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豐吉 ]——(2004-5-9) / 已閱31959次
論受賄罪的客體
楊豐吉
（華東政法學院 上海 200042）
[內容摘要] 受賄罪客體歷來是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中一個非常有爭議的問題。筆者通過對國內外各種受賄罪客體理論的分析，指出受賄罪的客體既不是復合客體也不是選擇性客體，應具有單一性。受賄罪的客體是直接客體，而不是一般客體或同類客體。對受賄罪客體的比較合理的定位應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廉潔性”。
[關鍵詞] 受賄罪客體 廉潔性 普適性
犯罪客體在犯罪構成中擔當對行為的社會屬性與價值判斷的功能，犯罪構成的其它三個方面的構成要件最后都要落腳到犯罪客體上，由犯罪客體作出最后的價值判斷。 [1]由此可見犯罪客體在犯罪構成中的地位與意義，受賄罪客體是該罪犯罪構成的必備要件之一，直接影響著該罪的正確定罪與量刑。然而理論界對受賄罪客體的具體內涵卻觀點不一，這導致了司法實務中對受賄罪罪與非罪及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上的混亂。因此非常有必要對受賄罪客體給出一個比較合理的定位。
一、受賄罪客體的理論聚訟
（一）國外關于受賄罪客體的理論
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是在50年代初從前蘇聯引進的，認為犯罪構成系犯罪的客體、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的統一體。該四要件說，對我國的刑法理論和實務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說到目前為止仍是我國刑法理論界對于構成要件的通說。在國外，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沒有關于“犯罪客體”的概念。在它們的理論中，與之最為類似的就是“保護法益”。
對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什么，即受賄罪侵犯的是何種法益。在立法形式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立場：起源于羅馬法的立場是，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根據這一立場，不論公務員所實施的這一行為是否正當合法，一旦他要求、約定或收受與職務有關的報酬，就構成受賄罪。起源于日耳曼法的立場是，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純潔性、公正性、不可侵犯性。根據這一立場，只有當公務員實施違法或不正當的職務，從而要求、約定或者收受不正當報酬時，才構成受賄罪。[2]無論是基于哪一種立場探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學者之間也是意見不一。例如在日本，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就存在著以下四種觀點：一是認為受賄行為侵犯的是公務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二是認為受賄行為侵犯的是公務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三是認為受賄行為同時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和公正性。四是認為受賄行為違背了公務員廉潔的義務。[3]很明顯，第一種觀點與起源于羅馬法立場上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相同；第二種觀點主要是站在起源于日耳曼法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立場之上；第三種觀點則是把起源于羅馬法和日耳曼法的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的結合；第四種觀點--------僅是第一種觀點的同義反復而已（僅是將第三種觀點中的兩個方面結合成了一個），兩者在本質上并沒有實質的差別。
（二）國內關于受賄罪客體的理論
相對于國外關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的學說，我國關于受賄罪客體的理論表述則要復雜的多，主要有單一客體說、復雜客體說和選擇性客體說。
〈1〉單一客體說。該說認為受賄罪客體僅涉及一個客體，即單一客體。關于單一客體為何種客體，理論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觀點是國家機關正常活動說，認為受賄罪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該觀點是我國刑法理論的傳統觀點。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國家賦予工作人員某種職權，是希望國家工作人員能夠利用其職權實現國家的基本職能，而國家工作人員卻將其作為權錢交易謀取私利的資本，嚴重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第二種觀點是廉潔性說，認為受賄罪客體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這里的廉潔性包括國家機關（或集體經濟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它揭示了受賄罪的本質，體現了各種形式的公務受賄犯罪行為的本質，對此國外也有許多學者持相同的主張。[4]還有一種觀點與此類似，認為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公務活動的廉潔性。[5]第四種觀點是不可收買性說，認為受賄罪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所謂職務行為的廉潔性過于抽象，它包括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和職務行為的公正性，認為受賄罪客體應僅指前者。
〈2〉復合客體說。該說認為受賄罪客體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具有復合性，即受賄行為侵犯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客體，這些客體都是受賄罪的客體。理論界關于該罪復合客體的學說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種觀點認為受賄罪的客體是國家機關正常的管理活動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常活動。（公務）受賄罪是以謀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往往與其它經濟犯罪交織在一起，干擾并破壞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機關正常的管理活動，并阻礙了經濟的發展，甚至使經濟活動偏離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因此也就侵犯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常活動。[6]第二種觀點認為受賄罪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和公私財產所有權或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秩序。（公務）受賄罪不僅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而且作為財產性犯罪的一種，它還嚴重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這也被眾多（公務）受賄罪所證實。[7]第三種觀點認為受賄罪的客體是國家機關正常管理活動和公務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持這一觀點學者認為，“利用職權，索取或收受賄賂，是對為政清廉的否定，是對職務行為的玷污，是與廉政背道而馳的腐敗行為。這種對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是（公務）受賄罪的本質特征之一。”“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去索取或收受賄賂，就必然使其職務行為受到腐蝕，使職務行為偏離法制的要求，使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及其良好聲譽受到侵犯。”[8]第四種觀點認為受賄罪的客體應該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及公私財產所有權。如有學者就認為，（公務）受賄罪不僅侵犯了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而且也侵犯了職務活動的公正性。“綜上，（公務）受賄罪的犯罪客體主要是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廉潔性，同時，由于財物的所有人是為謀取某種利益才被迫或者主動交出財物，并非完全自愿，因此，（公務）受賄罪也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9]
〈3〉選擇性客體。認為受賄罪的客體是一種綜合性客體，不能明確地說受賄罪的客體是單一客體還是復合客體，受賄罪的客體應依具體的受賄行為而定，即具體受賄行為侵犯了何種客體，則受賄罪客體就是什么。例如，在“受賄枉法”中，受賄罪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和公正性，而在“受賄不枉法”中受賄罪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而公正性則并沒有受到侵犯。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較少。
二、關鍵術語的區分
在探討比較合理的受賄罪客體之前，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以下幾組關鍵術語進行一下區分。
（一）一般客體、同類客體和直接客體
刑法學理論按照犯罪行為侵犯社會關系的范圍大小的不同，把犯罪客體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一般客體、同類客體和直接客體。
〈1〉三種客體的區別。任何一個具體的犯罪行為都會同時侵犯三種基本客體，但三種客體在刑法理論中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不同的。①侵犯行為的來源不同。一般客體，又稱為共同客體，是一切犯罪行為共同侵犯的客體。侵犯來源于所有的犯罪行為。同類客體是某一類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體，侵犯行為來源于特定的某一類犯罪行為。直接客體是某一種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客體，侵犯行為來源于具體的某一種犯罪行為。②社會關系的范圍不同。一般客體是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整體，而不是某些具體犯罪侵犯的社會關系的某一部分。同類客體是某一類犯罪所共同侵犯的，而為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某一個部分或者某一個方面。我們知道，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范圍是非常廣泛的，各種具體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的性質也不盡相同，不過有些犯罪侵犯的客體內容又有某些相同之處，所以人們就可以根據某些客體內容的共同性，將犯罪客體歸納為若干大類，從而形成不同的犯罪同類客體類別。直接客體是某一特定犯罪所直接侵犯的某種具體的社會關系，現實社會中的犯罪都是具體的，具體的一種犯罪行為不可能使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都遭到同樣的侵害，而只可能侵害作為整體的社會關系的一個部分或者有限的幾個部分。這些被侵犯的具體的社會關系，就是我們這里所稱的犯罪的直接客體。③功能不同。犯罪一般客體反映著犯罪行為的共同本質，是犯罪嚴重社會危害性的集中表現。犯罪一般客體是否存在，是罪與非罪區分的原則界限。同類客體的存在有助于科學地區分犯罪的性質及其危害程度，準確地定罪量刑。犯罪直接客體能夠最直接地揭示某一具體犯罪行為的性質和特征。
〈2〉三種客體的聯系。同類客體是直接客體的抽象，一般客體是同類客體的再抽象，一般客體、同類客體和直接客體之間是一種抽象與具體、整體與局部的關系，三者之間是不可截然分開的。任何一種犯罪中都有三者的存在；三者是有機的整體。
（二）單一客體和復合客體
這是根據犯罪侵犯的直接客體的不同數量所進行的一種分類。單一客體又稱簡單客體，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僅僅侵犯一種社會關系，即只有一個直接客體，具有單一性、普適性。復合客體，又稱復雜客體，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同時侵犯兩種或兩種以上具體的社會關系，即有多個直接客體，具有復合性、同時性和普適性的特征。復合性要求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必須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同時性要求復合社會關系在受到侵犯時必須是同時的，不能存在時間上的先后次序。普適性要求該犯罪的每一種具體行為都同時侵犯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復合客體對該犯罪的每一種具體行為都具有普遍適用性，不存在例外的情況。
（三）主要客體和次要客體
該種分類是在多個客體存在的情況下，由于涉及到犯罪行為的立法歸類，因此而進行的劃分。“主要”與“次要”的劃分標準，是看被侵犯的該種具體社會關系為刑法保護的重要性程度和遭受犯罪侵害的程度。程度較高的為主要客體，反之為次要客體。由于事物的性質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人們是按照犯罪所侵犯的主要的直接客體性質，去進行犯罪的立法歸類的。
三、受賄罪客體的探討
（一）各種受賄罪客體觀點的評說
由上可知，關于受賄罪客體的觀點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哪一種觀點更加合理呢？先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各種觀點中的分歧點：
〈1〉“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和“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無論在單一客體說還是在復合客體說，都有一些學者把“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或“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作為受賄罪的客體，前者是理論界傳統的觀點，后者是近年來有些學者提出的。其實，“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主要是管理活動，它與“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的觀點并沒有實質上的差別。所以在此我們將其視作同一觀點，即“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我們認為，將“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作為受賄罪的客體，主要存在以下兩種缺陷：①不具有直接性，也就是說“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并不是受賄罪的直接客體。在此我們必須明確一個問題，即受賄罪的客體是直接客體還是同類客體。根據前述的有關直接客體和同類客體的理論，直接客體是某一種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具體的社會關系，而同類客體則是對直接客體的抽象。所以當我們研究受賄這一種具體的犯罪行為時，很明顯它侵犯的客體應是某種具體的社會關系，而不應是這類社會關系的抽象——同類客體。某些受賄行為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是不爭的事實，但其它犯罪，例如刑訊逼供罪、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等也同樣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所以，“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應是該類犯罪的共同客體，而不是受賄罪的直接客體。②不具有普適性。即若“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是受賄罪的客體，那么所有的公務受賄行為都必定對這一客體造成了侵害而不能存在任何的例外。事實上，這種例外情形是存在的，有些公務受賄行為并沒有侵害“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例如，在受賄后尚未為他人謀利益的行為中，國家工作人員雖索取或收受賄賂的，但并沒有影響到“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若將“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作為受賄罪的客體，就無法將這些情形包容進去，勢必會縱容犯罪。所以“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也不符合受賄罪客體具有普適性的要求。
正是由于79刑法把受賄罪規定在瀆職罪中，所以在刑法未作修改前，許多學者未區分受賄罪客體與瀆職罪客體的異同，而把瀆職罪的客體即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直接作為了受賄罪的客體。我們認為受賄罪與瀆職罪之間不存在競合問題。 我們主張新客觀要件說，該說認為受賄罪所規定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并非指受賄人實際為他人謀取的行為或結果，而是指受賄人的一種許諾，一旦受賄人索取或收受他人財物，同時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即以滿足受賄罪的客觀要件，構成受賄罪。[10]可見，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不能涵蓋瀆職行為，兩罪是彼此獨立。所以，97刑法將受賄罪及其他賄賂性犯罪從瀆職罪一章中抽出，與從侵犯財產罪一章中抽出的貪污類犯罪合并一起，設專章予以規定。
綜上所述，將“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或“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作為受賄罪的客體或其中之一都是不科學的。
〈2〉關于“公私財產所有權”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管理秩序”。在現有的受賄罪客體理論中，還未有學者將“公私財產所有權”單獨作為受賄罪的客體，而只是把它作為該罪復合客體中的一種。但“公私財產所有權”能否在受賄罪的客體中占有一席之地呢？我們認為受賄罪的客體不應包括公私財產所有權。行賄與受賄屬于對合犯，沒有行賄行為，就沒有受賄行為的產生，行賄人是自愿交付財物或提供非財產性利益的（當然索賄情況除外）,用以收買他人利用其職務為自己謀取非法利益。可見受賄人根本沒有侵犯公私財產所有權的故意內容，更遑論破壞財產所有權關系。另外，在現實中以非財產性利益作為受賄對象的現象屢見不鮮，例如為大眾傳媒所關注的性賄賂。從立法趨勢上看，將這類犯罪對象納入受賄罪的對象中已勢在必行，在這種情形下的將“公私財產的所有權”作為受賄罪的客體，勢必會對將來該受賄罪的定罪量刑帶來混亂，也是缺乏前瞻性的表現。至于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秩序是否是受賄罪的客體主要取決于我們是否認定受賄罪為經濟犯罪。1982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公布以后，由于該《決定》規定（公務）受賄罪比照刑法第155條貪污罪論處，并將（公務）受賄罪作為一種經濟犯罪，所以刑法學界肯定說認為，（公務）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更主要、更直接地表現在它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侵害上。我們認為，只有發生在經濟交往過程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這部分受賄罪才具有經濟犯罪的性質，該《決定》對經濟交往中的受賄罪作了明文規定，實際上這部分屬于經濟受賄罪，經濟受賄罪的直接客體是雙重的，即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又侵犯了公私財產的所有權。但經濟受賄罪不同一般受賄罪，一般受賄罪的直接客體只能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
〈3〉關于“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如前所述，有些學者認為“廉潔性”過于抽象，可分為“不可收買性”和“公正性”，而將受賄罪的客體歸之于“不可收買性”。我們認為這一觀點是不充分的。國家授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職權，國家工作人員就承擔了廉潔奉公的義務，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把它當作權錢交易的砝碼，就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但同樣應當看到這種受賄行為也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因為國家工作人員的這種身份就蘊含了其職責上、紀律上應具有的“公正性”的內容。因此無論基于什么樣的理由和目的，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受賄行為非法獲取其不應得之財物，就必然會侵犯“公正性”的內容。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時，公正性受到了侵犯自不待言，現在理論界只是對“貪贓不枉法”時“公正性”是否受到了侵犯觀點不一。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公正性”同樣遭到了侵犯。“當為他人謀取正當利益時，即所謂的貪贓不枉法，實際上也是用公正性在做交易，因為如果沒有‘貪贓’，那么對方的正當利益就不可能實現，同樣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11]所以，將“廉潔性”分解成“不可收買性”和“公正性”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且在國外，源起于羅馬法的“不可收買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在分離了多年之后正在走向融合，我們現在再對其進行區分，也是與世界潮流相違背。“國外有兩種不同的見解，……不約而同地把受賄罪的性質與職務聯系起來。因此受賄罪的性質應從職務入手來揭示，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理所當然應當成為受賄罪的客體。”[12]
〈4〉單一客體、復合客體和選擇性客體。受賄罪的客體到底是單一客體、復合客體還是選擇性客體，至今仍沒有一個定論或者通說。在這三者之間，選擇性客體理論的缺陷是最明顯的。選擇性客體理論認為受賄罪客體時而單一、時而復合，不具有固定性，應視具體情況而定。這種理論很明顯與客體的一般理論相違背，受賄罪的直接客體應具有普適性，放之各種公務受賄行為而皆準，不能因時因地而變。就復合客體而言，復合客體應具有三性，即復合性、同時性和普適性。在受賄罪的直接客體中能夠符合這三性要求的也就只有“不可收買性”和“公正性”。而這兩個客體又是“廉潔性”這一客體的分解，能被“廉潔性”一個客體所包容。如前論述再對其分解而認為是復合客體實無意義。在現有的復合客體理論中，都混淆了犯罪客體和犯罪后果的概念。犯罪后果是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產生的危害社會的后果，但犯罪后果所表明的社會關系的破壞，并不一定就是某一具體犯罪行為的直接客體。例如，受賄罪中的“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公私財產所有權”等，它們都可能被受賄行為所侵害，但它們在受賄罪的定罪量刑中起不到任何決定性的作用，并不能反映受公務賄罪這一特殊行為的特性。所以我們主張，受賄罪客體為單一客體。
（二）受賄罪客體的合理定位
綜上所述，受賄罪的客體既不是復合客體也不是選擇性客體，應具有單一性。受賄罪的客體是直接客體，而不是一般客體或同類客體。受賄罪的客體必須能夠反映該罪的特征。所以受賄罪的客體比較合理的表述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廉潔性”。首先，這一客體揭示受賄罪的本質。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國家的授權而代表國家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是人民的公仆。為政清廉，始終保持其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是對國家工作人員履行職務的基本要求。當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手中的職權為謀利而進行交換時，這種權錢交易行為就構成了對廉潔性的侵犯，這也是受賄罪的本質。其次，它能夠體現所有的公務受賄行為的本質。一些比較特殊的受賄行為，例如受賄不枉法、受賄后還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性賄賂行為等都可包容在內。最后，這一定位也符合了國際上關于受賄罪保護法益的發展潮流，即起源于羅馬法的“不可收買性”和日耳曼法的“公正性”的融合。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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