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朝 ]——(2014-6-20) / 已閱22014次
（四）“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關系問題”爭論中的不正常現象
所謂“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關系問題”的命題爭論是一種無謂的學術資源的浪費——這就好比到法醫學界去討論“法務醫學與司法醫學的關系”（這樣的命題在法醫學界肯定是笑話）。正確的命題可以是“中外司法會計異同”或“法庭會計與司法會計的異同”等，進而通過研究不同國家的司法會計差異，尋找可以相互借鑒東西。
另外，少數學者圍繞這一爭論捏造出一些歪曲事實的說法，對這一無謂的爭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里舉出幾個例子：
例一：在描述中國司法會計學科理論來源問題時，包括教科書在內的一些“法務會計”作品中，把中國原創的司法會計學科理論記述為“來自于前蘇聯”，并被用于證明來自于美國的“法務會計”理論比源自于前蘇聯的司法會計理論更“先進”。學術事實是：司法會計學科理論中的“司法會計鑒定”一詞的淵源可能與前蘇聯有關，但司法會計學科理論則完全是由中國人原創的——查證這一學術事實并不難——前蘇聯及中國的司法會計理論書籍在圖書館中都可以查到。
例二：在評價前述爭論的目的時，有會計學者既沒有確認“法務會計研究者”內部存在不同觀點的事實，也沒有闡述出現這一命題的學術原因，而是將這一爭論描述為“司法界學者”與“法務會計研究者”“搶占山頭”或“主權之爭”，且勝者“就能為其學術生涯帶來名譽上或物質上的利益”。筆者認為這類評價具有挑撥是非的嫌疑。首先，這類爭論主要發生在“法務會計研究者”內部且觀點不一，并非是“司法界學者”與“法務會計研究者”之間“搶占山頭”或“主權之爭”。其次，“司法界學者”不是“吃學術飯”的，他們更寄希望于能夠從學術界直接獲取研究成果用以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因而并不情愿拿出業余時間和精力來從事的學術研究，且也不可能通過這種無謂的爭議來“為其學術生涯帶來名譽上或物質上的利益”。
事實上，“法務會計”研究者大多已經明了事理，至于部分學者為什么仍然堅持一些錯誤觀念，可能與“法務會計熱”的背景、起因有關[ 例如：有學者發現上述關于“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是兩種不同事物”說法確實站不住腳，便撰文提出將“法務會計”直譯為英文“Legal Accounting”，“以消除理論界與實務界對‘法務會計’的重大誤解”。這種不惜創立英文名詞“Legal Accounting（法律會計或法制會計）”以維護“法務會計”存在的做法，反映出一些研究者的執著。]。
四、關于“法務會計熱”的研究
筆者觀察，被一些學者津津樂道的所謂“法務會計熱”有兩個突出標志：一是，在短時間內發表“法務會計”作品的人數陡增，其中文章總量短時間內超出了中國數十年發表的司法會計論文數量，這便形成了所謂“法務會計研究熱”；二是，在短時間內一些大學紛紛開設所謂“法務會計”專業方向，這形成了“法務會計專業熱”。這種“法務會計熱”的現象合理嗎？有人答道：“存在就是合理”。筆者不贊同這種哲學觀念，認為存在必有其因，但未必合理。
我國司法會計學科理論研究一直是在一個以會計（含審計）學者、專家為主的較小的研究群中進行的[ “法務會計”作品中有這樣的說法：司法會計是由法律學者為主進行研究，而“法務會計”是由會計學者為主進行研究，但事實并非如此。我國發表司法會計書籍的學者、專家中無一例外的具有財務、會計背景。]。相比之下，“法務會計”一詞出現后，短時間內便形成了以會計學者和專家為主的數百人研究群。大量的會計學者、專家為何不愿意介入“司法會計”理論研究而對“法務會計”情有獨鐘，這里有著學術的和非學術的原因。
（一）“法務會計研究熱”的學術成因
以“法務會計”名義轉述的Forensic Accounting理論，其主要內容是舞弊審計，這使得人們會以舞弊審計來理解“法務會計”的性質和內容[ 大量的“法務會計”作品反映出學者們按照“舞弊審計”概念運用“法務會計”這一名詞，例如將財會舞弊視為“法務會計”產生的原因，或者將發現、治理財會舞弊作為“法務會計”的任務、內容等。這里受本文篇幅所限，僅舉一個具體例子：某學者在一篇研究“日本法務會計制度”的文章中，不僅把財會舞弊列為日本“法務會計”產生的原因，還歸納了“日本法務會計制度的改革措施”：①設立公司法定審計師制度；②設立審計師輪換制度和審計對象客戶輪換制度；③允許社會專門機構從事舞弊與欺詐調查；④規定審計師、注冊會計師執業禁止、法律責任承擔等其他改革措施。這些制度顯然都是日本針對舞弊審計設計的改革制度，而并非是“日本法務會計制度的改革措施”。]，這也成為會計學者、專家積極介入“法務會計”研究的主觀動因——他們試圖通過研究“法務會計”來尋找防止和揭露財會舞弊的靈丹妙藥。舞弊審計屬于經濟管理學的范疇，因而研究舞弊審計理論對于會計學者、專家們應當是如魚得水，這就不難解釋“法務會計”一詞出現后為什么能夠引起眾多的會計學者、專家的關注。
反觀司法會計（Forensic Accounting）就不同了，它本身屬于訴訟活動，研究司法會計所需的法律思維模式會給會計學者、專家們帶來一些困惑（他們需要轉變一些經過長期訓練形成的會計、審計思維模式），例如一些會計學者認為研究司法會計理論“得不償失”，這使得司法會計理論研究在會計學者、專家中難以“熱”起來。但筆者認為，會計學者、專家搞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國司法會計基本理論體系建立后，實務理論研究需要更多的具有扎實會計（審計）專業功底的學者和專家介入。一方面，中國有那么多的會計學者、專家為了尋找課題而犯愁，另一方面，司法會計理論領域卻閑置了大量課題沒有人來做，這是中國會計學界研究資源的一大浪費，也中國司法會計理論發展中的一大缺憾。
（二）“法務會計研究熱”的非學術成因
筆者認為，學術界的某些不正常氛圍蹴就了“法務會計”作品的“繁榮”。其中，基于壓力、機會與合理化[ 這是舞弊審計理論揭示的舞弊原因三要素。]所形成的“法務會計”作品呈現出兩個特點：一個特點是作者僅發表文章不做研究[ “法務會計”書籍中有這樣的表述：占總數的83.34%的法務會計作者“只是‘蜻蜓點水般’的發表了1篇有關法務會計的文章就與法務會計告別了”。]；另一個特點是將大量的應當由相關專業討論的問題均納入“法務會計”作品，例如目前出版的“法務會計”書籍基本上分為四種版本：一是，完全的會計學理論，只是在書名和序言中出現“法務會計”字樣；二是，法務會計概念+舞弊審計理論；三是，國外舞弊審計理論+國內統計學理論和司法會計理論；四是，除了“法務會計”的概念、概述外，其余內容則是國內司法會計學科理論的翻版。也有很多討論經濟管理、經濟法、證據法方面的作品被冠以“法務會計視角”、“法務會計專用”等詞語，便成為“法務會計”作品。
“法務會計熱”還與虛假廣告、明星推銷有關聯。早期的“法務會計”作品中使用了一些非常吸引人們眼球的廣告性用語，例如：“21世紀的會計——法務會計”、“國際法務會計的供給”、“財務舞弊的克星——法務會計”等等。同時，也有明星學者自身并不深入研究所謂“法務會計”，但卻發表了一些宣揚“法務會計”的文章，這使得“法務會計”很快被追捧為“會計學的新學科或新專業”。更有甚者，有的學者為了推行“以法務會計取代司法會計”，不惜污穢中國司法會計理論的研究成果進而制造出一些噱頭，例如某“法務會計”教科書中，把中國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描述為“觀念陳舊、封閉，未能與國際上通行的法務會計新觀念接軌，視野不夠開闊，不便于法務會計的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國際化發展”[ 令人不解的是：這本“法務會計”書籍中一邊大肆貶低中國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成果，另一邊卻大量抄襲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這不僅違背了學術事實，也蒙蔽一些不了解情況的關注者。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存在著與現行Forensic Accounting教科書完全相同的司法會計觀念，這些觀念也許在英美法系國家尚能夠行得通，但對于中國而言已經成為陳舊的、封閉（于審計理論）的歷史舊念，而不是所謂的“國際通行的法務會計新觀念”；中國已經構建了司法會計學科理論體系，其理論“視野”顯然會比還沒有構建起學科理論體系的“法務會計”更開闊。值得一說的是，原版抄襲國外Forensic Accounting理論也許“便于法務會計的國內外學術交流”，但如果在中國恢復這些歷史舊念，不僅會導致中國司法會計觀念的倒退，還可能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更多的錯案[ 由于訴訟制度的差異，司法會計的這些舊理念在采用完全對抗式訴訟的英美法系國家并不一定會導致錯案，但在采用非完全對抗式訴訟的中國已經產生了大量錯案。]。
為了說明“法務會計熱”的外因，這里再將“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的研究成果與研究環境作一比較。我國司法會計系統理論研究初期只有幾十人參與且沒有一家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但僅用了十年左右時間便構建起了司法會計學科理論的雛形。再看“法務會計”，不僅有數百人參與且還有數所大學成立了專門研究機構，可十多年過去了，所謂的學科理論仍然在學者們的想象中。如果比較一下兩者的學術環境則不難發現：司法會計理論研究初期的功利思潮遠沒有現在這么嚴重，也幾乎沒有重復發表“理論”的機會。這是否可以作出這樣的判斷：學術環境的惡化是形成“法務會計熱”的重要外因。
上述事實不僅解釋了“法務會計熱”的原因，也說明了“法務會計熱”只是一種虛熱。
（三）“法務會計專業熱”的成因——擴招、“研究熱”
“法務會計”一詞在學術界剛出現幾年，便有大學設置了“法務會計”專業（方向，下同）。雖然我國教育部多次不批準大學申報的所謂“法務會計轉業（方向）”[ 教育部從2004年到2012年已經多次不批準大學要求設置法務會計專業的申請和重新申請，但同時卻批準了“司法會計”本科方向。作者十分欣賞和理解教育部的做法。大學實務類的本科專業的設置，起碼應當具備專業科學理論和專業社會職業，司法會計專業已經同時具備了這兩個基本條件，而所謂“法務會計專業”卻一個條件都不具備。]，但一些大學開設“法務會計”的熱情卻似乎有增無減（有大學甚至鍥而不舍地反復地向教育部提交設置“法務會計專業”的申請），這又是為什么呢？
首先是大學擴招的需要。大學擴招本身與設置缺乏學科理論和社會職業的“法務會計專業”本無關聯，但開設“新專業”的確有利于大學擴招。這個“專業”能夠培養“適應國家立法、行政、司法機關、社會中介組織及企事業單位等需求的復合型應用性人才”的招生廣告，對學生和家長會有足夠的吸引力。
其次是與“法務會計研究熱”有關。兩者相輔相成：“法務會計研究熱”讓學者們至今仍然解釋不清其含義的“法務會計”[ 受本文篇幅所限，作者不在此一一分析各種缺乏邏輯性和實踐依據的“法務會計”定義。]變成了時髦的“專業名詞”——這成為大學盲目地設置所謂“法務會計專業”的由來；設置大學專業又可以促進了這股“研究熱”，例如：學術期刊公開發表的“法務會計”文章中，與開設這一專業相關的文章就占了20%多。
（四）“法務會計熱”的得失
筆者對“法務會計熱”作上述負面評價，并非是要全盤否定“法務會計熱”的成效。在筆者看來，“法務會計熱”帶來的好處包括：一是，大量翻譯了國外法庭會計理論研究資料，這方便了司法會計學者對國外同行研究情況的了解，進而證實了我國在這一學科理論研究領域的領先地位；二是，以“法務會計”名義大量介紹國外法庭會計的理論與實踐情況，為我國司法會計專業的發展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和教訓；三是，所引發的關于“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關系”問題的爭論，讓更多的會計學者、專家了解了中國司法會計專業，這可能為未來中國司法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發展提供更多的人才；四是，部分學者和大學在這股“熱潮”中實實在在的得到了很多“實惠”，這些實惠形成了“法務會計熱”的強心劑。
在筆者看來，“法務會計熱”弊大于利，尤其是對學術風氣、大學教育以及司法實踐帶來的（或可能帶來的）禍端，值得學界關注。
1．“法務會計研究熱”對我國學術風氣帶來不利影響。
筆者首先要肯定是，部分“法務會計”研究者真的下功夫研究了舞弊審計與司法會計，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觀點和建議，但這種情形并沒有成為“法務會計熱”的主流。大量的“法務會計”作品所呈現出的抄襲、移花接木以及散布學術謠言等問題，既反映了學風日下的不良環境，也助長不良學風的蔓延。同時，“法務會計熱”誤導到了一些機構（包括大學、學術刊物），又使其為“法務會計”的抄襲、“改編”等不端學術行為提供了機會[ 例如：有些機構對所謂“法務會計”課題把關不嚴，形成廢題；又如：有些大學對存在嚴重抄襲問題的“法務會計”作品卻給予了鼓勵。]。
2．大學開設所謂“法務會計”專業（方向），對大學教育產生了不良影響。
首先，從專業培養目標看，“法務會計專業”并不利于培養法律與會計專業素養集于一身復合型人才。按照專業素養的培養目標需求和大學課程設置方法，目前大學本科用四年學制培養具備法學或會計學其中一個專業的基礎素養的大學生都是十分困難的事。“法務會計專業”實踐也已經證明，只能讓學生了解了一點法學、會計學的皮毛——即難以實際形成法學或會計學等專業的基礎素養。如果“法務會計”就是指會計知識和法律知識集于一身的人的話，那也就沒必要設置“法務會計專業”了——因為從上個世紀后期我國很多大學都開設了法學、會計學的副修專業（但這可能只適用于少數比較勤奮的學生），很多大學生、研究生都具備了法學和工商管理（會計）學雙學位，這種教育模式至少可以完成兩個專業的核心課程，其效果顯然高于所謂“法務會計專業”。
其次，從培養專業人才角度看，由于“法務會計”本身并沒有形成一套專業理論或專業理念，因而也就不可能培養出所謂的“法務會計”人才[ 大學生入學后，老師們便指點他們“偏科”：以學習法律為主或者以學習會計為主（卻都不講以“法務會計”為主）。優秀學生畢業時雖然也考上的法學或會計學的研究生，但當他們與法學、會計學專業的學生接觸后，卻深切地感受到專業知識狹窄，專業基礎不牢的弊病。]，這不得不讓人們懷疑這一專業設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而還可能會蠶食、浪費大學教育的資源、信譽[ 某大學舉辦“法務會計”講座時，該校“法務會計專業”大三學生給授課人遞的紙條中，有兩張紙條上寫著：“這是一個騙子專業”。由于專業名稱問題，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了財政部門不允許“法務會計”學生參加會計從業資格考試的情形。與之相反，中央多部門早在1993年聯合發文，司法會計人員可以參加會計職稱統一考試，且不需要具備會計資格證書。]，影響到人們對大學教育的信心。這里舉一個大學的“法務會計專業”為例：該學校設置“法務會計”本科專業時，不要說配備專業師資，甚至無人發表過所謂“法務會計”的文章，其首次招生便招收了數個班的本科生。該校一位負責同志在某次研討會上，鼓動設有“法務會計專業”的大學聯手向教育部施加壓力，以使教育部能夠批準這一專業。學生入學后，由于老師們解釋不清“法務會計”是什么，引起了學生們的焦慮，學校又為此召開了“法務會計專業教育指導會”，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繼續給學生們描述“法務會計”專業的燦爛前景。然而，四年的學業結束時，學生們卻真切地實感受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西祠胡同網站有網友以某校“法務會計”首批畢業生的名義，發表了一篇《一場忽悠一場夢》的短文，文中以該校“法務會計”專業為例，呼吁“人們反思我們的教育制度和專業設置”。筆者看后認為，該網友在文中反映的“法務會計專業”的教學、教學理念、師資、教材等方面問題，讀來讓人驚訝和憤慨，這些教育弊端應當引起大學領導和教育主管部門的關注。]。學生們是被美好的職業前景廣告吸引到大學去的，他們畢業時卻被社會告知并不存在所謂“法務會計”職業；學生們無法在法律思維和會計思維兩個方面同時打下堅實的知識和技能基礎，這會給他們未來的法律或會計的執業活動帶來什么……？
第三，“法務會計”采用復制國外Forensic Accounting理論的做法，對中國司法實踐可能會造成不利影響——這是筆者作為法律工作者最為擔心的一點。
我國司法會計理論研究初期與“法務會計”近似的情況是：研究者們都是按照“在訴訟中進行的舞弊審計活動”來理解司法會計，這不僅導致司法會計理論研究走了彎路，也導致中國司法會計實踐跟著走了彎路——引發了包括死刑在內的一些錯案。這種情形后來隨著我國司法會計學科理論的建立和推廣得到了一些糾正，但執業理念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些歷史上的錯誤理念至今仍然在對司法實踐有著不利影響（比如某注冊會計師協會剛剛編制的司法會計鑒定標準化資料，仍然采用了舞弊審計理念）。由于英美法系國家的Forensic Accounting理論仍以舞弊審計理論為主，因而以“法務會計”名義引進并進行傳播，其結果很容易導致司法會計領域的歷史舊念的死灰復燃，未來會對我國司法會計實踐造成不利影響。
五、關于“法務會計”研究困境的研究
在“法務會計”研究群體中，有少數學者在試圖構建起“法務會計”理論體系，但總是不得要領，結癥在哪里？
（一）研究方法的選擇困境
理論研究經常采用的方法包括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從學術研究規律看，前者通常適用于構建學科理論體系，后者則適用于研究系統化理論中的一些具體理論是否存在的缺陷，或者用于發現新的理論，進而擴展學科理論體系。根據筆者的觀察，會計學理論的研究史就遵循了這樣的一條規律，中國學者也是遵循了這一規律創立和發展了司法會計學科理論。
基于上述認識，剖析“法務會計”研究方法，也許會發現其研究困境的學術結癥。
一是，無法采用規范研究來構建所謂的“法務會計學科理論”。“法務會計”研究者將應由管理學研究的舞弊審計與應由法學研究的司法會計同列為其學科研究對象，并試圖通過拼湊舞弊審計和司法會計理論來創立所謂“法務會計學科理論”。然而，規范研究是一個系統的理論研究過程，舞弊審計和司法會計在社會屬性、主體、對象、操作環境、操作手段、操作程序以及操作結果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兩者在基本理論和操作理論方面都存在著一些不可兼容之處，因而采用規范研究不能解決將舞弊審計理論和司法會計理論合二為一的問題，如果偏向任何一方，則要么是舞弊審計理論，要么是司法會計理論，“法務會計理論”也就沒有生存空間了。
二是，采用實證研究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實證研究通常需要在系統理論指導下才能取得科學的成果，而目前的“法務會計”研究顯然不具備實證研究的這一條件——無論中外均無系統的所謂“法務會計”理論。理論研究的歷史已經證明，缺乏系統理論指導的實證研究很難形成科學成果——前述“法務會計與司法會計關系”的錯誤命題及其所形成的錯誤結論，也證明了這一點。“法務會計”實證研究中的困境，在中國司法會計學科理論研究的歷史上也出現過。例如：中國司法會計學科理論體系形成前，也曾有一些學者采用實證研究方法進行理論探索，雖然也發表了出版物，但最終都是曇花一現，不僅在學科理論方面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所形成的錯誤觀念對司法實踐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有些危害至今還在清理中——這個教訓對“法務會計”研究者來說也許能有所啟示。
（二）“拿來主義”很難解決“法務會計”的研究困境
“拿來主義”是大量“法務會計”作品的特點。例如：很多研究者直接把會計理論中的概念、目標、要素、假定、原則等照搬于“法務會計理論”中，將會計學理論變為了所謂“法務會計理論”。又如：有研究者還沒有搞清什么是假定的情況下，便從刑事偵查學中搬來了“犯罪必留痕跡”作為“法務會計”的假定理論之，而刑事偵查學原理中的“犯罪必留痕跡”早已經被證明是真理，其假定內容是“痕跡是可以被人們認識的”（司法會計學中的“資料充足和資料可驗證假定”就是據此原理提出的）。此類“拿來主義”的例子在“法務會計”作品中往往可以信手拈來，但其結果往往是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或錯誤。
六、結束語
“法務會計研究熱”并沒有導致會計學的新學科誕生，會計界、教育界的最高管理機構也并沒有將“法務會計”視為專業發展方向。通過本文論述則可以說明獨立的“法務會計”學科理論或專業并不存在，試圖引進國外法庭會計理論以取代中國司法會計理論的做法是不科學的，拋開國外Forensic Accounting單獨構建中國的“法務會計”學科或專業也不現實。據此，筆者在本文結束時試著提出幾點建議，供學界參考。
筆者想建議大學和大學管理部門：是否可以停止以所謂“法務會計”的名義開設大學專業，有條件的大學可以分別設置舞弊審計專業或司法會計專業，這兩個專業都是我國亟待發展的專業，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 例如：目前注冊會計師進行舞弊審計后所出具的審計報告，很多都類似于報表審計報告，導致委托方無法根據報告內容來處理相關事項。又如：我國司法會計師職業的社會化發展尚在醞釀中，但注冊會計師事務所大量需要熟悉司法會計鑒定的專業人才。同時，近五年來，我國每年都有檢察機關因為報名者不足而浪費掉招錄司法會計師的指標。]。
筆者想建議對Forensic Accounting感興趣的研究者：繼續深入研究國外法庭會計理論，以便為我國經濟主體到英美法系國家打國際經濟官司提供理論指導和具體方法。
筆者想建議對治理財會舞弊感興趣的研究者：無須繼續使用名不副實的“法務會計”一詞，而直接使用“舞弊審計”這一我國傳統審計項目用詞，相信通過學者們的深入探究，一定能找出更多更好地治理財會舞弊的良策，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提供專業保障。
當然，筆者更想建議有志于做學問的“法務會計”研究者能夠繼續研究司法會計理論，不僅可以人盡其才且可能會很快取得一些學術成就，也可以為提高我國司法會計理論研究的國際影響力作出貢獻。提出這一建議的依據包括：一則，習慣于采用實證研究的會計學者，可以對司法會計學科理論進行深入具體的論證，以校正、豐富和發展我國司法會計學科理論體系；二則，目前我國司法會計實務理論研究成果相對于司法實踐的需求而言缺口十分巨大，大量的實務理論課題有待于具有扎實的會計、審計專業基本功的學者們去突破；第三，具有良好外語技能的會計、審計學者還可以通過翻譯我國司法會計理論研究成果，以推進司法會計專業的國際交流。當然，會計學者、專家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研習司法會計基本理論，進而形成研究司法會計理論所需的法律思維模式和訴訟證據方面的素養。
于朝[ 于朝（1957— ），山東省濟南市人民檢察院三級高級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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