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毓瑩 ]——(2013-4-28) / 已閱38338次
公民的消費活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創造良好消費環境，構建和諧消費關系，不僅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意義重大，對維持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也至關重要。隨著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特別是新技術的發明和運用，經營模式和交易方式持續創新，各種新型服務項目及消費方式不斷涌現，而消費關系中固有的非理性消費、經營者誠信度缺失、行業監管缺位等問題仍很突出，消費者權益受損的現象也越發頻繁。1993年出臺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至今已20年，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和制定法本身的滯后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許多原則性規定和立法空白難以適應新的司法實踐的需要，且修改立法和制定相應的司法解釋工作也未能及時跟進，致使消費者權益糾紛案件的審理工作中遇到了許多新難點和疑點問題，亟需解決。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范圍問題，這一問題直接關系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作用的發揮。對于這部事關千家萬戶的法律，從誕生伊始其適用范圍一直存在爭議。由于法條規定的不明確性，一方面困擾著廣大消費者，即其能否適用該法第49的規定，獲得雙倍賠償；一方面也困擾著法官，即如何認定“消費者”身份。現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在修訂過程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亟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是其適用范圍問題。筆者不揣淺陋，對于在司法實踐中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適用范圍存在爭議的幾個問題逐一做討論。
一、單位是否為消費者，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第2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由于我國沒有法律意義上的“消費者”概念，對于單位是否屬于消費者，是否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學術界存有較大的爭議。絕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消費者僅限于社會個體成員，反對將單位納入消法調整，認為“消費者”指的是“為自己和家庭生活消費的目的而購買商品、接受服務的自然人。”其主要理由是，國際標準化組織消費者政策委員會第一屆年會曾明確指出，“消費者” 指為個人目的購買或使用商品和服務的個體社會成員。《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雖沒有明確界定，但從保護在消費過程中處于經濟弱者地位的往往是公民個人的角度出發，對消費者身份界定為自然人符合國際慣例。只有少數學者贊同單位是消費者，認為“消費者不能僅限于個體社會成員，也應包括法人組織，如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等。”[1]其主要理由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草案） 在審議時明確將單位排除在消費者之外，但有意見提出，單位購買生活資料最后也是由個人使用，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范圍可以不排除法人和其他組織，只要用于生活消費的，都可以適用本法。因此，《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草案）中“前款所稱消費者，是指消費者個人”被刪去了。況且，現實生活中單位生活消費的現象大量存在，單位購買生活消費品作為福利分發給職工個人是常見現象，有的雖非生活福利，但最終也歸個人使用。在這種情況下，單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作為生活消費的主體納入消費者范圍。司法實踐中對于消費者是否僅限于自然人還是包括單位亦存在爭議，曾出現過單位以消費者身份到法院起訴的情形。這主要存在于單位為解決職工的生活需要以單位福利性質為職工購買的手機、電話卡、上網卡、食品和日用品等情形中。對于此類訴訟，有的法院認為，這種情況符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單位應當屬于消費者，這樣有利于對消費者更充分的保護，應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的法院認為，單位不能作為消費者，消費者僅僅限于個人。單位購買商品雖然是為了職工的生活消費而非進行經營，但是出現消費者權益受損害的情況，職工仍然可以自己名義向經營者主張權利或者單位代理其主張權利。如果將單位列為消費者，可能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弱者的理念相悖。另外，從各個地方出臺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的情況來看，規定也并不統一。認可消費者的概念應當包括單位的省份有上海、湖南、江西、黑龍江、貴州、河南、海南等地，但是與之相對應的是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省份沒有將單位列入 《消費權益保護法》的適用范圍內。
筆者認為，從對消費者權益給予特別法保護的角度考察，不宜將該法規定的消費者擴大解釋為包括單位（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
首先，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宗旨來看，其目的是保護現代消費社會中的弱者。個體社會成員處于消費關系中的弱者。我國國家標準《消費品使用說明總則》規定，消費者是“為滿足個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服務的個體社會成員。”從域外法的情況看，大多數者強化對個人消費者的保護，對法人或者組織消費一般沒有特別的保護，其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也多將消費者限定于自然人。例如，1994年歐盟《 不公平消費合同條款指令 》 規定 ，消費者是出于非職業目的的締結合同的自然人。歐盟《電子商務指令》認為，消費者是指為了行業、業務或職業以外的目的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的任何自然人。因此，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宗旨看，消費者的范圍應當限定于自然人。
其次，從消費者權益的內容來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確定的消費者權益大多與個人享有的權利聯系在一起，如知悉權、選擇權、索賠權等。單位是法律擬制的人，而非真正生物意義上的人，自然人獨享的權利其并不能享有，比如受尊重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謂的消費是指個人消費，或者說是直接消費，而單位雖然也可以訂立買賣合同而接受一定的商品，或訂立有關服務合同而接受一定的服務，但就生活消費而言，單位本身不能直接使用某種商品或直接接受某種服務，也就是說不能從事某種生活消費。只有個人才是生活資料的終極消費者。這些組織、單位擁有的消費行為，總要以實物或服務的形式，有償或無償地轉歸個人消費，承受消費權益的主體仍然是個人。[2]
再次，從法律適用來看，將單位的概念排除于消費者之外，在法律適用上并不存在障礙。如果出現消費者權益受損的情況，單位可以按照 《合同法》、《侵權責任法》和《產品質量法》等規定主張權利，而不是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二、知假買假者是否為消費者，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定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1倍。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第49條關于雙倍賠償的規定，催生一個新生的行業，即職業打假人，這恐怕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自王海舉起打假大旗以來，全國各地出現了不少類似的維權組織和職業打假人。對于職業打假人的法律地位，理論上存在著很大爭議。一種意見認為，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受到法律保護。但對于職業打假人來說，其并非出于生活消費的目的，有的甚至也并非以維權為目的，而是希望借此為個人謀取不當利益，因此這些職業打假人不應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購買商品只要不用于生產，就應當視為生活消費。至于是“知假買假”、還是“不知假買假”并不重要，況且法律并無禁止性規定，司法實踐中沒有必要對此刻意區分。如果認定知假買假者不屬于消費者，會產生這樣一種情況：購假者沒有資格退貨只能自己使用，反過來他又成了消費者。
職業打假人是否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界定的消費者的范疇，已經成為審判實踐中困擾審判人員的一大問題。通常法院是以是否屬于“為生活消費需要”來進行判斷。不同法院和法官對此認定的標準存在較大差異。有的判例以購買商品或接受服務的類別來區分，有的以購買商品的價值或數量等因素來判斷，有的以消費者個人的消費能力、經濟實力和消費習慣來認定。例如某消費者在4S店購買了一輛經過修理后當做新車出售的比亞迪汽車，發現后以受到欺詐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雙倍賠償，法院認為經營者存在欺詐，應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懲罰性賠償，就判決經營者雙倍賠償價款。另外一個類似情況，也是因為消費者購買了別人用過的皇冠汽車當做新車來銷售，法院認為，原告剛畢業參加工作不久，購買價值40多萬元的汽車，明顯不屬于為生活消費而購買商品的情形，如果使用雙倍賠償對經營者很不利，不屬于消法調整范圍，對消費者雙倍賠償請求不予支持。還有一個案件，原告購買在一個商場以市場價同時購買3部智能手機，但事后發現這是山寨機，起訴法院要求雙倍賠償，法院僅支持1部手機的雙倍賠償，對另外2部判決返還價款。其實這就是對“為生活消費”的理解不同造成的。[3]筆者認為，對于所謂的“知假買假者”也應當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
首先，從消費者的定義來看，消費者的含義比較廣泛，而且其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消費者是相對生產者、銷售者而言的，凡是與生產者或經營者進行交易，從他們手中購買商品，除本身也是經營者外，應被看作是生活消費。消費者不僅包括為自己生活需要購買物品的人，也包括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購買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購買物品，代理他人購買生活用品的人。消費是由需要引起的，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要，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本身體現著消費者一定的經濟利益的追求。任何人只要其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目的不是為了將商品或者服務再次轉手，不是為了專門從事商品交易活動，其購買行為就屬于生活消費，他或她便是消費者。因此，從購買數量上判斷購買人的目的是否為生活消費，恐怕有失偏頗。
其次，從規范市場秩序的角度來說，不管是不是知假買假，這些人買到的確實是有問題的商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就應該保護。且他們的存在不論動機如何，確實潛移默化的促成了中國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改變著消費市場格局。從消費者保護立法的目的來看，是為了強化對消費者的保護。如果堅持知假買假不屬于消費者的觀點，就會使得消費者的概念過于狹窄，使消費者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主體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護，也起不到打擊不法商人的作用。即便消費者被證明為“知假買假”，從制裁、打擊違法經營者，建立健康、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考慮，也應認定“知假買假”者為一般的消費者，給予正常的法律保護。法律不保護“知假買假”的有一定消費知識的人，違反了權利主體資格平等保護的法理學基本原理。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本意來說，它首先是保護消費者權益，使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受到的侵害得到補償。無論職業打假者主觀意圖為何，其行為客觀上是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維護誠實商家的利益以及公平公正的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4]退一步講，即使消費者構成欺詐，那也只能是另一種法律關系，不能與判斷消費者資格的標準混為一談。
再次，從實務操作層面上看，是否知假買假是個主觀判斷問題，很難舉證。除非購買者自己承認，否則很難認定。而且現在的產品結構日益復雜，很多產品的技術密集型特點越來越強，產品的瑕疵往往不是表面的，而是隱蔽的，不是憑肉眼檢查就能知曉的，因此買受人即使能夠憑經驗判斷是否屬于假冒偽劣產品，但在很多的情況下也只是一種推斷，并不是最終的判斷，是否屬于假冒偽劣，還應當由專門的機構進行檢測。尤其應當看到買受人買到的確實屬于假冒偽劣商品，對于其本身就是一種損害，如果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意味著其不能夠退貨，這對其來講，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判斷生活消費不宜以購買的目的與數量作為判斷標準。司法實踐中對于職業打假人作為代理人進行訴訟的案件也難以定位。而且對于當事人主要通過自行和解達成協議然后原告提出撤訴的形式解決的案件，法院就更難以認定是否是知假買假行為。
三、商品房買賣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業的持續升溫和人民群眾居住條件的不斷改善，開發商在履行商品房買賣合同中違約，買主以開發商為被告的案件呈逐年增多趨勢。商品房銷售中的欺詐行為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審判實踐中也不統一。有的省份如浙江出臺了《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辦法》，明確把商品房納入調整范圍。但絕大多數地方對于商品房買賣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并未作出明確規定。
有些法院認為，房屋作為一種商品，購房系商品買賣行為，當經營者有欺詐行為時，適用雙倍賠償應無問題。因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的“商品”系指為人們日常物質生活或文化生活所需且于市場上流通買賣的物品，動產或不動產均包括在內，消費者以生活消費之目的購買商品房的，商品房應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商品，因此產生的爭議應適用該法。就消費者權益保護而言，消費者于商品房的交易過程中屬于經濟上弱者的地位，且購買商品房往往是消費者一身積蓄所得的成果，《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中規定的消費者權利，在商品房的交易中應該予以適用。從懲罰性賠償金制度的立法目的分析，如果商品房交易不適用該條文，開發商的欺詐行為不承擔雙倍賠償的民事責任，一方面消費者得不到合理的補償與鼓勵，另一方面不能制裁、嚇阻開發商的欺詐行為，難以建立規范有序、誠實守信的商品房交易市場。[5]
持相反觀點的法院認為，商品房是大件商品，是不動產，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該條規定；房屋經過驗收合格，不會存在質量問題，不適用該條規定；房屋不屬于《產品質量法》的調整范圍，應當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進行判決；對商品房即使采取“雙倍賠償”的懲罰手段對經營者遠遠不會造成“傷筋動骨”，這種懲罰性賠償責任對市場交易秩序的沖擊力很小，一旦刻意強調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將會給市場交易秩序帶來難以想象的干擾和破壞，造成“公平”與“秩序”之間的嚴重失衡。[6]
筆者認為，商品房買賣不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
首先，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起草的背景來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定時，針對的是普通商品市場存在的假冒偽劣和缺斤短兩問題，其適用范圍不包括商品房。該法保護的主要是生活消費，而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房價高居不下，商品房的投資屬性多于其消費屬性。商品房買賣合同金額巨大，動輒數十上百萬，如判決雙倍賠償，將導致雙方利害關系的顯失平衡，在一般人的社會生活經驗看來很難說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判決。
其次，《產品質量法》 明文規定其適用范圍不包括建筑物。商品房作為不動產與作為動產的普通商品有差異，商品房買賣合同上即使出賣人隱瞞了某項真實情況或捏造了某項虛假情況，與普通商品交易中的欺詐行為也不能等量齊觀。商品房質量問題通過瑕疵擔保責任制度可以得到妥善處理。
四、購買汽車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當前我國汽車已經進入千家萬戶，與汽車消費相關的案件與日俱增，由于汽車“三包”的規定遲遲沒有出臺，相關案件的處理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各地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做法也不統一。比如，在汽車存在質量問題的情況下，有的法院參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予以處理，認為消費者購買的車輛存在瑕疵屬于影響其正常使用，經兩次以上維修仍無法正常使用的，有權要求銷售者退貨并賠償損失。有的法院則認為，汽車尚不屬于國家規定的“三包”產品，汽車“三包”規定也尚未出臺，當汽車出現質量問題時，消費者不能據此要求銷售商更換車輛，但雙方之間形成的車輛買賣合同關系屬《合同法 》的調整范疇 ，當汽車質量不符合約定 ，不能實現購車目的時，消費者可以依據《合同法》規定要求銷售者更換車輛。
筆者認為，汽車消費應當屬于生活消費。在汽車“三包” 規定已經兩次面向全國公開征求意見的情況下，將汽車消費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范疇，實行“三包”，是大勢所趨，將家庭購買汽車列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范疇，既有利于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有利于促進汽車銷售者誠信經營，促進汽車銷售市場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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