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磊 ]——(2012-6-28) / 已閱7468次
公元1956年，日本九州熊本縣水俁市。近海附近的很多漁民突發怪病，患病者的慘狀與哀鳴遍及水俁市。受害的兒童出現嚴重的腦炎癥狀，患病的成人則出現腦腫瘤、腦出血及精神病癥狀，甚至有患者精神發狂而死亡。患者即使住院治療保住性命，也會留下知覺異常的神經障礙、聽力減退、語言障礙等后遺癥。事件伊始，患者因疫學知識與法律意識欠缺，唯有承受重癥帶來的慘痛。直至1959年，熊本大學醫學系方將注意力集中在“有機水銀中毒”的原因上，謹慎調查后推斷:水俁市的“日本氮素工廠”往近海排放有機水銀廢液是造成漁民慘狀的元兇。不過現實卻較殘酷，家庭已近崩潰的受害者親屬的抗議所遭遇的不過是氮素工廠與市議會的冷眼，在經濟利益優先的思維下，水俁市政府、行業協會、議員均站在氮素公司一邊。1959年12月，在輿論壓力下，水俁病事件以所謂的“和解”暫告一段落。患病5年以上的生存者被迫接受每人50萬日元的“慰問金”(相當于人民幣4萬元左右)，并書面保證今后再不得提起新的賠償要求。在水俁病訴訟成功之前，患者們的哀鳴聲被優先發展經濟的欲求所淹沒。
二戰后的日本，在經濟飛快躍進的車輪聲下，三井、昭和等日本大企業以政治獻金方式試圖影響政府的決策，在公害訴訟上尤其如此。因官商政治的現實背景，面對因公害污染而患病的漁民，三井公司、日本氮素工廠、昭和石油等大企業儼然“大佬”自居，反而諷刺、誣陷患者不過是“想從公司騙錢”而已。即使患病者向污染企業提起訴訟，勝訴可能性微乎其微。
于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前后的日本，部分近海附近可見因有機水銀污染而死亡的魚類，巨大的工廠群里不停地噴出煤煙，夜晚管道里烈火熊熊燃燒釋放出有毒的亞硫酸，礦業公司則為追求利潤而往河流中排放致病的重金屬鎘……這一切也與日本上世紀的“經濟奇跡”相生相伴。一面是水俁病患者日復一日的疾病慘狀，另一面卻是污染企業的逍遙法外與“大事化小”的現實。
依照傳統的日本民事訴訟舉證立法，法院奉行“對誰有利、由誰舉證”的規則，水俁病患者除了要證明水俁病癥狀之外，還必須證明日本氮素公司、三井礦業、昭和電工等排污企業與水俁病之間有確實的因果關系。“對誰有利、由誰舉證”的舉證規則原為德國法學家羅森貝克于1900年所首創，但至水俁病訴訟時已相距有一甲子，僵化地將該規則適用于因重金屬污染而患病的受害人明顯不符合司法公正。在日本最高法院創設新理論、新判例之前，“因果關系”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問題成為公害訴訟中原告方及其律師難以逾越的高墻。
1970年3月，日本最高法院法官矢口洪一代表多數派亮出了最高法院的新思維，即通過“蓋然性因果關系”與“舉證責任倒置”來審理水俁病訴訟，成為“烏云中的亮光”。日本民事侵權法上原本就有“過錯推定”的規則，三井礦業、昭和電工等企業排放重金屬事實是否與原告水俁病間存在因果關系，根據已知證據進行“過錯推定”不僅符合民法典，也是合理降低原告方證明度的要求。加之美國民事訴訟中一直就有“蓋然性證明”(Proof of Preponderance)的立法與判例，二戰后受美國法影響的日本在訴訟證明中引入蓋然性證明理論并不奇怪。因此，1971年9月，新瀉地方法院判決患者全面勝訴。審判長宮崎啟一法官在最高法院的鼓舞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判決中引用與發展了蓋然性證明理論，即“企業不能證明自己的工廠不可能成為污染源的話，事實上可以推斷出存在污染，同時意味著證明了法律上因果關系。昭和電工雖然知道熊本縣的水俁病對人體、生物的損害，卻有如隔岸觀火，對于工廠乙醛制造過程中有機水銀化合物的產生、流出毫不注意，不加任何處理就作為工業廢水常年排到內河與近海，構成過失”。司法前進的巨輪為最高法院及各種進步團體所推動，公害訴訟最終以原告的徹底勝訴終結，法院除判決要求企業向原告公開道歉、停止侵權外，每名因重金屬污染而致死、致殘的原告獲得1600萬至1800萬日元的賠償。
水俁病事件的訴訟結果當時為全球所矚目，一方面是因于水俁病的慘狀與患者的哀鳴觸動了人們內心深處的靈魂，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日本法院在關鍵時刻“順應時勢”合理運用、解釋法律保護弱勢的患者群體，恪守了司法正義的底限。法官所創設的“蓋然性證明”判例也開啟了日本二戰后民事訴訟的新篇章，在特殊侵權訴訟中通過適度降低弱勢原告的證明責任，同時也實現訴訟結果上的“舉證責任倒置”，這成為世界法制史上日本法官群體值得稱頌的貢獻。
水俁病的判決精神也影響到日本的刑事訴訟，當下的日本在學說與制度上均肯定“疫學的因果關系”標準。即在公害犯罪案件中，如果檢察官能夠舉證證明“疫學上的因果關系”的成立，污染企業應當被追究罪責。證明疫學上的因果關系無須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絕對客觀真實標準，而只需根據疫學原理及統計學方法證明公害污染與患病之間達到較高的“蓋然性優勢”即可。訴訟證明不同于自然科學上的科學學說證明，自然科學實驗要求嚴格的實驗條件、實驗程序及實驗數據，科學學說的證明需達到“排除所有合理的懷疑”方能為科技界所公認。但是在特定的公害犯罪案件中，訴訟證明卻無必要達到“排除所有合理懷疑”。
二戰后的日本刑事訴訟法被稱為“新憲法之嫡子”，檢察官與法官必須擁有新時代的人權意識方能為國民所稱頌。在如何應對科技革命的副產品重金屬污染案件問題上，日本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定罪證明為“自由心證”，賦予新時代的檢察官、法官新課題與新權能。正如日本最高法院法官岸盛一先生所云:“檢察官、法官必須是一根根孤獨生長的竹子，一根一根的翠竹盤根錯節，牢牢地守衛著山河。檢察官、法官要有像竹子一樣堅韌孤高的精神。”日本最高法院在刑事司法上同樣創設了“疫學的因果關系”理論，在追訴、懲治公害犯罪中創設新的證明理論，表現出竹子似的品格與司法操守。
時下的中國大陸，“綠色GDP”的實現任重而道遠。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公眾被迫要忍受公害污染的代價，受害人被迫接受污染企業的所謂“慰問金”，以致公害犯罪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刑事司法漏斗效應(Criminal funneling effect)在當下的公害犯罪治理上已經顯現無疑。一面是公害犯罪受害者的病痛慘狀、窮困潦倒及家庭的支離破碎，另一面卻是經濟利益至上思想下在重大環境污染犯罪上顯現出的過度寬容，上述日本水俁病訴訟的經驗教訓或許可以為時下的中國大陸司法界所借鑒。
(作者為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