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俊民 ]——(2012-4-26) / 已閱16570次
再次，從內容看，證人基于感知事實所作出的推理、判斷，不一定屬于證據事實。例如，某證人陳述，在案件發生時，曾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留長發、穿風衣的人快速跑出倉庫，估計此人就是罪犯。這里，“估計此人就是罪犯”就是意見，不具有證據價值。因為他所體驗的事實只能使他作出有“一個身材高大、留長發、穿風衣的人快速跑出倉庫”的判斷，不足以作出“此人就是罪犯”的判斷。
最后，從種類看，證人意見性陳述分為兩類：一類是體驗性陳述，指證人依據自己所體驗的事實而作出的陳述；另一類是意見性陳述，指證人不是依據自己所體驗的事實，或不完全依據所體驗的事實，而是依據其知識和經驗，以推理等方式陳述的意見。例如，證人陳述：“從倉庫跑出來的人，看上去有30歲。”
比較證人證言中事實與意見，兩者存在明顯的不同點：其一，在內容上，前者是證人感知的所見所聞，后者是證人思考的過程和結果；其二，在形成方式上，前者是如實陳述，后者是分析推理。兩者也有相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均是基于證人親歷和感知的事實而形成，離不開人們的主觀性。正因為證人證言中事實和意見在來源上相同，以及證人證言形成方式的主觀性特征，導致事實與意見的界限不是很清楚。因此，有學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證人證言實際上都是意見證據，是從現象和心理印象形成的結論。”[9]兩者的相同性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從證人證言的形成過程看，其中必然包含判斷的因素。證人在通過感官接受了與案件有關的信息之后，必然要對其進行辨別和分類，作出判斷，最后形成概念。如果沒有這一辨認和判斷階段，就不可能存在人們對事物抽象理解而形成的印象。有學者甚至認為，在事實和意見之間進行分明的界定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義上，所有關于事實的證言都是證人通過觀察客觀現象形成的結論。[10]
其二，從證人證言的表述看，證人就其感知事實所提供的證言總是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而這種主觀色彩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他對于所感知事實的意見（或立場）造成的。例如，證人說他看見一個穿風衣的中年男子用菜刀砍死一個戴眼鏡的青年婦女。在此證言中，“兇手穿風衣”，“是個中年人”，“兇器是菜刀”，“被害人是一名青年婦女”，實際上就是對數個事物進行辨別與判斷。在實質上表達了證人所感知的事實。
其三，從訴訟角度看，對于同一個陳述，辯方認為是事實，而控方則完全有可能堅持認為是意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證人的判斷是否可作為證據，而在于證人證言中那一部分判斷不具有證據價值，哪一部分判斷具有證據價值。證人證言中的“事實”與“意見”之間的差異實質上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并非類別上的差異，因為所有的證言都涉及證人的判斷，應允許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證言。
區分證人證言中事實與意見，目的在于更準確地界定證人證言中的事實。證言包含感知的案件事實越多，越有利于司法人員進行審查判斷。英美法國家往往采用常識判斷的方法，排除那些明顯是意見的證據，至于一般的與事實無異的意見，并不嚴格排除。[11]有些內容看似意見，實際屬于陳述事實必要的“推理和判斷”，應視為事實。這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對出自嗅覺的判斷，通過聞到的物質氣味，憑其日常生活經驗，可以判斷出為某事物，應視為事實。例如，普通證人在現場附近聞到濃濃的汽油味，從而判斷可能是使用汽油縱火。第二，對出自經驗或常理判斷，對有關事物或事件的形態或狀態產生的一種推測意見，應視為事實。例如，關于年齡與容貌、精神正常與否、心理狀態以及氣候狀態等意見。證人可以說“我看見一個大約20歲的男子”，“當時烏云密布，快要下雨了”，“他看上去非常神經質”，“她長得好看”，“他的面相很兇”。第三，對出自視覺的判斷，對看見的事物或事件的各種表現形式，能夠在合理、可靠的基礎上提供描述性意見，應視為事實。例如，車輛速度的快與慢、人的外表流露出的情感或狀態（如“兇惡”、“滑稽”、“喝醉了”）等描述性意見。又如，“這輛車開得非常快”，“他的舉止像一個瘋子”，“那個人像喝醉了酒”，“那是她的簽名”。第四，對出自聽覺的判斷，根據聽見的有關事物或事件的聲音，能夠在合理、可靠的基礎上提供辨認或確認性意見，應視為事實。例如，普通證人可以根據說話聲或腳步聲辨認出某人。又如，聽見公雞啼叫，可以確認時間是大約早上五時等。再如，“我認識此人已經15年了，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分辨出他的聲音”。第五，對出自觸覺的判斷，應視為事實。例如，“她的手很柔軟”，“水很熱”。
綜合以上情形，對證人證言中的意見性陳述是否“合乎一般生活經驗判斷”，是否應被視為事實，可以從多角度進行檢驗。（1）在內容上來源于證人個人親歷過程中感官感知或認識的事實。（2）證人對這些事實通過個人經驗或知識形成了一個總體印象，離開這些經驗或知識，無法得出判斷。因個人經驗或知識差異，會得出不同的判斷。例如，“情人眼里出西施”，并非貌如西施，是因為有“情”，才謂“西施”。（3）不能用其他方式表達，只有借助于分析判斷方式才能表達證人所了解的事實。（4）證人意見性陳述的對象一般是特定事實，具體有以下若干種類，其一，現象性事實。所謂現象性事實，是指從外觀情況，人或動物的身心狀況及其他同時呈現于感覺上的不同事實，一經觀察，即可產生結論。這樣的事實，可以視為對事實的感知，所以允許作為證據。[12]例如，證人陳述曾見被告人在殺人當天“行為比往昔滑稽”，“看起來有些兇惡神情”，“看來似乎在幻想、仿佛心中有事”等。其二，知識性事實。所謂知識性事實，是指對于人或事的狀態感覺與知識的結合而產生的心理印象。這種心理印象，是從一連串的物理現象而來，可以視為事實。例如，證人駕車距火車有20尺的距離，對火車速度觀察所得印象的意見性陳述。其三，對事實作總結性陳述。有時，證人在陳述各項事實后，如果不作綜合的、總結性陳述，仍不能述明事實。例如，證人陳述各項事實后說“公路設施確系不安全”，“路旁石堆確能驚駭馬匹”。其四，常識性問題。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非科學問題，如身份、筆跡、數量、價值、重量、長度、時間、距離、速度、大小、年齡、力量、溫度、健康等；以及人類各種身體和心理方面的問題，諸如興奮、誠實、性格、心理和身體方面的其他狀況等，這些內容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許多領域，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評論。例如，A聽到B的車在酒店門口啟動，幾秒鐘內開走并轉過街角，然后聽到車輛撞擊聲。A跑到路上，只見B車撞到C的車上。C起訴B。C的律師對A錄取了證人證言。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B駕車是否存在過失，包括B的行為、舉止、駕車的距離等。證人A根據所見所聞，可指出B“駕車速度極快”，“在撞車前只駕駛了幾百米”。但是，他不能指出是誰導致事故發生。如果證人A說，因為B醉酒等原因而導致事故的發生，故B應承擔責任，這一意見就不是事實，不具有可采性。
證人證言中的意見是否具有證據事實屬性，在我國訴訟法學界和此前立法中已論及。200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57條規定：“出庭作證的證人應當客觀陳述其親身感知的事實。……證人作證時，不得使用猜測、推斷或評論性的語言。”我國民事訴訟中已確立意見證據排除規則。基于我國目前還沒有確立專家證人制度，筆者認為，除了應當確定合乎一般生活經驗的證人意見性陳述之外，還應當確定證人就某些專業問題所作證言的證據屬性，不能簡單地以證據形式不合法為由不采信具備客觀性、關聯性的證人意見性陳述。是否具有確鑿、充分反證應當成為能否采信證人意見性陳述的標準。
第一，從證人意見性陳述內容看，如果證人就某些專業性問題的推斷性陳述是合理地建立于證人感覺之上的，或者對于清楚地理解該證人證言或爭議中的事實有益，那么該證據應具有可采性。這種情形應被視為“普通證人意見證據適用的例外情形”。這些證言“合理地建立于證人感覺之上”，由證人用推斷形式表述出來，仍是證人對案件事實的感知，實質上仍應被視為證據法上的證人證言，已不屬于意見證據范疇。
第二，從各國立法看，對于證人的意見能否作為定案依據，各國立法規定不一。如英美法系國家的立法作了肯定性規定。英美法國家證人被區分為普通證人和專家證人，普通證人只能以體驗陳述的方式陳述證言，而專家證人則以意見陳述的方式作證。專家證人在訴訟中的作用，相當于大陸法系國家和我國的鑒定人。
第三，從我國立法否定意見證據的本意看，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立法對證人意見的陳述可否作為證據已留出“活口”，即只有“知道案件情況的人”才有作證義務，并有證人“如實地提供證言”的規定。如果將“如實”理解為對案件事實的客觀公正，盡可能無偏差、無傾向地反映，那么我國的刑事立法則透露出“證人所提供的證言內容應當限于證人親身感受和了解的案件情況，而不包括對案件事實、情節的分析、判斷和發表的其他意見”的含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在我國民事訴訟中正式確立了意見證據排除規則。總體上，我國刑事和民事訴訟證據立法沒有確立專家證人，涉及專業問題只能通過鑒定舉證質證；對意見證據排除規則的表述還比較原則，尚缺乏可供遵循的具體操作性內容；對證人意見性陳述采納沒有法定的標準，基本上是視案件具體情況而定，證人意見性陳述是否合理也是由法官根據自己的經驗判斷。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又規定了訴訟輔助人，即幫助代理人就某些專業問題發表看法的人，說明在司法實踐中需要就某些專業問題征詢專家意見。
第四，從我國訴訟法學界理論研究看，有學者認為，完全排斥任何分析、判斷因素的證人證言是不可能的。人們對事物的陳述從形式上看不過是一系列概念的邏輯排列，而客觀事物特征及內容的概念排列順序是否正確、得當，其本身需要推導和判斷。因此，證人能允許的只能是構成陳述事實有機組成部分的推理和判斷；或者說，推理和判斷已經作為事實的必要陳述方法。這些“作為事實的必要陳述方法”的“推理和判斷”，就應當視為證人證言，而不應再作為“意見證據適用的例外情形”。
第五，從訴訟證明作用看，司法實踐中，證人提供的自己感知事實所作的描述性意見或專業知識意見，多數被認為與案件事實有關聯，具有證明力，可以被采納為證據。例如，在某起殺人案件中，證人證言中諸如被告“突然沖到陽臺，兇神惡煞般地手持一塊磚頭擊打躺在地上的某某的頭部，磚頭斷成兩塊”，以及被告“滿臉都是血，喘著大氣”等，均被采納為證據，以證明被告人在殺人過程中手段兇狠，不計后果，在主觀上有殺人的故意。其實，這些都是證人對被告人實施犯罪時外表的狀況作出的描述性意見。同一案件中，某證人陳述：“見到陽臺上躺著一個大約二十多歲的男子，呼吸聲很急促，頭部下面流了很多血。”這是證人憑其經驗或者常識對被害人的年齡、受傷的狀況產生的一種意見，對認定被害人遇害及其傷情有補強作用。結合法醫學鑒定結論，被告人最終被證明在客觀上有間接故意殺人的行為。
對于證人證言中的意見，采取全盤否定或全部肯定的態度均不恰當，而應當采取有限度可采原則。由于在某些情況下嚴格區分證人證言中的事實與意見比較困難，對事實的陳述往往包含意見的成分，完全限制證人意見并不現實。這種情況下允許證人結合專業知識對某些感知現象進行綜合描述，不僅有助于證人作證，而且有助于司法人員的理解，更有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
綜上，除了“根據一般生活經驗判斷”之外，證人證言中的其它猜測、評論、推斷性內容如具備以下情形之一，應認為具有證據事實屬性：（1）在證言內容上，證人運用專業知識就感知到的事實，作出的分析和推斷；（2）在表述方式上，離開分析、推斷無法表述感知的事實，只有將分析、推斷與如實表述混合起來才能陳述案件事實；（3）在證據事實表現形式上，沒有其他證據可替代，或受到舉證能力約束、限制，只能以證人證言的證據形式作證。
注釋:
[1]高家偉：《事實與真實的語義之辯》，載于《訴訟法學研究》第12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頁。
[2]李長征：《人類存在兩個基本“事實”》，http：//philosophyol.com/pol04/Article/principle/universal/200707/3133.html，2010年6月25日訪問。
[3]百度辭典，http：//image.baidu.com，2010年6月25日訪問；《尹文子·大道上》中有：“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唐代韓愈在《送高閑上人序》寫道：“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
[4]王長存：《論事實》，《光明日報》2005年10月24日。
[5]百度辭典，http：//image.baidu.com，2010年6月25日訪問。
[6]譚永多：《刑事證據規則理論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頁。
[7]劉國清：《刑事證據規則實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頁。
[8]、[10]、[11]王進喜：《刑事證人證言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07頁，第308頁，第309頁。
[9]吳丹紅：《論英美法上的意見證據》，《律師世界》2003年第3期。
[12]劉善春：《訴訟證據規則研究》，中國法制出版2000年版，第164頁。
出處:《政治與法律》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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