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賈 科 ]——(2012-7-11) / 已閱9539次
在未成年人侵權案件中，除非未成年人有財產，否則法院通常判決由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如果其監護人沒有賠償能力，那么在侵權行為人成年以后且有固定收入、具有賠償能力的情況下，其能否作為被告或者在執行程序中被申請追加、變更為被執行人——該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起訴或追加已成年行為人缺乏法律依據，故應駁回起訴或申請人的追加、變更申請。
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認為可以將已成年行為人作為被告，或在執行程序中追加其為被執行人，理由是：第一，根據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第二款“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不足部分，由監護人適當承擔，但單位擔任監護人的除外”的規定，監護人承擔責任不是基于自身過錯，而是基于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立法考慮。因此，同樣從有利于保護被害人的角度出發，在侵權人成年后有賠償能力的情況下，可以將其作為被告或追加為被執行人。第二，成年行為人作為侵權人向被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符合“侵權責任自負”的原理。第三，如果不能再次起訴已成年侵權人或追加其為被執行人，將導致被害人權利得不到充分救濟。
現行法律框架下的答案
筆者同意上述第一種觀點，即起訴或追加已成年行為人為被執行人缺乏法律依據，應駁回起訴或申請人的追加、變更申請。理由如下：
1.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三條，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二條都規定被監護人致人損害，由監護人承擔責任，該責任為監護人自己責任，而非對被監護人責任之轉承或替代。正因為如此，除非審判階段未成年人有足額財產的，否則均應由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且監護人承擔責任后不能向未成年人追償，該責任亦不因未成年人成年后具備責任能力而轉移至本人。
2.我國民法無單獨的民事責任能力制度，民事責任能力被寓于民事行為能力制度之中，即民事行為能力既包括從事合法行為的能力，也包括對違法行為承擔責任的能力。無行為能力人即無責任能力人，縱然行為人客觀上具有辨識能力，但在法律上依舊無責任能力，不應對其行為后果承擔民事責任。因此，“責任自負”原理在未成年人侵權案件中不具有說服力，因為行為人當初既無行為能力，即無責任能力；既無責任能力，即無侵權責任。法律規定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監護人才是法定責任人，其應自擔責任。追加成年行為人為被執行人，不是體現而是違背了監護人“責任自負”原則。
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侵權行為發生時行為人不滿十八周歲，在訴訟時已滿十八周歲，并有經濟能力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沒有經濟能力的，應當由原監護人承擔民事責任。行為人致人損害時年滿十八周歲的，應當由本人承擔民事責任……”該條清楚表明：一是行為人致人損害時不滿十八周歲，原則上不承擔侵權責任；二是即使不滿十八周歲要承擔侵權責任，也必須其訴訟時已滿十八周歲且有經濟能力；三是若訴訟時行為人尚不滿十八周歲，即便其十八歲后有經濟能力，也不符合承擔責任的條件。需要強調的是：“在訴訟時已滿十八周歲”的“訴訟”，指的是一次訴訟，而非再次訴訟。雖然，民法通則和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條款都規定被監護人有財產時，首先以被監護人財產承擔責任，但這一規定顯然只適用于受害人對監護人起訴，法院做出判決之時，其本質上為衡平監護人利益的法律政策上的特殊安排，是判決時對監護人責任的減免，不能擴大適用于侵權的未成年人成年后民事程序中。
４.如果侵權的未成年人在成年后可以作為被告，對其在成年之前已經司法程序處理過的案件進行再次審理，或者直接追加成年行為人為被執行人，對大量已經終結的案件再次審理或啟動執行程序，則明顯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從而沖擊司法秩序，損害司法權威。
５.被害人的權利可能因為監護人沒有賠償能力而未能實現或不能全部實現，但司法實踐中，由于被告缺乏賠償能力致使原告不能受償的情況并不少見，但要突破判決書確定的責任主體追加被執行人，則必須要有法律或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否則可能影響到被追加者的合法權利，而且可能構成對被害人的雙重保護。《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規定了8種可以在執行階段裁定追加被執行人的情形，不包括追加成年行為人這種情況，因而直接追加缺乏法律依據。
比較法背景下的探析
關于未成年人侵權行為的責任承擔問題，各國大致有４種立法例：1.由被害人承擔所生之損害；2.未成年人負全部責任；3.原則上由未成年人承擔責任，但是依據其知能發展程度，如果能夠認定其主觀上沒有侵權故意，則可以免責；4.根據未成年行為人與被害人的經濟狀況，由未成年人承擔衡平責任。英美法多采用第三種立法例，以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則多采用第四種立法例，我國臺灣地區亦采此立法例。
臺灣地區民法第一八七條規定：“未成年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以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為限，與其法定代理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時無識別能力者，由其法定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情形，法定代理人如能其監督并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如不能依前兩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被害人之聲請，得斟酌行為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行為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可見：1.未成年人侵權，雖行為系未成年人所為，但是如果其行為時沒有識別能力，應由法定代理人單獨承擔責任；2.如果未成年人為侵權行為時有識別能力，由未成年人與其法定代理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3.對于未成年人與其法定代理人對被害人承擔連帶責任之后的內部求償關系，德國民法規定應由未成年人單獨承擔責任，臺灣亦有學者主張，二者的內部責任應平均分擔；4.法定代理人承擔責任的基礎在于其監督上的過失，而這種過失系推定過失責任，如果法定代理人能夠舉證證明其沒有過失，則可以推翻這種推定，即無需承擔責任；5.在未成年人沒有識別能力的情況下，本應由法定代理人單獨承擔責任，但如果法定代理人證明其已盡到監護責任因而免責的，法院可依據被害人的申請，根據未成年行為人與被害人的經濟狀況，責令未成年人承擔全部或者部分賠償責任。這便是未成年人侵權責任中的“衡平責任”。
在我國臺灣的立法體例中，未成年人侵權案件的責任承擔問題，有兩個情況至關重要，一是未成年人的識別能力；二是法定代理人的舉證免責。這種立法例的核心在于將民事行為能力與民事責任能力進行了區分，不具備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也有可能具有侵權行為的責任能力。根據加害行為的種類、責任能力欠缺的程度等因素，未成年人本人亦要承擔一定的甚至是全部的侵權責任。而目前大陸民法尚未對民事行為能力與民事責任能力加以區分，而是明確規定了未成年人侵權由監護人承擔責任的基本原則，僅僅是在“未成年人有財產的”以及“訴訟時已滿十八周歲且有經濟能力”的情況下作出由未成年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例外規定，從而在未成年人侵權制度中對符合現代民法趨勢的衡平責任有所體現，但是并未動搖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的制度根基。在現行法律規定之下，只要侵權人是未成年人，其行為時的年齡、侵權行為的種類、智能程度等情況都在所不問，至多需要考察一下“未成年人是否有財產”及“訴訟時是否已滿十八周歲”，即可依法作出裁判。
建 議
目前，各國法律規定相對于司法實踐而言，過于簡單，難以滿足未成年人侵權案件的復雜情況，而且對于侵權行為人、被害人以及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三方主體而言都難謂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公平：對行為人而言，在其作出認知能力足以判斷的侵權行為時，卻由于屬于未成年人即可免責，有違侵權責任自負的原則；對于被害人而言，在其合法權利遭受侵害的情況下，其無法要求行為人在具備賠償能力之后給予賠償，故往往由于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沒有賠償能力便得不到賠償；對于監護人而言，即便其能夠證明已盡到監護責任卻仍不能免責，這勢必導致監護人的責任過于道德化。
為周全考慮各方當事人之利益保護，并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及身心發展，在未成年人侵權制度中，引入不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對不同程度侵權行為在識別能力上的差異、未成年人的衡平責任以及監護人盡到監護責任時相應減免賠償責任等機制，實有必要。
（作者單位：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