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平 ]——(2016-7-15) / 已閱60877次
合同詐騙罪的理解與認定
王 平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的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盡管刑法對此條罪名的描述采用了敘明罪狀，但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發(fā)展，合同糾紛及合同詐騙也越來越多，對此罪名的認識也需要進一步加深和細化。為正確指導司法實踐，筆者認為，認定這類案件性質時，需要注意并綜合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 合同的概念
合同，又稱契約。它有廣義、中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合同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債權債務關系的協(xié)議。它僅指民法上的債權合同。我們通常所指的合同是指狹義的合同。我國合同法規(guī)定的合同應為狹義的合同，有關婚姻、收養(yǎng)、監(jiān)護等有關身份的協(xié)議，不屬于合同法調整，而適用其他法律的規(guī)定①。
正確區(qū)分界定合同概念和內(nèi)涵、外延，對區(qū)分此罪與彼罪具有重大意義。合同詐騙中的合同，主要指經(jīng)濟合同，不能認為凡利用合同〈行政合同、贈與合同、勞務合同等〉進行詐騙的都構成合同詐騙罪。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其標準應當是合同詐騙罪侵害的客體性質并結合立法目的加以界定。合同必須存在于合同詐騙罪所保護的客體范圍之內(nèi)，能夠體現(xiàn)一定的市場秩序。只要行為人利用了能夠體現(xiàn)各種市場交易行為的合同進行詐騙，那么該合同就滿足了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的要求②。也有學者認為，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絕對的一般合同概念、將來也不可能鍛造出一個統(tǒng)一的合同概念，這是為文化和社會發(fā)展的多元性所必然決定的③。
作為行騙者詐騙手段的經(jīng)濟合同，就其種類講，通常有三種：①簽訂購銷合同，騙取現(xiàn)金或實物。②利用承包合同進行詐騙。行為人無承包能力，以騙取錢財為目的，承包工廠或某項工程，騙取大量錢財供自己揮霍或一溜了之。③利用聯(lián)營合同騙取錢財。行為人根本無生產(chǎn)經(jīng)營能力，利用他人簽訂聯(lián)營合同，騙取聯(lián)營單位的錢財。
就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形式和內(nèi)容看，有兩種情形：①以假面目簽訂的合同。假面目是指行為人的姓名和身份、簽訂的合同、使用的公章和介紹信等是假的。假的面目必然導致合同內(nèi)容的虛假性，即客觀上無法履行合同的內(nèi)容。行為人同他人簽訂這種合同，詐欺故意明顯，只要所騙的財物到手，即可認定詐騙既遂。②以真面目簽訂的合同。真面目是指行為人的姓名和身份、簽訂的合同、使用公章和介紹信都是真的，即實際上存在這一單位或個人，以真面目簽訂的內(nèi)容有真有假，其間還存在三種情況：一是內(nèi)容真實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有實際履行能力的前提下簽訂的合同。這種合同簽訂，至少表明了行為人在簽訂時有通過合同進行經(jīng)濟往來的真實意思，而非詐騙錢財，根據(jù)有關司法解釋的精神，即使合同簽訂后沒有得到安全的履行，也不屬于詐騙犯罪。但是，應當注意，有的行為人以有限的履約能力與他人簽訂大大超過此履約能力的合同，合同簽訂后，行為人積極設法履行合同，雖然最終沒有完全履約，也不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但若行為人在多個合同簽訂后，并沒有設法履行合同，其詐騙犯意明顯，自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這種行為與有關司法解釋中所規(guī)定的“有部分履約能力”或“夸大履約能力”是兩種不同情況，不宜等同。二是內(nèi)容半真半假的合同。也就是那種行為人已初步聯(lián)系過貨源，但其貨源并未完全確定或并未完全到手。在這種情況下簽訂的合同，其內(nèi)容帶有半真半假的性質。這類合同客觀上已經(jīng)具備部分履約的可能性，行為人主觀上以及實際行為中是否為履行合同努力，最后因種種客觀原因未能履行合同，不能認定為詐騙犯罪。相反，如果客觀上盡管有履約的可能，但行為人收取他人的預付款或定金以后，主觀上無履行合同的意圖，這實際上借有部分履約能力之名行詐騙之實，當然應以合同詐騙論處。三是內(nèi)容假的合同即行為人是在完全沒有履約能力情況下簽訂的合同。行為人主觀上意圖無償占有他人財產(chǎn)，且無歸還的意思表示，客觀方面表現(xiàn)為將所騙之錢財用于揮霍或作其他用途，這種行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如果行為人雖然客觀上非法占有人的錢財，但主觀上并不想長期占有，而是想臨時取得該財物的占有權、使用權、甚至收益權，待生產(chǎn)成功之后再作歸還。這實際上是一種套用他人資金的行為，一般不宜以詐騙論處。
利用經(jīng)濟合同進行詐騙的犯罪對象主要有：①簽訂虛假購銷合同，騙取貨物。有的偽造證件、合同書與對方簽訂合同；有的偽造銀行或其他部門的擔保書，以“合法身份”與對方簽訂合同；有的偽造銀行匯票，盜竊單位空白支票，利用失效的支票或空頭支票誘惑來簽訂合同；有的以洽談業(yè)務、訂貨、幫助他人推銷產(chǎn)品為由，與對方簽訂合同，等等。行為人行騙時大都隱瞞真實身份，以先提貨、后付款為由，利用對方急于推銷自己產(chǎn)品的心理，騙取貨物。然后將貨物低價銷售，私吞貨款，或者將貨物用于還債、作抵押等。②虛構貨源，簽訂空頭合同，詐騙貨款。有的偽造上級主管部門的假批文作貨源；有的以偽造的提貨單作貨源；有的抓住對方急需某種緊俏物質和商品的心理，口頭虛構貨源；有的故意讓對方看不屬于自己卻謊稱是自己的貨，或根本無貨可看，蒙騙對方；有的則以偽造的購銷合同作貨源；等等。③偽造身份簽訂虛假合同，騙取他人預付款或定金，利用這種方式進行詐騙的行為人有兩種心理：一是只要將預付款或定金騙到手，就算大功告成；另一是先騙得預付款或定金，然后如有可能騙到貨款就繼續(xù)騙取貨款，沒有可能就一走了之。④以誘餌開路騙取他人錢物。有的犯罪分子為了達到騙取對方巨額財物的目的，以給付部分預付款為誘餌，一旦把對方的錢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后，就溜之大吉，還有的以部分履行合同的手段騙取對方信任，誘使對方進一步按合同交付財物，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欺詐手段騙錢騙物。⑤簽訂假合同，騙取他人的“活動費”、“好處費”或“提成費”等。這些人同對方簽訂合同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騙取貨物、貨款，也不是為了騙取定金或預付款，而是為了一次性地騙取各種名義的費用，只要將這筆財物騙到手就遠走高飛。這些人一般都偽造身份、證件，自稱能買到急需緊俏物資或以幫助對方推銷產(chǎn)品為誘餌，與對方簽訂虛假購銷合同。⑥以聯(lián)合經(jīng)商、投資、協(xié)作等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進行詐騙，運用這種方式進行詐騙的，行為人往往是合法的身份掩蓋下，以某公司、商場等的名義，偽造營業(yè)執(zhí)照和注冊資金等，欺騙他人與簽訂聯(lián)合經(jīng)商協(xié)議，騙取他人的錢財。
二、關于合同的形式
“數(shù)據(jù)電文”與現(xiàn)代通訊技術聯(lián)系，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和電子郵件等。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是一種由電子計算機及其通訊網(wǎng)絡處理業(yè)務文件的技術，作為一種新的電子化貿(mào)易工具，又稱為電子合同。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是利用統(tǒng)一的標準編制資料，使用電子方法，將商業(yè)資料由一臺電腦應用程序，傳送到其他的電腦應用程序中去。電報、電傳及傳真通�？偸钱a(chǎn)生一份書面的東西，即它們的最終傳遞結果，都是被設計成紙張的書面材料。而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則不一定，后者完全取決于接受方是否想要一份書面的東西，如果需要，就可以由電腦打印出來。也就是說，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是具備根據(jù)要求產(chǎn)生書面文書、用以符合“書面”合同的要求的能力的。而且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的傳遞具有更通用的特點：它可以產(chǎn)生紙張的書面單據(jù)，也可以被儲存在磁盤或者其他的接收者選擇的非紙張的中介物上（如磁帶、磁盤、激光盤等），電子數(shù)據(jù)交換記錄交易的可靠性和精確性，至少等同于用其他技術手段維護的接受，因為這些信息構成了明確、可靠的證據(jù)，證明合同的存在。這完全符合“書面”合同目的的要求，所以以電子數(shù)據(jù)交據(jù)形式訂立的合同具有特殊的書面性④。根據(jù)《電子簽名法》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等同傳統(tǒng)文筆簽名，一般的商業(yè)合同可以通過電子方式來簽定。
依據(jù)合同法規(guī)定，口頭形式也是被認可的�？陬^形式是指當事人以直接對話的方式訂立合同。它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合同的口頭形式，無須當事人約定。凡當事人無約定或法律未規(guī)定特定合同形式的合同，均可采用口頭形式。合同采用口頭形式的優(yōu)點是簡便易行，缺點是發(fā)生糾紛時難以取證，不易分清責任。所以，對于不能即時清結的合同和數(shù)額較大的合同，為了保證交易安全，一般不宜采用這種合同形式。合同采用口頭形式并不意味著不能產(chǎn)生任何文字的憑證。例如人們?nèi)ド虉鲑徫铮痰陮㈤_具購物憑證，但這類文字材料只能視為合同成立的證明，而不能視為合同本身。
三、單位的犯罪
根據(jù)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以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nèi)設機構、部門的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亦歸分支機構或者內(nèi)設機構、部門所有的，應認定為單位犯罪。不能因為單位的分支機構或者內(nèi)設機構、部門沒有可供執(zhí)行的財產(chǎn)，就不將其認定為單位犯罪，而按照個人犯罪處理。
認定單位利用合同詐騙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對該單位在對外交往中的詐騙行為是明知、默許或指使的；二是非法所得歸單位所有或基本是單位所有，如用于發(fā)放工資、獎金、集體福利或進行其他經(jīng)濟活動，包括詐騙活動。只要符合這兩個條件，就可以認定是單位詐騙。據(jù)此，應分別以下三種情形：（1）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以單位的名義實施的合同詐欺行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單位的，屬單位詐騙；假冒單位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騙行為，法定代表人和單位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詐騙。（2）單位組織內(nèi)的自然人在職務范圍內(nèi)以單位名義實施的合同詐欺行為，且犯罪非法所得歸單位的，屬單位詐騙；以單位名義實施的非職務行為、非授權行為，單位事后不追認的，屬個人詐騙行為。（3）自然人經(jīng)單位授權在授權犯罪內(nèi)以單位的名義實施的合同詐欺行為，或者無代理權的自然人以單位的名義實施合同詐騙行為后經(jīng)單位追認，且犯罪所得歸單位所有的，屬單位詐騙；盜用、冒用、偽造單位公文、證件、印章，或以終止后的單位的名義實施的合同詐欺行為，屬個人詐騙。
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jù)承包方式、承包性質以及承包方與發(fā)包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qū)別對待。具體講，對于定額上繳承包，除了上繳一定基數(shù)外，其余收益都歸承包人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一般作為個人詐騙處理；對于責任制承包，資產(chǎn)、場地、流動資金等都屬單位所有，承包人只根據(jù)企業(yè)效益提成，按比例拿獎金的，承包人利用合同進行詐騙，一般作為單位詐騙處理。但是，如果發(fā)包方只派人掛承包單位的名，并不直接參與管理、經(jīng)營的，或者贓款全部或大部分歸承包經(jīng)營者個人的，則應定個人詐騙。
四、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的目的？
根據(jù)司法實踐經(jīng)驗和《刑法》規(guī)定的精神，明確了可以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七種情形：（1）明知沒有歸還能力而大量騙取資金的；（2）非法獲取資金后逃跑的；（3）肆意揮霍騙取資金的；（4）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5）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chǎn)，以逃避返還資金的；（6）隱匿、銷毀賬目，或者搞假破產(chǎn)、假倒閉，以逃避返還資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資金、拒不返還的行為。在司法實踐中，需要注意的是，這七種情形都是以“行為人通過詐騙的方法非法獲取資金，造成數(shù)額較大資金不能返還的”為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說，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客觀事實：行為人是通過欺騙手段來取得資金的；其二，行為人未能按約定返還資金；其三，行為人取得資金時即明知不具有歸還或者獲得資金后實施了某種特定行為，如攜款逃跑、肆意揮霍騙取資金、抽逃、轉移資金、隱匿財產(chǎn)，以逃避返還資金的等⑤。
在詐騙犯罪中，詐騙故意產(chǎn)生的時間既可能是行為人實施行為的最初，也可能產(chǎn)生在其他合法行為進行的過程中。如合同簽訂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如貨源、銷路、市場行情變化等，致使合同無法履行，從而產(chǎn)生詐騙的故意，行為人有歸還能力而不愿歸還已經(jīng)到手的對方的錢財，并進而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等手段，欺騙對方，以達到侵吞對方錢財?shù)哪康蘑蕖?br>
亦有學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應當根據(jù)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如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zhèn)危男泻贤杏袩o實際履約行動，對合同的履行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事后行為人的態(tài)度等，然后做出綜合評價。如果的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具有詐騙的嫌疑，但是并未影響到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說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即使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jīng)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因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構成合同詐騙罪⑦。
五、如何認定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
對于以簽訂合同的方法騙財物的行為，認定行為人是否“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關鍵在于查清行為人在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也就是說，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或者擔保，故意制造假象使與之簽訂合同的人產(chǎn)生錯覺，“自愿”地與行騙人簽訂合同，從而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
（1） 行為人根本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應當以簽訂合同行為人的資信或貨源情況作依據(jù)。比如簽訂購銷合同時，供貨方既沒有實物儲備，也沒有貨物來源，而是利用一些單位急于購買緊俏或便宜物資的心理，虛構貨源，騙取信任，接受合同預付款或定金后，逾期又不履行合同，就可以認定為沒有實際履約能力。
（2） 采取欺騙手段。欺騙手段絕大多數(shù)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欺騙手段表現(xiàn)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虛構事實指行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實，騙取被害人的信任。其表現(xiàn)形式主要是：假冒訂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盜竊、騙取、偽造、變造簽訂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書、制造“合法身份”、“履約能力”的假象；虛構不存在的基本事實；虛構不存在的合同標的，等等。隱瞞事實真相是指行為對被害人掩蓋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其表現(xiàn)形式主要是：隱瞞自己實際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實，隱瞞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圖；隱瞞合同中自己有義務告知對方的其他事實。
（3） 使與之簽訂合同的人產(chǎn)生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識是指能夠引起處分財產(chǎn)的事實情況的錯誤認識，而不泛指受騙者對案件的一切事實情況的錯誤認識。在合同詐騙中，受騙者的錯誤認識是由于行騙者的行騙行為所引起的。在時間順序上，欺騙在先，是受騙者產(chǎn)生錯誤認識的原因。受騙人產(chǎn)生錯誤認識在后，是欺騙的結果。如果他人錯誤認識在先，行為人利用他人的錯誤認識取得財物，只能作為民事糾紛而不能作為詐騙犯罪處理。如果行為人雖然采用了欺騙手段，他人認識上也存在錯誤，并基于這種錯誤認識錯誤地處分了財產(chǎn)，但欺騙手段與錯誤認識之間缺乏因果聯(lián)系，也不能以詐騙罪論處。
（4） 被騙人“自愿”地與行為人簽訂合同并履行合同義務，交付財物或者行為人（或第三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因履約而交付的財物。
六、“其他方法”的理解
實踐中，常見的、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大致有以下幾種：1、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2、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shù)、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3、誘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的；4、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5、假冒聯(lián)合經(jīng)商、投資、合作協(xié)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6、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chǎn)的，就屬于這種情況；7、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jīng)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⑧。
七、“數(shù)額”的理解
合同欺詐犯罪，“數(shù)額較大”個人犯罪指5000—2萬元以上的，單位指5--20萬元以上的。在合同詐騙中，常常涉及受騙損失數(shù)額、實騙數(shù)額和行騙數(shù)額。當這三種數(shù)額在量上不相等時，究竟應當如何確定，在實踐中認識不一致。①受騙損失數(shù)額。即詐騙分子的詐騙行為所實際造成的損失數(shù)額。有人認為，這數(shù)額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間接損失；二是直接損失。前者指可能增長的價值，需要通過其它活動才能實現(xiàn)，往往難以算清 ，因而不應認定，但可作為處罰的情節(jié)考慮。后者是詐騙行為造成的直接損失數(shù)額，應予以全部認定，包括貸款利息的數(shù)額。②實騙數(shù)額，即受騙者被騙而實際交付給詐騙分子的財物數(shù)額，在一般情況下，尤其是交付或匯寄款項時，交付數(shù)額與詐騙分子到手數(shù)額是一致的。但是，交付托運貨物時，有的途中有貨損，或分批托運，詐騙分子尚未全部收到，因此，交付數(shù)額與到手數(shù)額之間有一定的差額。實踐中，多數(shù)人主張以實騙數(shù)額認定詐騙數(shù)額。③行騙數(shù)額，即犯罪分子主觀預計詐騙的總數(shù)額。有的認為是指簽訂合同的標的總價款。合同詐騙中合同的標的物金額，反映了詐騙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在定罪量刑時應作為情節(jié)考慮。
連環(huán)詐騙時數(shù)額的確定。連環(huán)詐騙是指利用詐騙的行為人為了彌補前一次詐騙造成的虧空，而去騙取另一家的財物，以此相沖抵。連環(huán)詐騙中，行為人主觀上對是否歸還對方財物是不確定的，往往見機行事。如果對方緊盯不放，可再去騙另一家的財物來沖抵；如果對方催得不緊，就拖下去，以至不了了之。但是，在決意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確定這前，尚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詐騙犯罪的故意。在客觀方面，連環(huán)詐騙整個過程 中的后一次詐騙是為了償還前一次詐騙欠下的債務，除最后一次受騙者外，其余受害人的財產(chǎn)損失都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補償，詐騙人對財物的占有處于不穩(wěn)定的暫時狀態(tài)，受騙人的財產(chǎn)損失也處于兩可的不確定狀態(tài)。由于連環(huán)詐騙是同一人的多起詐騙行為，而第一次又償還了前一次詐騙給對方造成的損失，因此其詐騙數(shù)額的計算較為困難。一般有三種認定方法：一是總數(shù)額，即以其數(shù)次詐騙合同標的的累加數(shù)額作為詐騙數(shù)額。其理由，是當行為人采用欺騙方法騙得被騙人的財物，客觀上已成為該財物的實際控制和支配者，處于既遂狀態(tài)。其每一次的詐騙財物得手，不論是否出于償還的動機，均分別成立既遂。行為人事后在財物所有者的追討下又將新騙得的財物用于償還，只能屬于事后補過，對定罪沒有影響，可作為量刑情節(jié)考慮，行為人多次返還，也只能看作多次罪后補過。其多次騙得的錢款總數(shù)應算作詐騙犯罪的總數(shù)額，其多次返還應當看作在總數(shù)額量刑前提下的從輕處罰情節(jié)。二是損失額，即以受騙單位或個人因行為人的詐騙行為實際遭受損失的數(shù)額作為詐騙數(shù)額。三是實得數(shù)。即以行騙人通過詐騙行為實際獲得的非法所得作為詐騙數(shù)額。第一種計算方法雖然反映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程度，但卻不能準確反映行為人的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客觀危害情況。第三種計算方法則明顯會輕縱犯罪分子，因為行為人通過詐騙行為實際取得的歸個人所有的數(shù)額往往由于各種原因大大小于其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實際損失數(shù)額。評判行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善的基本原則是立足于其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情況，而不是犯罪分子個人受益的情況。因此，只有第二種計算方法，即以詐騙行為給社會造成損失的數(shù)額，才是正確認定連環(huán)詐騙數(shù)額的科學方法。這種計算方法能夠準確反映詐騙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狀況。當然，由于詐騙總額反映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狀況，因此，總額數(shù)的多少，可以作為情節(jié)，影響量刑。
八、區(qū)分罪與非罪的界限
（一）合同詐騙與一般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
民事詐欺行為是指一方當事人為了使對方陷于錯誤，故意向對方示以不真實的事實，從而使對方陷于錯誤，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與之簽訂經(jīng)濟合同，給對方造成經(jīng)濟損失的行為。兩者有以下區(qū)別：
（1） 主觀目的不同。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的主觀內(nèi)容是以簽訂經(jīng)濟合同為名，達到非法占有公私財物的目的；民事詐欺行為的行為人的主觀內(nèi)容雖然也有詐欺的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其目的是為了用于經(jīng)營并借以創(chuàng)造履約條件，行為人往往具有一定的履行合同的能力。這是兩者最本質的區(qū)別。
（2） 客觀方面不同。具體表現(xiàn)三個方面：詐騙的程度不同。民事詐欺行為雖然在客觀上也表現(xiàn)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但其詐欺行為仍在一定的限度內(nèi)，仍應由民事法律、政策來調整。合同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發(fā)生了質的變化，應由刑法來調整；詐欺的內(nèi)容不同。民事詐欺行為有民事內(nèi)容的存在，即行為人通過商品交換、完成工作、提供勞務等經(jīng)濟活動取得一定的利益。詐欺犯罪的行為人則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完成行動；詐欺的內(nèi)容不同。民事詐欺行為人一般無需假冒合法身份。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意圖利用經(jīng)濟合同達到騙取錢財?shù)哪康模偸乔Х桨儆嫷孛俺浜戏ㄉ矸�。如利用虛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書、虛假的介紹信和授權委托書等，以騙取對方的信任，使行騙得逞。
（3） 侵犯權利的屬性不同。合同詐騙罪侵犯的是財物所有權，而民事詐欺行為侵犯的則是債權。
（4） 法律后果不同，行為人承擔的責任也不一樣。
還應注意利用合同詐騙與夸大履約能力騙簽合同的區(qū)別�？浯舐募s能力是指行為人為了增強對方對自己的信任感，促使合同的簽訂，而故意夸大自己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與自己簽訂合同。在這種情況下，合同本身是真實的，行為人在簽訂合同以后，也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履行合同，與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從履行合同的誠意來看，前者以夸大履約能力的手段騙簽合同以后，會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履行合同義務，即使在現(xiàn)有條件和狀況下無法完全履行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也會努力創(chuàng)造履約條件，以避免承擔違約責任。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一般不會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履行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從對財物的處理來看，前者為按時履行合同，將簽訂合同獲取的資金用于生產(chǎn)或經(jīng)營等合理支出上，或者把簽訂合同取出的貨物進行加工、銷售、以貨易貨等，其目的都是為履行合同創(chuàng)造條件。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則多將簽訂合同獲得的錢物用于還債、揮霍或其他非法經(jīng)營上，且拒不承擔違約責任。
適用本罪時還應注意利用合用詐騙與“借雞生蛋”的區(qū)別。“借雞生蛋”是指以臨時占用他人財物為目的，騙取他人財物用于自己的某種臨時用途，在短期內(nèi)予以償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與他人簽訂合同，目的不是為了履行合同，但也不是想長期占有他人財物，而是為了解決眼前的某種困難。臨時騙用對方財物，是在承認并及時履行債權債務關系的基礎上的占用。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行為人，其根本目的在于長期、甚至永久占有對方財物，一旦把財物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支配之下，便隨意使用，或非法經(jīng)營。對于前者，只要能在短時間內(nèi)償還債務并賠償損失，就可以不以合同詐騙罪論處⑨。
（二）本罪與一般合同糾紛的界限
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有許多相似之處：第一，兩者都產(chǎn)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并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xiàn)；第二，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對合同所規(guī)定的義務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第三，合同詐騙在客觀上表現(xiàn)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合同糾紛中的當事人有時也伴有欺騙行為；第四，兩者是非法占有特定物。但兩者也有本質的區(qū)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是區(qū)別兩者的關鍵。
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察：
1、 考察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只根據(jù)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作為區(qū)分詐騙與合同糾紛的標準。但是，也不能否認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某種情況下對于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又有著重要意義。例如，某人在沒有落實貨源的情況下，為了營利即與人訂立了供貨合同。在收到預付款之后，多方查找貨源，仍未落實，但表示愿意償還貨款，并承擔違約責任。此案中，行為人在不具備履行合同的條件下與他人簽訂了供貨合同，但從他的整個活動看，主觀上并沒有詐騙的目的，因此，不能認定為詐騙，而應當按合同糾紛處理。相反地，有些人明知自己沒有能力履行合同，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與他人簽訂合同，一旦貨款到手，便大事告成，或大肆揮霍，或逃之夭夭，如此等等，這些人簽訂合同是假，騙取財物是真，應以詐騙論處。
2、 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欺騙行為。從司法實踐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騙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全面履行，也只能作合同糾紛處理，不能定詐騙罪。沒有欺騙，不能定詐騙罪。但是，有欺騙也不一定構成詐騙罪。為了分清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需要對欺騙作具體分析。一般來說，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虛假成分，但是并非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事實，而且實際上也并未影響到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詐騙罪處理。然而，對于那些偽造證件，使用假證件，編造謊言，騙取信任，掩蓋其根本無力履行合同的真相，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的，應當以詐騙罪論處。
3、 看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司法實踐表明，行為人有履行合同的誠意，在簽訂合同后，必然設法創(chuàng)造條件使合同得以履行，如果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也會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賠償對方損失。無疑，這屬合同糾紛。但是，有些人在合同簽訂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往往是貨款一到手，便大肆揮霍，造成無力償還。這種行動足以證明他根本無意履行合同，完全是出了騙取財物的目的。因此，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 看行為人在違約以后是否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司法實踐告訴我們，在一般情況下，行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誠意，發(fā)現(xiàn)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fā)可能提出種種辯解，以減輕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承擔違約責任。然而有些人在明知自己違約，不可能履行合同時，往往采取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追回自己的經(jīng)濟損失，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騙取財物的故意。對于這種人，一般就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應當指出，對于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中百般辯解，否認自己違約的，一般不能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應當按合同糾紛處。
5、 考察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不外乎主客觀兩種情況。查明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對于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有很大作用。根據(jù)我國民法通則之規(guī)定，合同當事人均享有合同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如果合同當事人一方面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不主動去承擔義務，那么，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后，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由于發(fā)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事實，致使合同無法履行。對此，應當以合同糾紛處理，不能定合同詐騙罪，因為這種情況行為人不具有騙取財物的目的。
亦有學者提出：經(jīng)濟合同糾紛是合同雙方當事人對合同的履行情況或者合同未履行的后果產(chǎn)生糾紛，即對合同的變更或解除產(chǎn)生分岐。在經(jīng)濟合同糾紛中，任何一方當事人都沒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也沒有騙取對方財物的行為，應當通過調解、仲裁或者民事訴訟的方式解決。有無履行合同的誠意決定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判斷：行為人有無實際履行能力：行為人簽訂合同有無使用欺騙手段：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動⑩。
若以訂立合同為幌子而索取對方保證金，無履約能力，也沒有實際需要，卻采取虛構事實、誘騙對方與其簽訂合同而后利用合同誘使對方代墊保證金，騙取錢財。之后絲毫無履約意愿，表明其具有非法占有對方保證金的故意，既不是夸大履約能力，也不是想臨時占用他人資金。則明顯是合同詐騙而不是合同糾紛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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