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云生 ]——(2013-1-4) / 已閱6854次
毒品犯罪作為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我國刑法對從事毒品犯罪活動的人規定了極其嚴厲的刑罰，如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款就規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我國刑法對毒品的定義是：鴉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嗎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國家規定管制的其他能夠使人形成癮癖的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在司法實踐中最常見的就是鴉片、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這三種毒品。由于不同種類毒品的危害性、成癮性各不相同，因此我國法律對涉及不同種類毒品的犯罪活動，所規定的刑事責任是有所區別的，例如我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就表明了對于走私、販賣、運輸、制造一千克鴉片的行為，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五十克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的行為，應承擔同等的刑事責任。但這并不代表著一千克鴉片的危害性就嚴格等同于五十克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的危害性，這只是一種法律擬制的對等關系。除了《刑法》中對不同毒品的數量對應關系進行了規定外，最高人民法院還出臺了《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對不同種類毒品的數量對應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涉案毒品的種類作為一個重要的定罪情節，在毒品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是必須查清的。在刑事審判實踐中，法院一般都是依靠公安機關作出的《毒品檢驗鑒定書》來確定涉案毒品的種類。按照2008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的規定，對于單一種類的毒品，按鑒定出的毒品成分確定毒品的種類。對于含有二種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應進一步作成分鑒定，確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對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應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別確定其毒品種類；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應以其中毒性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如果毒性相當或者難以確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并在量刑時綜合考慮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數量。實踐中大部分毒品案件都可以按照上述會議紀要的規定，來確定毒品的種類，做到罪刑相當、罰當其罪，保證毒品案件的審判質量。但筆者在審理一起毒品案件的過程中，卻發現上述規定并不能適用于全部的毒品犯罪案件，其存在一個長期被人忽視的問題，下面筆者就對此問題談一點自己的看法，供各位讀者參考。
鴉片作為一種對我國社會危害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毒品，曾給我們整個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時至今日，鴉片依然是刑法明文規定的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并列的三大毒品之一，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仍占據了較大的比例。可以說幾乎每一名刑事法官，都審理過涉及鴉片的毒品犯罪案件，但是可能幾乎沒有人注意過一個問題——什么是鴉片？換句話說就是,在審判實踐中如何確定涉案毒品是鴉片？很多人也許會想：這個問題很簡單嘛，公安機關鑒定出涉案的毒品可疑物中有鴉片成分的話，就可以認定涉案毒品是鴉片了。但筆者要說的是：這種想法是錯的。因為公安機關不可能作出這種“毒品可疑物中有鴉片成分”的鑒定結論，就算有這種鑒定結論，那么這種結論也是錯的，至少是不科學、不準確的。
首先，筆者先介紹一下鴉片、嗎啡、海洛因三者之間的關系。鴉片是從是罌粟未成熟蒴果經割傷果皮后，滲出的白色乳汁干燥凝固而成，含多種鴉片生物堿，鴉片分為生鴉片和熟鴉片。生鴉片呈褐色，有些品種則呈黑色，其中除了含有15%至30%的礦物質、樹脂和水份外，還含有10%至20%的特殊生物堿。生物堿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嗎啡類生物堿，其中又包括三種成份，嗎啡（含量10%-14%），可待因（含量1%-3%），蒂巴因（含量約為0.2%）；第二類為罌粟堿類生物堿（含量為0.5%-1%）；三類是鹽酸那可汀類生物堿（含量為3%-8%）。生鴉片經加工處理后，成為吸毒者使用的“熟鴉片”。嗎啡（英文名Morphine），是一種精神科藥物，分子化學式為：C17H19NO3。嗎啡是鴉片中最主要的生物堿，也是鴉片中的主要成癮性物質。純凈的嗎啡為無色或白色的粉末或結晶,粗制嗎啡俗稱“黃皮”。海洛因（學名：二乙酰嗎啡），分子化學式為：C21H23NO5，是嗎啡經酰化反應后產生的一種衍生物。簡單來說就是：鴉片的成癮性來源于其天然含有的嗎啡，海洛因是嗎啡經化學加工后產生的衍生物。
其次，司法實踐中對毒品的檢驗一般是通過化學方法，對毒品可疑物中含有的各種毒品化學物質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但這種方法只能檢出嗎啡、海洛因、甲基苯丙胺這類單一的化學物質，對于鴉片這種混合物來說是不可能直接檢出的。所以說在對鴉片進行毒品檢驗時，只能檢出其中含有的嗎啡、蒂巴因（甲基嗎啡）、可待因（二甲基嗎啡）、罌粟堿、那可汀等化學物質，而不會直接檢出一種叫“鴉片”的化學物質。
筆者之所以會關注以上的問題，是源于筆者曾經審理的一個運輸毒品案件。案件中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運輸的毒品是鴉片，但是公安機關作出的《毒品檢驗鑒定書》卻證實從涉案的毒品可疑物中檢出嗎啡成分。發現這個問題時，筆者首先想到的是公訴機關的筆誤，將嗎啡誤寫為鴉片，但是在查看了涉案毒品的照片后，筆者發現毒品是黑褐色的膏狀物體，明顯與嗎啡的外觀特征不符，反倒是符合鴉片的外觀特征。涉案毒品到底是鴉片還是嗎啡呢？筆者帶著這個巨大的疑問，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在明確了鴉片、嗎啡、海洛因三者間的關系后，筆者提出讓公安機關對涉案毒品重新鑒定，以確定毒品可疑物中是否含有嗎啡以外的其他成分，同時對嗎啡打含量作出鑒定。經再次鑒定，從涉案毒品可疑物中檢出了嗎啡、蒂巴因、可待因、罌粟堿、那可汀等成分，其中嗎啡的含量約8%。在看到這份鑒定后，筆者已經內心確認了涉案毒品是鴉片而非嗎啡，但后續問題也隨之而來了，那就是我國現行法律中，并未對鴉片作出法律意義上的定義，認定涉案毒品是鴉片于法無據。如果按照《大連會議紀要》的規定：“以其中毒性較大的毒品成分確定其毒品種類”來認定的話，涉案毒品就會被認定為嗎啡，這顯然是違背科學常識的。而且按照相關法律的規定，嗎啡與鴉片的數量對應關系為1:10，將實質上的鴉片認定為法律上的嗎啡有悖于罪責性相一致的原則。本著實事求是、尊重科學的原則，筆者最終將涉案毒品認定為鴉片。
為了避免類似問題再次出現，對刑事審判工作造成干擾。筆者建議相關立法機關應盡快對“鴉片”作出法律意義上的準確定義，并制定出臺準確、完善的“鴉片”檢驗、認定標準，使“鴉片”的認定在刑事審判中有法可依。
（作者單位：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