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義朝 ]——(2012-10-23) / 已閱5295次
土地經營權流轉形式不明現象在農村極為常見，主要表現為合同內容簡單、殘缺不全，表述不清，流轉形式不具體。由于流轉形式不明確，給司法認定合同效力帶來諸多困難，解決這類問題，司法推定就顯得特別重要。以下案例可幫助我們找到解決的辦法。
【案情】原告吳某（女）系阜平縣城照旺臺行政村村民，1991年農村土地承包小調整時，其與母親劉某共同從村委會發包方獲得部分耕地，當時戶主為原告之父吳XX。后父母離婚，母親遠嫁他鄉，吳某與其父親相依為命。2009年8月25 日，吳某因上大學將戶口遷至山東省煙臺市。9月3日，吳XX將在小調整時獲得的一塊土地長期流轉給外鄉人劉XX管理使用，流轉金1.1萬元，雙方簽訂了流轉合同，但土地流轉既未獲發包方同意，也未申請備案。吳某放假回來得知其所獲土地被其父長期流轉給了他人，認為其享有的土地經營權受到侵害，遂以其父吳XX和流轉接受人劉XX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司法確認流轉合同無效。
【分歧】對此案的法理分析及處理存在兩種不同意見，其一，認為原告主體不適格。理由是農村土地承包以家庭承包為本質特征，發包方分配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農戶，而不屬于家庭的某一成員。本案爭議土地的經營權系原告所在的家庭成員共有，家存在，其成員不能對某一地塊享有獨立的經營權。因此，原告起訴不符合民訴法規定的起訴條件，應予裁定駁回起訴。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原告家庭具有特殊性，全家僅原告與其父二人，在原告不知情的情況下，其父擅自與他人簽訂土地流轉合同，而且是土地承包小調整時獲得的那塊土地 ，已經實質性地侵害了原告吳某的土地經營權。以家庭承包或稱以“戶”承包，是針對發包方而言的，是國家農村土地分配的法律規制。在土地流轉過程中，一般情況下，流轉方內部事先要搞家庭民主，經過充分的協商后由戶主代理進行。戶主雖有決定權，卻不具有絕對性，尤其未經協商而擅自流轉的，因家庭土地的減少，必然地損害家庭成員中不同意流轉者的經營權。此案系土地經營權流轉糾紛，屬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圍，對原告吳某的訴請主張，應從雙方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的效力，即從實體上予以審查認定，不能從程序意義上簡單地駁回起訴。
【評析】筆者基本同意后一種觀點。
從訴訟法學理論看，此案因吳XX與劉XX的合意行為被原告認為侵害了自己的權利，按訴的分類屬于確認之訴。本案的訴訟焦點集中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原告吳某有無起訴權；二是流轉合同的效力如何，鑒于其流轉形式的不明性，如何把握和歸類。
關于第一個焦點，正如上述第二種意見分析，村民以家庭為單位從發包方承包土地，即獲得對所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在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聯產為基本單位，實行“人人有份”的分配性承包制度。農村土地質量不同，分為多個等級，農民承包的土地多具有分散性，在山區這種分散性更為嚴重。盡管家庭成員對承包的土地經營權共有，但畢竟是人人都有經營權。這種權利以承包合同的生效而取得，是承包合同的自然賦予，只要承包合同的效力存在，那么這種經營權的擁有性對每個家庭成員而言就時時存在。在家庭承包經營中，戶主雖然具有一定（不一定是絕對的）權力對所承包的土地流轉進行支配，但一般情況下，行使這種權力時都要進行家庭民主協商，權衡利弊形成一致意見后，由戶主行使土地流轉權力。在這種基礎上實施的土地流轉交易，不會引起流轉合同糾紛。反之，戶主行使權力無視家庭成年人利益和意見，擅自做主而為則很容易產生家庭矛盾，這種矛盾也很容易沖擊和阻礙流轉合同履行，甚至形成訴訟。原告吳某已長大成人，深知土地對農村人生活保障的重要性，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其父流轉給他人長期經營，等于是永久性剝奪了對該土地的經營權利。盡管獲得 一定補償，但數額與土地市場價格相差懸殊，這樣的事實令其不能接受。從法理看，原告吳某對所獲得的爭議之地的經營權是法定的，應依法得到保護，不經其同意，父親直接做主流轉給他人，雖無惡意卻顯然造成對原告經營權的侵害。對于一個尚未有穩定非農收入的農村大學生來說，基本的生活保障被人為滅失，案件當然與自身利益有直接利害關系，提起訴訟也當然有法律依據，因此，裁定駁回起訴顯然不妥。況且（據悉）合同流轉后的土地并沒有實際用于農業用途，如若簡單裁定駁回起訴，無異于縱容流轉雙方當事人的民事違法行為。
關于第二個焦點。農村土地承包流轉的實質是經營權在一定的時間空間由承包方轉移讓渡給他人享有，土地流轉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富含法律與政策，合同的締結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稍有不慎便會引來麻煩和無休止的糾紛。流轉的形式不同，對原土地承包關系的影響和結果都不同，合同流轉的法律效力及生效條件也不一樣。國家農村土地承包法對土地承包流轉的方式明確了四種：即轉包、互換、出租、轉讓，其他方式主要是以入股而流轉土地。從法律規制看，轉包和互換主要在同一經濟組織成員間進行，主體范圍具有很強的局限性，而且這種轉包、互換流轉方式對原承包關系不產生影響。此案流轉合同的接受方劉XX系外鄉人，顯然不符合轉包和互換的主體條件，此兩項即從流轉形式中排除。合同法規定的租賃合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租金的數額、交付方式和租賃期限，特別是期限必須是明確的。而此案的流轉期限為“長期”，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按市場交易習慣，長期租賃合同交付租金的方式是必須明確的，不可能一次性交付，因此也不符合租賃合同的法律特征。從流轉方“長期流轉”的真實意思分析不難看出，實質是將爭議土地“給”了劉XX。“給”的含義加上接受人的主體身份，完全構成了“轉讓”的形式和實質要件，具有轉讓的法律特征。
土地承包經營權采取轉讓方式流轉的，必須經發包方同意，這是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對以轉讓方式流轉土地而確定的特別性規定，顯然更具有強制性。“發包方同意”是轉讓土地經營權合同生效的一個重要條件，這一特別規定的法律效力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轉讓合同一旦生效，原承包方與發包方的承包關系解除，當然地其對承包期內的土地經營權也永久性喪失；二是接受流轉一方須與發包方重新簽訂承包合同，建立新的承包關系。以新的承包關系替代原有的承包關系，這是轉讓合同效力的一個顯著特征。立法確立“發包方同意”的條款，目的是為了制止承包人重眼前利益盲目、冒險的短期行為，避免因看不到流轉風險而輕易流轉土地，喪失生活保障的后果發生。法律規定實施轉讓方式流轉土地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原承包人須具有穩定的非農業收入，能保證基本生活不存在風險。
合同法第44條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該條第二款同時又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辦理批準、登記手續的，依照其規定。土地流轉合同簽訂生效除遵循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外，還受合同法的規定制約。土地流轉越來越為群眾所重視，但流轉過程中的問題也多有發生，如合同內容不完備、流轉程序不合法、流轉形式不明確等，不一而足。對于流轉形式不明案件的合同效力認定，除當事人一致意見外，應根據合同主體的身份、流轉方式相應的法律特征、流轉土地的實際用途、流轉程序等方面仔細審查和依法推定，確定流轉形式。對于違法簽訂的流轉合同，要果斷裁判其無效，以司法手段維護農村土地及交易秩序的穩定。
（作者單位：河北省阜平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