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建國 ]——(2013-4-16) / 已閱15289次
民事侵權在現實生活中普遍發生，尤其在目前舉國煩躁的環境下，侵權事件越來越多。而對被侵權人的賠償范圍，又因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釋規定的差異性，變得撲朔迷離。特別是2013年1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2〕21號）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的賠償范圍的解釋，使被侵權人在訴求過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訴訟風險。
因此，對于這一問題進行探析，有助于維護被侵權人的合法權益。
侵權賠償范圍相關規定的變化及其蘊含的立法傾向
1、《民法通則》規定：“侵害公民身體造成傷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殘疾者生活補助費等費用；造成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者生前撫養人的必要的生活費等費用”。
該規定沒有涉及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以及精神撫慰金等。
這是由于《民法通則》頒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爛公檢法”后恢復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較粗放，具有綱要性質，且對被侵權人的保護意識不強，所以對于賠償范圍規定得較少。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6條：“賠償的生活補助費應補足到不低于當地居民基本生活費的標準”的規定，該“生活補助費”顯然與殘疾賠償金的標準相差甚遠，不具有殘疾賠償金的賠償功能。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傷害的，侵害人應當賠償醫療費、治療期間的護理費、因誤工減少的收入等費用；造成殘疾的，還應當支付殘疾者生活自助具費、生活補助費、殘疾賠償金以及由其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應當支付喪葬費、死亡賠償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等費用。”
該規定已經將“殘疾賠償金”和“死亡賠償金”予以列舉，同時列舉的還有“生活補助費”、“由其扶養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費”。這就進一步說明《民法通則》中的“生活補助費”，不具有“殘疾賠償金”的性質；而且，“殘疾賠償金”與“被撫養人的生活費”不是包含或者交叉關系，受害人可以同時主張“殘疾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的生活費”。這就最大限度地保護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的侵權損害賠償范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的規定相同。不僅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了賠償范圍后，同一條款同時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為：賠償范圍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訴訟或者制裁的影響。
4、《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生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的規定，不僅對“殘疾賠償金”和“被撫養人的生活費”予以并列列舉，而且對“精神損害撫慰金”也予以明確。這充分說明“殘疾賠償金”、“被撫養人的生活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義，是對受害人不同損害的補償，相互之間不存在交叉或者沖突。
5、《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對“殘疾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仍然作為賠償的范圍。但是，沒有將“被撫養人的生活費”予以列舉是一個倒退，是對受害人權利的漠視。
從上述的規定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賠償的范圍逐漸增加和具體。由此可見，立法者越來越傾向于保護被侵權人，使得被侵權人在受到傷害后獲得較多的賠償，不僅彌補其造成的損失，也對其精神有所撫慰。
但是，賠償的標準還是過低，對被侵害者的保護不夠充分，也使得侵權人違法成本過低，起不到懲戒作用，從而不能有效減少侵權事件的發生。
殘疾賠償金的法律性質
殘疾賠償金不僅僅是對受害人未來收入損失的補償，而是對受害人的綜合補償。
有學者認為，殘疾賠償金是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這一觀點是偏頗的。
首先，如果殘疾賠償金是對受害人未來收入損失的補償，則必須根據受害人生前收入狀況來考慮受害人未來收入損失具體數額，這就必然是千差萬別的，而不是目前僅僅根據戶口類型確定賠償數額。
其次，眾所周知，構成殘疾未必影響勞動能力，如果不影響勞動能力，就無所謂未來收入損失的說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權的傷殘鑒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質量檢驗檢疫總局、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06年發布的《勞動能力鑒定 職工工傷與職業病致殘等級》（GB/T16180-2006）作為定殘標準。根據該標準，很多癥狀構成傷殘，但是不會影響勞動能力。例如：“開顱手術后無功能障礙”、“頸部瘢痕畸形，不影響活動”、“全身瘢痕占體表面積≥5%”等癥狀均構成九級傷殘，但是并不喪失勞動能力。因此，此類傷殘不會導致未來收入減少。如果如某些學者的觀點，殘疾賠償金是對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那么，受害人未來收入并不減少的情況下是否就無需支付殘疾賠償金？顯然，無論是否影響勞動能力，也無論是否未來收入有損失，只要構成傷殘，就必須支付殘疾賠償金。
所以，殘疾賠償金不僅僅是對受害人未來收入損失的補償，而是對受害人的綜合補償。是受害人受傷致殘后自身產生心理負面影響甚至自卑情結或者他人對受害人產生負面感覺或者評級的一項綜合彌補。
殘疾賠償金不應當分三六九等。
既然殘疾賠償金不僅僅是對受害人未來收入損失的補償，而是對受害人的綜合補償，就應當不分戶口類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統一賠償標準。
目前司法實踐是按照受訴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戶口類型的不同而確定殘疾賠償金的數額的。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則的。
從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級的殘疾賠償金就應當一樣。此點，國務院《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九條：“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為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規定，就是對生命同價的最好詮釋。
戶口類型本來就是中國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從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的戶口制度是倒退和違背普世價值觀的，況且，戶口類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據。因此，以戶口類型來確定殘疾賠償金的數額是非常值得詬病的。
“被撫養人的生活費”不應當包含于“殘疾賠償金”之中。
因為不同的受害人所撫養的對象多少和情況各有差異，對于受害人需要撫養的對象較多的情況，也許“殘疾賠償金”還不夠支付被撫養人的生活費。如果該受害人喪失了勞動能力，殘疾賠償金的救濟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談不上是實際損失的賠償，此時，受害人及其整個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構成致殘，就應當獲得殘疾賠償金，而因此喪失勞動能力的，必須另外獲得被撫養人的生活費。換言之，受害人構成傷殘未必喪失勞動能力，喪失勞動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撫養的對象，所以說，“被撫養人的生活費”是對傷殘者不僅喪失勞動能力且又有需要撫養的對象的特殊情形的補償費。如果將“被撫養人的生活費”包含于“殘疾賠償金”之中，對于上有老人需要贍養，下有子女需要撫養的受害人，即使獲得殘疾賠償金，而該殘疾賠償金又是按照農村標準，其家庭必然處于悲慘境地，甚至無法生存。
所以說，取消“被撫養人的生活費”的賠償項目，或者說，將“被撫養人的生活費”包含于“殘疾賠償金”之中。都是違反公平原則的。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如何理解（法釋〔2012〕21號）所規定的賠償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2012〕21號）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款：“犯罪行為造成被害人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付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的規定，沒有將“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予以列舉，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就不予支持呢？
筆者認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應當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對于“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釋沒有予以明確排除。而該司法解釋第一百三十八條：“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規定則是明確排除精神損害撫慰金。說明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對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殘疾賠償金”與“精神損害撫慰金”采取不同態度。
其次，根據對“造成被害人殘疾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等費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等費用。”中的“等費用”的語義理解，造成被害人殘疾或者死亡的，不僅僅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或者喪葬費。
其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六十三條：“人民法院審理附帶民事訴訟案件，除刑法、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釋已有規定的以外，適用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的規定，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應當適用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而根據民事法律的有關規定，“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是必須賠償的。
所以，雖然該司法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二款沒有對“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進行列舉，在適用法律時應當依據民事法律的規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義不僅是法律的重要價值要素之一，同時又是法律的評價體系。從傷情鑒定規則和傷殘鑒定規則比較來看，傷殘級別較高的才能構成輕傷或者重傷，加害人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擔刑事責任。而如果刑事附帶民事不支持“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其結果便是受害嚴重的反而得不到應有的賠償，這與社會正義是背道而馳的。
因此，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考慮，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應當得到支持。
（法釋〔2012〕21號）給受害人帶來的訴訟風險
雖然，該司法解釋第一百五十五條第四款有：“附帶民事訴訟當事人就民事賠償問題達成調解、和解協議的，賠償范圍、數額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規定的限制。”的規定，但是因為該司法解釋沒有明確列舉“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就會導致法官在適用該司法解釋時行使自由裁量權。如果受害人就賠償問題沒有達成協議，就會冒法院不支持“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的風險。同時，因該司法解釋沒有列舉“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賠償項目，即使受害人愿意與加害人就民事部分達成和解，在協商具體數額過程中，受害人同樣處于劣勢地位，其結果必然導致賠償數額過小，從而，違背法律的公平原則。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臺該司法解釋時也許初衷是為了防止產生空判，即避免判決書中判決數額因加害人的賠償能力有限而無法實際履行的情形。
但是，該司法解釋顯然是因噎廢食，顧此失彼的。雖然過去確有判決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確“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賠償項目卻實實在在地維護了絕大多數受害人的利益，使損害和賠償基本處于一種平衡狀態。
因此，該司法解釋不利于保護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訴訟風險，使弱勢群體更弱，因而該司法解釋條款屬于惡法性質。
（法釋〔2012〕21號）對懲治犯罪造成的負面影響。
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應當與其所犯罪行相適應。
同時，量刑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進行客觀量刑。
但是，由于（法釋〔2012〕21號）沒有列舉“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賠償項目，導致受害人擔心依法判決時“殘疾賠償金”或者“死亡賠償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為了獲得應得的賠償金，就積極謀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協商過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無忌憚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諒解書。正如加害人所預料的一樣，受害人為了獲得該賠償款，只能違心地諒解加害人，甚至違心地要求法院對加害人適用緩刑。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導意見》，賠償和被害人的諒解都是重要的從輕情節，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對加害人適用緩刑的申請，更是法官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的重要理由（此點也無形中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結果顯而易見：在賠償數額并沒有實際增加的情況下，因被害人的違心諒解和要求對加害人適用緩刑的申請，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輕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幾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發問：“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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