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利明 ]——(2013-2-28) / 已閱13598次
我國未來民法典中人格權編的完善
2002 年《民法典草案》第四編評述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
民法上的人格權就是指民事主體對其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稱）、肖像、名譽、隱私、信用等各種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權利。2002 年 12 月 23 日，全國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開始審議《民法典草案》，在該草案中采納了人格權法獨立成編的觀點，單設第四編“人格權法”，對人格權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該草案第一次將人格權法獨立成編，并為我國人格權立法確立了初步的框架。為了進一步推進民法法典化進程，本文就該草案的完善提出幾點意見，供進一步討論。
一、應當繼續貫徹人格權獨立成編的基本思路
《民法典草案》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專編規定了“人格權法”。該編共設 7 章，內容涵蓋一般規定、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信用權、隱私權。雖然該編僅有 29 項條文，但基本構建了人格權法的框架和體系，也表明立法者正式采納了人格權獨立成編的立法建議。應當看到，人格權獨立成編是對我國既有民事立法經驗的總結，是對我國優良立法傳統的繼承。《民法通則》在民事權利一章（第五章）中單設了人身權利一節（第四節），這是一個重大的體系突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則》將人身權與物權、債權、知識產權相并列地作出規定，這在各國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種體系本身意味著我國民事立法已將人格權制度與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從而為人格權法在民法典中的獨立成編提供了足夠的歷史根據。《民法通則》所確立的體系，是其他國家的民法典難以比擬的立法成果，是已經被實踐所證明了的先進的立法經驗，也是為民法學者所普遍認可的科學體系。既然《民法通則》關于民事權利的規定已經構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體系，并已經對我國民事司法實踐與民法理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拋棄這種寶貴的經驗。任何國家法制的發展都是長期實踐積累的結果，法制的現代化也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無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我國民法典時，對于現行民事立法的寶貴經驗，如果沒有充足的正當的理由就不應當拋棄，相反應當繼續加以保留和發揚。這就決定了《民法典草案》應當將人格權獨立成編。
人格權獨立成編是對民法典體系的重要創新。在傳統大陸法系民法典立法模式中，無論是采用法國法的三編制體系還是德國法的五編制體系，人格權都沒有獨立成編。這種做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因為民法本質上是權利法，民法分則體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權利體系構建起來的。從民法權利體系的角度看，人格權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傳統民法過分注重財產權制度，未將人格權作為一項獨立的制度，甚至對人格權規定得極為“簡略”。這本身反映了傳統民法存在著一種“重物輕人”的不合理現象。由于人格權沒有單獨成編，故不能突出其作為基本民事權利的屬性。在民法中與財產權平行的另一大類權利是人身權，其中包括人格權。人格權作為民事主體維護主體的獨立人格所應當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嚴、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譽、隱私等的各種權利，乃是人身權的主要組成部分。人身權與財產權構成民法中的兩類基本權利，規范這兩類權利的制度構成民法的兩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權利，或者包含在這兩類權利之中，或者是這兩類權利結合的產物（如知識產權、繼承權等）。如果人格權不能單獨成編，知識產權等含有人格權內容的權利也很難在民法典中確立其應有的地位。由于在民法體系中，是以權利的不同性質作為區分各編的基本標準的，所以，人格權單獨成編是法典邏輯性和體系性的要求。
《民法典草案》第一次審議之后，2009 年我國頒行了《侵權責任法》，該法第 2 條在全面列舉所保護的權利范圍時，共列舉了 18 項權利，其中近半數是人格權。由于該條將人格權置于財產權之前，因而也表明了對人格權保護的高度重視，具有價值宣示的功能。據此，不少學者認為，在人格權已經納入到侵權責任法的保護之后，似乎已沒有太大的必要單獨規定人格權。筆者認為，此種看法不無道理，但值得商榷。侵權法作為救濟法，它是在受害人遭受侵害之后對遭受侵害的權益提供救濟，其本身并不具有權利設定的功能 ；而人格權法作為權利法，其是確認公民、法人所享有的人格權及其權能的法律，其確認的各種權利都可以受到侵權法的保護。《侵權責任法》第 2 條列舉了該法所保護的民事權利的類型，但不能因為人格權屬于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就認定人格權法屬于侵權責任法的組成部分。因為《侵權責任法》第 2 條所列舉的權利范圍十分寬泛，該條將所有的絕對權都列舉出來，僅僅排除了債權。可見，除了債權之外，各類絕對權都屬于侵權責任法的保護范圍。在第 2 條列舉的 18 項權利中，不僅包括人格權和物權，還包括知識產權、繼承權和股權等權利。這絕不意味著侵權責任法已經將具體規范各種絕對權的法律（如物權法、知識產權法、繼承法等）都納入到了侵權法之中 ；更不意味著侵權責任法對這些權利提供了保護，就無須再有確認這些權利歸屬和內容的規范。否則，救濟法就完全替代了權利法，侵權責任法將成為無所不包的法律，甚至替代了整個民法典，這不符合侵權法自身的定位。尤其應當看到，侵權責任法不能具體確認具體的人格權，也不能具體確認每一項具體人格權的權能，以及人格權的取得、變動規則。因此，侵權責任法的性質和功能決定了其不可能替代人格權法，我國《侵權責任法》的頒行雖然強化了對人格權的保護，但這絲毫不應影響人格權法的制定和頒行。相反，為了配合《侵權責任法》共同實現對人格權的確認和保護，應當制定獨立的人格權法。
單獨設立人格權編，即使是宣言式的規則而非裁判規則，在法律上也是有意義的。通過人格權制度具體列舉公民、法人所具體享有的各項人格權，可以起到權利宣示的作用。這對于強化人格權的保護十分必要。在民法典中直接列舉各種人格權，確認法律保護的人格利益，不僅使侵權責任法明確了保護的權利對象，而且通過列舉的方式，可以使廣大公民明確其應享有的并應受法律保護的人格權，這種功能是侵權責任法難以企及的。1986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之所以受到國內的廣泛好評，被稱為權利宣言，乃是因為它通過列舉各項民事權利包括列舉了人格權。該法對人格權的列舉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如果在民法中再設立獨立的人格權編，進一步對人格權予以全面的確認與保護，并確認民事主體對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種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時也賦予個人享有一項同一切“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違法行為作斗爭的武器，將使公民在重新審視自己價值的同時，認真尊重他人的權利。[1]這必將對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產生重大的、積極的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大陸法系國家沒有將人格權獨立成編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可以通過憲法的擴張適用而保護人格權，但在我國目前，憲法不具有可司法性，只能通過民法等法律的具體化的方式才能將基本權利在裁判中加以保護，因而，只有完善民法中的人格權制度，才可以將憲法中列舉的各項基本權利以及人權保障條款加以具體化、明確化，從而受到司法的充分保護。對基本權利的保護，應當通過民事立法將一些基本權利具體化為民事權利，從而為司法機關的裁判以及行政機關的保護提供法律依據。就人格權而言，這就意味著對人格權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格權法立法過程中，應當對一些基本權利進行分析，對于能夠具體化為民事權利的，應當通過設定具體人格權對其加以確認和保護 ；對于暫時不能具體化為民事權利的基本權利，則可以通過人格權的一般條款予以保護，從而為未來人格權的發展預留空間。從世界范圍看，人格權都屬于民法中的新生權利，并且是一項具有廣闊前景的民事法律制度。加強和完善人格權法律制度，代表了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所以，《民法典草案》將人格權獨立成編也符合民法的發展趨勢。
然而，《民法典草案》將人格權法規定在第四編，而不是置于各編之首，這在體系上不無商榷之處。當時草案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受到了 1986 年《民法通則》立法體例的影響。《民法通則》第五章系“民事權利”，按照物權、債權、知識產權和人身權的先后順序規定的。人身權是在第四節規定的，因此，在草案中也居于第四編。在今天看來，《民法通則》的此種體系設計是值得檢討的。因為：一方面，人格權是各項權利之首，是所有民事權利中最基本的權利，應當置于各項權利之首。從人格權與財產權的關系看，人格權本身是獲得財產的前提，當生命、健康、自由都無法得到充分保護的時候，即使擁有萬貫家財又有何用？所以，在民法中，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和人格完整應該置于比財產權更重要的位置，它們是最高的法益。正是因為這一原因，所以，在《民法典草案》中應當將人格權編置于分則之首位。另一方面，在民法中，歷來存在著人法優于物法的精神，這本身是民法人文關懷的基本體現，也體現了民法對人的關愛，因此，在《民法典草案》分則中首先規定人格權，也有利于弘揚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有鑒于此，有必要將人格權法置于物權、債權之前。從向社會的權利宣示角度看，法律文本對權利順序的安排，將直接影響人們對各項權利的充分理解。根據此種思路，我們也有必要對草案第一章第 2 條關于調整對象的表述予以修改。具體而言，應將“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修改為“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二、構建《民法典草案》第四編體系的基本思路
在我國，盡管《民法通則》已經規定了一些具體人格權，包括 ：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婚姻自主權。但從整體上看，《民法通則》并沒有構成完整的人格權法體系 ：一是具體人格權的規定較為簡略，已經列舉的人格權并不完備，一些比較重要且發展已經比較成熟的具體人格權，如隱私權、身體權，沒有體現在立法中。二是欠缺一般人格權的規定。《民法通則》是以列舉各種具體人格權的方式實現對人格權的保護的，這難以適應對不斷涌現的各種新類型的人格利益進行保護的需求。通過人格權法的單獨成編，構建以一般人格權和具體人格權為內容的人格權法體系，將實踐中各種已經較為成熟而且應當上升為權利的各種具體人格權作出全面的列舉和規定是十分必要的。在規定人格權時也應當對各種人格權的內容、行使方式、對他人妨害權利行使的排除等作出規定。
1. 權利的類型化要符合總分結構的邏輯要求。2002 年《民法典草案》設置了“一般規定”一章，該規定主要是發揮總則的功能，是各分則的基礎。但在目前的草案中，一些規定與后面章節規定的人格權相似，確立的是具體的人格權利益，而不是一般的規定。例如，該章第 6 條規定的“死者人格利益”在地位上與生命健康權、姓名權等具體人格權屬同一個層次。其是一項人格利益，而不是一項權利，更不能放在總則。該草案設置一般規定，就表明其采納了總分結構，按照這一結構實現法律的體系化。但是，目前的草案對體系化思想貫徹的還不夠徹底。該體系按照“總—分”結合的模式，分別規定了人格權總則和各種具體人格權。該草案總結了《民法通則》及司法實踐審判經驗，凡是《民法通則》和司法解釋中確立的比較切實可行、符合中國國情、且比較成熟穩定的，都盡可能地在法典中予以保留。
《民法典草案》總則主要應當規定人格權法的基本規則，其主要規定普遍適用于各類具體人格權的行使、保護等基本規則，筆者認為，人格權法總則主要應當規定如下內容 ：第一，人格權法的基本原則。例如，人格權法定原則、人格尊嚴維護原則、人格權優先保護等原則，人格權法中對此需要加以規定，以作為人格權法立法的指導。第二，人格權商品化。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對人格權中財產利益的應用，人格權的商品化趨勢越來越明顯，人格權商品化是市場經濟社會的必要結果，也是民法發展的重要趨勢，需要設置相應法律規則予以規范。例如，人格權中的財產價值能否繼承的問題，這是人格權法和繼承法都尚未解決的新課題。筆者認為，對死者人格利益有必要區分其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對于精神性的人格利益來說，隨著權利人的死亡，主體資格已經不復存在，精神性利益也隨之消失，法律延伸保護是為了滿足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需要 ；而死者人格中的財產利益是客觀存在的，應當可以由生者繼承，這就需要人格權法與繼承法對此加以規定。關于人格權商業化利用的規定，可能存在兩種立法模式 ：一是在人格權法中單章規定人格權商品化的相關問題。二是在相關具體人格權中設計具體的條文分散規定。筆者認為，集中規定的立法模式更加簡約，也有助于避免分散規定可能帶來的體系沖突。但由于人格權商品化適用于多種人格權制度，如名稱權、肖像權等，不宜規定在人格權的分則中，而應當在人格權編的總則中予以規定。第三，人格權的行使。由于人格權在性質上具有特殊性，在人格權行使過程中也會有相應的特殊法律規則，例如，生命健康權不得拋棄等，人格權編也需要對其加以規定。再如，為了維護公共利益、社會秩序等，在法律上有必要對于人格權作出一定的限制，這些限制規則不能在侵權責任法中規定，而只能由人格權法加以規定。如對公眾人物人格權的限制、人格權權利不得濫用、人格權與言論自由的關系等。從這種意義上說，人格權法的獨立成編，也可以起到和侵權責任法相互配合的作用。第四，人格權的沖突及解決，現實生活中民事主體之間的人格權以及人格權與其他民事之間可能會發生的沖突，對其解決規則也需要加以規定。人格權在行使過程中，常常會與其他權利發生沖突。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格權作為一種新型的權利，在對其進行確認、保護、行使的過程中，可能會與既有的權利發生沖突，如實踐中常見的人格權與財產權、隱私與新聞自由、名譽權與輿論監督等權利的沖突。人格權在行使過程中，有可能會與公權力的行使發生沖突。[2]人格權編有必要確立人格權沖突的解決規則，這些規則有必要在總則中予以規定。第五，人格權的保護。其主要是人格權請求權，在人格權受到侵害的情況下，權利人需要享有相應的人格權請求權。所謂人格權請求權，就是指民事主體在其人格權受到侵害、妨害或者有妨害之虞時，有權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請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礙、預防損害、恢復人格權的圓滿狀態。人格權請求權是基于人格權而產生的權利，但它不是人格權的本身，而是人格權在遭受侵害以后的一種救濟方式。法律規定的侵害人格權以后所產生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責任形式是由人格權的支配性和排他性所決定的。人格權請求權本身是人格權的效力的體現。[3]它是對人格權的主要保護方式，因此，有必要在總則中加以規定。
2. 以人格權類型化為體系構建的基礎。日本松尾弘教授認為，近代民法典的體系，就是權利體系。[4]“民法是作為權利的體系而被構建的”[5]，而這一點在人格權法體系構建中尤為重要。人格權法需要將人們享有的各種人格利益作類型化區分，便于權利人認識、行使和維護這些權利。從這種意義上講，人格權法的體系就是一個關于“人格權利”的體系。因此，人格權立法工作的核心是將人格利益類型化，并將其中的部分人格利益確認為人格權。在權利類型化方面，《民法典草案》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第一，其將生命健康權置于各項具體個人權之首，宣示了“生命健康權”是最高法益的理念，體現了法律的人文關懷精神。第二，其在《民法通則》基礎上新增了信用權、隱私權兩項權利，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具體人格權的內容。2009 年的《侵權責任法》受該草案影響，在第 2 條列舉各項權利時在法律上確認了隱私權，從而在立法上發展了我國人格權體系。第三，關于權利內容的列舉較為詳盡。例如，隱私權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對隱私內容的規定是比較充分的，反映了我國的實際情況。但是，人格權的類型仍不夠完整。例如，個人信息使用權在今天具有重要的意義。再如，《民法典草案》也沒有關于人身自由權的規定，使其內容受到限制。這些有益經驗都有必要繼續保持。
3. 根據一般人格權構建具體人格權體系。一般人格權是相對于具體人格權而言的，是指以人格尊嚴、人格平等、人身自由為內容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權利集合性特點的權利。一般人格權又包括法定的具體人格權之外的一些人格利益，法律之所以要將這些具體的人格利益上升為一般人格權，是需要通過一般人格權的設定形成兜底條款，將為隨著社會發展而出現的需要法律保護的新型人格利益上升為獨立的權利形態提供充分的空間，并經法官的公平裁量使之類型化，上升為法律保護的權利，形成一種開放的人格權法體系，不斷擴大人格權保障的范圍。[6]在《民法典草案》中，并沒有關于一般人格權（das a11gemeine Personlichkeitsrecht）的規定。這有可能導致以下問題：第一，我國具有成文法的傳統，民事權利需要有成文法的依據。但人格權的種類和范圍是不斷發展的，一旦出現了新的需要強化保護的人格利益，如果沒有規定一般人格權，則可能影響這些新型人格利益的保護。第二，這可能影響到成文法體系化構建的重要工具價值。[7]筆者認為，應當規定一般人格權的內容及其效力，可以通過為人格權設定一項兜底條款的方式，為人格權的開放性預留一定的空間。由于一般人格權具有開放性，具有兜底條款的作用，而且是具體人格權產生的基礎，所以，它不應當置于分則部分與具體人格權并列規定。因此，從人格權體系看，具體人格權要置于分則之中規定的話，一般人格權就應當置于總則之中規定。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此類問題的認識也在不斷改變，對于實踐中已經成熟的一些經驗需要及時總結，而對于一些短期內難以達成社會共識的問題，則需要在法律中為其預留一定的空間或者對其進行有限的法律保護。
三、《民法典草案》第四編需要重點確認三類權利
《民法典草案》第四編規定了各類具體的人格權，主要包括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信用權、隱私權。該草案公布之后，就榮譽權是否應當規定，存在不同的認識。有一種觀點認為，榮譽權也可以包括在名譽權之中，根據有的學者的考證，榮譽權很可能是在翻譯前蘇聯教科書時翻譯誤差的產物，即把俄語中的“名譽（репутацию）”一詞錯誤地翻譯成了我們漢語中的“榮譽”[8]。因為榮譽就其實質而言，不過是名譽的特殊形態，與一般名譽沒有本質差別，可以將榮譽包括在名譽中。[9]盡管《民法通則》在人身權一節中規定了榮譽權，但我們不能從中看出其究竟屬于何種性質的權利。筆者認為，如果強調人格權的與生俱來的特點，那么榮譽權只能是身份權，因為它不是與生俱來的。但是，榮譽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專屬性，也就是說，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榮譽是不可轉讓給他人的，榮譽只能授予特定的主體，所以，它是不能轉讓的。在這一點上，也具有人格權的特點。但是，從榮譽權的主要特點看，筆者認為，它仍然屬于身份權。因為榮譽不是社會給予每個公民和法人的社會評價，而是國家和社會組織等給予公民或法人的一種特殊的美名或稱號。如國家為了表彰公民對保衛祖國和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突出貢獻，授予其“戰斗英雄”、“勞動模范”稱號，社會組織根據公民某一方面的卓越成就，授予其“百花獎”等。榮譽不是社會給予每個公民或法人的評價，而是授予在各項社會活動中成績卓越和有特殊貢獻的公民或法人的，因而榮譽權并非每個公民或法人都享有的。尤其是榮譽權的取得有賴于主體實施一定的行為，做出一定的成績，可見，它不是公民與生俱來和法人成立后就應依法享有的。因此，榮譽權不是主體所固有的、始終為主體享有的人格權，而是一種身份權。
筆者認為，在我國人格權法中，在進一步完善總則以及現有法律規定的各項具體人格權的同時，應當對以下四類人格權加以重點規定 ：
(一）隱私權
《民法典草案》第四編第七章專門規定了隱私權。就隱私的內涵，規定了私人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在該章中特別突出了住宅、通信秘密和個人信息資料的保護，并設置了三項條款對之加以規定。筆者認為，隱私是指自然人免于外界公開和干擾的私人秘密和私生活安寧的狀態。在未來民法典中應當重點確認以下六項隱私的內容 ：一是私人生活安寧權。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寧靜也叫做生活安寧權，就是個人有權對他們的生活安寧享有一種權利，并且有權排斥他人對他正常生活的騷擾，對這樣一種權利的侵害也是對隱私的侵害。二是個人生活秘密權。個人生活秘密是個人的重要隱私，它包括個人的經歷、戀愛史、疾病史等，這些隱私非經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蓋的范圍很寬泛，包括了個人的生理信息、身體隱私、健康隱私、財產隱私、家庭隱私、談話隱私、基因隱私、個人電話號碼等。每個人無論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層的普通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私密信息，無論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業價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應當受到保護。三是家庭生活隱私權。家庭生活隱私是以家族關系、血緣關系、婚姻關系為基礎形成的隱私，具體包括家庭成員的情況、婚姻狀況（如離婚史等）、是否為過繼、父母子女關系及夫妻關系是否和睦、個人情感生活、訂婚的消息等，這些都屬于家庭隱私的范疇。四是通訊秘密權。自然人的通訊秘密不受侵害，通訊秘密包括信件、電子郵件、電話、電報等各種通訊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竊聽、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訊秘密。五是私人空間隱私權。私人空間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間場所，無論是有形的，還是虛擬的，都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六是私人活動的自主決定權。自主決定，就是指個人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決定自己的私人事務等方面的自由。隱私不僅是指消極地保護自己的權利不受侵害的權利，它還包括了權利人自主決定自己的隱私，對影響進行積極利用的權能。需要指出的是，保護隱私權的目的雖然在兩大法系有不同的解讀，但大陸法系一般認為保護隱私權就是為了保護人格尊嚴。[10]
(二）個人信息權
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是指與特定個人相關聯的、反映個體特征的具有可識別性的符號系統，包括個人身份、工作、家庭、財產、健康等各方面的信息。在《民法典草案》第四編中，也用一項條款規定了個人信息資料的保護，但其是置于隱私權中規定的。應當承認，個人信息和隱私確有密切關聯。一方面，個人資料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很多個人信息都是人們不愿對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個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間，不論其是否具有經濟價值，都體現了一種人格利益。[11]另一方面，從侵害個人信息的表現形式看，侵害個人信息權，多數也采用披露個人信息方式，從而與侵害隱私權非常類似。但筆者認為，個人信息不能與隱私等同，體現為 ：第一，個人信息雖可能與隱私部分重合，但其都以信息的形式表現出來，尤其是其許多內容不一定是私密的。例如，社會生活中個人姓名信息、個人身份證信息、電話號碼信息的搜集和公開牽涉到社會交往和公共管理需要，是必須在一定范圍內為社會特定人或者不特定人所周知的。這些個人信息顯然難以歸入到隱私權的范疇。[12]第二，隱私權主要是一種精神性的人格權，而個人信息在性質上屬于一種綜合性的權利，財產價值較為明顯。第三，隱私權具有變動性，通常只有在權利遭受侵害時才能由權利人進行主張。而個人信息權的權利人除了被動防御第三人的侵害之外，還可以對其進行積極利用。第四，權利內容不同。隱私權的內容主要包括了維護個人的私生活安寧、個人私密不被公開、個人私生活自主決定等，而個人信息主要是指對個人信息的支配和自主決定。[13]從內容上看，隱私權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個人的秘密不被披露，而并不在于保護這種秘密的控制與利用，這就產生了個人資料決定權。第五，通常來說，隱私權更多的是一種不受他人侵害的消極防御權利，即權利人在受到侵害時可要求停止侵害或者排除妨礙，而個人信息權則包含要求更新、更正等救濟方式。
筆者認為，在未來民法典中規定個人信息權，不僅是要宣示其作為人格權、民事權利的屬性，更要確認該權利的內容、權利的行使、對權利侵害的禁止以及權利的特殊保護。在人格權法中確認個人信息權，也為個人信息保護法之類的單行法律確立了保護的基礎，這些單行法都可以在人格權法關于個人信息權規定的基礎上進行展開。而確認個人信息的權利作為一種人格權，在該種權利受到侵害之后，就可以納入私權的保護體系之中，這種管理將更為有效地保護個人的信息權。而維護個人信息權，從實質目的上看也是出于對人格尊嚴的維護。
(三）網絡環境下的人格權
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進入到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互聯網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活方式，給人類的交往和信息獲取、傳播帶來了巨大的方便，也促進了社會的巨大變化。據統計，目前我國已有近五億網民、四千多萬博客。如此眾多的網民，在促進社會發展、傳遞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利用網絡披露他人隱私、毀損他人名譽等行為也是大量存在的。應當看到，網絡環境下的人格權并非新類型的人格權，因為與既有的人格權類型相比較，其不具有獨立的權利客體。但是，網絡環境下的人格權又有必要在人格權法之中單獨加以規定，這主要是考慮到 ：第一，人格利益保護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會環境中并不顯得特別重要 ；在現實世界中有關個人的一些家庭住址、電話號碼，并非能夠作為個人的重要隱私，但在網絡環境下卻可能成為核心隱私，一旦被披露，就可能對個人造成重大侵害，甚至可能危及個人的人身安全。這主要是因為信息在網絡上傳播的快速性、廣泛性以及受眾的無限性導致的。在網絡環境下，人格利益的范圍較之前任何時代都有所拓寬，例如，具有個性化特征的聲音、肢體語言、形體動作，甚至可被利用的個人偏好信息，一些商業網站通過收集、利用個人偏好信息從事個體所不期待的用途。在網絡環境下，因為網絡復制、傳播的途徑簡單、快捷，使得人格權的侵害變得更加容易。第二，損害的易發性。在網絡環境中，侵害他人權益的行為十分容易發生，例如，網絡上隨意剽竊他人文章，比現實世界中更為容易 ；發布針對他人的誹謗行為或者侵害他人隱私的言論，很容易完成，這類言論特別是在論壇、微博等平臺中很容易發表，發表后又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圍觀、評論和傳播。[14]第三，網絡環境中更應當注重人格權保護與信息傳播自由之間的平衡。在網絡環境下，信息傳播自由以及滿足公民知情權變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網絡發布言論的自由，實現信息的自由傳播，但是，一旦發布了侮辱、誹謗等言論，就會造成侵犯他人權利的嚴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輕微疏忽的不實言論，也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第四，責任主體的特殊性。一方面，網絡侵權主體具有廣泛性；另一方面，網絡服務提供者等特殊主體也要對受害人承擔責任。當然，不同的網絡服務提供者所應承擔的責任應當有所區別。尤其是法律上應當特別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自律義務，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損害的發生和擴大。在人格權法中也可以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自律，將其設定為一種義務，網絡服務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積極行為的義務，這是以人格權為基礎而產生的法律義務。第五，責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網絡環境下，信息的傳播具有快速性和廣泛性，一旦損害發生，就難以恢復原狀，故預防損害的發生和擴散變得尤為重要。因此，應當更多地適用停止侵害等責任方式。[15]總之，筆者認為，面對網絡這種新型的媒體，立法應當對其加以規范。通過在法律上設置相應的規則，可以更充分地實現人格權的保護，救濟受害人。正是因為上述特點，有必要在人格權法中對網絡環境下的人格權作出特別的保護性規定。
(四）弱勢群體人格權的特殊保護
《民法通則》以兩項條文對弱勢群體的保護進行了宣示。[16]在《民法典草案》人格權編起草過程中，對是否應當具體列舉特殊的弱勢群體人格權的特殊保護規則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民法典對人格權的規定，應當是對所有民事主體或者自然人的規定，而不應僅適用于特定群體。更何況《婦女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護法》等已經就此進行了規定。所以，在民法典中沒有必要加以重復。
筆者認為，從民法的發展看，當代民法典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是，從重視形式平等向逐漸開始重視實質平等轉化。為了進一步保障人權，實現實質平等，法律應當對特殊群體的人格權給予特殊的保護。例如，我國于 2007 年簽署了《殘疾人權利公約》，該公約中具體列舉了殘疾人享有的各項人格權，其中一些表述與我國現行法的規定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殘疾人權利公約》第 17 條將身體權表述為“身心完整性”的權利，這些規定與現行法關于身體權的表述不完全一致，其范圍更為寬泛，有利于實行更為全面的保護。因此，從保障人權的需要考慮，法律上有必要對于特殊群體人格權作出特別的規定。盡管對于殘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的人格權原則上應當由特別法予以規定，在人格權法中有必要對這些特殊群體的人格權的傾斜保護作出宣示性的規定，有利于增強人們關愛、關注弱勢群體的人格權保護，尊重其人格尊嚴，同時，也有必要在人格權法中宣示對這些弱勢群體的人格權進行傾斜保護。尤其是我國特別法中對弱勢群體權利的規定，其性質上更多的是社會權利或者公法上的權利，其對應的是國家或者社會的給付義務，受到損害也無法引發民事責任 ；而民法典中對相關權利的規定，則是對私權的規定。在民法典中對弱勢群體人格權進行原則規定的情況下，如果特別法沒有相應的規范，當事人可以通過民法典的規定獲得民法上的救濟。
四、結 語
我國民法法典化進程已經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起著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經陸續出臺。下一步應當集中精力推動人格權法的制定。在此基礎上，民法的最終法典化就指日可待。當前，我們對人格權立法以及其對未來民法典的重要意義，已經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在《民法典草案》公布之后，學界在此基礎上展開了深入討論，為立法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司法實踐活動也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在理論儲備和實踐經驗都較充分的背景下，有必要盡快重啟人格權法的立法工作。制定一部人格權法，不僅將有力地助推民法典的出臺，也能夠切實落實我國憲法中的人權保障條款，弘揚人格尊嚴及其保護的精神，充分體現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的理念，并將為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審理人格權糾紛提供全面的裁判依據。
注釋:
[1] 參見李麗慧 ：《淺議人格權在民法典中能否獨立成編》，《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 年第 3 期。
[2] Richard C. Turkington & Anita L. Allen, Privacy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West Group, 1999, p.2.
[3] 參見馬俊駒、張翔 ：《人格權的理論基礎及其立法體例》，《法學研究》2004 年第 6 期。
[4] 參見松尾弘 ：《民法的體系》（第 4 版），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 頁。
[5] 大村敦志 ：《民法總論》，江溯、張立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 頁。
[6] 參見薛軍 ：《人格權的兩種基本理論模式與中國人格權立法》，《法商研究》2004 年第 4 期。
[7] 參見王利明 ：《中國民事立法體系化之路徑》，《法學研究》2008 年第 6 期。
[8] 王竹等 ：《人格權法立法展望》，載陳小君主編 ：《私法研究》（第 10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8 頁。
[9] 參見張新寶 ：《中國侵權行為法》（第 2 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6 頁。
[10]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Yale Law Journal, April, 2004.
[11] 參見張新寶 ：《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隱私權保護》，《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 年第 5 期。
[12] 參見齊愛民 ：《拯救信息社會中的人格》，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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