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春艷 ]——(2012-8-2) / 已閱32450次
內容提要: 因他人的故意或過失行為而遭受精神病學意義上的傷害即為精神創傷。精神創傷賠償旨在保護自然人的精神健康權，因此有別于現行法下“精神損害賠償”之概念。直到晚近，精神創傷的可賠償性方才獲得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法律的認可與重視。盡管我國司法實務中已經出現了諸多精神創傷案件，但是我國學界對精神創傷賠償問題的研究甚少。本文則通過考察精神創傷賠償的基本概念，結合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主要法域的相關理論與實務，探討在我國現行法下如何建構精神創傷賠償理論，以期為實務界審理日益增加的精神創傷案件提供學理上的參考。
一、導論
無論在普通法系抑或大陸法系，精神創傷賠償理論都是隨著精神病學和心理學研究的深入，至晚近才逐步發展起來。以英國法為例，盡管早在1886年的考爾特斯訴維多利亞鐵路管理委員會案（Coultas v. 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1]中，針對精神創傷的損害賠償請求就被提出，然而直到1901年的杜理廖訴懷特父子案（Dulieu v. White＆Sons），[2]法院才認可精神創傷的可賠償性，但須以“受害人因擔心自身遭受即時的人身傷害而引發精神創傷”為條件。1925年，審理海姆布魯克訴斯托克司兄弟案（Hambrook v．Stokes Bros）[3]的法院首次準許因擔心他人安危而引發精神創傷的受害人獲得賠償，從而將精神創傷賠償理論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83年的麥克洛夫林訴歐布瑞恩案（McLoughlin v. O’ Brain）[4]又進一步擴展可賠償之精神創傷的范圍，即準許事發之后才趕到現場或醫院的受害人就精神創傷獲得賠償。上述四個里程碑式的判例見證了一個世紀中英國法上精神創傷賠償理論的發展歷程。
最近20年間，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個法域發生了更多的精神創傷案件。這些案件對原有的精神創傷賠償理論和實務不斷提出挑戰，并促使其繼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創傷案件也已經出現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中。例如，在趙女士訴北京振遠護衛中心案[5]中，原告和同伴在行路時遭遇車禍，事故中一人死亡、一人重傷。雖然原告在事故中只是被輕微剮蹭，但事后她的腦海中卻時常浮現事故的過程和傷亡者的慘狀，同時伴有頭暈心悸的癥狀，經醫院確診為“植物神經紊亂癥”。原告就此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可以預見，隨著人們逐步認識并重視精神健康，各種精神創傷案件將會日益增多。
然而，在我國侵權法上，“精神創傷”仍然是個相對陌生的概念，精神創傷賠償理論亦尚未為學界所廣泛關注。[6]而本文將對精神創傷賠償理論中的基本問題予以探討，希望為實務中精神創傷案件的審理提供學理上的參考。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將討論精神創傷賠償理論中的基本概念，并與現有的相關法律術語作必要的辨析。第二部分則通過比較法研究，考察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主要法域就精神創傷賠償問題的相關理論和實務。第三部分將探討在我國現行法下宜如何構建精神創傷賠償理論。
二、精神創傷的概念
（一）基本表述
“精神創傷”（Psychiatric Damage, Mental Trauma or Psychiatric Injury）通常是指因他人的故意或過失行為而遭受精神病學意義上的傷害（下文簡稱為“精神傷害”），它是精神健康權（Right to Mental Health）受到侵害的結果。精神創傷有時也被稱為“神經性休克”(Nervous Shock)。這曾是英聯邦法域中的通用表述，但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卻多次受到法官和學者的批判。[7]其主要理由是，法律所認可的具有可賠償性的損害，并不是瞬間的休克或震驚，而是因震驚而引發的精神傷害；因此“神經性休克”的表述并不確切、且具有誤導性。相反，他們主張使用“精神傷害”（Mental Injury）或“精神失常”（Psychiatric Disorder）等更為現代的表述來指稱精神創傷案件中受害人所遭受的損害。這項觀點也為越來越多的法域[8]和法官所采納。
“精神創傷”是否具有可賠償性，或者說，它是否屬于法律所意圖保護的利益（即“法益”），在法律史上曾是極具爭議的問題。之前，精神創傷因為諸多政策因素而被排除在法益范疇之外。這些因素包括：當時醫學對精神疾病研究的不足；一旦打開案件的“水閘”（Floodgates）將會使法院不堪重負、并可能牽連保險業的顧慮；可能慫恿人們提起虛假的精神創傷賠償請求；因果關系難以認定；具體的損害數額難以評估等。然而，隨著精神病學的發展和人們對精神健康的關注，基于相關技術性困難而只承認身體傷害（Physical Injury）、卻不認可精神傷害的保守觀點，已為越來越多的法域所拋棄。如今，在普遍肯定“精神創傷具有可賠償性”的前提下，法學上的更多爭議則是圍繞“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在多大范圍內保護人們的精神健康權”而展開。
（二）醫學上的概念辨析
“精神創傷”概念是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意義上的傷害，從而有別于人們通常所指的“情緒上的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在日常生活中，因情緒而引起的身體反應通常只持續短暫時間，它對人的健康不致產生危害，相反卻有益處（例如，分泌腎上腺素以恢復肌肉的力度）。但是，如果某種負面情緒（例如，驚恐、焦慮、悲傷、尷尬或失望）持續較長時間或者重復出現、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將導致其無法擺脫該情緒的困擾以及隨之而來的精神壓力。這種狀態的持續存在，最終可能發展成為精神疾病。因此“情緒上的痛苦”與“精神創傷”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屬于人類的正常情緒，本身并不會給健康帶來明顯傷害（但這并不意味著，必定不會引發損害賠償責任，在某些法域[9]其亦具有可賠償性）；而后者是侵害精神健康權所導致的精神傷害。
從醫學的角度看，精神創傷與身體傷害一樣，都是人身傷害（Personal Injury）的具體類型；只是前者針對的是精神的健康，后者則針對身體的健康。同樣的，對精神健康的侵害也會造成經濟損失（例如，治療精神疾病所需的費用、誤工費、看護受害人所需的費用）和非經濟損失（例如，因患上精神疾病而婚姻破裂）。
依據“因某種負面情緒而導致的身體傷害（例如，因受驚而摔傷或流產）具有可賠償性”的事實，并不能由此推定該情緒必定引發了精神創傷。是否造成精神創傷，需要借助于醫學的診斷。當然，就“正常”的情緒波動和“不正常”的精神病癥，并非總能輕易地作出區分。雖然某些嚴重的精神疾病[10]容易判定，但是那些較為緩和的精神病癥（例如亞臨床抑郁癥）則表現得與日常的憂慮或沮喪的情緒相似，從而增加了判定的難度。另外，由于日常負面情緒與精神創傷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絕對的界限，某些具有介于兩者邊界地帶的精神狀況，也往往成為法院在認定是否構成精神創傷時所面臨的棘手問題。
（三）與相關法律概念的辨析
1.“精神創傷”與“非財產損失”
所謂非財產損失，是指“權利被侵害”本身即構成一種具有可賠償性的損害，不管該侵害行為在后果上是否給受害人造成實際的經濟損失與否。在那些認可“非財產損失”的大陸法系法域，[11]非財產損失一般只限于侵害人格權（包括生命權、身體權、名譽權、尊嚴、隱私權、身體自由權等）的情形，并未擴展到侵害財產性權利的案件；換句話說，于后者而言，實際損失的客觀存在依然是受害人提起損害賠償請求的必要條件。[12]在涉及非財產損失的案件中，由于無需考慮受害人是否遭受實際損失，因此，即使是那些處于無意識狀態、從而無法感受傷害的人（例如嬰兒、精神病人或者植物人）亦可能因為人格權被侵害的客觀事實而獲得賠償。此時，法院通常會裁定給予受害人特定數額的實質性損害（Substantial Damages）賠償。[13]
在普通法系，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是“自身可訴性（Actionable per se）侵權行為”，即使侵害行為并未導致任何實際損失，受害人仍然可以提出有效的訴由。確立該項制度的意圖在于，普通法認為某些權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即使受害人沒有遭受實際損失，其仍然有權要求法院確定侵害行為的違法性、維護該權利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從而展現侵權行為法亦具有確認權利的功能。有別于大陸法系，普通法系的法院通常只給予受害人以“名義上的損害”（Nominal Damages）賠償。此外，并非對所有權利的侵害本身都具有可訴性；普通法只將其適用于有限的幾種情形：“對土地的侵入”(Trespass to Land)、“對身體的侵害”(Trespass to Person)、[14]“誹謗”(Defamation)，以此突出對土地的占有權、身體權和名譽權的特別保護。
而在精神創傷案件中，受害人的精神健康權受到侵害，且在后果上發生了實際的經濟損失或非經濟損失；受害人據此可請求侵害人賠償其實際損失。由此可以，精神創傷與將“權利被侵害”本身作為損害的“非財產損失”有著本質的差別。
2.“精神創傷”與“精神損害”
“精神損害”（Mental Suffering）是一項寬泛的概念，通常于如下三種不同情形中使用。①遭受身體傷害的受害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在此類案件中，受害人因身體傷害而承受肉體的疼痛、精神的痛苦，并可能喪失生活中的某些樂趣；[15]或者，患者因醫生誤診使得患者喪失存活特定年限的機會，從而飽受沮喪和絕望情緒的困擾。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16]基本上所有法域都認可這種與身體傷害相伴存在的精神損害。②其他人格權益（例如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等）或身份權益被侵害的受害人，或者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特定紀念物品因侵權行為被損毀的受害人，“直接”承受情緒上痛苦而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盡管受害人情緒上的痛苦尚未構成精神疾病，但依然遭受負面情緒的困擾、并導致心境的失衡和不安定。例如，某種親屬關系因被告的過錯行為而遭受損害，受害人為此經歷情緒上的痛苦；或者，因先人的遺體、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或隱私受到侵害而遭受情緒上的痛苦。③因被告的過錯而遭受情緒上或感情上痛苦的第三人請求精神損害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17]此種情形經常發生在與受害入有著特定關系的人群中，包括喪失性行為能力之受害人的配偶、生命健康權遭受侵害之受害人的家屬或親屬。
人格價值是無形且非物質的，在本質上無法用金錢予以評價。不過，為了彰顯法律對人格權的切實保護，同時使侵害人承擔不利益，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的侵權行為法均認可通過精神損害賠償的方式來保護人格權；盡管不同法域所規定的要件、保護的范圍存有區別。一般而言，所謂的“精神損害”指的是“破壞平和心境的負面情緒”，但尚未發展至精神傷害或精神疾病。法律允許對該負面情緒予以金錢上的賠償。
與“精神損害”的概念不同，如果受害人因所遭受的負面情緒繼而引發精神病學意義上的傷害，那么就直接構成對“精神健康權”的侵害，侵害人需要對“精神創傷”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此時，可賠償性的問題、具體損失項目的確定、損失數額的計算都將有異于精神損害的相關規則。[18]
可能產生疑問的是，精神創傷的受害人是否能夠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例如，當受害人因為被告的過錯行為患上精神疾病，除卻治療費用、看護費用、誤工費等經濟損失外，該受害人能否以治療過程中的肉體痛苦、喪失生活樂趣等為由請求損害賠償？盡管精神創傷所侵害的精神健康權，但是它與侵害身體健康權的身體傷害并無本質的區別，兩者在法律上應當獲得相同力度的保護。因此，筆者認為，如果精神創傷導致受害人遭受肉體痛苦或喪失生活樂趣，那么其亦有權獲得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同理，精神創傷受害人的近親屬亦可主張精神損害撫慰金。
（四）精神創傷案件的類型化
1．第一順位受害人和第二順位受害人
基于受害人的精神創傷與被告過錯行為之間的關聯程度，可以將遭受精神創傷的受害人分為兩類：第一順位受害人（Primary Victim），即那些直接涉入被告的過錯行為（Personal Involvement）、并遭受負面情緒而引發精神傷害的人；第二順位受害人（Secondary Victim），即指那些并未直接涉入被告的過錯行為、但卻因目睹或獲悉第一順位受害人所遭受的（身體和/或精神）損害而產生負面情緒并引發精神傷害的人。相比較于前者，第二順位受害人的案件往往更容易在學理上和實務中引起爭議；其原因在于，第二順位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創傷并不是被告的過錯行為直接產生的損害結果，而是以第一順位受害人的人身損害為媒介、反射到第二順位受害人之后產生的損害結果。這種“反射性損害”[19]在性質上屬于間接損害。根據傳統的侵權行為法理論，原則上僅直接損害具有可賠償性；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之間另作約定，間接損害不予賠償。[20]然而，隨著侵權行為法所認可的法益范圍不斷擴展（例如，精神健康、精神安寧、性生活樂趣、純粹經濟損害等），某些反射性損害亦逐漸被包括我國在內的諸多法域所承認，盡管各個法域的保護力度不盡相同。第二順位受害人的精神創傷就屬于其中的一種。
2．案件類型化
根據實務中的各種案情，可以將這兩類受害人所可能涉及的案件進行類型化。但需要說明兩點。第一，經類型化的案件并不能窮盡紛繁生活中可能發生的所有案型。第二，類型化便于人們的理解，并有助于實現“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要求，但是對不同案型的理解不宜過于封閉或簡單化。具體而言，第一順位受害人請求精神創傷賠償的案件包括如下六種案型：
(1)在因被告過錯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同時遭受身體傷害和精神創傷。例如，甲與乙駕駛的車輛迎面相撞，在車禍中乙嚴重受傷，并同時受到驚嚇而引發精神傷害。[21]
(2)在因被告過錯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雖然并未遭受身體傷害，但是卻處于可能遭受身體傷害的危險范圍中（Within the Zone of Danger），并且因擔憂自身安危而引發精神傷害。例如，甲在駕駛車輛時違規切線，將要與乙所駕駛的車輛迎面相撞，雖然乙及時改變方向盤、避免了一場車禍，但是乙卻因為這次危險的經歷而引發精神傷害。
(3)在因被告過錯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雖然并不屬于遭受身體傷害的危險范圍內，但卻因為擔憂自己在事故中的“參與行為”會對第三人直接或間接地造成身體傷害而引發精神傷害。此類案型中的受害人通常被稱為“非自愿的參與者”(Involuntary Participants)。例如，雇主甲為雇員乙提供了質量有瑕疵的繩索，當乙開動起重機吊運貨物的時候，用來捆綁貨物的繩索突然斷裂，導致吊運中的貨物意外下落。乙意識到該貨物著地的位置上剛好有同事丙在工作，由于極度擔心丙的安危而引發精神傷害。[22]
(4)在因被告過錯而造成的事故中，受害人（通常是具有情感價值）的財產遭受損失，受害人因此遭受負面情緒，而引發精神傷害。與上述案型不同，在事故中受害人并非基于人身性的損害或危險，而是由于其財產受損而遭受負面情緒并導致精神傷害。例如，某人請他人在家中安裝中央供暖系統，當她回到家的時候，看到屋頂冒出濃煙，熊熊大火燒毀了她的房屋和屋內的所有物品。她受驚并感到極度悲哀，事后發展為精神疾病。[23]
(5)案件并不涉及任何事故，受害人因被告的過錯行為而直接遭受負面情緒并引發精神傷害。例如，學校規定了過于嚴格的紀律制度，其中包括當眾批評違反該制度學生的規則，一名學生在當眾接受指責后感到極度尷尬和羞辱，并最終發展為精神分裂癥。[24]又如，一名警察因長期遭受同事的騷擾、排斥和欺凌而遭受精神傷害。[25]再如，醫院要求一名年輕醫生每周工作88個小時，經過數周高強度的工作后，該醫生患上精神疾病。[26]
(6)受害人因為被告向其告知（虛假的或真實的）噩耗而遭受負面情緒，并引發精神傷害。就涉及虛假噩耗的案件，例如，電報發送人員錯將一份來自于某地、寫著“詹姆病危，急于相見”的電報發送給一對夫婦，該夫婦恰好有一個名叫詹姆的兒子在該地工作。收到電報后，母親因極度擔憂而引發精神傷害。[27]而涉及真實噩耗的案件，例如，某醫院發現某一醫務人員患有艾滋病，并將該消息和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風險直接告知曾接受該醫務人員手術治療的患者。獲悉此消息后，患者因極度擔心自己被感染而引發精神傷害。[28]
第二順位受害人請求精神創傷賠償的案件主要有兩種典型的案型：
(1)受害人因親眼目睹第一順位受害人在因被告[29]過錯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嚴重的人身傷害，而受困于負面情緒并發展為精神傷害。例如，某路人剛好看到一個在高空作業的工人不慎跌落地面而死亡的場景，其受到嚴重驚嚇，并因此患上精神疾病。這種案件通常被稱為“旁觀者案型”（By-passer Case）；
(2)受害人雖然沒有親眼目睹與其有深厚情感的第一順位受害人在因被告過錯而造成的事故中遭受嚴重的人身傷害，但是事后趕至該事故現場、或者事后獲悉或被告知該項事故，由此產生負面情緒并引發精神傷害。
三、精神創傷賠償理論的比較法研究
（一）英國
在普通法上，過失侵權責任的確立需要具備四項要件：注意義務的存在、違反注意義務（即構成過失）、實際損害與過失行為間存有因果關系、實際損害并非過于遙遠（Not too Remote）。精神創傷案件中絕大多數的爭議圍繞“是否存在避免原告遭受精神創傷的注意義務”這個問題而展開，這也將是下文考察的重點。[30]另外，由于普通法區分第一順位受害人與第二順位受害人兩種不同的案型，因此下文也將對這兩種受害人分別予以論述。
1．第一順位受害人或第二順位受害人的判定
不同于第二順位受害人，第一順位受害人是直接涉人被告的過錯行為的人。而如何理解“直接涉入”的概念，成為審理精神創傷案件的法官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麥克法雷恩訴凱里多尼亞有限公司案（McFarlane v. EE Caledonia Ltd）[31]二審中，斯圖亞特·史密斯法官（Stuart-Smith LJ）詳細分析了因擔憂自己的安危而引發精神傷害的受害人是否“直接涉入”事故的問題。他認為，因擔憂自己的安危而引發精神傷害的受害人可能在三種情形下被認為“直接涉人”了事故：①受害人處于可能遭受身體傷害的實際危險范圍之中，但卻僥幸脫險；②受害人雖然沒有實際處于可能遭受身體傷害的實際危險范圍之中，但事故發生得如此突然、如此意外，他可以合理地認為自身的安危受到威脅；③受害人之前并沒有處于可能遭受身體傷害的實際危險范圍之中，但事后基于某種需要進入了該危險范圍（例如，救援者）。而在該案中，原告麥克法雷恩是北海一個石油鉆塔上的工作人員，下班后在一艘距離鉆塔約550米的船只上休息。午夜時分，鉆塔上發生一連串的急劇爆炸，導致167人死亡、67人受傷。原告所在的該船只兩次駛近鉆塔約100米處試圖營救，未果。事故發生3個小時45分鐘后，包括原告在內的工作人員被直升機接走。盡管原告事后被診斷遭受精神傷害，但是法院最終判定，他不屬于上述“直接涉入事故”之三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因此他并不構成第一順位受害人。
如果受害人因為擔憂他人（而非自身）的安危而在事故中遭受精神傷害，那么他是否屬于“直接涉入事故”的第一順位受害人呢？20世紀90年代后期英國上訴法院的兩個判例討論了這個問題。第一個案件是揚訴查爾斯教堂（南方）有限公司案[Young v. Charles Church(Southern) Ltd]，[32]原告和同事科克一起搭建腳手架，在工作過程中，原告聽到一聲巨響，轉頭看到科克因不小自將電極與電線接觸而意外觸電。原告因為擔憂科克的安危而受驚，并引發精神傷害。審理本案的英國上訴法院的多數意見認為，雖然原告擔憂的并非自身安危，而是第三人的安危，但是他仍然屬于第一順位受害人。第二個案件是西約克郡警察局局長訴斯科菲爾德案（Chief Constable of West Yorkshire Police v. Schofield），[33]一審原告警員斯科菲爾德與警官杜丁一起去某一居民寓所檢查發現的一批槍支，杜丁沒有發出任何警告就拿起一支槍朝屋內的一堆折疊的床褥連開六槍，在幾英尺外的原告則立即伸手保護住兩名女戶主。事后，原告被診斷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癥”(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但是她在陳述中坦承，當時她并沒有感到恐懼或擔心自身的安危。二審的英國上訴法院認為，并不是在每個案件中“擔憂自身安危”都是“直接涉人事故”的必要條件；本案中的原告身處事故現場、又面臨遭受人身傷害的危險，這就足以認定她是第一順位受害人。
英國法不以“擔心自身安危”為第一順位受害人的要件，是對嚴格區分第一順位和第二順位受害人制度的一種變通。盡管擔心自身安危是引發精神傷害的常見情形，但絕非唯一的情形。在某些特定案情下，事故中因擔憂他人的安危或者單純的意外受驚而患上精神疾病的受害人也需要法律的救濟，但作為第二順位受害人則較難獲得賠償。此時，法官往往通過擴大對“直接涉人”概念的解釋，將此類受害人也納人第一順位受害人，從而使其獲得賠償。然而，這樣的做法的客觀后果是，模糊了第一順位受害人與第二順位受害人的界線。
2．第一順位受害人
在判定原告是第一順位受害人之后，法院需要考慮的是，被告是否對該受害人負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創傷的注意義務。斯圖亞特史密斯法官在審理麥克法雷恩訴凱里多尼亞有限公司案時，也討論了這個問題。他提出了“可被合理預見的精神傷害”標準，即“可以清楚地預見一個具有合理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也會因擔憂自身安危而受驚、以致引發精神創傷”。[34]不過，這項標準被之后的佩吉訴史密斯案（Page v. Smith）[35]所修正。該案涉及一起輕微的車輛碰撞事故。駕駛汽車的原告在事故中并未受到身體傷害，但卻遭受了精神創傷。英國上訴法院認為，案件涉及的事故程度輕微，無法合理預見原告會因此遭受精神傷害，從而否定了原告的賠償請求。然而，英國上議院在終審時認為，判定“對受害人是否負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創傷的注意義務”應適用“可被合理預見的人身傷害”標準。換句話說，只要能夠合理預見直接涉人事故的第一順位受害人可能遭受人身傷害（無論是身體傷害、抑或精神傷害），那么就認為被告對其負有避免其遭受精神傷害的注意義務。一方面，這項新的判定標準降低了第一順位受害人證明注意義務的難度；在另一方面，它也使得行為人承擔了過重的注意義務，即在那些身體傷害可被合理預見、但精神傷害卻無法被合理預見的案件中，行為人也被要求對遭受精神創傷的第一順位受害人承擔責任。這是佩吉訴史密斯案所確定的判定標準備受批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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