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龍(寧夏) ]——(2004-6-3) / 已閱14506次
從公安理論研究中形而上學的缺乏談思想解放和創新問題
李 龍（寧夏警察學校 寧夏 銀川 750021）
摘要：我國公安理論研究的滯后與思想解放和創新不夠互為因果，而后者又與研究中“形而上學”的缺乏有關。由此出發，文章評述了“形而上學”的本源含義，列舉了公安研究中“形而上學”缺乏的表現及付出的代價，分析了其原因。最后提出了公安理論研究中解放思想、開拓創新要解決的三個問題即：重視營造理論研究的氛圍；投身于火熱的公安改革實踐；牢記神圣使命，培養獨立人格，樹立良好學風。
關鍵詞：公安 研究工作 解放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對公安工作的日益重視和加強，公安理論研究工作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機遇。近２０多年來，公安研究工作已經形成了有機構、有隊伍、有陣地的基本格局，也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在指導實踐、提供咨詢、幫助決策、完善學科建設等諸多方面已經并正在發揮著積極的指導作用。在肯定這一主流尤其是跨入新世紀的時刻，認真清理和冷靜反思以往的公安理論研究工作，也有缺憾。例如成果轉化為戰斗力的速度較慢；研究成果的數量尤其是質量尚待大力提高；研究領域尤其是一些敏感性較強的領域尚待大力開拓；研究進展游離、落后于實踐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研究中務虛方面缺乏哲理性思辯，務實方面又缺乏實務性指導的問題仍待解決；基礎性研究和學科體系的構筑仍然任重而道遠等等。本文認為，凡此種種表現無不與研究工作中的思想解放和創新不夠有關，而后者又與長期以來研究工作中“形而上學”的缺乏緊密相關。因此，公安理論研究在新世紀要有新的更大的發展和突破，充分體現和發揮自身的價值、地位、功用，就主觀方面而言必須在繼續重視對“形而下學”問題研究的同時，積極認真地對待“形而上學”的問題，以求得思想的進一步解放。
一、公安理論研究中“形而上學”缺乏的表現、付出的代價及形成的原因：
（一） 形而上學及相關問題點論。
提起形而上學，我們習慣地將它認做是一種與唯物辯證法相對立的一種唯心的、靜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想認識論。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從特定角度出發產生的認識觀。從哲學和文化發展史的本源看，形而上學主要是指特定時期社會文化結構中處于“本體”地位且相對固定的人類理性思維認識成果，它與同處文化結構中“實用”地位的形而下學相對立。譬如亞里士多德的名著《形而上學》就是研究關于宇宙存在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著作。黑格爾在《自然哲學》中也說：“形而上學無非就是普通思維規定的范圍，好比是透明的網，我們把全部材料放在里面從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一個有教養的意識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學，有這種本能式的思維，這種存在于我們之內的絕對力量。”如果說黑格爾的這一論述略顯晦澀的話，那么笛卡爾的論述更加明晰，他在《哲學原理》中指出：“全部哲學就像一顆樹似的，其中形而上學就是根，物理學就是干，別的一切科學就是干上長出的枝。”這是從科學種類發生的次序、地位、角度進行的整體確定。那么對于做為主體的人又如何呢？偉大的哲學家康德曾說：“形而上學是人類理性的自然趨向。世界上無論什么時候都需要形而上學，尤其是每個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專論》）。從以上極具代表性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從古希臘羅馬時代至近現代以來，形而上學一直是西方哲人和西方文化所極為關懷的重大課題，這一課題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回答個體和人類整體所關心的人與宇宙的本源（體）。圍繞它所進行的永恒思辯和不懈爭議，使西方思想蘊涵出了可貴的超越風范、懷疑主義精神和理想追求熱忱。這種形而上學的高度發達，影響了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和管理理念。在它們的學科結構中，應然性理論和實然性規定總是既矛盾又統一，既趨合互補又分裂獨立地以二元對立的形式存在、耦合、發展著。反觀我國傳統文化，形而上學與形而下學實難分清，歷史上我們的賢士們盡管提出“形而上學謂之道，形而下學謂之器”的觀點。但并未深入持久地對崐前者進行研討，而更多強調的則是天人合一；體用不二。關心的是“治國安邦”、“修身齊家”、“養心煉性”，規范的是“人倫綱常”、“君臣之道”。對宇宙本體學和個體思維學缺乏足夠崐的熱情或持久的關懷。這種歷史現象在近代以后雖有改變，但遠未改質。近代以來，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理念雖然沖擊了中國的宗法禮教，但那時我們所向往、羨慕、接受、認同的乃是西方的“堅船利炮”等實用科技。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學仍遭冷落和鄙視。在五四之后我們引進科學較多，而引進西方的法理念和法制化管理方式較少就是例證。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應出傳統思維、文化對形而上學的冷漠態度。而這種冷漠使形而上學中固有的合理性成份尤其是其獨立的、超越風范的思維精神被揚棄，使思想解放的滯后性更符合傳統的要求。這種延續至今尚存深刻痕跡的狀況其弊端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期反映不明顯的話，那么在改革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我們則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于起步較晚、受禁錮時間較長、左傾思想危害較大的公安研究尤其如此。從這一角度看，公安研究中形而上學的缺乏是導致思想解放不夠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內在因素，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 公安研究中思想解放和創新滯后的表現。
從公安改革實踐與公安理論研究對比的角度看，公安研究中思想解放和創新不夠是一個客觀現實。其表現形態具有多樣性，以下幾種尤其具有普遍典型性：
１ .公安研究及其做為物化形態的成果總體上仍然量少質弱，導致應有的指導實踐的功能在基礎架構上先天不足。理論研究的目的和價值不是為研究而研究，為理論而理論，而在于指導實踐。為此，研究工作既要立足現實，指導實踐，又必須超越現實，預見未來，同時研究工作的物化形態－－研究成果也必須達到一定的質和量的積累。唯此，理論功效的發揮才能有現實基礎，才可能對紛繁的實踐活動進行比較鑒別、分清良莠，研究工作自身也才能具有超越現實的條件。從近２０年的實際來看，在此方面我們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研究中探討理論并且往往是一般理論的多，結合實際的較少，導致經院型研究盛行，務實性研究缺乏，難以回答實踐難題，難以界定新生事物的性質，因而也就難以發揮作用。公安研究成果（本文界定于社科范圍以內）數量雖多，但除去政論型的、文件傳輸型的和有調無研型的以外，真正高屋建瓴，有真知灼見的仍然缺少。
２、 對豐富的公安實踐活動難以在理論上及時做出辨析、評價、引導，理論落后于實踐、解釋實踐的現象大量存在。公安研究指導功能的缺憾帶來的必然結果是理論超前性的喪失和與實踐同步性的脫離，這使得對豐富的公安實踐尤其是改革實踐活動往往缺乏及時的評價、辨析、引導。從而使有的實踐活動在現存的法律、法規、政策中找不出依據時橫遭批評、指責，甚至抵制、壓抑。從政法領域內近２０年的改革力度、深度、廣度來看，公安改革明顯落后于檢察、審判、律師、公證、司法改革，與此相對應的現象恰好是公安理論研究同時落后于檢察、審判等司法理論研究，此種現象決非偶然之巧合，而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這種現象使得公安研究工作某種程度上成了實踐活動的附屬品、說明書。譬如近年來，社區警務、警署制的興起、１１０報警服務臺的出現，刑偵改革、派出所改革的實施，濟南交警模式等豐富多彩的公安改革活動無不是在逐步的摸索中由一線實戰者踐行出來的，而在這種最需要指導摸索過程的時刻，卻難以看到理論先導的影子。而在實踐成功尤其被上級部門肯定、推廣后我們的理論則紛紛出籠，論述其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等等。本文認為，這種現象實在是理論研究的悲哀，長此以往，理論之樹只會枯萎，不會長青，難以與實踐形成紅花綠葉、相映成輝的喜人景象。
３、 研究工作自身的地位有待提高，研究者的人格品質有待塑造。
對理論研究工作的重視程度實際上反映著對科學的認識態度。當然，一項工作地位的高低取決于眾多因素，尤其是自身功能的發揮狀況。但從史學角度來看，我國歷史上除少數朝代（如春秋、漢唐等）以外，大部分朝代均不如國外一些國家（如古羅馬、德、法、英、美、日、等）對研究工作那么熱衷，那么重視。君王臣吏將其做為“花瓶”以粉飾自己、標榜自己、為已服務者有之，供其俸祿、使其研究權術、治術、壽術者亦有之，而使其研究國家發達、民族強盛、社會進步之道者鮮而寡見。同時，那時的智者賢士也常常將侍奉、取悅于君臣做為已任，得其寵者入其仕途，忙于宦海官場、失其寵者循入山林，歸于“自然”，獨自逍遙，不問世事。這一方面使研究者將“從政”做為自己行為的追求目標而研究工作自身則只起敲門磚的作用。所謂“學而優則仕”就是例證。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品質尤其是獨立品格日遭淪落，成為政治、君王之附庸。在這種情形下，當然就沒有了研究工作的地位，沒有了研究者的獨立精神和超越品質。這同樣反映著他們對形而下學的熱衷和對形而上學的不屑。這種價值取向中官本位化的影響極為深遠。在現時代，我們有的研究機構及研究工作中也存在著形備而神不具的現象。如一些科研（調研）部門中實際上真正從事科研調研工作的人員、時間并不多，更多情況下則成了主管部門領導的秘書班子，研究工作缺人員（尤其是高素質的人員）、少計劃，有的幾年出不了多少成果。這種變異現象的長期存在、消蝕了研究者的思維品格，淡化了研究工作自身的地位。因此，如果不從思想上徹底改變對研究工作的傳統認識，公安研究也將難有大的改觀。研究者自己如果不具備超越風范、獨立思維品格，研究成果也終將難有，已有的地位也會因成果的鮮見而喪失。
（三）、公安研究工作中思想解放和創新滯后的原因檢討
公安研究中所以出現思想解放和創新滯后的現象其原因復雜眾多，簡單地說，它們是與以下三種因素互為聯系的。
１、自身因素。從公安研究工作自身來看，起步晚、基礎弱、研究工作者少是客觀現實。公安學科長期依附于政治、政法類學科，獨立時間短，自主性差，一些基本的概念、原理尚在建構，自身休系還不完善，導致研究起點低，成果少。加之研究中存在諸多缺憾，如形而上學缺乏、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盛行等，導致研究者個人理性張揚不夠，個人理念缺乏，唯上、唯書興盛，唯實求真的學風欠缺。
２、思想因素。公安工作是國家政法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在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路線指導下，公安工作的職能以專政為主。對刀把子的片面強調淹沒了公安工作的其它功能，工具論思想深入人心，影響頗大。這種現象導致公安研究中形成諸多誤區：一是認為公安工作主要以政策指導為主，理論指導意義不大，導致對理論研究工作重視不夠。二是由于公安工作政治性強，加上文革期間學術問題政治化現象的泛濫，一些研究者對公安研究至今心存余悸、怕貼標簽、怕涉禁區，導致對改革實踐中的新生事物淺嘗輒止，甚至不敢去認識、調研、提煉。對國外的優秀研究成果不敢大膽去評介、推廣。從而導致公安學領域中學派稀少、流派缺乏，比較研究不熱，爭鳴現象鮮見。
３、客觀因素。與全國各行業或者其它政法系統的改革相比，公安改革工作相對來說其進度.深度.廣度都有所滯后。使得公安研究工作和思想解放運動缺乏實踐基礎和素材。
二 積極解放思想、不斷開拓創新，為繁榮公安研究不懈努力
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已經一再證明了解放思想的極端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鄧小平同志十分關注、強調的問題，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他在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做的準備會議（即７８年中央工作會議）上所做的主題報告“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中”強調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定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１４１頁）。這一論述是我國解放思想的一個宣言書。在當前乃至今后，“在走向新世紀的新形勢下，面對許多我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艱巨課題，鄧小平理論要求我們增強和提高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江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語）。國家發展必須如此、事業進步必須如此、公安研究也必須如此。
解放思想和開拓創新不能脫離實際，必須堅持以實事求是為基礎，尤其要以鄧小平理論體系中關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論述為根本。結合公安研究及實踐工作的實際，本文認為，公安理論研究要做到解放思想，應該注意以下問題：
（一）、營造重視研究活動及成果的氛圍。
應該說公安研究工作近年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因而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就普遍性而言，重視程度尚需加強，力度尚需加大。當前在公安工作和公安隊伍中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重視研究活動、推廣研究成果的氛圍在有些時候，有的單位尚不濃厚。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現象仍存。此種現象如不改變，將會大大影響對工作路線的準確把崐握、深刻領會。“羊隨鞭子走”的被動研究現狀仍難改變，更難談得上創造性、開拓性地開展活動。重視公安研究工作應該從人、物、機制等方面入手；從人的角度看，一是領導者要重視，樹立科教建警、強警思想，切實將其提到議事日程，做到有計劃、有安排、有檢查、有落實。二是要建立一支具有比較、鑒別、調研能力、能提出問題、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找出解決問題辦法措施的專兼結合的高素質研究隊伍。從物的方面看，就是要舍得投入，使研究活動的開展有一定的物質保障，做到投入上計劃到位、落實到位。從機制方面看，應建立機構、給予位子，在評比、獎勵表彰中將研究人員與其它干警一視同仁，以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同時更重要的是建立成果轉化機制，防止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筆者相信，隨著上述問題的解決，公安研究的外界氛圍就會越來越好，研究隊伍會越來越壯大，研究工作會煥發出應有的活力，做出應有的貢獻。
(二) 研究者要積極投身到火熱的公安實踐活動之中。
前文已述，游離于實踐之外是造成理論封閉化、教條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重視參加公安實踐活動，到實踐中而不是在書齋中研究問題是解放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投身于實踐之中，不僅可以為研究工作積累可靠、翔實的材料，不僅可以克服兩張皮現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啟迪思想、開闊研究視野，在實踐中解放思想，修正錯誤。同時，長期的與實踐相結合，可以為研究成果的價值轉化提供便捷的途徑，可以使研究者與實踐者之間產生親合感，為研崐究工作的深入開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三） 牢記神圣使命，培養獨立人格，樹立良好學風。理論研究者應有從事該工作的職業修養。從不斷的解放思想的角度看，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善于尊重他人，更善于超越他人是不斷攀登和搶占新的學術、理論制高點的必備品格。為此，研究者自身應自覺注重對“形而上學”問題的研究，以利于從事物的本質方面、從更高、更具超越性的角度對所研究的問題進行宏觀把握。防止誤入歧途，或者隨大流現象的發生。研究隊伍中應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學者之間、學派之間應相互尊重，取長補短，反對無原則、無事實根據的指責、貶斥、甚至貼標鑒、戴帽子。尤其在當前，研究者個人應戒除浮躁，安于淡泊，牢記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做一切，敢說敢做，忍受痛苦”（《論學者的使命》，德國·費希特著，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頁）。研究者應當具備這種大無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公安改革是一項生生不息的過程，但在這種不斷變化的現象后面總是隱含著一定的規則，它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基礎。研究者的使命就是去揭示這種帶有根本性質的規則，昭示事物應該向規則靠攏而非規則向具體事物謙卑退讓的真諦。回顧過去我們發現，我國歷史上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帶來了文化、學術的繁榮，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展望未來，我們相信隨著公安研究者個人品質修養的不斷提高，公安研究良好學風的逐漸形成，一個健康、繁榮、蓬勃向上的公安研究局面也一定會實現。
作者：李龍 寧夏人民警察學校副校長、高級講師。曾在《公安大學學報》、《公安教育》、《政法學刊》，江西、江蘇、浙江，云南《公安專校學校學報》、《警學》等刊物上發表論文5０余篇。編著有《行政訴訟法實用教程》（主編），《基層公安工作實務》（主編），《中國現階段未成年人犯罪及預防》（參編）,<<社區警務運行概論>>(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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