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格林 ]——(2003-10-1) / 已閱31518次
惡勢力犯罪的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探析
朱格林
[摘要]本文通過對惡勢力犯罪概念的辯析，以其性質對概念作了重新描述后，以司法實踐視角，考察其一般犯罪特點，表明其存在的危險和危害性。尤因其存在法規竟合或事實竟合情形，故與其他犯罪形態和行為作出界定，特別是實踐中對法律適用的模糊性，作者提出了應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惡勢力犯罪，認定，法律適用
面對日益猖獗的惡勢力犯罪，全國各級司法機關在“從嚴從重從快”的刑事政策指導下開展了“打黑除惡”專項斗爭。但是，由于人們對惡勢力犯罪這種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犯罪現象缺乏充分認識，加之學界觀點眾說不一。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易出現定性不當，打擊不力等問題。為了更加深入有效地打擊惡勢力犯罪，筆者擬對惡勢力犯罪的概念、認定和法律適用等問題略抒管見。
一、惡勢力犯罪的概念提出
惡，過也【1】，后引申為“罪惡”、“兇暴刁鉆”之意【2】；勢，即權力、權勢【3】；力，本義指“體力”、“力氣”，后指“力量” 【4】；惡勢力，英語為“vicious power”，沿自古法語，意為“邪惡的權力”或“兇殘的力量”【5】。因此，惡勢力一詞包含著法律和道德強烈否定的社會評價。盡管歷代史料和各種文學影視作品對市井惡棍、街頭地痞、黑幫賊匪和極端組織等惡勢力都有過淋漓盡致的描繪，而且，我們從舊刑法的流氓罪和新刑法典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尋釁滋事、聚眾斗毆和敲詐勒索等罪名中也可覓見其端倪，但新舊刑法典卻未把惡勢力犯罪作為一個法律概念予以明確規定。所以，惡勢力犯罪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是刑事政策概念。從1983年我國開始“嚴打”斗爭到2001年初，中央政法委提出把打擊流氓惡勢力犯罪作為“嚴打”的重點對象之一，對惡勢力犯罪的研究得以積極開展起來。但迄今為止，惡勢力犯罪的概念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并得到普遍公認的定義。其代表性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1）廣狹義概念說。該說主張惡勢力犯罪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惡勢力犯罪泛指所有團伙性犯罪。狹義的惡勢力犯罪則專指組織結構松散的一般性團伙犯罪。
（2）特征定義說。該說主張根據犯罪組織的性質和目的、組織結構、行為紀律和活動方式、發展變化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等特征，綜合提煉惡勢力犯罪的定義【6】。
（3）法律層次說。該說以新刑法的法律規定為依據，認為黑社會性質犯罪是惡勢力犯罪的最高層次，而將其以外的違法犯罪團伙歸為較低層次的惡勢力犯罪【7】。
筆者認為，惡勢力犯罪概念的定義應取決于不同的研究價值取向。廣狹義概念說把一般團伙犯罪納入研究視野，擴大了考察范圍，對惡勢力犯罪的預防、立法和司法進行突然向應然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該說除狹義概念指出惡勢力犯罪屬有組織犯罪外，其廣義概念對惡勢力犯罪卻未作個性化研究；特征定義說和法律層次說，以現有法律規定為依據，從司法實然性角度出發，著重考察行為人的行為特征和性質，在實務上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以上三種觀點，雖然對惡勢力犯罪提出了思考途徑，卻未能給出明確的概念定義，筆者認為，對惡勢力犯罪的定義應考慮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不同時期，人們的行為習慣、價值取向和社會治安形勢存有差異，認定惡勢力犯罪的立足點、出發點和對其適用的刑事政策也會不盡一致，惡勢力犯罪的內涵和外延也會因此不同。
第二、在我國現行刑法的框架下，惡勢力犯罪的定義應當區別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至少它應包含以下幾方面內容：（1）、作為一種勢力，惡勢力是以多人（3人以上,多則數十上百人）為前提的組織或群體；（2）、惡勢力特有的組織、行為、活動區域特征；（3）、行為方式特點；（4）社會危害程度。
第三、在認定惡勢力犯罪時，不能只依據犯罪人行為是否具有暴力傾向和危害后果是否嚴重以及周邊群眾的個體態度來認定，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和罪刑法定原則，以唯物辨證法的方法進行考量。
綜上，筆者認為，惡勢力犯罪是指犯罪主體以糾合性組織或群體在相對固定的區域或行業內，采用暴力、威脅等手段肆意給犯罪對象造成了一定損害后果或危險，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
二、惡勢力犯罪的一般特點
1、主體構成明顯，劣根性較深。無論是惡勢力頭目、骨干，還是盲目跟從的“爛仔嘍羅”，基本上都是其活動區域內的當地人，他們的骨干人物以親緣、宗族、同鄉、同學、獄友、相同經歷和惡習等共同點為聯系紐帶結成惡勢力核心，特別是那些有前科劣跡的“兩勞”釋放人員或多次被治安處理的人員，這些人以其“惡名”、“豐富”的作案經驗、反偵察伎倆作為“操社會”和“炫耀”的資本，在當地裹脅、網羅成員，從而形成一股反社會的邪惡力量。如岳池縣的楊輝團伙，其骨干均系當地開“摩的”的農民以“結親家”方式聚合而成；鄰水縣黃運忠為首的86名“梅花會”成員，其中47人曾被政法機關打擊處理過，十余名骨干都是當地用撲克牌搞“三猜一”詐騙的“同道”【8】。
反社會是惡勢力的共同本質，也是其“惡”之所在。這些人大多數是無正當謀生手段、個體素質低下的青少年，鄰水劉鳳、張坤團伙，全是18歲以下（最小僅15歲）的“小雜痞”【9】，他們年齡雖小，卻舞刀弄槍，追殺砍打，心黑手辣，缺乏社會公德，法律觀念淡薄，謀生技能差，大多染有賭博、嫖娼、打架、斗毆、貪吃懶做等惡習，把享樂主義和稱雄稱霸作為追求目標。
2、區域性作案，公開對抗社會。惡勢力犯罪與流竄作案不同，他們滋生于當地，作惡稱霸于故土，是一群“專吃窩邊草的狡兔”，他們的主要犯罪活動大都集中在核心成員的居住地及其周邊地段，這些人在私利的驅動和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的沖擊以及幾千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路吃路”的傳統狹隘地域思想的影響下，為了爭強斗勝，他們裝備長短火藥槍、東洋刀、匕首、土制炸彈等兇器，憑借團伙力量，不分時間、地點、場合，明火執仗地在路、村、街、市等公共場所公開進行敲詐勒索、尋釁滋事、毆打無辜、強買強賣，欺壓百姓，擾亂公共秩序，危害一方安寧，使群眾缺乏安全感，為一方百姓所痛恨；有的甚至公然藐視法律，以暴力抗衡基層黨政組織，以宣泄其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如鄰水縣的楊輝團伙，號稱“河西派出所”，不僅向出租“摩的”收取每月10元“保護費”，任意敲詐當地雞鴨魚販，甚至公開召集“摩的”開會搞“自治”，并持刀集結派出所進行挑釁漫罵；岳池縣袁勇團伙，因到鎮電視臺為同伙勞釋回家點歌慶賀遭拒，竟糾結十余人翻進鎮政府，對前來制止的鎮長進行毆打漫罵，氣焰十分囂張【8】。
3、肆意連續作案，非法牟取利益。惡勢力盤踞一方，無所顧忌地大肆連續性作案，是危害一方的“害群之馬”。他們事前一般無預謀策劃，往往臨時起意，惡性突發，隨意性大，群眾只要多盯他們幾眼或者他們覺得某人不順眼，便哄砸搶打。岳池縣楊輝團伙，在短短的二年時間內，連續作案多達57次。劉順明團伙于1996年元月19日晚駕車至岳池縣同興加油站打傷加油站老板，強行加油，他們搶劫了在此加油的外地車主現金100元后又竄至加油站宿舍，掀開熟睡中的女職工被蓋，看她們是否穿內褲。
據調查，惡勢力犯罪案件85%與錢財有關【10】。為掩蓋其行為本質，他們欺行霸市，故意制造事端并借題發揮；充當“執法者”、“中間人”，大肆插手民事糾紛；利用自己臭名昭著的“知名度”為一些私營企業、個體老板充當保鏢、“扎場子”、追討欠款、復仇“了難”、“保駕護航”。重慶市奉節縣劉洪偉團伙在當地強行低價收購仔豬后，又以拳腳開路，脅迫外地商販高價購買。廣安市劉昌福一伙，經常插手民事糾紛，強行“調解”，既吃“原告”，又吃“被告”【11】。德陽市龔平團伙，多次在該市泰安小區工程中，把持工地大門，攔截材料運送車輛，追逐攆打司機，威脅房產開發公司的管理人員，強行運送紅磚沙石，非法倒賣所謂的紅磚沙石“運送權”、土方“挖掘權”，從中漁利。
4、組織結構松散，易打擊，易反復，社會危害性大。惡勢力屬典型“無組織紀律”的“烏合之眾”，其組織結構和內部紀律相對較為松散，無書面“規章”和嚴格的懲戒制度，平時主要靠“哥們義氣”和“亡命徒”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維系。但是，“嚴打”對惡勢力犯罪而言，一“打”就跑，一跑就散，風聲過后，又會迅速冒出來，打而不絕，禁而不止。長此已久，橫行鄉里，稱霸一方，為非作歹，不僅會嚴重踐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和人身安全，破壞經濟環境和秩序，而且會動搖民心，影響基層政府和執法機關的威信，特別是因為不及時打擊或打擊不力，養虎為患，從“小惡”到“大惡”、從“零星經營”到“規模發展”，一些惡勢力會逐步演變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對社會形成更大危害。
三、惡勢力犯罪與其他共同犯罪的界限
（一）、惡勢力犯罪與犯罪集團的界限。刑法第二十六條二款之規定，犯罪集團是指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根據1984年6月15日“兩高”和公安部《關于當前辦理集團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答》，一般犯罪集團的特征為：（1）、犯罪人數眾多（3人以上），重要成員固定或基本固定；（2）、經常糾集在一起進行一種或數種嚴重的犯罪活動；（3）、有明顯的首要分子；（4）、有計劃、有預謀地實施犯罪；（5）、社會危害性嚴重。因此，惡勢力與犯罪集團有相似之處，如人數眾多，成員較固定，都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等。但兩者也有較為明顯的區別，主要表現為：
1、主觀目的不同。犯罪集團成立的目的是為了實施某種或幾種明確的罪行；而惡勢力犯罪主要是憑借人們對其惡名的壓抑和恐懼來滿足其稱王稱霸的精神欲望并實現對社區群眾的自私性剝削的畸形人生價值。
2、作案方式不同。犯罪集團作案計劃周全，目標明確，行動隱秘，一般會積極掩蓋身份；而惡勢力成員個性張揚，往往三五成群，行為目標一般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為顯示其霸道，他們經常是公開地進行違法犯罪，甚至有意讓對方知道自己的身份，以使對方因恐懼而臣服。
3、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不同。犯罪集團是專門從事犯罪活動的犯罪組織，其實施的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并應受到刑罰懲罰。而惡勢力成員從事的既有一般違法行為，也有犯罪行為，他們經常是“大壞不干，小壞不斷”，其行為一般以破壞社會治安管理為主。從大量實際材料看，由一般違法到犯罪，由輕罪到重罪，直至惡貫滿盈遭致滅頂之災正是惡勢力犯罪形成、發展的軌跡。因此，一些惡勢力所犯罪行的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
（二）、惡勢力犯罪與非法武裝團體、恐怖組織、邪教和會道門組織的界限。我國刑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了武裝叛亂、暴亂罪，該罪的非法武裝團體通過一定規模的武裝暴力公開顯現其反政府的政治目的，其行為帶有政治性。惡勢力團伙一般配備有大刀長矛、槍支彈藥，甚至爆炸物，他們的行為通常是為了逞強好勝、牟取不法利益，不具有政治目的，其反抗的規模和劇烈程度均不如非法武裝團體。
恐怖組織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特別是2001年“9.11”事件以來，在歐洲、中東和南亞等地出現的犯罪組織，他們所從事的劫持、綁架、爆炸等活動一般也具有政治目的，目標主要是針對國家或政治團體的領袖要員，特別是針對不特定的群眾或公共財產設施。惡勢力犯罪一般不具有反對一個國家政治的目的，行為對象單一、明確。
會道門、邪教組織一般是通過宣傳封建迷信、異端邪說而擾亂人們的思想，鼓動他人去破壞社會秩序，其行為具有欺騙性，一般不帶有暴力性、掠奪性；而惡勢力通常是直接針對他人使用暴力、威脅手段。
（三）、惡勢力犯罪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界限。黑社會性質組織是針對黑社會在我國發展的不成熟階段提出的一個法律概念。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如下特征：1、組織結構比較緊密，人數較多，有比較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有較為嚴格的組織紀律；2、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其他手段獲取經濟效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3、通過賄賂、威脅手段引誘、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活動，或者為其提供非法保護；4、在一定區域或行業范圍內，以暴力、威脅滋擾手段，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因此，惡勢力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有一定的共同點，如都具有一定的組織，人數較多，擁有固定或者相對固定的活動范圍，經常以暴力威脅手段從事聚眾斗毆、尋釁滋事、敲詐勒索、故意傷害等違法犯罪活動，破壞社會治安，妨害社會管理秩序，擾亂經濟秩序等，但二者又有著本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特征更為嚴密。黑社會性質組織有明確的發起者、組織者，基本成員固定，內部分工明確，層級清楚，有殘酷、嚴格的內部紀律約束。如宜賓市狄紹偉集團的《員工手冊》共四章47條，內容包含對出賣、背叛、損害組織利益、不服從命令的，處以割舌、挖眼、切指、斷雙腿和處死等酷刑。在從事犯罪行為時，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一般從事幕后策劃和遙控指揮，并不親自參與現場行動，其成員犯罪具有職業化、專門化趨勢，是一種嚴密、殘酷的犯罪組織，主要從事殺人、搶劫、販毒、綁架勒索、盜賣文物、組織偷渡等犯罪活動。惡勢力的組織結構相對較為松散，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主要靠江湖道義維系，除組織者和領導者外，其他多數成員不固定，只是在實施違法犯罪時才臨時糾合在一起，成員素質普遍偏低，往往是誰最心狠手黑后臺硬、敢打敢殺不怕死，就聽誰的。成員之間沒有明確分工或只是具體行動時臨時分工，其組織者、領導者常常“身先士卒”直接參與現場作案。
2、主觀目的和經濟實力不同。攫取非法的經濟利益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得以長期存活、膨脹的前提和基礎，從嚴格意義上講，每個黑社會性質組織都在以暴力為后盾從事非法的經濟活動，謀求一定區域或行業的經濟壟斷地位，以“黑”養“黑”，非法斂財，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并力圖控制某一地區的政治和文化，充當“第二政府”角色。惡勢力的違法犯罪目的具有多樣性，主要是為非作歹，稱王稱霸，滿足精神刺激需求，不一定以追求非法經濟利益為目的，缺乏使組織長期存續的雄厚經濟基礎，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經濟實力，有時甚至一餐飯也會成為惡勢力犯罪的誘因。
3、腐蝕滲透能力不同。官匪勾結，“黑白”兩道合流，沆瀣一氣，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猖獗并能持續生存的主要原因。黑社會性質組織通過金錢、美色、恐嚇等賄賂、威脅手段引誘、逼迫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其提供非法保護，一些黑社會性質組織甚至通過操縱選舉或利用已有的“關系網”直接向國家機關安插成員，以便隨時通風報信或整治打擊秉公執法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惡勢力的“保護傘”和“關系網”不明確或者層次較低，有的根本就沒有“保護傘”和“關系網”，抵制社會的“后臺”實力不強。
四、對惡勢力犯罪適用法律應注意的問題
（一）、不可避免地“從快”適用刑罰，是遏制惡勢力犯罪的有效保證。制止犯罪發生的一個最有效的手段，并不在于刑罰的殘酷，而在于刑罰的不可避免【12】。從已有和潛在的犯罪人角度看，不少惡勢力成員之所以敢于多次連續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可以避免的僥幸心理所支配。“除非存在免受懲罰之希望，否則沒人愿意去犯罪。如果刑罰恰好由罪行之獲利而產生，且又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不會有人犯罪了”【13】。由于一部分惡勢力犯罪案件，長期不能偵破或雖然偵破但因種種原因未能使罪犯受到應用的懲罰，從而強化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他們甚至會認為受到懲罰純屬偶然巧合，因而會更加狡猾、膽大妄為、變本加厲地實施犯罪。因此，筆者認為，罪犯得不到及時應有的懲罰是當前惡勢力犯罪呈上升趨勢的主要原因。如果惡勢力犯罪無一例外地受到刑罰懲罰，使犯罪人親身體驗到犯罪與刑罰的必然聯系并切身感受到刑罰的真實存在和威懾力，從而消除僥幸心理，最終放棄繼續犯罪，潛在的犯罪人即使原來有犯意的也可能會放棄。普通的社會成員也愈能認識到刑罰與犯罪之間的必然聯系，并自覺提高守法意識和法制觀念，增強同各種惡勢力犯罪作斗爭的信心和積極性。
貝卡利亞認為：刑罰跟隨犯罪來得愈快，他們之間的間隙愈小，刑罰就愈公正，愈有益處【14】。及時對犯罪人適用刑罰，能剝奪犯罪人再次犯罪的條件，避免犯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而且可以安撫被害人，化解社會矛盾。從多年來的“嚴打”情況看，被判處死刑的案犯大多屬于在次數、數額等方面情節嚴重的犯罪人。如果刑罰能確實起到“止惡于初”的作用，案犯本人不至于“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社會也可少遭犯罪之害。因此，“從快”打擊惡勢力犯罪，不僅能強化人們對“惡有惡報，善有善報”這種正義觀念的認識，促使人們確信法不可違、罪不可犯，從而增強守法觀念，而且也有助于儆戒社會上不穩定分子，使他們在想到犯罪得利的同時，也立即意識到遭受刑罰的可怕結局，從而自覺地抑制犯罪意念。當然，“從快”也不是一味求快，而是在保障被告人法定訴權和法律程序范圍內高效率、高質量地及時辦案。
（二）、正確理解“兩個基本”，查清涉及惡勢力犯罪的客觀事實和證據。“兩個基本”，指“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充分”，它是我們黨為適應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刑事政策和辦案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5】。但是，法律不僅是政策的工具，也是政策的界限。適用“兩個基本”，就是在“兩個基本”的指導下，適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不能理解為拋開法律辦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明確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才能作出有罪判決。因此，“兩個基本”的提法有一定的模糊性，容易引起歧義并影響案件質量，甚至會造成冤假錯案。“基本事實”是指關系到定罪量刑的主要案件事實，即犯罪嫌疑人是誰、是否實施犯罪、如何量刑以及罪輕、無罪等關鍵事實【16】。具體包括：（1）、主體身份及其刑事責任能力、主觀罪過和犯罪的時間、地點、手段和后果等犯罪構成的事實；（2）、有無幕后策劃指揮者和包庇縱容者；（3）、確定法律規定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和影響量刑幅度的情節、數額和后果的事實；(4)、從重、從輕、減輕或免除刑事處罰的事實和情節；（5）、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事實。“基本證據”是指據以認定事實的基礎的、主要的證據【17】。他包括兩個方面：（1）、基本證據應當是認定基本事實的證據，不是證明基本事實的證據，不屬于基本證據；（2）、基本證據應當是認定有關基本事實的主要證據，而不是所有證據。
“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實充分”不等于“事實基本清楚，證據基本確實充分”，更不是司法機關掌握了一定的事實和證據就可以對被告人予以定罪量刑【18】。堅持“兩個基本”，必須同時強調“穩、準、狠”，不能搞“大概齊”，對那些不影響定罪量刑的枝末細節，不能借故久拖不決。
（三）、在法律層面下，嚴格依法對惡勢力犯罪“從嚴從重”定罪量刑。在對惡勢力犯罪定罪時，應依據犯罪構成理論嚴格剖析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應受刑罰處罰，對于尚不夠刑事處罰的一般違法行為，應交由相關行政部門處理，對于構成犯罪的，不能以“罰”代“刑”。通常，惡勢力成員作案的隨意性和連續性決定了其行為可能會在跨1997年9月30日前后時段內觸犯多項罪名，因此，應正確適用新舊刑法典適用時間效力、罪名確定和數罪并罰。
就法哲學而言，“嚴打”體現的是刑法報應思想，它是對刑法社會保護功能的強調，因為這種觀念符合我國人民心目中“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老樸素思維【19】。于是，在前法治時代，有著深厚社會歷史基礎的刑法重刑化思想便經常成為社會治安惡化背景下的現實選擇。在“嚴打”實踐中，為了營造“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浩大聲勢，有些司法機關采取游街示眾、公開執行等不正確作法；有的在所謂的聯合辦案過程中，違背刑事訴訟程序的必要程序限制和約束，無視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有些地方政法委不是予以宏觀協調、指導，而是直接插手司法機關的具體辦案。在刑罰輕泛化的世界潮流面前，死守重刑主義其實是不理智的，“嚴打”應充分尊重“刑法的基本原則”作為對惡勢力犯罪定罪量刑的最高標準。罪刑法定原則是當代各國刑法的靈魂，它不僅是守法公民捍衛人權和自由、民主與進步的“大憲章”，也是犯罪分子的“保護傘”；適用刑罰一律平等原則的提出，不僅否定了“特殊公民”的存在，也要求司法機關敢于剛直不阿、力排干擾，維護司法的公平和正義；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要求在對罪犯厘定刑罰時應當與其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相適應。因此，“嚴打”的“從嚴從重”原則，不能違背刑法的基本原則和我國多年奉行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基本刑事政策。（1）、“從嚴從重”必須是在法定范圍內的從嚴從重，是相對于該種犯罪在一般情況下不從嚴從重而言的，它不能突破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而加重處罰；（2）、在執行“嚴打”方針過程中，法律明確規定的從輕、減輕情節，必須得到完全的遵守。不能因為有“從嚴從重”方針，而對于明確規定的從輕、減輕的情節不予考慮。只是在犯罪人具備法定的必須“從輕、減輕”情節時，從輕、減輕的幅度可以比平時小一些；在具備法定的“可以從輕、減輕”情節時，一般不予從輕、減輕處罰；（3）、在具備法定的應當從重的情節時，從嚴從重處罰幅度要大一些，但絕不能升格處理，在具備法定的可以從嚴從重的情節時，一般應予以從嚴從重處罰；（4）、應注意從嚴從重懲罰的幅度。罪行有輕重之分，從嚴從重的懲罰幅度也應有所不同，不能不論犯罪情節、危害程度、悔罪表現等一概從嚴從重，也不能一概地在該量刑幅度內處最高法定刑。
在處理惡勢力犯罪時，還應注意以下幾個突出問題：第一，農村發生的大量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案件，多數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具有突發性和偶然性，有的案件無論是犯罪情節還是犯罪人主觀惡性并不十分突出，因此，不能不加區別，一律簡單地將其作為惡勢力犯罪而從重處罰，特別是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全國農村刑事案件會議紀要》精神，一般不判處被告人死刑。相反，對于一些刑滿釋放的慣犯以及在犯罪后或服刑期間外逃又犯罪的應堅決考慮從重。第二，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應堅持“教育挽救為主，刑事處罰為輔”的寬大政策。對于其中具有初犯、偶犯、從犯或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為依法可以減輕處罰的，應考慮給予減輕處罰；如果符合適用緩刑條件的，仍應依法判處緩刑。第三，要特別注意不應動輒將一些未成年人團伙犯罪或一般的尋釁滋事、聚眾斗毆等流氓惡勢力犯罪作為黑惡性質犯罪從重打擊。第四，對于涉槍涉爆犯罪，一定要注意區分違法與犯罪的界限，不要把農民因不知法、不懂法私藏并非用于作案的少量土槍和爆炸物品作為犯罪處理，無端擴大打擊面。
注釋：
【1】即“過失”之意，見《說文解字》；
【2】見南朝齊•丘遲《與陳伯之書》“惡積禍盈”和《元曲選•無名氏<漁樵記>第二折》“惡叉白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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