掌死緩的核準權是可行的，對此，理論界與實務界并無異議。但死刑核準權的歸屬則一直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
生命權是每個自然人最為寶貴的權利，死刑作為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無疑成為國家刑事審判權中的一種最高權力。死刑核準權歸屬誰手體現了統治階級對生命的重視程度及對死刑的審慎態度。我國對死刑核準權的控制歷來有嚴格的限定。從1954年9
月第一部人民法院組織法頒布以來，死刑核準權歸屬幾經變換，（注：參見陳衛東、張ｔāｏ＠①著：《刑事特別程序的實踐與探討》，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1頁。）但基本上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級人民法院行使。（注：
由于當時基層人民法院享有死刑判決權，中級人民法院享有二審權，因此即使由高級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準權，也并未發生二審與死刑復核合而為一的局面，死刑核準程序的嚴肅性并未受損。）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2
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總結了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于刑事訴訟法第15條、第144條、第145條、第146條、第147條和法院組織法第13條，對死刑案件的審判復核和審判程序作了明確的規定，不僅把判處死刑的權限劃歸中級人民法院，而且明確規定了對死刑案件的復核程序，指出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緩由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這標志著死刑核準權已統一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然而1979年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核準權的規定未曾實施已幾成具文。為了打擊嚴重的現行刑事犯罪，1980年2月12日，
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作出決定，在1980年內，對殺人、搶劫、強奸、放火和其他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現行刑事犯罪分子判處死刑的核準權，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權省、市、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行使。接著，1981年6月10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作出《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1）在1981年至1983年內對犯有殺人、搶劫、
強奸、爆炸、放火、投毒、決水和破壞交通、電力等設備的罪行，由省、市、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死刑的，或者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死刑，被告人不上訴的，都不必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2
）對反革命和貪污犯等判處死刑，仍須按照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規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1983年9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
次會議在上述《關于死刑案件核準問題的決定》尚未屆滿之時，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的決定》，對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3條作了修改。規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以外，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殺人、強奸、搶劫、爆炸以及其它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3條的規定，召開了第177
次審判委員會會議，對今后貫徹的有關規定作了司法解釋，發出了《關于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規定，在當前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期間，為了及時嚴懲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的罪大惡極的刑事犯罪分子，除由本院判決的死刑案件以外，各地對反革命案件和貪污等嚴重經濟犯罪案件（包括受賄案件、走私案件、投機倒把案件、販毒案件、盜運珍貴文物出口案件）判處死刑的，仍應由高級人民法院復核同意后，報本院批準；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以及其他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會治安判處死刑的案件的核準權，本院依法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和解放軍軍事法院行使。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將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準權，授權給云南省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行使。
自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初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下放死刑核準權給高級人民法院（也就是1979年刑事訴訟法開始施行之時），至今已有18個年頭。當初僅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時候可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準權。然而，死刑核準權一經下放，收回之日便遙遙無期。何為“必要的時候”？這“必要的時候”有多長時間？恐怕很難說定，畢竟已綿延近二十載。由于死刑案件歸屬中級人民法院一審，高級人民法院便成為死刑案件的二審法院，既然高級人民法院對部分案件享有死刑核準權，那么死刑復核與二審合而為一也就不可避免，實踐中有些高級人民法院也是這樣做的。它們在判處死刑的二審判決裁定書最后注明“根據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規定，本裁判即為核準死刑的裁判”。有學者認為，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準部分死刑案件的情況下，為了確保死刑案件的質量，真正發揮死刑復核程序的作用，對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死刑的案件，應當由高級人民法院另行組成合議庭核準。（注：參見陳光中、嚴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頁。）并提出具體設想，即在高級人民法院內部設立復核庭，專司死刑案件的復核。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后，被告人不上訴、人民檢察院不抗訴，案件屬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權高級人民法院復核的，由復核庭核準后，發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抗訴，經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死刑的，還必須交由復核庭核準。對于前者在所不論，唯后者又有幾分現實可行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的司法解釋，對擬判處死刑的案件，合議庭認為有必要的，可以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而實際上高級人民法院判處的死刑案件又有哪一個不是經過主管領導審查、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呢？在這種情況下，死刑復核庭幾位法官的復核還有幾分價值？加之在“從重從快”的催促聲中，又怎能仔細核查？筆者認為，高級人民法院之所以沒有設立死刑復核庭復核本院判處的二審死刑案件，就是因為在實踐中并無實際意義。況且，我們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既已授權高級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準權，那么也就賦予了死刑終審判決權，也即高級人民法院對已授權其核準的部分死刑案件作出的二審裁判，就無須再經核準程序，因為核準權理應包括判決權（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準權即包括死刑判決權）。十幾年來死刑案件核準權下放的結果又怎樣呢？核準權下放的死刑案件無疑占死刑案件的大部分，由于減少一次檢驗機會（實則對這部分死刑案件已缺少死刑復核程序），各高級人民法院掌握的標準也不盡一致，加之在“嚴打”聲中，在“從重從快”的催促下，造成某些地方實際執行死刑偏多，實踐證明，死刑核準權的下放換來的不是治安形勢的根本好轉，死刑核準權遲遲不收回就是明證。由此我們設想，是否可以從其他方面尋找根治的佳途？
我們認為，在死刑裁判的正確性與訴訟效率之間應選擇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基于死刑案件可能有錯誤的認識，刑事訴訟法才設置了死刑復核程序，旨在增加一道程序，以求裁判的穩妥性。在較多適用死刑的現階段，設置死刑復核程序對控制死刑無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現實面前，立法者終究選擇了從重從快也即訴訟效率。在立法者追求訴訟效率而輕視死刑復核程序的情況下，學者們紛紛呼吁盡快收回死刑核準權。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沒有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必要時可以授權的規定，而是保留了1979年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規定。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基本法律，根據我國憲法，其效力應高于在此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的規定及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第199條，
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應獲得完全的法律效力。換言之，死刑核準權已完全收歸最高人民法院所有，不存在“授權”的問題了。然而，目前在修正后的刑事訴訟法已生效一年有余而并沒有作出可以重新授權的有效力的修改規定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無意收回授權，的確于法于理皆不通。立法者所以對此持寬容態度，由此可見立法者尷尬的處境：既要維護程序的嚴肅性，又要對現實作出讓步而容忍。從目前情況，看我們可以認為，死刑核準權的下放很難說是短期行為。而死刑核準權不收回，死刑復核程序的現狀就無法根本改變。
（二）報請復核問題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0條、第201條規定了死刑和死緩案件應報請復核，但對報請復核的具體程序包括報請復核的具體內容與期限并無規定。立法的粗疏當然可以由司法解釋來彌補，但從程序法制完善來看，立法的具體化還是不可缺少的。
（三）復核程序問題
關于死刑、死緩復核的具體程序，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02
條僅規定了復核組織，而對復核的內容、方法，復核后的處理，復核的期限并未作出規定。死刑復核程序立法的缺欠與其在刑事訴訟中的重要地位極不相稱。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采用書面形式的死刑復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從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看，死刑復核程序是復核法院單方面的職權活動。實踐中復核機關對死刑案件要進行全面審查，包括事實審與法律審，由于其只進行書面審查，并不聽取控辯雙方特別是辯護方的意見，因此其審查的程序價值有限，不利于徹底發現錯誤，尤其是事實上的錯誤。我們認為，死刑復核僅采取書面方式，其弊端顯而易見，是現行死刑復核程序的又一缺陷。
三、關于死刑復核程序的存廢
從我國刑法典規定的死刑罪種數量看，現階段適用死刑的案件為數不少。因此，加強對死刑案件的程序保障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鑒于目前死刑復核程序的現狀，從慎用死刑的目的出發，我們提出死刑復核程序的存廢問題。對此，我們認為有兩條思路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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