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剛 ]——(2013-11-26) / 已閱9192次
執行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執行過程中，雙方當事人在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前提下，對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內容進行自愿自主協商并達成合意的行為。和解的內容，可以是一方自愿放棄一部分或全部權利，也可以是一方滿足另一方的要求，還可以是雙方都作一些讓步。大力推行執行和解制度有利于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減少執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在執行實踐中執行和解卻不象案件審理中的訴訟調解那樣，得到普遍的推廣和社會的廣泛認可，甚至法院內部也對執行和解褒貶不一，爭議很大。出現這種情況，究其原因，一是當前法院內部片面強調全執結率，忽視了執行和解的重要作用。二是存在大量和而不解的現象，使權利人的利益受到損害，造成社會對執行和解的不認可。基于以上情況，有必要對執行和解的適用進行探討，規范執行和解的適用程序，真正讓執行和解制度得到廣泛推行，發揮出它的重要作用。本文擬對執行和解中存在的些許問題進行淺顯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完善對策和立法建議，以資商榷。
一、執行和解協議效力的判定
執行和解的核心是執行和解協議。所謂和解協議是指在執行程序中，雙方當事人通過平等協商，就變更執行依據所確定的內容達成的合意，是執行當事人對自己的民事實體權利所做的處分。和解協議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從法理上講，和解協議是執行中雙方當事人就如何履行其債權債務在原法律文書的基礎上而訂立的一種合同。根據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對雙方當事人都有約束力，雙方都應當信守承諾，不得違反。但是，和解協議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合同，而是一種特別的民事合同。依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一般法理，和解協議應當優先適用民事訴訟法及其它法律、司法解釋對于執行和解的相關規定。然而執行和解的效力由誰判定，如何判定，在執行實踐中存在不同的觀點和做法。
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1款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達成協議的，執行員應當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第86條第2款規定：“和解協議一般應當采取書面形式。執行人員應將和解協議副本附卷。無書面協議的，執行人員應將和解協議的內容記入筆錄，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蓋章。”
依據上述規定，比較普遍的觀點認為：執行法院對和解協議不應進行審查：該觀點認為，執行和解不同于審判中的調解。對執行和解來說，不需要人民法院介入，只要當事人雙方就執行依據所確定的權利義務的履行達成合意即可。
筆者認為，由于和解協議對于執行程序的實質性影響，加上民訴法第230條第2款規定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或者脅迫情況下達成的和解協議，可以隨時申請恢復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的規定，為了避免執行程序的拖延與司法資源無謂浪費，執行法院不但應當進行審查，而且這種審查還應當是全方位的，既要進行形式審查，也要進行實質審查。法院對執行和解協議進行審查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審查執行和解協議是否違背法律規定和社會公共道德。經審查執行和解協議違背法律規定和社會公共道德，要向當事人說明和解協議無效，案件執行程序繼續進行。
二是審查被執行人是否具備履行和解協議的條件，是否存在被執行人利用執行和解拖延執行逃避執行的可能。
三是審查雙方當事人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是否存在危害第三人合法權益等。
具體做法是在雙方達成和解協議后，執行法官要責令被執行人說明履行和解協議的能力和條件。被執行人不能說明其有履行義務的能力和條件，又不能提供執行擔保的，法院不認可和解協議的效力，執行程序不停止。法院審查執行和解協議的情況要記入筆錄。審查的內容包括執行和解主體是否適格、和解協議是否是當事人真實意思的表示、和解協議內容是否合法等等。意即執行和解作為執行的一種特殊方式，應當合法有效。和解協議的合法有效是執行和解成立的前提。執行和解的成立必須符合自愿原則和合法原則。所謂自愿原則，是指執行和解的合意應當出于雙方當事人的自由意愿，是其真實意思表示一致的結果。合法原則是指執行和解協議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否則，和解協議應被確認為無效。其次，執行中和解雖然是雙方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合意，卻并不意味著法院不起任何作用。執行和解協議的執行力是附條件、有限制的，在肯定執行和解的效力后，還需要進一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才能使執行和解發揮其功效。因此，確立法官對執行和解協議的實質審查權，是確認執行和解協議的執行力，是執行和解過程走出“無用功”怪圈的必然選擇。
二、執行和解協議是否應具有強制執行效力
民事訴訟法第230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達成協議的，執行員應當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從該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執行程序中當事人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不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但有學者指出：既然和解是在執行程序中當事人自行協商達成的協議，并經人民法院審查后，認為不違背國家法律規定，未侵犯國家、集體或他人的利益，即應賦予和解協議與調解協議同等法律效力，一方當事人如果不履行和解協議，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采取強制執行措施，倘若當事人的和解協議沒有這種法律上的約束力，那么，規定執行和解制度是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的。結合司法實踐，筆者贊同這個觀點，認為民事訴訟法應當考慮賦予和解協議相應的法律效力，使其成為強制執行的依據。理由如下：
從現行有關執行和解的法律規定來看，既然民事訴訟法第230條規定了當事人在執行程序中有和解的權利，就理應尊重當事人行使和解權利的結果，即尊重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否則，第230條之規定就會前后不一致，當事人的和解權利也因此失去它應有的完整性和全面性。特別是《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民訴法意見》）第266條的規定更顯其前后不符、自相矛盾之弊端。如“對方當事人申請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人民法院應當恢復執行，但和解協議已經履行的部分應當扣除”，從整個執行程序的完整性來看，該規定說明人民法院執行根據的前后不一致。因為“和解協議已經履行的部分應當扣除”顯然意味著人民法院只是對沒有履行的部分是以生效法律文書為根據去執行的，那對已經履行的部分是以什么為根據的呢？如果是以和解協議為執行的根據，則人民法院前后執行的根據不一致，有損法律的嚴肅性。同時因為和解協議無強制執行的效力，也容易造成一些案件實際執行中的難度。如在某案件中，當事人雙方達成和解協議，變更了原判決確定的法律義務關系，將原判決中“被執行人支付申請人房屋補償款八萬元，住房一套歸被執行人所有”的主文，經過雙方自愿協商，房子歸申請人所有，由申請人支付被執行人五萬元。但在實際履行中申請人要求支付案款，被執行人卻不按照和解協議交付房屋，導致和解協議無法履行，而被執行人又沒有足夠能力支付原判決的八萬元，亦只有一套住房，執行和解協議又沒有強制執行的效力，按照相關司法解釋無法強制拍賣，案件執行陷入僵局。
因此，筆者認為，結合執行實際，民事訴訟法應當賦予和解協議相應的法律效力，使其成為法院強制執行的根據。建議將現行民事訴訟法第230條第2款修改為：“……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對方當事人的申請，強制執行原生效的法律文書或雙方自愿達成的和解協議。”
三、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后，法院應否解除強制執行措施
在執行工作中，當事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強制執行措施查封、凍結、扣押被執行人的財產后，基于此達成和解協議的情況比較常見。對于在和解協議達成后、未履行完畢前，執行法院對已采取的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應如何處理？目前理論上和實踐中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為保障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執行法院應繼續保持查封、扣押、凍結原狀，直到和解協議履行完畢。另一種觀點認為，執行和解是當事人為了結束執行程序，自愿協商解決糾紛。所以，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后，人民法院就應當終止執行活動，強制執行措施應當停止，已采取的強制措施也應該撤銷。
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具有內在的矛盾。在下列情況下，執行程序因雙方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而終結，即執行和解具有終結執行程序的效力；申請執行人在和解協議中放棄全部未實現權利的；和解協議即時履行完畢的。除此之外，執行和解協議具有中止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那么，執行法院繼續查封、凍結、扣押被執行人的財產在理論上與執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存在著沖突。第二種觀點也有失偏頗，它是建立在執行和解是全面和解和完全和解這一假設之上的，忽略了執行和解的多樣性。在執行實務中，真正全面完全和解的只在部分案件中得以實現，對這類案件終結執行程序，停止和撤銷強制執行措施是應當的。多數執行和解協議是延長履行義務的期限或變更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或履行方式，這只可以使執行程序中止，但并不能使執行程序必然終結，因為不少和解協議最終不能履行，需要恢復執行，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停止或撤銷全部強制措施，將可能導致案件恢復執行后難以執行甚至最終無法執行，損害申請人權益，增加法院執行成本。還有一部分和解協議只是變更了原法律文書的部分內容，對未變更的部分還要強制執行。
筆者認為，為了有效地保障申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采取較為靈活的方式來處理執行和解前的強制執行措施。首先，既然是當事人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那么就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當事人在和解協議中對強制執行措施的處理進行了約定，那么就依其約定。其次，如果當事人沒有約定，遵循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理念，根據實際情況而定，把執行和解前采取的強制執行措施和執行和解較好地結合起來。總的原則是依具體案情，只要不違背當事人的意愿，一般都應當停止或撤銷強制措施。但執行法院應行使釋明權，告知當事人執行法院將解除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由雙方當事人自愿對財產進行控制，行使權利，如辦理抵押、質押等，使前一階段的強制執行措施與達成和解協議的履行有效地銜接起來。但如果停止或撤銷強制措施可能給今后恢復執行造成困難的，就不應撤銷這些強制措施，并明確告知雙方當事人，除非一方當事人提供了有效擔保。這樣，既可以保障申請人的合法權益，又不違背執行和解協議的內在要求。同時，可以減輕執行人員的工作負擔，避免因繼續采取強制措施所引起的財產失控等后果。
四、申請恢復執行的條件和期限
民訴法第230條第2款規定“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或者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規定了三種恢復執行的情形，其中前兩種情形是本次修改民訴法新增加內容。對此，筆者認為，民訴法并沒有規定此二種情形中提出恢復申請的時間期限，因此可能出現執行和解履行完畢結案而與申請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相沖突等的問題，故此，筆者認為，在沒有制定司法解釋的情況下，針對二種情形應當更嚴格的掌握恢復執行的條件，避免申請執行人借口受到欺詐或者脅迫而謀求不正當利益。
第三種申請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情形是一方當事人只能在和解協議履行期限屆滿后另一方當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執行和解協議時，才能申請人民法院恢復強制執行，即當事人申請恢復執行的條件是嚴格限定的。在履行期間內，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恢復強制執行的，執行法院將不予準許。這樣，和解協議生效后，如果一方當事人為逃避債務而轉移、隱匿財產，另一方當事人卻無權申請恢復強制執行，這不利于保護另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顯失公平，也會使恢復執行后的執行工作陷于被動。對此，建議借鑒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制度，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細化申請人申請恢復執行的條件，以利于實踐中的操作。如規定申請人確有證據證明被執行人有經營狀況嚴重惡化；轉移財產、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喪失商業信譽以及有喪失或可能喪失履行債務能力的其他情形之一的，即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恢復執行。這樣才能更加有效地保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防止被執行人借和解協議之機蒙騙申請人、逃避法律責任，同時對促進被執行人履行債務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在民訴法修改前的司法實踐中也存在一個申請恢復執行的期限問題。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當事人在雙方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后，在對方沒有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怠于行使其申請恢復執行原法律文書的權利，以致造成超過申請執行期限；二是有些當事人錯誤地理解了申請執行期限。程序法明確規定，執行和解后執行期限的計算方法是以和解協議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連續計算。一些當事人錯誤地認為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期限與訴訟時效一致，其計算方式為最后一次實際給付的日期，因而錯過了申請執行的期限。
對于上述兩種情況，法院的執行機構在執行中應嚴格處于中立地位，對于因當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超過申請執行期限的，不能單獨強調要保護權利人一方的權利，而是應嚴格依照相關的程序法處理。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認為應當終結執行的其他情形出現時，終結案件執行。所以，對于上述兩種沒有法定申請執行期限中斷事由的情形，法院應按照相應的法律規定終結執行。
執行和解是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甚至在某種情況下，也是當事人自行緩解矛盾的方式。在實踐中，為了保護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在他們自行達成和解協議時，執行人員應該告知他們執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一方當事人不按照執行和解確定的方式履行義務，另一方當事人必須在法定的申請執行期限內提出申請，要求恢復對原審法律文書的執行。同時，告知當事人，依照法律的規定，這種恢復原審法律文書的執行，必須依當事人的申請才能啟動，法院不會、也不能依職權強行恢復。如果雙方當事人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后，被執行人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且執行申請人沒有在法定申請恢復執行原生效法律文書的申請執行期限內申請執行，那么，權利人的實體權利還是可以保護的。在這種情況下，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有關個案的答復中已經開始明確和解協議的可訴性，即權利人可以持執行和解協議，在不超過訴訟時效的期限內，另行通過訴訟程序解決。
河北省景縣人民檢察院 王永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