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梓璇 ]——(2013-11-11) / 已閱9402次
論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
——以建構正當強制醫療程序為視角
被害人是刑事訴訟中的重要角色，在強制醫療訴訟中也不例外。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發展的趨勢是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同時，也重視加強對被害人訴訟權利的保障。在被害人訴訟權利中，其程序參與權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權利，而在我國剛剛起步的刑事強制醫療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并沒有很完備地體現在立法中，這對于建構正當強制醫療程序，平等保障雙方當事人的權益，實現實體正義是不夠的。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對于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中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要建構正當強制醫療程序，必須保障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參與權。
刑事訴訟程序參與權是指案件雙方利害關系人以平等的地位和權利參與到整個訴訟過程中，并能有效影響裁判結果的權利。新的刑事訴訟法增設了強制醫療程序，從程序上規范了對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進行強制醫療的適用條件，對于保障公眾安全，及時妥善醫治精神病人將發揮重大作用。它體現了法律對于社會安全和精神病人健康及其他合法利益的雙重關懷，能夠有效避免精神病人再次實施危害行為，也有利于精神病人的精神康復。這是我國刑事訴訟法一個里程碑式的進步，但是，對于被害人的權利保障，特別是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未明確規定，不得不說是一大缺憾，這也是今后完善刑事強制醫療程序應解決的問題。
一、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程序參與權的法理依據
正義是制度合法性的基石。正義的對象是社會的基本結構——即用來分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劃分由社會合作產生的利益和負擔的主要制度。[1]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體現了均衡正義的思想，盡力想通過某種補償或再分配使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處于一種平等的地位。在刑事訴訟中，被害人應與被告人一樣享有同等地位，“對被害人利益的保護，絲毫不意味著將與企圖傷害犯罪人并剝奪其憲法性權利的壓制性的刑事政策發生必然的聯系。”[2]維護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利益應當兼顧，以實現均衡正義。邁克•D•貝勒斯確定了程序公正的七項原則，其中之一即為參與原則，意指“當事人應能富有影響地參與法院解決爭執的活動”。[3]因此，程序運作上的參與性意味著要將與強制醫療裁決結果有關的利害關系人納入到決定的做出過程中，讓各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隨著國際社會對犯罪現象認識深化和國際人權保障運動的發展，犯罪被害人在訴訟活動中的地位逐漸提高，其訴訟權利的獨立性和重要性日益成為國際共識。[4]
二、保障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程序參與權的必要性
刑事強制醫療訴訟作為刑事訴訟的一種特別程序，其被害人具有雙重地位，一般意義上的刑事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保護的必要性契合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保護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還有其作為特別刑事程序應對其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保護的必要性。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是被害人權利中一項最重要的權利，猶如基石之于高樓大廈。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保護的必要性從人權保護的角度來看，人權是作為人必須擁有的權利，刑事訴訟所涉及到的每個人自然也都應該得到基本人權的保障，并應該得到法律的支持。“人權既及于犯罪人，也應平等地及于被害人。”[5]
（一）加強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保護是維護本國憲法尊嚴的需要
世界各國的憲法中都規定有關于本國公民權利義務的篇章。2004 年，我國憲法修正案更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確立了人權保護的最高法律依據。憲法是母法，是每個公民的行為準則，任何人不準違反。刑事被害人作為國家公民，其合法權益自然要求國家法律加以保障。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實現對涉及自己利益的程序參與權的有效保護，必然會導致憲法中有關公民權利的那部分規定形如白紙，憲法在公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尊嚴會降低甚至喪失。同時，國家在國民心中應有的權威也會受到一定程度損傷。刑法、刑事訴訟法是一國憲法的具體體現，國家應不斷完善相應的法律規范，在加大對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加強防范意識的同時，也要注重對已發生的侵害行為中被害人可以有效地參與到維護其利益的訴訟中，確保對被害人利益的最大恢復。因此，對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的保護，就是維護了憲法的尊嚴，也就是維護了社會主義國家和法律的尊嚴。
（二）加強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保護是保障刑事強制醫療程序公正的需要
刑事強制醫療訴訟公正，是指在該訴訟由始至終運作的全過程中，現實被害人與被申請人在維護各自合法權益方面，都有充分的參與程序的權利，確保無辜者不受刑事追訴，有罪者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現實被害人因犯罪行為而受到的損害得到應有的賠償。一個國家重視對雙方利害關系人平等參與程序的權利的保護是實現程序公正的需要，是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體現。若國家只注重對被追訴方單方程序參與的保護而輕視甚至漠視對被害人程序參與權利的保護，必定會使已受到非法侵害的被害人心存不滿，而且很可能會放縱了犯罪分子，使其逃脫應有的制裁，還會給被害人帶來二次傷害。這樣，強制醫療程序顯然無法實現應有的公正。
“程序是與選擇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決定了它必然是法制體系中最生動活潑的領域。可以說，程序的本質特點不是形式性也不是實質性，而是過程性和交涉性。”[6]由此可見，訴訟程序中參與的重要性。在強制醫療程序中，精神病人及其監護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應當有充分的機會參與刑事裁判的形成過程，并對裁判結果的形成發揮有效的影響和作用。確保程序主體，特別是被害人富有意義地參加訴訟全過程，對于程序公正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強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保護是實現實體正義的需要
人們常將正義分為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所謂實體正義就是從目的和結果意義上對權利義務分配原則作的合乎正義標準的規定。法治的實體正義往往體現為人們對美好的法治生活、政治理想與社會目標的追求。但是要使這種規定得以形成并真正發揮作用，還必須有一個具體的過程和方式，即一定的程序。而程序正義主要關注于為實現實體正義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實體正義的實現，以及這些方法自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義標準。[7]程序是為了達到一定的結果和狀態而事先進行的一定時間的活動，有人稱法的程序正義為“看得見的正義”，這來自于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
正當強制醫療程序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讓雙方利害關系人都富有意義地參與到刑事裁判的形成過程中，這樣的正當程序才能有效地保障實體正義的實現。強制醫療制度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作為一種特別的訴訟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訴訟程序，它的特點在于采用這一程序的目的不是解決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問題，而是決定是否對特定的被申請人強制醫療。由于此類案件審理的對象患精神病或者或者精神障礙，受其病理性干擾，不能像正常人有效地參與訴訟，因此，法律規定了缺席審判制度。基于此，如果被害人再不參與訴訟，等于是雙方利害關系人都沒參與到法院裁判的形成過程中，這對查明案件事實，作出公正裁判是完全無益的。而且被害人富有意義地參與程序，可以約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權，限制恣意的發生，從而確保裁判結果的正義性。[8]
（四）加強刑事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保護是保證鑒定結論公正性的要求
在強制醫療程序中，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對犯罪的精神病人進行司法精神醫學鑒定，是正確適用強制醫療的前提。當然，認定精神疾病患者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有無責任能力并決定其是否應負刑事責任，屬于司法機關的職權，但是由于司法人員缺少司法精神病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因此，鑒定在強制醫療程序中即處于核心地位。Koch法官曾毫不避諱地說：“事實上裁判幾乎是從法官的重心轉移到醫生的范圍，此乃必須接受的事實。”[9]鑒于鑒定結論在刑事強制醫療程序中的核心地位，鑒定實施程序更是強制醫療程序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同樣要遵循程序參與原則。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作為利害關系人，理應在對精神病人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過程中到場，并能夠及時在鑒定過程中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觀點和主張并對他方當事人進行質證、反駁或者抗辯。這樣一方面將鑒定過程置于當事人監督之下，增加鑒定過程的透明度，保障鑒定結果的公正性；另一方面，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充分參與鑒定過程，有利于增加他們對鑒定人和鑒定結論的信任度，避免重新鑒定，提高鑒定的效率和訴訟的效率。
三、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程序參與權立法現狀
（一）審判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參與權的立法缺失
刑事訴訟法及其相關的司法解釋未對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作明確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七條和《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五百三十六條規定了“被決定強制醫療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對強制醫療決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決定書之日起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請復議。”該規定賦予了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申請復議，但該解釋第五百三十條關于開庭審理強制醫療案件程序中并未賦予被害人像普通刑事案件一樣參與庭審并享有參加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的權利，這會影響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權益的實現。其未參與庭審，不利于其復議申請權的正確行使。因為在涉及被害人權益的審判程序中，應當從實際上保障其具有參與該程序并發表意見的權利。無救濟即無權利，“程序上的可救濟性則是要賦予有關當事人程序上的救濟權，即對于法院的裁決必須賦予當事人救濟的權利。”[10]反過來，被害人的救濟權行使是建立在其充分參與程序并發表自己的意見的基礎上，否則，救濟權就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二）鑒定程序中被害人程序參與權的立法缺失
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四條規定了強制醫療適用條件，即實施暴力行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經法定程序鑒定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的，可以予以強制醫療。概括起來就三個條件：第一，行為人系精神病人；第二，實施暴力行為，且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第三，有繼續危害社會可能性。其中有兩個條件涉及到司法鑒定，這也是法院審理時審查的主要對象。由此可見，司法鑒定在強制醫療訴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正確適用強制醫療的前提。司法鑒定在強制醫療訴訟中的重要性并不必然決定被害人享有充分的程序參與權。我國目前關于司法鑒定的法律、法規還比較缺乏，尤其關于刑事司法精神病鑒定方面的更為稀少，2007年10月1日由司法部發布開始實施的《司法鑒定程序通則》涉及司法精神病學鑒定的特殊規定僅“對被鑒定人進行法醫精神病鑒定，應當通知委托人或者被鑒定人的近親屬或者監護人到場”（第24條）。但對于被害人是否可以參與鑒定程序卻無任何規定。由于我國的法律法規和相關的司法解釋將對當事人的精神狀態進行司法精神醫學鑒定的權利賦予公、檢、法三機關，而非當事人；而且我國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并沒有將鑒定人出庭作證作為確定鑒定結論法律效力的必要前提，以致鑒定人通常不出庭，僅出具鑒定結論即可，被害人作為當事人根本無法對鑒定人進行發問，了解鑒定結論作出的過程和依據。在鑒定程序中，被害人的參與程度以及對鑒定結論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法律在這方面規定的缺失嚴重影響強制醫療的正確適用。
四、加強保護強制醫療訴訟被害人程序參與權之建議
強制醫療程序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新增加的一種刑事特別程序，在理論和實踐上尚處于探索階段。在權利保障上，法律傾向于肇事的精神病患者，從人權的角度看，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要建構正當的強制醫療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參與權也決不能忽視。
（一）賦予被害人參與庭審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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