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2-10-25) / 已閱52455次
論二審法官對民事案由的更改權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件，在訴訟法理論上又稱為“訴”，區分訴與訴的關鍵在于訴的標的，即法律關系，說到底即案由。同樣的事實，換一個案由，就會變成另一個案件，對同一案件中的多個事實，實務中也往往以“與本案不屬同一法律關系”為由對部分事實不予審查，故二審法官若更改案由，則可能使上訴案件變成另一案件，變二審為一審，剝奪雙方當事人的上訴權，違反兩審終審制。
關鍵詞：
案由、處分原則、不告不理、上訴權、兩審終審制
引言：
筆者近日遇到一個案件：上訴人（一審原告）起訴的事實包括四個塊：1、建設工程勘察合同（有書面合同），價款7萬元；2、合同之外的勘察內容，價款11萬余元；3、從案外人處轉讓來的債權，該部分屬建設工程設計合同（有書面合同），價款10萬元；4、安全專篇2萬元，屬墊付款的性質；四塊中的內容均在同一張結算單上予以結算。一審以“建設工程勘察合同”為案由立案，并以“債權轉讓部分與本案不屬同一法律關系”為由對債權轉讓部分不予審查。二審中，關于本案的案由引發了合議庭的爭議：觀點一，應定債權糾紛，因為已經進行了結算；觀點二，定債權糾紛不當，因為結算只是合同履行的一個步驟，故應定三級案由“建設工程合同糾紛”或二級案由“合同糾紛”；觀點三，不能更改案由，因為債權轉讓部分一審“不予審查”，意味著一審未進行實體審理，二審若更改案由納入審理范圍，則將使之由二審變成一審，判決成終審判決，剝奪雙方對這一塊的上訴權。這引發了筆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案由的重要性和選擇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靈魂，是法律關系的濃縮，是適用法律的坐標，是龍之眼，在案件處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案由選擇錯誤必然導致適用法律錯誤。如果說立案是每一個案件必經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選擇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劃分案件類型的基礎和依據。案由的重要性決定選擇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糾紛的復雜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同一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從而產生責任的竟合。最簡單、最常見的，就是乘坐客運車輛因交通事故而受傷或致死，根據受害者主張的權利內容不同和主張對象的不同，可能引發與承運人之間的運輸合同之訴、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人身保險合同（自行投保）之訴、與對方肇事車輛或乘坐車輛之間的侵權之訴，如果所乘坐的車輛是（租）借用的、掛靠于某公司的、盜搶的，對方車輛如果投保了交強險，再加上受害者經治療無效已經死亡且有多個繼承人，法律關系就更復雜了。在這種錯綜復雜、縱橫交錯、糾纏不清的法律關系中，案由，就成為我們抽絲剝繭的最有利武器。
（二）審理案件的時效性、便捷性和經濟性要求必須對案由進行選擇和確定。法官不是萬能的，案件是有審限的，“遲到的正義非正義”要求我們注重辦案效率，打官司是需要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的，這一切決定了我們審理案件必須認準方向，目標明確，圍繞中心、抓住重點，不能頭發胡子一把抓，為將紛繁復雜的糾紛化繁為簡，進行單元細分，案由應運而生，故案由無疑是這一切的基礎，案由選擇錯誤，將導致我們犯方向性錯誤，南轅北轍、事倍功半。
二、司法實務中案由的確定方式（一審）
司法實務中案由的確定，一般有以下三種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選擇確定。這也是實務中最常見、最普遍的做法。這樣做的事由和依據是，案由是一個非常龐雜的體系，哪怕是作為基層法院法官的我們，都不可能全部記得，需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去翻書、查找、確定，對當事人就更不用說了。再加上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人民群眾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識欠缺，只知道有糾紛，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幫助確定案由也就順理成章了。
（二）當事人自行選擇確定。隨著國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師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現，當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選擇案由的能力。筆者在東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時，就曾遇到過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屬堅持提起運輸合同之訴的案件。
（三）由審判法官根據查明的案件事實確定案由。其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法[2011]42號）中規定：“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結案時應當根據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相應變更案件的案由。”
上述幾種案由確定方式，在司法實務中常常會發生沖突：
（一）第一種方式和第二種方式間的沖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印發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的通知》（法[2011]42號）“三、適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3、在請求權競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應當按照當事人自主選擇行使的請求權，根據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確定相應的案由。”之規定，法院立案時基本已按照當事人自主決定的案由立案。故這種沖突已基本解決。
（二）第一種確定方式和第三種確定方式之間的沖突。由前所述，這種沖突仍然適用“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結案時應當根據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相應變更案件的案由”之規定處理。
（三）第二種確定方式和第三種確定方式之間的沖突。這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從筆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11年通知看，一方面“應當按照當事人自主選擇行使的請求權，根據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確定相應的案由。”，即肯定當事人有自主選擇案由的權利。另一方面，又允許“結案時應當根據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的性質，相應變更案件的案由”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存在。究竟如何做，頗有爭議。
筆者認為，我國的審判理念，長期受封建社會糾問式訴訟模式的影響，強調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在十幾年前，甚至調查證據的任務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出臺，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觀，才更改為由當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證據。但在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下，我國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動居中裁判，這使我國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未得到根本改變，所以才有了允許法官根據查明的案件事實更改案由的規定。
筆者認為，這種做法，這種做法應當一分為二地看待：
1、在當事人無能力自行選擇案由的情況下，是可行的，因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確定的，這種更改從性質上說屬于法院內部意見的更改，不涉及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問題；同時，也是應當的，因為這體現了有錯必糾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斷錯了，審判法官應予以糾正；而且，這種做法有利于徹底解決糾紛。
2、當原告有律師代理訴訟時，當原告堅持按其自行選擇的案由進行訴訟時，這種更改就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了。因為我民訴法第十三條明文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這是意思自治原則在我國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確的規定。故筆者認為，這種情形下，特別是經法官當庭詢問和釋明，原告仍拒絕變更案由，法官就無權再更改案由，這是對當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為這種更改和前面一種更改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糾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員的錯誤，而是所謂的當事人的“錯誤”，而這種“錯誤”只有當事人自身也認識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張只起訴所訴的案由部分的糾紛了，我們更改案由，豈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故這也是不告不理原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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