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瑞華 ]——(2013-4-1) / 已閱23000次
定罪與量刑的程序分離
中國刑事審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種思路
陳瑞華 北京大學
關鍵詞: 定罪 量刑 分離 程序
內容提要: 現行的定罪與量刑一體化的訴訟模式，造成定罪問題成為審判的中心問題，被告人、辯護人對于法院的量刑決策過程參與不足、影響力不充分。只有將定罪與量刑程序完全分離開來，才能解決刑事辯護不充分的問題。只有構建專門的量刑聽證程序，控辨雙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參與量刑的決策過程，并通過行使訴權來制約裁判權，也可以適度提升被害人的訴訟地位。
一、引言
迄今為止，在定罪與量刑的程序關系上存在著兩種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模式，二是大陸法中的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審判分為“定罪裁斷”與“量刑聽證”兩個相對分離的階段，前一階段采取對抗式的訴訟模式，要受到證據規(guī)則的嚴格約束，事實裁判者通過聽取控辯雙方的舉證和盤問，要對被告人是否構成起訴罪名的問題作出權威的裁斷。[1]被告人一旦被確認為有罪的，法官會就量刑問題舉行專門的聽證會，由緩刑機構或社會工作者當庭發(fā)表“量刑前調查報告”，聽取檢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見，然后作出量刑裁決。而在大陸法的一體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經過完整的法庭審判，既要解決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又要對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問題作出裁決。與英美模式相比，大陸模式確定由同一審判組織，經過同一審判程序，適用同一程序和證據規(guī)則，同時解決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問題。[2]
中國1996年進行的“審判方式改革”，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對抗式訴訟制度的要素，沖淡了原來的超職權主義訴訟色彩，確立了所謂的“抗辯式”或“辯論式”審判程序，[3]但在定罪與量刑的程序關系上，仍然維持了與大陸法國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這一模式，刑事審判程序的設置主要是圍繞著控制定罪問題而展開的，對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審判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裁判者沒有將量刑問題納入法庭調查的對象，而最多在法庭辯論階段將其視為附帶于定罪的問題；無論是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官，還是被害方和辯護方，都沒有太多的機會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節(jié)、量刑種類和量刑幅度，進行有針對性的舉證、質證和辯論。對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問題，主要是由法官通過一種“辦公室作業(yè)”的秘密方式來完成的。
近年來，中國法院在量刑問題上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問題逐漸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在那些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案件中，公訴方與辯護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展開法庭質證和辯論，法庭根本不給予雙方就量刑問題發(fā)表意見的機會。由此導致在這些案件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辯護不充分的問題。[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棄無罪辯護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圍繞著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而調查證據和組織辯論，對于案件的量刑基準以及各類量刑情節(jié)則缺乏必要的調查和辯論。法院判決書對量刑的理由很少給出充分的說明，這勢必導致被告人、辯護人經常難以認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邏輯。在大多數情況下，出庭支持公訴的檢察官往往只關心定罪問題，而對于量刑問題既不發(fā)表意見，也不提出專門的證據和事實，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對量刑問題做出裁斷。但是，法院對于越來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適用緩刑，尤其是對那些國家公職人員涉嫌瀆職犯罪的案件，法院適用緩刑的比例更是高達85％以上。而對于這種裁判結論，法院在裁判文書中一般很少給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這使得越來越多的檢察官對于法院的量刑裁斷權提出異議，要求檢察機關提出量刑意見、加強對法院量刑問題“法律監(jiān)督”的聲音不絕于耳。與此同時，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過于重視定罪問題的法庭審理程序根本無法給予被害人參與量刑決策過程的機會，法官通過閱卷和庭外調查等方式來審核量刑問題，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難以對法院的量刑裁決施加積極的影響。不少被害人對法院的量刑裁決都有不滿之聲，甚至為此走上申訴、上訪之路。
考慮到被告人當庭作無罪辯護的案件僅占很少的比例，控辯雙方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很少就定罪問題發(fā)生爭議，因此可以說中國刑事審判中的問題其實主要是量刑問題。而在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二為一的訴訟框架下，控辯雙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決策過程之外，被害人也難以對量刑問題發(fā)表意見和表達異議，法官在量刑上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問題勢必會普遍出現。近年來，基于對現行刑事審判制度之缺陷的認識，一些地方的基層法院和檢察院對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來越多的檢察機關開始探索“量刑建議”的改革，就量刑的種類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確的意見，法院則就量刑問題組織控辯雙方進行辯論，并在裁判文書中就其量刑裁決說明理由，檢察機關則根據法院采納量刑建議的情況做出是否提起抗訴的決定。[5]又如，一些法院開始在法庭審理程序結束之后試行“緩刑聽證”制度，給予控辯雙方、被害方以及來自社區(qū)、學校和當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參與聽證的機會，并就是否適用緩刑問題發(fā)表意見和進行辯論。[6]再如，很多法院對少年案件開始試行“圓桌審判”制度，法官、陪審員或者社會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進行社會調查，并在開庭時提交并宣讀“社會調查報告”，對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長、社會關系、學校教育、平常表現、前科等問題提出相應的證明，并就量刑問題進行風險評估。在此基礎上，各方就最終的量刑問題展開辯論，法官在聽取這些報告和辯論的基礎上做出量刑裁決。[7]可以說，中國法院在量刑程序問題上出現了自生自發(fā)的改革跡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個“五年改革綱要”中明確提出：“（要）研究制定關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并健全和完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8]這顯示出最高法院已經意識到現行的定罪與量刑一體化的審判模式存在著根本的缺陷。有鑒于此，本文擬對量刑程序的改革問題做出簡要的討論。筆者將對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的訴訟模式做出反思性評論，然后提出將定罪與量刑程序予以分離的主要理由，對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的制度構建提出初步的設想。
二、定罪與量刑的一體化模式及其缺陷
盡管中國與大陸法國家在刑事審判制度上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差異，但在定罪與量刑的關系上卻采取了大體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將對這種具體制度上的差異忽略不計，而通過與英美法中的定罪與量刑的分離模式作比較，來總結這種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模式的特征，并對其做出初步的評價。
在英美刑事審判制度中，定罪裁判與量刑裁決所依據的事實信息被明確區(qū)分開來。緩刑監(jiān)督機構的量刑前調查制度，使得大量與定罪無關的證據材料和事實信息被系統地收集起來。作為一種受法官委托從事社會調查的機構，緩刑監(jiān)督機構具有相對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報告可以涵蓋各種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和信息。由于不受證據規(guī)則的限制，這些證據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確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質、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連被害人都有機會將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傷害后果陳述出來，并提交給法官作為量刑的信息來源。量刑聽證制度的設計，不僅給檢察官、被告人、辯護律師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個參與量刑裁決過程、影響法官量刑決定的機會，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確保法官量刑決策的合理性。因為無論是緩刑官員提交的量刑前調查報告，被害人做出的影響陳述，還是檢察官、被告人、辯護律師就量刑問題所提出的證據和意見，都使得法官從不同方面獲得了與量刑有關的信息來源，各方的參與還使得量刑聽證具有“量刑評估”的效果。相對于大陸法國家的法官單方面地依靠聽審和閱卷來確定量刑種類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為完整和全面，他們的自由裁量權也會受到更為嚴密的約束。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英美模式是完美無缺的。通常情況下，一種制度的優(yōu)勢有時從另一角度來看恰恰構成了它的劣勢。定罪與量刑的分離，勢必造成同一個案件要經歷兩次司法裁判過程，控辯雙方也要前后兩次出席法庭審理，參與法庭證據調查和辯論。這不僅會給法院帶來不同程度的辦案壓力，導致訴訟成本投入的增加，影響訴訟的效率，而且還使控辯雙方承受更大的訟累，投入更多的旨在應付訴訟活動的精力和財力。定罪與量刑程序的分離還會帶來訴訟結案期間的冗長拖沓，被告人長時間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長時間地受到不適當的未決羈押。
相對而言，大陸法國家所實行的定罪與量刑一體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為在這一模式下，定罪與量刑要由同一審判組織經由同一審判程序來形成裁判結論。法庭經過一次連續(xù)的審理過程，既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又對有罪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加以裁決。由于不實行英美法意義上的陪審團制度，職業(yè)法官與陪審員擁有完全相同的審判權。大陸法國家的刑事審判制度中不存在較為嚴格的證據規(guī)則，那些旨在限制證據之相關性、合法性的規(guī)則也相對簡單得多。再加上法官在開庭前要全面查閱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據職權決定證據調查的范圍、順序和方式，因此，整個法庭審理過程既顯得十分流暢，又避免了冗長拖沓。在法庭審理結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發(fā)表意見的基礎上，依次對罪責問題和量刑問題進行投票，產生裁判結論。這種一體化的程序模式無疑是富有效率的。不僅如此，大陸法國家的法官在定罪與量刑裁決形成之后，還會就其裁判結論充分地闡述理由，并在裁判文書中對這些理由作出較為詳細的記載。這種詳細闡明裁判理由的做法，無疑對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構成一種有效的約束。
盡管如此，大陸法實行的定罪與量刑一體化模式，在正當性和合理性上正面臨著越來越嚴厲的批評。在英美學者看來，在同一審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兩個決定，無疑會帶來一些十分棘手的問題：“除了列舉證明有罪或者無罪所需的證據外，法庭還必須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證據。檢察官和辯護律師本身也必須考慮證據、發(fā)問并在集中于證據、提問以及解決有罪與否問題所必須的主張的同時，就量刑進行辯論。”但是，由于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和主張經常發(fā)生矛盾，他們“經常不得不選擇事先做出定罪決定還是先做出量刑決定”，這對辯護律師來說顯得尤為艱難，因為“辯護律師很難既主張被告人無罪，同時又主張他對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僅如此，由于定罪與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決定，“法官有義務將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記錄作為庭審中的證據”。[9]因此，無論是職業(yè)法官還是陪審員，都很難避免這些犯罪記錄對于他們做出定罪裁決的影響。
無論是英美學者還是大陸學者，都指出大陸法實行的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模式，具有兩個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無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訴訟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擁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權，難以獲得較為充分的事實信息，更無法在量刑裁決過程中聽取控辯雙方的意見。在前一方面，因為法庭在尚未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之前，即調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問題，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無罪辯護效果，也可能使陪審員產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時，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認罪以及辯護律師作無罪辯護的情況下，辯護律師難以就被告人的量刑問題充分發(fā)表意見，而陷入一種兩難境地：如果選擇支持無罪辯護，則沒有機會充分地發(fā)表從輕量刑意見；如果提出各種旨在說服法庭從輕量刑的辯護意見，則會出現辯護律師在一場審判中先后作無罪辯護與從輕量刑辯護的局面，使得無罪辯護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從后一角度來看，大陸法國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決所依據的信息與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幾乎不可能對被告人的罪行展開全面的社會調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會原因、成長經歷、社會環(huán)境、被害人過錯、家庭和教育情況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審理中受到認真關注。法庭也不可能對犯罪造成的各種后果給與全面的關注，諸如犯罪給被害人帶來的身體傷害、精神創(chuàng)傷，犯罪給被害人家人所帶來的各種損害，犯罪給社區(qū)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都難以成為法官的量刑信息資源；法庭更不可能對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來的刑罰效果做出科學的評估，法官更多地將精力放在判斷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問題上，控辯雙方也更多地關注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幾乎沒有一個人真正關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罰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罰效果層面上的問題，大陸法國家因缺乏類似英美緩刑監(jiān)督機構那樣的專業(yè)機構的參與，更沒有可能就刑罰效果問題展開認真的辯論和評估。于是，盡管控辯雙方有機會提出量刑意見，但量刑總體上是法官在“評議室”內完成的裁判事項，量刑信息既沒有經過充分的辯論和審查，也沒有經過專業(yè)人員的社會調查，而完全成為法官自由裁量權范圍內的事項。[10]
三、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的基本理由
根據前面的分析，大陸法所確立的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模式正面臨著一系列的批評。就連大陸法國家的一些學者也指出了這種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國近年來的司法實踐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案件中，這種一體化的訴訟模式已經顯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而在被告人選擇有罪供述或者放棄無罪辯護的案件中，法庭也沒有將審判的重心放在量刑問題上，而仍然將極為有限的時間投入到對定罪問題的審查之中。中國近年來的刑事司法改革試驗也充分顯示，一種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權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當大的生命力的，而從長遠上看，這種改革最終將逐漸導向定罪與量刑程序的分離，也就是一種獨立的量刑聽證程序的全面構建。
那么，究竟為什么要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予以分離呢？這種改革的正當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討論中，筆者擬從刑事辯護的充分性、公訴權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限制、量刑信息與定罪信息的區(qū)分、被害人的訴訟參與以及刑事證據法的定位等五個方面，來對這種定罪與量刑程序分離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簡要的分析。
（一）刑事辯護的充分性問題
現行的定罪與量刑一體化的訴訟模式，造成定罪問題成為法庭審判的中心，被告人、辯護人對于法院的量刑決策過程存在著明顯的參與不足、影響力不充分的問題。這在被告人作無罪辯護的案件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顯示。[11]德國學者赫爾曼教授明確指出：“在德國的庭審中最后辯論可能給辯護律師帶來一個特殊的問題。如果辯護律師想要主張被告人無罪，他或者她將申請無罪釋放。由于律師無法確定法庭是否一定會判決無罪，他必須同時解決一旦被告人被認定有罪應當判處何種刑罰的問題。由于美國刑事訴訟中存在一個單獨的量刑庭審，辯護律師就不必面臨這種困境。”[12]
在中國刑事審判過程中，那些選擇無罪辯護的被告人、辯護人也經常發(fā)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訴訟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無罪辯護，強調本案“證據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構成犯罪”，就只能按照這一口徑進行訴訟活動，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調查環(huán)節(jié)強調旨在證明被告人罪輕的事實和情節(jié)，也不可能在法庭辯論階段再來論證“對被告人從輕量刑的必要性”。否則，被告人、辯護人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辯護意見勢必會對前面的無罪辯護觀點形成一種否決作用。于是，辯護律師在選擇辯護方向時經常存在一種不可兼得的無奈心理：如果做出無罪辯護，就意味著在法庭上根本沒有機會強調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節(jié)；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說明應對被告人“從輕量刑”的事實和情節(jié)，就只能跟無罪辯護無緣了。在近期發(fā)生的許霆案件中，控辯雙方在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問題上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議，雙方在長達4個小時的庭審過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的問題展開質證和辯論，而根本無法顧及被告人的量刑問題。而量刑問題恰恰是本案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原因之一。
其實，對被告人而言，量刑與定罪屬于兩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使對那些已開始打算作無罪辯護的被告人來說，在他們發(fā)現說服法庭作出無罪判決沒有希望之后，也會希望有證明自己應被從輕、減輕甚至免除刑罰的機會。然而，現行的定罪與量刑程序一體化的訴訟模式，卻從根本上剝奪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辯護意見的機會，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選擇無罪辯護的案件中，辯護主張不充分、辯護理由難以全面闡述的問題。
總共3頁 1 [2] [3]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